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国度中的红色代表大会

（载1903年10月1日《火星报》第49期）

　　德累斯顿“地方委员会”代表卡登同志在向从德国各地会集德累斯顿的许多代表致祝词时说道，萨克森人已经表明自己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他们国家的首府召开自己今年的党代表大会而给予他们国家的那种荣誉是当之无愧的。这个话自然是说得再公正不过了。在德国国会最近几次选举中，萨克森有觉悟的无产阶级获得了他们中间甚至最极端的乐观主义者也未必梦想到的如此重大、如此光辉的胜利。从来自萨克森的代表在国会中所占的23个席位中，现在有22个属于社会民主党人。

　　萨克森是真正的红色国度，正如卡登同志在自己的讲话中称呼它的那样。然而如果这个红色的国度对于在本国接待伟大德国无产阶级队伍的代表们的荣誉确实是完全当之无愧的，那么反过来，这些代表、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除了少数例外则表明自己对于在“红色国度”举行会议的荣誉也是完全当之无愧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可以完全公正地称为红色代表大会。它的各项决议中最重要的一个涉及所谓德国的修正主义即伯恩施坦主义，这个决议是对这一派别的死刑判决。由于这一判决，全世界的社会民主党都应当深深感谢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它整顿了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气氛，而且光凭这一点它就会在很高的程度上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发生良好的影响。红色代表大会的这个反对修正主义的决议对于来年的国际社会主义代表会议是一个好的预兆。代表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在德累斯顿发言的英国人琼斯不无道理地说，民族性的德国的代表大会对于全世界正在斗争的无产阶级说来具有重大的意义。

　　代表大会上发生的各种意见的斗争，有时采取了很尖锐的形式，而修正主义者们对弗兰茨·梅林的攻击——这一次他的过失只是无情地揭露他们的失算和错误——简直具有令人厌恶的性质。因此某些善良然而神经衰弱的人从代表大会得到很沉重的、甚至近似绝望的印象。然而应当对此负责的不是代表大会，而只是这些善良人们的衰弱的神经。修正主义者们攻击梅林的越轨行为无疑是极其恶劣的。但这些行为只是证明“批判家们”这些可敬的英雄没有出路的处境，而无论如何整个说来不能认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过失，尤其不能认为是德累斯顿代表大会的过失。至于伯伯尔及其某些最亲近的同志反对修正主义的热情讲话，那么它们对任何健全的人只会产生最愉快、最令人鼓舞的印象。值得惊讶的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敢于坚决而激烈地抨击修正主义者，而是直到现在它都认为需要客客气气地对待他们。早在几年以前，当德国修正主义理论家爱·伯恩施坦刚刚开始自己的所谓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时，《Sächsische Arbeiter Zeitung》【《Sächsische Arbeiter Zeitung》，《萨克森工人报》。这里指普列汉诺夫本人所写的《我们为什么要感谢他？》一文，该文于1898年10月30日、11月2日和3日连续发表在《萨克森工人报》第253—255期上。参看《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卷第405—418页——译者注】上刊登了一系列的文章，文章证明，现在的问题是谁埋葬谁：伯恩施坦埋葬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埋葬伯恩施坦。当时，一位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写的这些文章，在几乎所有而无例外的德国马克思主义看来，似乎是过分尖锐的和不公正的，而它们的基本思想则被大多数读者当作极爱辩论的嗜好弄出来的奇谈怪论对待。现在我们的德国同志们自己就看到，修正主义的胜利就会是社会民主党作为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灭亡，而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就策略问题通过的决议，正如我们上面说过的，乃是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死刑判决。奇谈怪论原来和真理很相象。如果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开始谈论埋葬伯恩施坦先生，即把他开除出党，那么这种现象的原因大概是：这个离开自己全部理论阵地、几乎被自己一切拥护者所抛弃、同时由于其固有的极端不讲策略的行为从而越来越严重地使自己名声扫地的可笑的悲哀骑士【悲哀骑士，指唐吉诃德，比喻天真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家。——译者注】，在他们看来其可怜性比危险性要大得无比。我们认为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大错特错了。伯恩施坦先生直到现在为止完全不是像他们所以为的那样不会危害他们的党。他还会给这个党造成不少的损害。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当伯恩施坦先生再次提醒自己那些心肠过分善良的同志注意自己任何一种新的、或多或少耸人听闻的、不策略的越轨行为的“批判”智慧时，我们再来同读者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确信，不必等候多久。 [1] 现在我们这里所讲的，实质上是“正统思想”捍卫者们表现出来的强烈情绪，而且我们坚决认为，这种情绪不应该使所有确实珍视无产阶级利益的人感到难过，而应该使他们感到高兴。没有热情历史上成就不了任何伟大的事业，只有血管里流淌着热血的人才能成功地跟社会巨恶进行斗争。
" 　　国际上一些喜欢“用同志方式进行辩论”的人决不可能理解“正统派分子”跟修正主义者本质上完全不是同志，只要不想背叛自己固有的事业，就必须跟修正主义者进行殊死的斗争。在这两个派别之间隔着深深的和不可逾越的鸿沟。为了相信这一点，比较一下例如上面提到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同一个无与伦比的伯恩施坦先生在其臭名昭著的《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社会主义的前提》。——译者注】一书中所鼓吹的那种观点就足够了。

　　德累斯顿代表大会无情地和坚决地谴责“任何抹煞现存的和日益增长的阶级矛盾的意图”。伯恩施坦先生很热心地，不过是不成功地利用资本主义当代辩护士们如此丰富地收藏着的那些统计学上的诡辩和理论上不合逻辑的推论来抹煞这些矛盾。

　　德累斯顿代表大会最坚决地反对“适应事物现存秩序的政策”，并把这种政策同“党的、最终取得如此巨大胜利的和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老策略”对立起来；伯恩施坦先生是“适应政策”最热心的宣传者和最顽固的保卫者。

　　德累斯坦代表大会宣称，社会民主党应当始终是社会革命党；伯恩施坦先生顽固地建议它变成社会改良党。

　　一句话，伯恩施坦先生的观点同革命社会主义学说是根本矛盾的；因此任何使这一学说跟他的观点调和起来的企图，按事情的本质预先注定要遭到彻底的失败。仍然忠实于革命社会主义的、我们德国的同志们越是确信自己的纲领同伯恩施坦先生的观点绝对不可调和，他们就会更加热情地驳斥这些观点，他们就会更加有力地同修正主义者作斗争。不这样也不可能。如果不是这样，那是很奇怪也很可悲的。在按照事物本来状况应该是不可调和的敌人的那些人之间，“同志式的辩论”是不可思议的。

　　喜欢“同志式辩论”的人们也乐于大谈特谈意见自由这个题目。“社会民主党不能限制批评的权利”，他们说。这自然是正确的思想，但是把这个思想用于这种场合则完全不正确。如果社会民主党在伯恩施坦先生的上述著作出版之后立即轻蔑地把他清除出自己的队伍，那么这个事实——其结果大概对社会民主党会很有利——丝毫不会妨碍这个党仍然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最忠实的捍卫者。保障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完全不是意见对立的人们在同一个政党队伍内和平共存，而是国家的法律使一切政党都有权想它们愿想的一切，和说它们所想的一切。德国社会民主党把伯恩施坦先生或任何其他发表资产阶级理论的修正主义者清除出自己的队伍，这绝对不会侵犯这位先生批评他愿意批评的任何观点这一无可争议的权利。它只是利用自己固有的、只把承认它自己的观点的人接纳入自己队伍的权利。当人们说社会民主党应当保障自己的成员有充分的意见自由时，他们忘记了，政党完全不是科学院。费希特在某个地方公正地说道：“哲学思考不是行动，行动不是哲学思考”（Tun ist nicht philosophieren，philosophieren ist nicht tun）。当我作哲学思考时我不是在行动，而当我不在行动时，实干的人们没有任何权利要我报告我的哲学思考工作使我得出了什么结果。然而当我开始行动时，我就停止作哲学思考，那时我想与之合作共事的那些实干的人们不仅有充分权利、而且有义务问我，我究竟得出了怎样的结论以及我的结论是否同他们的实践任务相矛盾。党内的意见自由可以也应当加以限制，这正是因为政党是由思想一致的人们自由组成的联盟：一旦一致的思想消失，分道扬镳就不可避免。以意见自由的名义把那些不赞成党的观点的人同党硬拉一起，无异于压制党的选择自由和妨碍它行动的成功。

　　不言而喻，思想一致只有在对党极为重要的那些问题中才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无论在全世界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中还是在它的实践中，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问题：它们具有对这个党说来比正统派分子同修正主义者对之进行如此热情争论的那些问题更为重要的意义。这个党的整个未来都取决于朝这一方面或另一方面对它们作出决定。

　　修正主义者们走到了何等闻所未闻的荒唐地步啊：他们想把无限的“意见自由”这个宝物赏给社会民主党，便供述下面一个滑稽可笑的例子。这个例子在我们看来完全不足信，如果它不是完全可靠的话。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刊物上发生了从此以后著名的关于“副主席”的激烈争论时，佩乌斯同志（哼，哼！）突然说出了这样一个想法：德国国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为了给自己的一个成员争到副主席的位置，不应该对它只有以此为根据才能争取到这个位置的那种必要条件感到难为情：去皇宫作例行拜访以表达对皇帝的效忠之情。为了证实这个出自社会民主党人之口的极为奇怪的想法，佩乌斯同志（？！）提出了这样一个理由：即使威廉二世（当然）总是粗暴地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然而另一方面，意见自由要得到承认，关键在皇帝。这真正是无与伦比！在用欺骗性的和粗暴的指责辱骂您的那个人面前卑躬屈膝、低三下四吧。如果您拒绝这样做，那么，佩乌斯同志（不用说是很聪明的同志！）就会指责您侵犯了别人的意见自由。啊，热爱自由的人！已经无法走得比这更远了，因为——可惜的是或者可幸的是——荒诞的东西也有自己的极限。

　　某些人还对关于策略的老争论在6月选举结束以后如此迅速地在德国党内突然爆发痛苦地表示遗憾：似乎这场争论损坏了社会民主党赢得的光辉胜利的宏伟印象。然而第一，这一次也同平时一样，争论不是由正统派分子发动的，而是由修正主义者们发动的，他们，以不倦地作出不策略行为的伯恩施坦先生为代表，开始建议社会民主党采用——用一位讽刺家的话说——符合卑鄙性的行为。第二，对外部敌人的胜利绝对不应妨碍正统派分子力求战胜威胁它作为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的存在本身的内部敌人。如果为了无与伦比的6月胜利应当付出同修正主义者和解的可耻代价，那么这种胜利对党说来花费太昂贵了。然而在6月胜利以后，同修正主义者的和平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少可能了。“正统派分子”在道义上本来就应该警告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不要采取会引导他们走进机会主义泥潭并使他们的全部巨大成就变为徒劳无益的活动、使他们的全部坚不可摧的毅力变为不结果实的东西的那种策略。给修正主义者以有力的反击，对“正统派分子”说来是政治上的责任和心理上的必要。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比较微小的理由——某些修正主义者参加了诽谤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机关刊物和修正主义的桑丘·潘沙们【桑丘·潘沙（Sancho Panza），塞万提斯著名小说《堂吉诃德》中主人公堂吉诃德的仆人。他世俗的欲望、常识和平庸的智慧，成为他主人疯狂的理想主义的陪衬。主人耽于幻想，仆人处处求实；主人急公好义，仆人胆小怕事。——译者注】可笑地大谈其社会民主党向皇帝行表示效忠的屈膝礼能够为自己带来很大的好处而丝毫不会损害自己的道义尊严——引起了一场对修正主义者的愤怒风暴的原因，这样的风暴在我们那些拘谨稳重的德国同志的队伍中还没有爆发过一次。红色代表大会作出的对修正主义的死刑判决以恰当的方式圆满结束了德国无产阶级的6月胜利。没有这一判决，胜利是不完全的。

　　我们向红色代表大会热烈鼓掌；不过我们不想用过于美妙的希望来欺骗自己。对修正主义作出了死刑判决。这很好。但是这一判决其实暂时只有精神上的意义。修正主义者依然占据着党组织中强有力的阵地，而这是很不好的，因为他们一定会利用这些阵地来实现有利于自己策略的新企图。老实说，我们认为，德累斯顿代表大会本来能够做出比已经做过的更多的事情来削弱修正主义者的实际影响。

　　不过必须指出，关于修正主义者在德国党内所占据的阵地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不可能用代表大会的一纸决定来解决。关键在于工人阶级不能没有德国所谓秀才（我们叫做知识分子）的帮助。不过德国的知识分子强烈地浸透着资产阶级精神。甚至那些跟统治阶级决裂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的“秀才们”，大部分也都身上带着不少过去留下来的资产阶级偏见。因此对革命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批评”通常会在他们身上产生极其强烈的印象。转入无产阶级队伍的秀才们，可以说天生就有“批评马克思”的倾向。既然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有可能在党内占据鼓动家、政论家、编辑等有影响的位置，那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工人大军中的士官和军官的位置常常正是属于修正主义者的。这一点在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得到了很清楚的说明。不过这里也说明令一切革命者高兴的那个情况：与劳动大军的军官和士官同情修正主义同时，这支队伍的普通成员即有组织的名副其实的工人中间绝大多数都拥护革命的策略，并且尖锐地谴责修正主义，连同它对资产阶级的全部同情，连同它的全部似乎讲求实效的短视行为。只是因为如此修正主义至今为止才没有给德国党造成在其他条件下它可能给这个党造成的那种可怕的损害：“秀才们”的机会主义意图在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上碰得粉碎。不过这种局面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和很危险的。在16世纪，在伟大的“农民战争”时代，不懂军事的农民们必然要利用从小贵族队伍中倒戈过来的人的效劳，而这种人却是很懂军事的。起义的农民队伍常常由造反的贵族统率。然而贵族的不满没有农民的不满那样深刻得多。因此贵族远不是像农民那样的彻底的革命者。他们中间每一个人都像浮士德那样胸膛里有两个灵魂。他们可以称为那个时代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同他们所领导的农民起来反抗的那个阶级有千丝万缕的精神上的联系，他们很容易同这个阶级和解，而且往往重新转到它那方面，而让自己的农民队伍听任命运摆布。恩格斯说，农民的许多次失败都可以用这种现象来解释。最近几年，当我们看见转到社会主义旗帜下的西欧秀才们多么愿意欢迎任何“重新审查”马克思学说的企图，即欢迎事实上削弱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意图在当代最好的思想表现的那种理论的意义和影响的任何企图的时候，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恩格斯的这个意见。我们懂得，这种可悲的现象的原因在于“秀才们”的资产阶级出身，而且我们常常问自己：西欧社会民主党究竟怎样对付必然把党组织内有影响的位置提供给按其出身和所受教育与其说他会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意向，不如说他害怕这一意向的人们这样一种困难？显然，摆脱这一困难是必要的，但同样明显的是，找到摆脱困难的出路并不容易。这种困难还不止一次地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一般说来整个西方社会民主党想起自己。我们说——西方，因为俄国现在是另一种局势，俄国知识分子的情绪比西欧知识分子要革命得多。不过遗憾的是，它跟修正主义也不是没有亲属关系，这是所有并非“对文献漠不关心”的人都知道的。

　　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对这一困难给予了很大的注意。这是它的许多功绩之一。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修正主义者的正统派分子们坚定地重申，组织中有影响的位置只能提供给这样一些“秀才”，他们作为普通的一般成员以热情的服务表明，他们善于坚持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我们认为这一措施是绝对必要的，不过我们担心，这一措施将是不够的。如果所有站在工人阶级方面的“秀才们”都处在资产阶级理论的影响下，那么党不由自主地必然会在选举时采取迁就态度，即给修正主义的各个新变种打开大门。为了减少为不利于无产阶级的社会关系所制约的这一危险，必须在无产阶级自己的领土上攻击敌人。批评最新资产阶级学说的无产阶级理论家队伍，应当出来反对“批评马克思”的资产阶级理论家。而为了使无产阶级出现这样的理论家，国际社会民主党应当首先摆脱开表现在对理论采取轻视态度而近年间在它的队伍中简直像恶性传染病一样到处蔓延的那个虚假的求实精神。只有用这个虚假的求实精神的影响才可以解释这样一种初看起来不可理解的情况：修正主义者们如此长期地能够不受惩罚地通过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宣传来模糊工人的阶级觉悟。我们现在该懂得，我们对自己本身的理论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只会帮助资产阶级学说在我们队伍中传播。目光短浅的求实精神对修正主义者们是很有益的：他们不欢迎理论。但是使修正主义者健康的东西会致“正统派”于死命。

　　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奥威尔同志发言中这样一个地方：他在谈到1900年巴黎国际代表大会时说道，那时考茨基同志并不像现在这样对米勒兰采取否定的态度。这是完全公正的，无论上述同志怎么反驳这一点。如果出席最近一次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的德国代表团中，在德累斯顿取得如此断然胜利的那种对待修正主义的尖锐态度占了上风，那么考茨基同志有名的“橡皮性决议”【“橡皮性决议”，意为“有伸缩性的、含糊的决议”。橡皮或橡胶，俄文为каучук，德文为Kautschuk，该词发音与考茨基（Kautsky）相近。——译者注】即使作为草案也出不了世，这样一来俄国代表团中的正统派就会避免在投票时同自己的德国同志们分道扬镳的可悲的必然性。

　　代表大会闭幕时，辛格尔【辛格尔（Paul Singer，1844—1911），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之一，1890年起任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译者注】同志在自己的、通常是精力充沛的发言中说道，他的党像过去一样仍然是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他本可以走得更远，并且说，这个党现在具有比几年以前，当目的在于使它变成和平的资产阶级社会改良党的修正主义运动才开始的时候，更多得多的革命情绪。红色代表大会以惊人的明显性证明了这一点，为此我们衷心地向红色代表大会表示感谢。德国社会民主党万岁！

[1] 当电报传来消息，说柏林第二选举区要求把伯恩施坦、布劳恩和格雷先生开除出党时，这篇文章已经写好。但愿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