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进20世纪的时候

（载1901年2月《火星报》第2期）

　　19世纪结束了。它给了工人阶级什么呢？这个阶级从刚刚开始的20世纪那里又能够期待什么呢？

　　19世纪的显著特征是技术的惊人发展。文明社会的生产力在这100年中达到了空前巨大的规模。它们的增长自然导致了社会财富的增加。然而各文明国家迅速增多的财富并未消除它们那里存在着的贫困。恰恰相反。生产力的空前发展是贫困加剧的新因素。这一点已由英国王室任命的一个研究工业停滞和商业萧条（Trade Depression）原因的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很准确地指出和很好地阐明了。在作为委员会“总结报告”（Final Report）组成部分的一份特别材料中，这些成员说，由于生产力的增长，文明社会的生存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前文明社会的主要困难是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奇缺和昂贵；而现在主要困难在于——因为机器生产的发展——对除了自己的体力就一无所有的人们（即无产者）来说，找到工作，因而也就是找到糊口之资变得更加困难。

　　这意味着，19世纪文明社会的生产力越增长，即从这个社会环境中消除贫困和与贫困相联系的苦难的物质可能性越大，这个社会中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就变得更加困难和残酷。

　　贫困是由过剩引起的。天才的傅立叶早已指出的这个矛盾到20世纪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消除这个矛盾是本世纪最主要的社会任务。

　　19世纪各文明社会里的生存斗争越是困难和残酷，对这些社会的某些成员来说，道德下降甚至道德沦丧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的犯罪率一般说来比他们的人口增长得快得多，并且犯人数目中累犯者的百分比越来越大，这显然证明文明社会为自己道德状况的健康化而采取的那些措施是完全无济于事的。

　　由此可见，如果生产力的增长在它能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富裕的物质生活的地方引起了贫困，那么它在能够——通过消除为生活而进行的经济斗争的诱惑——最有力地推动文明人类精神面貌的提高的地方，由于使生存斗争困难化和社会生活复杂化，从而导致了精神痛苦和道德败坏的加剧。

　　这个矛盾19世纪也没有解决，又完整地转给了20世纪。

　　不管公开的和隐蔽的、自私的和无私的资本主义辩护士们怎样说，毫无疑问，生存斗争困难的扩大以及道德败坏机会的这种增加，意味着工人生活的恶化。在这方面19世纪对工人是不利的。

　　但是它在别的方面对工人却是极其有利的。它给了工人们，或者至少是他们中间先进的、最敏感最成熟的部分这样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对他们说来比所有物质财富都更重要、并且如果没有它就不可能根本改善他们的命运，它就是：对他们的利益同剥削者的利益不可调和的对立性的明确意识和对工人的解放应该是和可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的坚定信念。

　　正像16、17和18世纪是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标志一样，19世纪则是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世纪。这就是它的文化史的最主要特点和它转交给20世纪的最珍贵的遗产。

　　然而在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过去资产阶级解放运动是在有利于少数人的情况下实现的。它的胜利没有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而只是改变了剥削的形式。现在工人阶级解放运动在有利于绝大多数人的情况下实现，它的胜利会永远结束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的胜利将同时是文明人类所想到的那一切道德理想中最高尚的理想的实现。尽管许多人——故意或者出于误会——硬说工人运动只具有狭隘的、粗野的、“生理需要的”目的，实际上工人运动的胜利将是道德理想主义最伟大的凯旋。

　　但是在战斗的无产阶级和它的伟大目的之间横隔着上层阶级凶残而短视的利己主义，这些阶级觉得自己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下过得不错，顶多能够自愿同意只对它进行某些局部的改造。由于这种凶残而短视的利己主义。在19世纪，工人们流了很多血，大概在20世纪还要流不少血。而要反对这种利己主义，无产阶级只有一种手段：联合自己的力量以夺取政权。当工人阶级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争得政治统治的时候，剥削者的顽固守旧将在被剥削者的革命毅力面前碰得粉碎，我们指出的20世纪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种种矛盾将被消除；资本主义的王国将要完蛋；社会主义的时代将要开始。

　　20世纪将实现19世纪最好的、最激进的意图。然而不管我们怎样坚信无产阶级的胜利，不管我们怎样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面临的伟大目标，我们都不想欺骗自己，也不想欺骗我们的读者。我们完全不认为，等待着我们的是唾手可得的胜利。相反，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面前的道路多么艰难。在这条道路上等待着我们的是许多局部的失败和沉痛的失望。沿着这条道路行进时，不少似乎被同一些意向紧密团结在一起的人们分道扬镳了。现在，在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已经出现两个不同派别，而且也许20世纪的革命斗争会导致可以mutatis mutandis【变通地——译者注】称之为社会民主党“山岳派”同社会民主党“吉伦特派”的分裂的那种现象。

　　然而革命无产阶级在它的斗争中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挫折和失望，它的彻底胜利都是不容置疑的。无论是文明世界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还是——尤其是——马克思称之为所有害物中最重要的东西的那个生产力即工人阶级本身的发展都会保证这种胜利。社会主义理想越来越深入地在无产阶级队伍中间传播，提高他们的思想，十倍地增加了他们的道义力量。资产阶级现在已经只能以赤裸裸的暴力和某一部分——的确暂时还是很大的部分——劳动群众的不觉悟来对抗为这个理想而斗争的人们。但是不觉悟会让位于觉悟，先进的工人在推动着落后的工人，那时……那时资产阶级就只有“勿以暴力抗恶”了，因为站在革命者一边的那时还有物质力量。

　　这就是西方的情况。那么对于我们的祖国有什么可说呢？俄国远不像西欧诸国那样富有，也远不那样有教养。但是在俄国，社会发展对社会主义说来不是没有留下痕迹地过去了。在俄国，19世纪给20世纪留下了珍贵的遗产：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政党的萌芽。历史环境对这个萌芽的迅速发展无疑是很有利的。如果一个国家可以而且应该向另一些超过它的国家学习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社会主义的俄国可以而且应该向西欧社会主义者们学习许多东西。整个西欧社会主义的历史给我们的最主要的和无可替代的教训就是：在每个特定国家里，工人政党的最近任务和策略是由这个国家现实的社会关系决定的。忘记这些关系而用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作指导，意味着离开现实的基础。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必须记住，20世纪在我们面前提出这样的政治任务——这个任务在西方已经或多或少充分地解决了；在我们这里，西欧的人们只是根据传闻才知道的那个专制制度正在欣欣向荣。专制制度的崩溃对于我们党顺利地和正确地发展说来是绝对必要的。如果在西欧社会主义者和他们的伟大目的之间横隔着有产阶级的利己主义，那么在我国刚诞生的党和西欧社会主义者家庭之间就横隔着像中国长城一样的专制沙皇和他的警察国家。然而不能被人类力量摧毁的那种长城是没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主动发起同专制制度的斗争，它将给专制制度以致命的打击，因为它依靠着所有现在受到绝对君主制度那沉重、丑陋的建筑物压迫的社会成员或多或少强有力的、直接或间接的支持。

　　政治自由将是20世纪俄国第一个巨大的文化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