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彭述之 评陈独秀的国民会议与苏维埃 （1934年2月27日） 独秀在论《国民会议与苏维埃》一文中，除了重复以前的错误与空洞外，更加上了许多新的错误，因此我还是不能缄默，不能不再给以批评，虽然也许更引起对方的不高兴或动火。但为了拥护正确的政治路线，为忠实于真理和革命，我们便不能有所顾忌。 为着集中我们间争论的焦点，确定我们讨论问题的范围，不致被其他不相干的意见或谣言所混乱，我必须首先声明几点：第一，在反动时期对于国民会议问题，我们之间没有根本的不同意见，因为我们都承认国民会议是这一时期总的政治口号。至于国民会议与苏维埃的关系问题，即国民会议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总口号的直接关系问题，在反动时期根本谈不上，因为我们之间没有谁主张在这时期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的。故国民会议与苏维埃的关系，我们所争论的当然是指在第三次革命时期中之实际的基本战略问题。第二，在第三次革命中的战略，独秀认为“国民会议”还是“总的政治口号”，“只有在国民会议口号之下举行暴动夺取政权”，反之就是认“苏维埃”或“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不是革命时期中总的政治口号，故他斥主张在此种口号下举行暴动夺取政权的人为“阶段论者”。而我们则认为在革命局势到来时，“国民会议”将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辅助口号”，根据十月革命的经验看来，我们应当于真正的革命初起时，及时组织苏维埃，以“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一类的口号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总的政治口号，并以此口号与其他一切民主口号（国民会议在内）紧相联系起来，准备实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请参看《对独秀几个文件的批评和答复》）。第三，我们讨论“国民会议与苏维埃”问题，必须根据十月革命的经验，如果离开十月革命的经验而讨论这一问题，就等于凭空谈玄，犹之我们现在离开俄国三次革命的经验，而讨论不断革命论等于高谈玄学一样。故我在批评独秀几个文件一文中论到“国民会议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批评独秀的错误意见时，差不多全是依据十月革命的经验而来的。可惜独秀对于我批评他的论据，不是完全不睬，就是有意躲闪。这种态度不能算是认真讨论问题。因此，迫着我现在不能不更具体地更进一步地根据十月革命的经验，以驳斥独秀对于“国民会议与苏维埃”的谬误见解。 ※ ※ ※ 独秀说：“在推翻沙皇召集立宪会议的斗争中成立了苏维埃”（见《国民会议与苏维埃》以下仿此——著者），他企图以此说明苏维埃是直接由立宪会议斗争中产生的。然而这却不是事实！事实是：苏维埃乃是由彼德堡的工人和兵士在2月廿四、五、六几日（日子不能记得完全确定）的罢工、示威和暴动的反沙皇运动中，即在几天内异常紧急时期的急流中，一下子产生出来的，并且立刻成了权力的机关。这种“突变”当然是因俄国工人阶级有了一九〇五年的苏维埃经验，才能达到这样神速地完成的程度。当时的彼德堡苏维埃在客观上本可以直接成为政权机关，但因为苏维埃中领导的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班俗物们“在国家政权面前”战栗危惧，不敢负责，“故将政权毕恭毕敬地送给那由六月三日国会的怀里产生出来的资本家地主政府”（托话）。立宪会议成为实际的要求，乃是资本家地主的“临时政府”成立以后的事。此时应当召集立宪会议已不成问题。问题在于“谁和怎样召集它”。临时政府正企图“召集立宪会议为拥护君主制反对共和国的斗争”，“甚至候补皇帝米海伊•亚列克山特洛维奇也明白，欲登皇位不经过‘普选、平等、直接、秘密的投票’是不可能的”（托氏文集卷三第一篇12——13页）。故此时托同志便说：“立宪会议的决定，大都系于谁和怎样召集它。因此，现时革命的无产阶级应立刻以自己的革命机关，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去与临时政府的执行机关对抗。无产阶级在这一斗争中团结正在兴起的民众于自己周围，应以夺取政权为直接目标。只有革命的工人政府才有决心和能力于立宪会议的准备时期在国内施行激烈的民主清除，从上至下地改组军队，将它变成革命的民军，事实上向农民的下层证明，帮助他们只有维持革命的工人政制。在这样的准备基础上召集的立宪会议才会成为真正反映国内革命的创造的努力，其本身成为革命往前发展的有力工具”（同上，13页，引文重点系我所加，以下仿此——著者）。托同志这些话我在别一文中曾解释过。异常之明显，那时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故斗争的中心目标已不是召集立宪会议，而是夺取政权。在什么总的政治口号之下去鼓动群众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呢？那时托同志所提出的是：“革命的工人政府万岁！”（同上，16页）。第二天（按上面的话是俄国历三月六和七日在纽约俄文报《新世界》上发表的）托同志更进一步将这一意见加以解释说：“不要等待立宪会议，从各方面扫除专制主义的和农奴的残屑。须教训农民不要相信罗荐苛的约束和米留哥夫的爱国主义的谎言。须结合千百万的农民在农民战争和共和国的帜旗下反抗自由派的帝国主义者。欲完满自行这一工作只有依靠在无产阶级身上的革命政府……只有在这样的政府之下，在这样的准备工作之下，立宪会议才不是地主和资本家利益的屏障，而是民众和革命真正的机关。”（同上，19页）。列宁在《从远方来的信》中，与托同志的意见完全一致，最中心的意见也就是指出革命的“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应准备直接夺取政权。而对于立宪会议的问题，列宁甚至没有提及。即他在后来十分重要的《四月大纲》中也没有提到立宪会议问题，他所提出总的政治口号是建立“公社政府”。 我们大家都知道，布尔什维克对于十月革命的总路线是由“四月会议”决定的。在四月会议中曾经有过严重的斗争。但这一斗争的实际情形，即政治的各种倾向究竟是怎样呢？后来托同志在《十月革命的教训》里概括地描写道：“整个的党的四月会议是集中于这一根本问题：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下去夺取政权，或者帮助（谁）完成民主革命……”。“列宁的立场是：不可调和地与保卫派斗争，争取苏维埃内的多数，推翻临时政府，经过苏维埃夺取政权，革命的和平政策，对内的社会主义改革政纲和对外的国际革命”。这里没有提到立宪会议，如果立宪会议是“革命时期的总的政治口号”，为什么连提都不提呢？但这里却明显地提出了“苏维埃”，并指明“夺取政权”须“经过苏维埃”，因此须“争取苏维埃内的多数”，因此提出了“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托同志接着说：“我们知道，与这一立场（指列宁的——作者）相对抗的立场，是站在完成民主革命的观点上，以压迫临时政府为手段，在这里苏维埃停滞为对资产阶级政权的‘监督’机关。由此便发生了对保卫派异样无比的最调和的态度”（同上，28页）。这里所谓与列宁对抗的立场，是指当时右派加米也夫等的路线，即事实上的孟什维克路线。托同志并对这一路线加以解释说：“……在完结民主革命之下被理解为经过立宪会议实现一批改良，布尔什维克党在立宪会议中导演左派的作用。在此种实际内容的概念下‘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完全被剥夺丧失了”（同上29页）。然则现时独秀的路线与当时加米也夫等的路线有何根本不同呢？独秀主张完成民主革命只有经过国民会议，因此主张只有在国民会议口号之下举行暴动，但“在这种实际内容的概念之下‘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或其他类似的口号）不是完全被剥夺”了吗？！不，独秀是公开主张不要“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这类口号的，因为他认定“在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口号之下举行暴动夺取政权”的人是“阶段论者”啊！ “四月会议”虽然接受了列宁的路线，决定了布尔什维克“经过苏维埃”，即在“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的总战略，但右派的路线，即沿着立宪会议的河床去完成民主任务，反对在苏维埃口号下夺取政权的路线，还是在党内与列宁路线明争暗斗，到十月暴动之前夕达到了最高峰——根本反对举行暴动夺取政权。这点，在以后我们还要提到的。现在我们且看托同志回国后的主张如何？托同志在抵彼德堡当天（五月五日）出席彼德堡苏维埃会议的演说上，末了他自问地说：“我们将介绍什么呢？”他接着说：“我想，我们在下一步骤中的是转给一切政权于工兵代表之手。只有单一的政权才能挽救俄国”（同上，第46页）。他在另一演说（五月七日）中又说：“我们自己规定明了的确定的任务——转移全部完整的政权于苏维埃之手。这一问题对于我们不是今天的问题。我们知道，夺取政权是一长的过程，并且与事变开展的程度相关联。但我们不能说避开苏维埃夺取政权，因为它是一切革命民主统治的代表形式。我们只应在苏维埃内造成自己的多数，在其工作上执行真正革命的内容，组织广大的民众于我们口号的周围”（同上47页）。由上面的话可以看出托同志回国后完全与列宁的路线一致，全幅眼光却注视于夺取政权问题，注视于“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注视于在苏维埃的“造成自己的多数”之上。虽然当时苏维埃还是为孟塞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妥协派机会主义者所把持，但列宁和托同志并不因此不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像现在独秀所坚持的。他们只注意于在苏维埃内造成自己的多数。托同志并且说：“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乃是革命全部过程和革命深入之自然的集中点……当认定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是民众革命政权之唯一可能的唯一实际形式”（同上48——49页）。因此他主张以一切必需的手段去改变苏维埃的政策和改造苏维埃内部的组织，驱逐机会主义的保卫派，使苏维埃转向坚决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才是革命的策略，而不是独秀那种教派的抵制主义的恰合乎妥协派要求的观点。 在五月末托同志论“中心任务”一文中说：“食物供给的破坏，‘无政府’，农民问题，消除战争——所有这些问题，现在对于革命领袖的无产阶级都被引向一个中心任务：夺取政权。应向工人群众说明转移政权于革命群众机关（苏维埃——著者）之不可免与必要，在这一趋势上去影响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组织和政策——这便是我们报纸现时的中心任务”（同上59页）。托同志在这里已很明显地将“土地”与“和平”问题归纳于夺取政权，即“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之下了。总之，自二月革命后直到七月三、四日的事变，列托都一致主张党的中心任务是准备直接夺取政权，而夺取政权必须经过苏维埃，以“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为夺取政权的总的政治口号，真正立宪会议之能否召集须视一切政权能否归苏维埃为定。故立宪会议在那时仅仅是一个辅助的口号。七月事变的政局反动使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一时受了挫折。因为苏维埃的上层领导者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成了七月事变的组织者，要强迫兵士上前线和压迫布尔什维克，故列宁和托同志都主张撤回“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但在八月哥尔尼洛夫事变中，苏维埃下的群众压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向左转，他们并自动组织革命委员会，拿起武装反抗资产阶级的阴谋暴动，终于压平了哥尔尼洛夫的变乱。因此布尔什维克又重新提出了“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在九月间一个短时期内列宁甚至主张用和平方法将一切政权转移于苏维埃。 贺越 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