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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卫苏联及列宁的布党的民集制原则问题的讨论
——答一位留日友人提出的问题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七日）
亲爱的Le：
你在来信中对于保卫苏联问题和列宁党民集制问题，所提出的怀疑是：
A．「在战争（指未来大战）一起后，政权在官僚手中，在军事独裁下……它拿借口阻止进步人士之批评、宣传和向群众工作，……会罪恶地摧毁一切。那么，着手工作就十分困难，甚至成为不可能的。……」
B．「是民主自由问题，一个政党在野时所要求的，到一旦上台即不回顾，无产阶级专政成为一党专政，其发展为官僚与独裁者，实势所必然。……没有公共的管理，腐败现象必不可免。没有出版与集会等自由，那里还顾得上创意力与机动呢？苏联与中共今日之现状，决不能简单以落后国家一词而忘记了当年列氏布党原则是否有恰当之处。……」
上面这两个疑问，确是一般地容易引起的，但也是最危险的。因为对它们如不加以彻底的澄清和理解，可能引到对原则的怀疑，甚或放弃。但要彻底澄清和理解它们，首先还是要从原则方面着手。而且这两个问题中间是有着相互的联系的。现在让我们从第二个问题说起。
列氏建立布党的原则是民集制。这制度的本身是非常辩证而绝对正确的。没有这种制度便根本谈不上任何革命党的建立，更谈不到任何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与完成了。所以怀疑这种制度的原则，就等于怀疑马氏的全部学说。
但对民集制要达到正确的理解和运用，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人们往往将民主与集中任意割裂开来，而择其中之一以为己用。例如小布尔乔亚的民众主义者，选择或强调前者而否认后者；小布尔乔亚的官僚们则相反，坚持后者而抺杀前者。只有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列宁、托洛茨基们，才能将它们有机地辩证地联贯起来，加以灵活的运用。正如老托所说：「没有内部的民主便没有革命的教育；没有纪律，便没有革命的行动。第四国际的内部机构是建立在民主与集中的原则之上：讨论的充分民主，行动的完全一致」。
假如仔细研究过列氏在布党中对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实践和灵活运用的无数事实，便可充分了解这个原则是完全正确而唯一有效的了。例如，列宁提出《四月提纲》（1917年）后，他即要求党内尽量进行民主自由的讨论。在此种讨论过程中，他赢了多数，决定了往后的基本方针。从此，便是要求少数服从多数，对外行动一致，以便争取和带动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前途。以后，无论是对布雷斯特和约问题，新经济政策问题等，都是在决定之前，经过最民主的自由讨论，获得大多数的支持，才作最后决定的。
在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没有人享受特权不受到批评和攻击（列氏本人即遭到千百次的批评和攻击的）。列氏的唯一权利，也就是每个党员的权利，只是根据理论和事实去批评或反驳对方，以便说服和赢取多数的支持。正因为有这样的制度和切实的运用，老列才建成了布党，并藉它取得革命之胜利，和保持其胜利成果。因此，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理由和事实足以怀疑「列氏的布党原则有欠当之处」。相反，只有忠实地彻底地遵照和运用「列氏的布党原则」，未来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以及苏联的复兴和中国的改变，才有可能。
至于老史（大林）及其它的官僚们（老毛在内）之剥夺了群众的「出版与集会等自由」，使得「一切公共制度的生命渐趋死灭」，谈不上「创意力和机动」─这一切，绝不足以证明「列氏的布党原则之不当」。相反，只是证实了史及其追随者们，完全背弃了列氏的原则，才形成了「苏联与中共今日之现状」。
这里，仅简单地指出如下一些事实就够证明史之背弃列的民集原则达到如何程度：1. 在老史统治的党内，重大的问题都未经过党内的民主自由讨论，即使形式上经过讨论，也没有人敢发表对立的主张，更没有人敢批评和攻击老史本人的错误。所以老史起草决议或提出的主张，都是刻板地「一致通过的」。2. 如果有人提出不同的主张或批评老史，便必然遭到开除党籍，取消工作，充军，甚至枪毙或暗杀。无须说，老毛是完全模仿老史的作风，这是取消一切民主的最恶毒的巴拿帕特独裁。在这种独裁制下，当然「一切公共制度的生命渐趋死灭，」谈不到任何群众的「创意和机动」了。
但老史及其追随者们，何以竟能背弃「列氏布党原则」到如此程度，而形成其寡头的官僚独裁呢？这便是问题的核心。你说：「不能单以落后国一词」来解释，而忘记了当年列氏的布党原则是否有欠当之处。关于「列氏布党原则」的正确及其在实践上之有效，我们在前面已从列氏的理论及其实践上的成功中作了不可争论的说明。因此，问题便只在于「落后国」能否解释史的官僚层之形成。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想：只要你仔细读过老托的《苏联现状及其前途》和其它著作，一定会充分了解或得到解释的。因此，这里只简单地指出几点：
1．正由于俄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无产阶级踏上政权后，不能不依靠大量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行政、经济和文化各方面来进行其改造工作。因此，这大量的知识分子便得以形成新的官僚层。在当时可能避免这种新官僚层的形成，或至少避免它篡夺无产阶级政权的，只有依靠西方先进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及时的援助。但正因为没有这样的援助，苏联在孤立状态中，新官僚层之形成，乃至篡夺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便成为无法避免的了。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2．也只有从前面这一正确解释，我们才能获得一个正确的政治结论：要复兴苏联回到列氏的时代，即重新走上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由群众以暴力推翻史的官僚层（即政治革命），恢复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但要达到这点，先进国的革命胜利便是不可缺少的前提。因此，可以说，苏联的复兴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与先进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紧相联系的。史之放弃世界革命与托洛茨基之坚持这个革命，其根因即在于此。
我们还可以从一个假设来具体地解释上面的问题。假如1923年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了，情形将是如何地不同呢？德国的工人阶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差不多都能读能写。更具有高度的技能及民主传统。因此，他们在踏上政权后，虽然还不能拒绝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协助，但他们一定可以控制后者。因为工人们在全人口中占压倒的多数，（俄国工人在走上政权的当时，仅占人口中一个最少的少数）同时他们的能力足以管理他们的国家。在这种情形下，小资产阶级的新官僚层那里还有形成之可能呢？同时，苏联无产阶级得到德国文化水准极高的无产阶级的援助，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也就不敢，并且不可能结成一个新官僚层来压制无产阶级了。另方面，苏联无产阶级得到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鼓舞和支持，他们会勇敢地抬起头来，抑制那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跋扈的。再进一步，假如英、法、美的无产阶级获得胜利，其情形将是怎样的乐观呢！
你说：「所谓民集制，仅在一个党行之，日久必生流弊。世上能有列托之心胸不滥用权力者，实少乎其少」。不错，「能有列托之心胸不滥用权力」，实在是难得的。但问题并不是由少数个人的主观德性来决定，而应由造成主观德性的客观条件来决定。在一个落后国的条件下，即在无产阶级文化水准太低和缺乏民主传统等的条件下，少数人「滥用权力」是很可能的，甚至是不可免的。在这种条件下，「不滥用权力」便显得「难能而可贵」（可谓「岁寒松柏」）。但在无产阶级文化水准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因为大家都知道并能够使用其本身应有的「权力」，因而也就一定要限制别人「滥用权力」了。这样，「不滥用权力」将变成普遍的现象，因而成为一般人的普通德性了。这时，倒是「滥用权力」，不但不可能，而且会显得奇怪的。
总之，我们应常常记住马克思的话：「是存在决定意识，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老史们之背叛列氏原则而堕落到现时如此惊人的罪恶程度，最后分析起来，并非由于他们的天性使然，而是由于俄国的落后与孤立的环境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固然，像老史这类人，其本性是「粗暴」（列氏对他的批评）和毒辣的。但假如他们被放在无产阶级文化水准较高的条件下，或苏联无产阶级得到西方先进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援助的条件下，他们不但无法发展其罪恶的本性，而且会被群众践踏在脚底下的。这也正是托洛茨基坚持推进世界革命，特别是先进国革命的根因。
我们如果正确地理解了民集制的原则及联共堕落和新官僚层形成的客观原因，则对于「保卫苏联」的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这里让我们指出苏联内部情况的几个主要点：
A．官僚层在群众中原是居于极少数。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无产阶级数量的巨大增加（当年十月革命时，无产阶级人数仅四百余万，现在已増至四千八百万），官僚在群众中愈显得渺小。
B．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时，文化水准一般很低，有很大的一部份甚至不能读和写。现在他们的绝大部份差不多都能读和写了。因此，他们在各方面的能力都提高了。
C．官僚的腐败与横暴，不断地暴露出来。有时甚至是由他们自行暴露出来。例如贝利亚事件等。现在他们正在开始暴露老史的「个人统治」及其「思想上的错误」，如米高扬和沙斯诺夫等最近在联共廿次大会上所发表的。但在群众的眼中，枪毙贝利亚的官僚们，当时是完全狼狈为奸的；批评史独裁和错误的官僚们，正是当时史实行独裁和犯错误的无条件的拥护者。
D．群众中，已经有很多的先进份子，他们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已相当普遍进行了反官僚的斗争，并形成了最秘密的组织（如列宁团等）。这从集中营几百万政治犯的庞大数字上充份地反映了出来。
单就上面的几种情形，便已可预测官僚层未来的命运了。
当然，在未来的大战中，官僚们是要尽可能利用他们手中的「政权」来「阻止进步人士之批评、宣传和向群众工作的」。但这种「阻止」并不是万能的。宁可说，是有限的，尤其在大战当中。因为在大战中，在敌人最可怖的威胁下，官僚们为保卫自己的脑袋，不得不或多或少迁就群众的压力，尤其不得不让群众武装起来。但群众一经武装起来，他们的发言权也就更显得有力了。这时，平常在官僚威压下心怀不满和愤恨的无数群众，在一批最勇敢而具政治头脑的份子（如列宁团之类）的宣传和鼓动之下，那些高高在上的极少数官僚们是无法「阻止」的。尤其在某些先进国革命运动高涨（这是必然的）鼓舞之下，苏联群众将变得更勇敢和积极，是未来苏联群众在实践中行动的指挥，而伏库塔集中营……的大暴动，更是群众推翻官僚独裁的预告。
当东德六月事件爆发前，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普遍全国的群众暴动。因为情形正是：「政权在官僚手中，在军事独裁下」，「它阻止进步人士之批评、宣传和向群众工作」。「它们……罪恶的摧残一切」。大家以为在这种情形下，不但起来暴动不可能，即「着手工作」也「是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但事实怎样呢？事实是：那些平常在厂里似乎很老实的，并经常在官僚和格柏乌监视下的无数工人，尤其是青年工人，一旦在一个简单的示威剌激之下，便有如雨后春笋般突然抬起头来，在各工厂里，各城市里，一下子组成了他们的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和别动队等；并迅速地把各厂的组织联系起来，成立了城市的指导中心；最后，各城市相互间也很快取得联络，成立全国性的指导核心，至少是联络的核心；就这样地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反官僚独裁的暴动，使得东德傀儡政府陷于手足无措的瘫痪状态。最有意义的是，甚至许多共党的下层党员被卷入斗争中，或消极悲观。这一伟大的英勇的事实，不是雄辩地证明官僚们的「军事独裁」和「格柏乌的卑劣手段」，在大事发生前表现得衰弱无力吗？！不是同时证明了：「进步人士之批评、宣传和向群众工作」，不但是完全「可能」，甚至发动群众起来暴动也是「可能的」吗？！像东德这样的事件，正是未来东欧各国及苏联本身的群众暴动的榜样。东德暴动之被压平，仅因为苏联全部军队动员的野蛮行动。但此种行动，在未来的战争中是会受到限制的。因为军队本身会起分化作用，因而转过来，或部份地转过来同情群众暴动以反对官僚们是很可能的。伏库塔的守卫集中营的士兵们，已暗暗地表示了他们对狱犯大罢工的同情，便是象征性的预示。
总之，对苏联未来的动向，必须从动的发展的观点来推断和估计。如果从静的观点来看问题，则希特勒、莫索里尼、乃至蒋介石，在他们当年极盛的时候看来，似乎都是安如盘石，不可动摇的，但历史证明，前两者都倒下去了，后者也被赶出了大陆。难道苏联官僚层能够逃过这种命运吗？！老黑格尔说得很好：「不合理的终归消灭」。
你说「官僚的国有财产把持在手中，群众一时不会了解官僚与财产的关系」。但实际上，苏联群众比我们这些苏联以外的人们了解得更具体和实际。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财产是国有，即大家共有的，绝不属于任何私人，当然也不属于官僚。另方面，他们从实际生活中看到，官僚们是在滥用权力，侵蚀国有财产的果实，享受特权，养尊处优，剥夺群众压低他们的生活水准及一切应享的权利。因此，在群众中发生的一切不满和愤恨，从没有归咎于国有财产，而只是朝向官僚们的横暴和压制发泄。有不少从东欧及苏联逃出来的份子，他们并不懂得托洛茨基主义，但他们说，社会主义的国有财产是对的，应当保持的，但官僚们利用这种财产来享受特权，剥夺群众，应该打倒。「列宁团」（现时普遍苏联全国的极秘密组织，也是领导了伏库塔大罢工的核心组织）虽然不知道托氏的主张（因为他们差不多全是青年工人和学生），而他们的政治方针和口号是：「回到列宁时代」。这意思就是说，消灭官僚独裁，保持社会主义财产制，恢复工人的民主，回到列氏的路线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列宁团」这种方针和口号，正是无误地反映了群众对于「官僚与国有财产关系」之正确了解哩。
我们在上次信中曾说过「保卫苏联」只是保卫由十月革命所创立的社会主义财产制，绝非保卫那侵蚀社会主义财产制的官僚们。相反地，为了彻底和有效地保卫此种财产制使其合理地发展，必须推倒那个官僚层。这在表面上似乎矛盾的，但实际上是完全由矛盾的客观现实得出来的辩证的唯一正确的结论。把「保卫苏联」看作为保卫官僚层，是把官僚层加以美化，把它看作国有财产的代表，─这是斯大林主义者或新斯大林主义者的立场。另方面，在承认官僚层把持国有财产及其一切的罪恶之下，认为保卫国有财产，即等于保卫官僚层或等于保卫它的「物质基础」，这是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反苏的民主主义者的主张。但这两者，在方法上是一致的，即形式逻辑。因而在实际的可能产生的后果上，都是违背苏联无产阶级及世界革命的利益，而客观上（不管他们的主观如何）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所以「保卫苏联」与「打倒官僚独裁」是有机地不可分离的，是代表苏联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唯一正确的方针。
述之 1956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