警察的反犹太人运动

(载1903年10月15日《火星报》第50期)

　　当基什尼奥夫爆发蹂躏犹太人的暴行的时候，我们立即吁请我们的读者注意沙皇政府在其中扮演的那种同谋犯和教唆犯的卑鄙角色。我们曾把这类的“人民”运动称为沙皇政府的最后—张牌。这个政府发现自己处在极端困难的境地，并力图阻上俄国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提高，以便推迟自己的灭亡。这个论断开始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有点出格。某些读者曾怀疑我们夸大其词。但是过不了很多时间，那种看起来似乎难以置信的现象原来却是无可怀疑的。现在未必可以在文明世界里找到任何一个人会不知道，基什尼奥夫犹太人的鲜血是出于普列韦先生及其最亲密的同事的意愿才流的。现在大家都懂得，暴力，掠夺和杀人在我国被提升为政治制度，政府认为实行这种制度对“保卫国家安宁”是必要的。现在，不能同这种可耻的制度和解的俄国居民们仍然只是注意地跟踪它的种种表现，并且用他们所控制的一切手段来同它作斗争。
　　而它的表现却是意义极其重大和意味深长的。就拿不久前戈梅利的暴行来说吧。这种暴行的主要特点是这样一个为一切目击者所确证的情况：从兵营中召到城市来的军队，不是帮助犹太人抗击暴徒进行自卫，而是帮助暴徒制止犹太人反抗。有一切理由认为，如果暴徒们没有得到警察和士兵的支持，犹太人是可以对付他们的，崩得国外委员会的《新闻》上报道的一个事实是很值得注意的。在马市附近，组织起来进行自卫的犹太人队伍遇见了暴徒们。“人家都—致肯定地说，暴徒们会在这里被驱散。但是不知从哪里突然出现了以前从未干预的军队,他们不作任何警告就立即向犹太人开枪。当场就有三个人被打死，许多人受伤”。不要以为军队只是在这种个别的场合才这样干．其实，“几乎所有被杀和受伤的犹大人都是由于士兵和警察的子弹而不是由于暴徒们的手才倒下的”。这真是无与伦比。俄罗斯“热爱基督的军人”给自己的武器盖上流芳百世的光荣!很有必要弄清那些参加过这次袭击犹太人的土匪行径并且不以扮演只有由于喝了伏特加酒而丧失理智的哥萨克酒鬼才相称的暴徒角色为可耻的军官们的名字。
　　当暴行结束，当公开的暴力行径完成以后就开始进行嘲弄。我们说：嘲弄。因为我们不会用另一种方式称呼莫吉廖夫省长克林根别格先生对犹太人代表团发表的那个讲话。这个顶有意思的“空话”样板令人想起一位诗人的话：

　　有一些讲话——
　　意义暗昧而且毫无价值：
　　但是对它们
　　不能不激动不安地注视……

　　如果按照莫吉廖夫省长讲话的逻辑价值来评估这篇讲话，那就必须承认，它完全没有一点价值。因为其中的逻辑是绝对的少有。但它缺乏逻辑并不妨碍它表达完全确定的政治倾向，而这种倾向能够使最冷漠的人激动起来。

　　“25年前我就熟悉莫吉廖夫省长，——克林根别格先生宣称，——那时犹太人是可靠地，不参加任何政治运动，那是关于暴行连提也没有人提过。”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按照克林根别格先生的意见，暴行的原因因在于犹太人政治上不可靠。然而这种“不可靠”乃是近几年所结的苦果，其实在我们这里对犹太人的暴行可惜远不是新鲜事：提一提80年代代就足够了。因此两者必居其一：或者暴行的原因跟犹人人“不可靠”毫无共同之处，或者过去的暴行跟现在的暴行毫无共同之处。克林根别格先生本人就感觉到这种非此即彼的抉择的必然性。于是急忙补充说，80年代的暴行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他认为这些暴行“是信仰基督教的居民受犹太人压迫的结果”。不难看出这种解释多么不能令人满意。为此只要记住使伊格纳季耶夫伯爵【伊格纳季耶大伯爵．参看后面注释。——译者注】遗臭万年的“内政”是怎么一回事。这种政策无疑是建立在压迫的基础上的，但却不是建立在犹太人对基督教徒的压迫的基础上。不过我们无意于在这里扬起“时代的灰尘”【“扬起时代的灰尘”，意为“对过去—-些分文不值的事悄大喊大叫”——译者注】。”假定克林根别格先生说的是实话，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对付他自己的解释。为什么在往昔黄金时代，——即在“25年前”，也就是70年代末，——当“犹太人是可靠的”和“不参加任何政治运动”时，关于暴行连提也没有人提过呢?是因为那时还不存在克林根别格先生所说的压迫么?我们这位发言人根本没有回答这个回避不了的问题，因而我们也就有可能猜不出来。如果那时确实还没有压迫，那么绝对不可理解的是，不过几年以后，即在下一个十年的开始时，从哪里出来了压迫。而如果在犹太人政治上可靠的那个幸运的时代存在着压迫，那就不妨问问：为什么那时没有暴行?难道只是因为基督教徒不敢起来反对政治方面可靠的人们么?这就太奇怪了。就连克林根别格先生本人也不会肯定地说这个话，尽管它浑身都有坚决的精神。在这种场合下结果是到处碰壁：不管怎么解释这个有尊位的——然而可惜并不卓越的【俄语中“有尊位的”与“卓越的”两者发音接近——译者注】一—发言人的讲话，终究不得不说，他的讲话根本没有说明任何问题，反而把很事情搅糊涂了。
　　但是无论莫吉廖夫这位省长先生所作的解释多么自相矛盾，由此仍然可以看出，按照他的意见，现今对犹太人的暴行，用犹太人压迫基督教徒是根本说明不了的。我们注意到，克林根别格先生的这一意见是同我国反犹太主义者通常的高谈阔论尖锐矛盾的。我们继续听吧。
　　克林根别格先生情绪激昂地说：“现在犹太人成了一切反政府运动中的领导者、主谋。整个这个崩得和社会民主党都是犹太人。不错，他们处在犹太人和有其他信仰的人们之间，但他们是受教唆者．而教唆者则是犹太人。一般说来犹太人现在是厚颜无耻的、倔强的，对当局失去下任何尊重……诸位请看，下级警士没有任何意义，人们不承认他!随时随地犹太人都表现出对基督徒的粗野的不尊重态度和无法容忍的态度。例如：几天以前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在街上向我的妻子猛冲过来。什么人呢?犹太人。一个中学生在街上嘴里叨着烟卷迎面向我走来，也不鞠躬致意。这个人是谁呢?又是犹太人。一个女中学生在脱外衣时袖子碰了我的妻子，对于妻子的问题‘为什么不道歉’．她回答说：·我没有注意’。这又是谁呢?犹太女人。诸位，这就是原因所在。你们本人对所发生一切都是有过错的。政府是不偏不倚的．我也是不偏不倚的。只要我还是不偏不倚的，我就要说：你们本人是有过错的。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我将向君王报告。”
　　克林根别格先生这一段话最终使我们确信，如果俄国的犹太人已经丧失风俗的原始的纯洁，那么某些俄国的彭帕杜尔至今还处在孩子般纯真无邪的那种幸福状态，这种状态丝毫无碍于”向法律进攻”，但完全排除任何严肃的政治思想。崩得在克林根别格先生那里是同袖子碰了上司大人而义(怙恶不悛的女罪犯!)没有向他道歉的女中学生一道上场的；社会民主党则跟在街上抽烟而又(啊，时代!啊，风俗!)不向那个“一省之长”鞠躬致意的中学生手挽手地走出来；无产阶级求解放的意图是同不尊重下级警士并肩行进的。这一切的总和一既有粗鲁的袖子，又有犯罪的烟卷，既有对下级警士的不尊敬，又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这—切都是犹太人造成的，这一切都可以用犹太人的“厚颜无耻”作为最后的和最深刻的原因来解释。一句话，这里我们面临的是如此平庸、如此可笑、如此惊人的概念混乱，这种混乱连众所周知拥有带馅的头脑的伊凡·潘捷列伊奇·普雷希本人也为之羞愧。然而充满克林根别格先生讲话的那双倍胡说八道总是伴随着不祥的曲调：“你们本人对所发生的—切都是有过错的”，这个不祥的曲调向我们揭示出戈梅利发生的—切事情的真正意义：如果警察和军队在那里支持了暴徒，那么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在于我们“不偏不倚的”政府多么乐于要惩罚犹太人，因为他们的队伍中间出了许多反对现存“制度”的人，同时它要让这些人回到原始的“可靠”的道路上来。需要暴行作为政治上矫治犹太人的手段。这就是我们从克林根别格先生讲话中得知的信息。而这一点最好不过地为这位彭帕杜尔先生打算“在这个意义上向君王报告”所证实。要知道如果彼得堡的“统治阶层”没有我们提到的那些对犹太人的教育计划，那么克林根别格先生就会用完全不同的意思向沙皇“报告”。彭帕杜尔先生们也部知道应当怎样“报告”，“报告”什么和何时“报告”。他们也得看风使舵。
　　不言而喻，很了解彼得堡政府的教育意图的不是一个克林根别格先生。比方塔夫利塔【塔夫利塔，即现在的克里木(克里米亚)——译者注】省长特列波夫—一维·伊·查苏利奇使之永垂不朽的那个特列波夫【即费多尔·费多罗维奇·特列波夫(1812一1889，．俄国国务活动家，1875—1878年迁彼得堡市长-因虐待政冶犯于1878年被查苏利奇剌伤一—译者注】的儿子—一看来也确信犹太人“对—切”都有过错。他在访问卡缅卡村的犹太教堂时发表了一篇对他以为极不可靠的犹太居民充满责难的讲话。他说：“在一切没有秩序的地方，犹太人都不仅是参加者，而且是罪魁祸首”。我们不想充当预言家的角色，也根本不愿意吓唬塔夫利塔的犹太人，但我们不能不指出，在特列波夫先生的这番话中我们听到了蹂躏犹太人的暴行即将来临的喧闹声。
　　又如奥尔洛夫的彭帕杜尔巴利亚斯纳，他没有发表讲话，用沉默表示不快。读者自然会从第49期《火星报》记得(这样的事人们是不会忘记的)，这个机灵的行政领导人给卡博夫卡村长发出指示，命令打击“犹太佬”，夺取他们的财富，“喝伏特加酒”。^[1]用不着再补充说，在这个简洁的指令中有过错的又是“犹太人本人”，而且如果杜博夫卡的农民们执行了巴利亚斯纳先生的指令，那么他就会在向彼得堡这位低能的贵族少爷“报告”时对事情作出恰当的说明。
　　跟着彭帕杜尔们走的有各式各样的小喽罗。我们在我们已经引证过的那一期《新闻》上读道：在戈梅利，“暴行之后第二年，当地女子中学一位教师，著名的反犹太主义者波波雷金传唤犹太女学生。当她们以节日前夕情绪过于激动、不可能准备好功课为借口而拒绝回答时，他有足够的勇气用粗暴的指责猛烈地抨击她们，长时间地大谈其犹太人不善于自处，不知道自己的位置等等等等”。
　　口号由上面给定。毫不奇怪，各级官僚们就鹦鹉学舌。这是事有必至的。
　　“再说一遍，如果没有警察，就不会有任何—家小店铺被捣毁，就不会有暴行”，——我们的—位通讯记者写道。我们乐于相信这一点。但是过去有警察，也就发生了暴行；现在有警察，将来也会有暴行。应当预先作好对付暴行的准备。能够做什么事来反对它们呢?
　　我们已就基什尼奥夫暴行发表过这样的思想：必须用强有力的反抗来对抗暴徒。
　　这样的反抗在戈梅利表现出来了。它导致了什么结果呢?如果相信《新闻》，那么它的结果是不大的。“坚决执行自卫的犹太人很快就泄气不想干了，因为没有可能干成任何事情，一一士兵们不让”(第147期)。我们自己清楚地知道，同士兵们作斗争不容易，但我们仍然认为，《新闻》对这样的事的看法太黯淡了。我们的通讯记者们肯定地断言，犹太人的自卫远不是没有效果的，同一期《新闻》所报道的材料也与此一致。比如我们从这一期中获悉，“看到不可能用一些独立的小组进行反击以后，防御就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守住莫吉廖夫和札姆科夫的街道”。这已经很不错了。在同一期的另一栏中我们读道：“是什么东西制止了暴行．很难说。但是无可怀疑的是犹太人的反抗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很明显，坚决进行自卫的犹太人并没有那么快就“泄气不想干了”。同样明显的是，如果反抗的直接结果确实是完全不大的，那么为了未来的利益进行反抗毕竟是必要的。自古以来，蹂躏犹太人的暴行最有害的后果正是：在暴行的影响下，犹太人丧失了勇敢精神和“泄气不想干了”。著名犹太历史学家格列茨在描述14世纪末西班牙发生的暴行时很生动地指出：“当数百名犹太人站在—起，而且任何—个顽童以威胁的姿态进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像—群惊弓之鸟向各方逃散!”(《Geschichte der Juden》【《Geschichte der Juden》，《犹太人的历史——译者注】，第8卷，第63页)。俄国犹太人以前也是在这样一些原因的影响下用这样的方式行动的。正因为如此，各式各样的克林根别格们都认为他们“不可靠”，他们一遇到肇事之徒就作鸟兽散。然而德国谚语不无道理地说：Mut ver—loren，alles verloren(失去了勇气，就失去了—切)。犹太人越是恭顺地忍受从四面八方落在他们身上的拳击，拳击终止的可能性就越小，，幸而现在事情转向另一方面。现在反抗精神正在犹太人身上觉醒。戈梅利犹太人协会的代表们在呈交给内务部长同志的—份报告中说道：“警察惊讶地面对着一个事实，就是，犹太人不是在—听到‘打击犹太佬!’的喊声就四散逃走，而是集合起来同工人战斗”。惊弓之鸟为勇敢的人们所代替。为了全体犹太居民的利益，但愿这样的事实不再是规则中的例外；但愿犹太人不怕给暴徒们以还击。局面就是这样形成了：这种还击对于犹太人说来乃是同我们的警察国家作斗争的一种形式。而没有同它的斗争是什么也争取不到的；居民的“可靠”从来还没有使它肯于作出让步。这就是为什么应当给暴徒们以还击的道理，虽然还击的直接效果在有些地方是十分微小的。
　　同时在跟暴徒们的这种困难然而必要的斗争事业中，犹太人将没有、也不会有比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更可靠的盟友，无论在这—或另—地区无产阶级的民族构成是怎样的。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警察为什么迫害犹太入：因为在犹太人中间有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蹂躏犹太人的暴行是警察手中同社会民主党人作斗争的一种手段；而且我们大家都要记住，在某些条件下这种方式可能是最成功的方式之一。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是无产阶级的不分语言、种族、宗教和民族性的国际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不可能是不善于摆脱民族。狂热或种族狂热的工人。因此，为了削弱这一运动，反动派到处都力图支持没有觉悟和觉悟不高的工人们的民族偏见和种族偏见。我国警察的反犹太人运动只是黑暗势力这种阻止无产阶级阶级觉悟提高的意图中最无耻的—种。因此我国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应当同警察的反犹太人运动进行无情的、不倦的战争。
　　这里的问题在于社会民主党的存在本身。反犹太主义者的胜利意味着社会民主党作为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的灭亡。可幸的是，现在不可能有这样的胜利。俄国无产阶级已经脱离襁褓时期．长大成人了，他们不会被反动派的古怪童话弄糊涂。今年在俄回南方发生的多次大规模罢工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罢工期间工人们能够轻易地捣毁“犹太佬”，——不过他们不仅没有表现出“打击犹太人”的丝毫愿望，而且使他们放心(比如敖德萨的情况就是这样)，并对犹太人说：“别怕，别怕，这里不是基什尼奥夫；我们不会触犯你们；对我们说来，无论俄罗斯人还是犹太人全都一样”。工人们的这种行为是社会民主主义宣传影响他们的结果，它使我们有—个衡量这种影响的尺度。反犹太主义者先生们来迟了。各个有影响的中心地区已经不跟他们走了。这说明为什么反犹太主义的匪徒们只出现在落后地区，即只出现在社会民工主义思想对工人群众的影响还不大的地方的缘故。然而就是在这些地区已经可以找到“信仰基督教的”工人，他们懂得自己的阶级利益和自己的阶级义务。虽然在戈梅利的暴徒们中间可惜有不少铁路工人，但是在同一个戈梅利工厂宿舍区伯里察，人们很同情地对待犹太人。“当受惊的伯里察犹太人担心暴行．请求警察局长派遣警卫队时，当地的俄罗斯工人安慰了他们，并答应不会让任何人袭击他们”。诚然，我们从中借用这—报道的文献来源(《新闻》，上面引证的那一期，第—栏)补充说，这是例外的场合，“—般说来在戈梅利的四郊，犹太居民和俄罗斯居民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了”。然而“戈梅利的四郊”，这正是尚未受到我们宣传的良好影响的我国偏僻地区之—。现在反犹太主义恶棍们正慢慢地聚集到这些昏暗的角落，可以不无根据地指望在那里受到思想不开展的群众同情的接待。不过在那里他们的支持时间不会长久。工人运动的浪潮很快就会传到这些偏僻地区，那时那里就会出现看清蹂躏犹太人的暴行的一切丑恶，感到这些暴行的一切耻辱和意识到这些暴行的一切危害的“基督教徒”；那时那里“信仰基督教的”工人们会起来捍卫犹太人，并对他们说：“别怕我们，别怕：对我们说来，犹太人和俄罗斯人全都一样！”为了更快地加速这一幸福时刻的到来，我们现在一定要组织和不断进行自己同反犹太主义的斗争。我党中央委员会将要召开我党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它自然不会拖延着手做这件事。在这个舞台上即将这样做的宣传工作、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会带来丰硕的成果。
　　抵御反犹太主义的传染病，只有一种手段：国际社会主义。而且这是—种可靠的手段；它会不留痕迹地消除这种传染病。同时无论机智的普列韦还是愚笨的克林根别格都阻止不了它的活动。摆脱社会主义，就像摆脱命运一样，是不行的。

　　
^[1] 正如我们在提到的那—期上已经指出的，我们这里有一份这项指示的印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