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重演”

（载1902年11月1日《火星报》第27期）

　　犹太人的“崩得”的机关刊物《工人之声》（《Arbeiterstimme》）对第22期《火星报》社论感到满意。在这个机关刊物的第28期上登载了一篇文章，其中顺便把我们同书呆子相提并论。

　　《工人之声》从我们的社论中引用一段关于警察对五月示威参加者的镇压导致复仇的话，同时指出按照我们的意见，只有俄国获得完全的政治解放才能真正为俄国无产者遭受的一切压迫和一切屈辱报仇，然后写道：“这等于用书呆子的语言说话，书呆子硬说：先知以利亚【以利亚（Elijah），希伯来先知，活动时期在公元前9世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承认他是先知——译者注】会回答所有的问题”。

　　“崩得”的机关刊物大概认为，我们想把复仇之事束之高阁。在它看来，这件事刻不容缓。它不愿意等待。他想马上报仇。

　　不仅《工人之声》希望这样报仇。在为自己生存而斗争的政府的新策略的影响下，在我们那里那些决不同意等待，以及正因为如此随时都可以不仅指责我们书呆子气、而且指责我们犯了更严重得多的罪过的人的数目，现在非常迅速地增长着。另一些人则走到这样的地步，看来他们真诚地认为我们是……反动分子。我们不是说笑话，如果必要，可以引证不久前出版的刊物上的某些著作来证明这一点。

　　我们怎样回答这些人的攻击呢？

　　我们对他们这样说：

　　你们不能等待么？神经衰弱的懦夫们，你们应当等待，直到能够武装起来，直到能够赢得人民的信任！你们不愿意等待？你们不愿意？真的吗？这么说，你们是为了你们革命的强烈欲望，为了你们老爷式的革命幻想而拿人民的未来进行赌博啰？两年以后人民可能会取得胜利；可是请看，俄国的革命青年却忍耐不住了。现在，此刻就应该……不，如果对你们持最怀疑的看法曾经是正确的，我现在仍然不相信有这样的革命党：当胜利将是可能的，当胜利将是可以设想的时候，它一分钟都不愿等待、不能等待。只有为了人民，只有同人民在一起，你们才有权投入战斗……

　　读者，您是否喜欢我们的回答呢？大概完全不喜欢。不仅不喜欢，而且我们用智慧的眼睛看到，您在读到“神经衰弱的懦夫们”这些字眼时，怎样焦急不安地把我们的报纸攥在手里，而在读到“革命的强烈欲望，老爷式的革命幻想”等文字时，就愤慨地把这张可怜的报纸扔到地上，赶快起草“抗议”，力图把任何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党人、陷入“名望泥潭”的贪求者团结到自己方面来，并且不加区别地向所有人重复说，《火星报》不是同志式地进行辩论，它超出了一切界限，它把我国革命报刊史上没有先例的侮辱性言辞投向反对自己的人，它如何如何，以及诸如此类。我们早就知道，您的“抗议”将是雄辩的和高尚的，但是在您提笔写抗议之前，请注意这么一个远非无足轻重的情况。

　　引起您高尚愤慨的那几句话，从“你们不能”一直到“投入战斗”，都不是我们的话。它是我们从1874年伦敦出版的彼·拉·拉甫罗夫的一本小册子《俄国社会革命青年》上抄来的。只是由于心不在焉我们忘记了给这段引文打上引号。因此，如果你们发表你们的抗议，那么它原来是反对《前进报》和《民意导报》的一位编辑【《前进报》，1875—1876年民粹派在伦敦出版的革命报纸。编辑为彼·拉·拉甫罗夫。《民意导报》，1883—1886年民意党人在日内瓦出版的革命刊物，由列·阿·季霍米洛夫，彼·拉·拉甫罗夫等人编辑。所以这里说的那位编辑乃指拉甫罗夫。——译者注】，你们的所有指责都是针对他的。而这也许会引起《革命俄国报》的不满。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该报自认为同死者【此处“死者”指“那位编辑”，即彼·拉·拉甫罗夫。——译者注】有某种精神上的亲属关系 [1] 。请问，如果《革命俄国报》对你们的抗议写出抗议，这时它也同任何蹩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协调一致么？要知道那时会出现完全荒诞的混乱。这样，抛弃任何关于抗议的想法，对你们说来，岂不更好么？做出姿态表示你们甚至不打算提出抗议，不更好么？我们在拉甫罗夫那里摘引来的几行文字为什么丝毫没有使你们愤慨，而且为什么你们任何一秒钟也没有上当呢？说实在的，这将会出色许多，特别是因为所有这些“抗议’有时不是别的，正是隐蔽地侵犯革命报刊的自由，企图堵住对手的嘴。

　　现在我们并排坐下来，好好解释一下关于那段没有打上引号的引文的一切。

　　正如阿列克赛·米哈依洛维奇沙皇享有“宁静”沙皇的荣名一样，彼·拉·拉甫罗夫也有“宁静”作家的声望。然而，正如阿列克赛·米哈依洛维奇在自己的整个“宁静时期”有时很严酷地镇压自己的大臣们，彼·拉·拉甫罗夫，不管他在文坛上多么温文尔雅，同样也会很尖刻地谈论我国革命界那些他觉得对革命事业有害的现象。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们上面提到的小册子惹恼了特卡乔夫的拥护者们（小册子正是反对他们的 [2] ），但是它并未引起任何一个“抗议”，谁也没有对它翻白眼，谁也没有慷慨激昂地拍胸脯，而且谁也没有叫嚷说其中包含着尖刻无比的用语，等等，等等。这是为什么呢？也许你们会说，拉甫罗夫的尖刻是特卡乔夫的尖刻引起的，而特卡乔夫则挑起同拉甫罗夫进行辩论？但这不是解释。难道不能对他们两人都提出抗议么？这在现在大概也会如此。

　　此外还应记住的是，我们引证的（未加引号的）一段话在拉甫罗夫那里不是特卡乔夫一个人的观点，而是我国革命队伍中整整一个派别的观点，当然，不能要这个派别对特卡乔夫个人的尖锐性负责。问题究竟何在？为什么那时谁也没有提出抗议？莫非因为“神经衰弱”的人们当时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神经衰弱么？

　　然而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尚未失去兴趣的问题。主要由于这种兴趣，我们才引证了彼·拉·拉甫罗夫的小册子。但愿我们在《工人之声》中的同志们不认为我们想把小册子的尖刻言词用在他们身上。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只是想要他们注意小册子作者的那个意见：往往有这样的情况，那时革命者从道义上应该使自己的急躁情绪从属于理智的论据，用合目的性的观点去评价个人的和全党的行为，那时不愿“等待”是犯罪的。《工人之声》编辑部似乎忘记了这一点。

　　它也忘记了，有各式各样的复仇。它不赞同这种观点：只有俄国得到全面的政治解放，才真正是为俄国无产者所遭受的一切屈辱和压制报仇。而由于在这种场合同我们意见不一致，它起来反对十分明显的真理。事实上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俄国无产者受到现今政治制度的种种压制和压迫。这些压迫和压制是不可胜数的，因为在俄国无产者过着艰难生活的一切地方——在矿山和工厂，在田野和道路，在监狱和城堡——它们全部落在这些无产者的头上。难道《工人之声》编辑部以为，用“恐怖分子”的一些子弹或者几普特黄色炸药的几次爆炸就可以为这些屈辱和欺侮报仇么？这个想法是极其天真的；这个想法意味着不仅背弃工人阶级的观点，并且根本背弃反对特定政治制度的政治斗争的观点，而站在对这个制度的某些代表人物进行个人复仇的观点上。这样的复仇什么都可以是，就是绝对不是政治斗争。

　　最后，《工人之声》编辑部还忘记了：社会民主主义者没有停止在恩格斯继黑格尔之后称之为形而上学的东西，即以“要么……要么……”公式为特征的那个逻辑上面。在遵循这个逻辑的人们看来，问题很简单：要么完全地彻底地战胜政府，要么完全不可能为遭受政府欺负而向政府报仇。坚持辩证法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懂得，争取国家政治解放的斗争是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革命者面临的将会是对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的一系列局部的胜利，同这种胜利一起而来的因此也就是报仇。从这种观点看来，报仇完全不是被束之高阁：不，现在应当立即着手报仇，不要失去任何一分钟，而且——正如我们在自己的文章中说过的——在没有对欺侮报仇以前，不要认为自己有权哪怕稍事安闲。不过这里当然也还有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如何理解复仇？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疑义的回答是没有的。在这里一切取决于回答者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发展程度：对于一种人说来最好的、最“严正的”报仇在于他和他的亲人们为之而受到侮辱的那个事业的胜利；另一种人在受到侮辱时忘记了事业，他想到的只是如何惩罚带来侮辱的个人。不同的人报仇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是不难看出，哪一种报仇对事业更为有利。就拿《工人之声》的议论来说吧。政府通过祖巴托夫之口说：“我怂恿你们去搞恐怖活动，然后进行镇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侮辱革命者。而革命者受到侮辱之后，通过《工人之声》的嘴说道：“我们走上恐怖活动的道路吧！”不是明摆着的吗：这样的复仇政府不怕？

　　我们不怀疑《工人之声》编辑部有很好的意图。但是在这场争论中它的逻辑是糟糕的，糟糕到这样的程度，甚至书呆子大概也会嘲笑这种逻辑，如果他们花点力气对它作一番了解的话。

[1] 请您只把前“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的《我们的任务》同前“社会革命党”的《宣言》（《火星报》第6期谈到它）比较一下，然后把《俄国革命导报》第1期编辑部声明同《革命俄国报》第7—11期的几篇“纲领性”文章以及同所谓“政治上自由的俄国的工人党”出版的小册子《自由》比较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政治上自由的俄国的工人党”同社会革命党的联合，不久前在《革命俄国报》上作了报导。
[2] 它不可能不惹恼特卡乔夫的拥护者们，因为尽管有类似以上所述的那种种尖刻的地方，它在结论中把特卡乔夫的追随者们号召我国革命者走的那条道路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一条没有明确目的、没有明确纲领的路，——彼·拉·拉甫罗夫写道，——在这条路上一切阴谋家、一切沽名钓誉者都会欺骗自己的信从者”等等（第60页）。读者，说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比您熟悉的，如此强烈地损害当代某些神经衰弱者的神经的“革命冒险主义”一词更为尖刻，难道不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