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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火星报》论文集
俄国的工人阶级和警察的鞭子
（载1902年7月《火星报》第22期）
5月1日是国际工人示威日。这一天，各国工人在一面旗帜下即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红旗下行动。这一天，他们明显地向所有有眼睛的人表明，《共产党宣言》作者们的战斗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非始终是无人理睬的呼声。这一天，甚至目光很短浅的人也会看到，全世界善于独立思考的无产者真正联合起来了，那些不善于独立思考的无产者——那些还没有觉醒到过自觉的社会政治生活的、未开化的劳动者——将随着有觉悟的工人的继续影响而规模减小。5月1日告诉我们工人群众中什么是已经完成的，并号召我们以新的毅力在他们中间继续活动，只要我们的目的对我们说来不是空话，只要我们没有忘记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业。
在这个伟大的日子里，各国统治阶级的自我感觉很不妙：它使他们想到正在临近的社会革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报纸凶狠地嘲笑示威者，而他们的“秩序”保卫者——一切部门和任何名号的警察——比平时更加卖力得多地对工人吹毛求疵的缘故。A la quèrre comme à la quèrre（战争时就按战争状态处理）。但是战争有自己的规律。被称为阶级斗争的这种战争的规律决定于——至少当事情还未达到最终结局时——爆发战争的那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在享有政治自由的立宪国家里，工人阶级有权在报刊上打垮敌对刊物的攻击，而警察由于受法律约束则克制其保守的热忱。我们俄国不是这种情况。在我们那里工人阶级没有任何合法的可能性来公开讨论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的警察也清楚地知道，长官意志对它说来是最高法律，只要一种暴行是他遵照上级命令去干的，就不可能会因此而追究其责任。
国家元首的专制实际上等于行政当局的专制，这是古老的真理。但是这个真理有自己的一些特色。赫尔岑早就说过，当年西方也有专制制度，然而在西方谁也没想到要鞭打斯宾诺莎或者让莱辛去当兵，在俄国却一定会有这两种情况。全部俄国文化史表明这一意见正确到何种程度，而最近几年的事变更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把无数大学生送去当兵在西欧大学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例，而鞭打5月示威参加者的消息，甚至在清楚地记得西欧专制制度种种勾当的那些西方人看来，也会觉得是别有用心的诺言。
我们的同志不仅在维尔诺【维尔诺，即维尔纽斯。——译者注】而且在其他一些城市所受到的侮辱性的残酷折磨，非常显明地说明沙皇制度对工人运动的态度。建立在臣民们完全无权的基础上的沙皇制度，要求他们完全没有个性和完全没有觉悟作为自己的必要条件。5月的示威——觉悟工人的事业——比所有其他示威都更有力地证明，意识之光已经深入到了俄国工人中间，在他们身上自身尊严的情感已经觉醒。冲突是必不可免的，它采取了按照沙皇政府的整个性质它本应采取的那种形式。这个政府需要奴隶。以示威者的姿态出现在政府面前的是勇敢的公民。于是政府抓起了鞭子，为的是提醒这些公民，鼓舞着他们的那些情感在我国是被禁止的东西，谁扩散它们，其下场将是最屈辱的处境。
鞭子的呼啸声之说明目前我国政治制度的性质，无可比拟地胜过枪炮的轰鸣声对它的性质所能作出的说明。鞭刑，这个为奴隶们安排的惩罚表明，等于行政当局专制的沙皇专制，同时意味着对无产阶级的彻底的奴役。它揭穿了祖巴托夫政策的、按其无耻说来是极大的虚伪：俄国工人因为参加了凡是劳动群众为自己争到了政治权利的地方都是完全自由地举行的那种示威，政府就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会从政府那里盼望到什么？除了新的锁链，什么也盼不到，除了新的屈辱，什么也盼不到！俄国工人不能把任何一点点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俄国工人应该对沙皇制度充满最强烈、最不可调和的仇恨。
斐迪南·拉萨尔在自己的一次非常有力的讲演中说过：“现在我们充分地懂得什么是我国旧的专制制度。因此，要扔掉一切动摇，要扔掉一切犹豫！抓住它的喉咙，同时用膝盖顶住它的胸膛！”
俄国工人已经开始思考自己阶级的利益，但还未决心走上同政府进行革命斗争的道路，他们中间许许多多人现在在镇压5月示威参加者的消息的影响下肯定不再动摇了，肯定会抛弃一切犹豫和充满更快地结束我国可耻的政治制度的最强烈的欲望，在这个制度下，才可以无礼地嘲弄他们的工人兄弟。他们懂得，使俄国工人阶级从它的无数灾难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个巨大步伐就是推翻专制制度。
不，应当终止强权！
如果受压迫的人没有得到权利，
如果他忍受不了沉重的负担
……
当什么也不能帮助他的时候，
他还有一把锋利的宝剑！？
对警察之镇压5月示威参加者显然要复仇。任何一个有觉悟的俄国无产者，任何一个俄国无产阶级的忠诚朋友，在没有报仇以前，是没有权利安静下来的。但是怎样报仇呢？惩罚什么人呢？这就是迫切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
有献身精神的列凯尔特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给维尔诺的头号刽子手送去几颗子弹。英雄永垂不朽。然而英雄死了以后，沙皇制度的桎梏仍旧压在俄国工人阶级受伤的肩上，鞭打的屈辱仍旧威胁着表现出一点点自觉意识和独立精神的全体俄国劳动居民。光是这种威胁的存在就是对全体俄国劳动居民的极大委曲，怎样摆脱这种威胁呢？
我们认为，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只有一条，然而这条路是十分可靠的，我们党在现时不可能绕过它。
如果昨天伊万在警察管辖的一个地段受到肉体上的残酷折磨，今天彼得又杀死了某个警察，那么伊万的人格毕竟还是受到了凌辱。维拉·查苏利奇向命令鞭打博戈柳博夫的特列坡夫开了一枪。这一行动曾是维拉·查苏利奇的光荣，然而可惜，她并没有使博戈柳博夫摆脱无法忍受的精神状态。我们最近的实践任务不在于惩处沙皇的某些奴仆，——我们同样不可能单独地惩处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而在于总的打消政府用鞭子回答示威的嗜好。这一点我们靠单个人的一些自我牺牲的举动是做不到的；只有所有受到肉体上残酷折磨威胁的人都进行无所顾忌的反抗，才能做到这点。
行政当局有鞭打关押在施吕瑟尔堡要塞【施吕瑟尔堡要塞，彼得要塞的旧称。——译者注】的革命者的合法权利：它没有利用这个权利，它清楚地知道，对施吕瑟尔堡的犯人们可以绞死，可以用枕头掐死，可以用刺刀刺死，或者用枪托打死，但不能用鞭子惩罚。它明白他们将反抗到最后一口气，其结果，发生的不是“惩罚”，而是把一个或一些囚犯简直弄成残废或者甚至杀害——一个可以在俄国和国外惹出许多不愉快的是非的事实。不顾一切的决心曾预防施吕瑟尔堡的囚徒受到侮辱。这种决心又在预防现在的示威参加者受侮辱。
人们尽可以不对我们说，施吕瑟尔堡关押的革命者的毅力受到多年斗争的磨练，而能够参加示威的却是刚刚走上抗议道路的普通的、“平凡的”人。在被捕的示威者中间大概总会找到一些历经磨练和受过考验的斗士，他们有能力主动地发起反抗，并把平凡的“群氓”吸引到自己身边来。俄国的劳动群众——城市和农村的工人，已经度过了他们轻易地忍受鞭子的那个童年时期。现在鞭子深深地侮辱着他们精神上的尊严，他们已经不难受到自卫榜样的感染了。
反抗刽子手；无论如何要反抗；反抗到最后一点力量，最后一口气，——这就是对警察鞭子现时必然的回答。由于这种反抗，在警察的刑讯室里，“感化的惩罚”的舞台让位于革命者英勇自卫的、更加戏剧化得多的舞台。然而，如果在这样的自卫以后——这种自卫自然会引起许多使领导警察进行镇压的人感到“不快”甚至危险，如果甚至在这种自卫之后，警察局的暴徒们仍然得以使自己那些被打败的俘虏受到残酷折磨，那么从这种残酷折磨中，摧毁被惩罚者的意志并迫使他像奴隶一样驯服地躺在胜利者的鞭子下的“惩罚”因素就会完全消失，只留下跟美洲红皮肤的野蛮人使自己的敌人遭受的那些痛苦相类似的残酷虐待的因素。这种折磨人的行为成了这样的强大的鼓动手段；它使政府蒙受这样的耻辱；它在所有居民阶层中引起对政府这样的深仇大恨，甚至最顽固的彭帕杜尔们【彭帕杜尔们，即昏聩刚愎的大官僚们。——译者注】也不得不放弃这种行为。
以前我国有过一些能作出自我牺牲壮举的人；现在也还有这样的人，但是个别人的自我牺牲壮举消灭不了现今我国的政治制度；而我们必须消灭的恰恰是整个这种制度，因为只有这种制度完全崩溃了，只有俄国获得完全的政治解放，才能很好地为俄国无产阶级从我们的警察国家那里受到的一切压迫和一切屈辱报仇雪恨。我们这些坚持无产阶级观点的人，必须汲取工人群众的英雄主义精神。而我们之要汲取工人群众中的这种精神，因为俄国工人按其情绪已经不是奴隶，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并且有能力光荣地戴上“公民头衔”。
总之，应当对鞭子进行反抗。但这是不够的。也应当善于在示威时抗拒逮捕。《火星报》早已说明，必须把这种反抗组织起来。它也部分地说明了，按照它的意见可以怎样地组织这种反抗。但是这后一个问题属于最好靠觉悟工人的联合力量就地解决的实践问题。我们现在要讲的只有一点：这些觉悟工人应该记住，他们现在肩负着重大的责任：有责任不让警察阻止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