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述之：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 原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的《新青年》国民革命专号。

（一）

　　处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处在国际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军阀双重压迫之下的中国人民，应该联合起来作国民革命，推翻国际帝国主义与打倒本国封建军阀的革命，这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除非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走狗或患神经病者，谁也不能否认这个革命；除非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走狗或患神经病者，谁也应该来参加这个革命。因为国民革命是我们处在国际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双重压迫之下的一切人民之唯一出路。
　　由此，我想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绝不是应该国民革命与否的问题，而是谁来领导这个国民革命，即哪一个阶级来领导国民革命，使国民革命能够彻底与怎样作国民革命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比较后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如果前一个问题不解决，后一个问题就无从说起；因为一个革命，必定要在一个比较确定的更进步的阶级意识指导之下才能进行，才能有确定的方向，才不至走到混沌模糊的瀚海里去，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虽然是混合各阶级的力量而进行的，然而必得有个主要的进步的阶级作中坚、作领导者，才能使各阶级的意识比较集中，各阶级的力量集中，不致为某一反动阶级的私利所乱，才能引导革命的势力到目的地，彻底的消灭帝国主义与军阀。
　　在阶级分化较明显的国家里之革命，所谓革命的领导阶级本不成问题。如十八世纪法兰西大革命，当时的阶级分界是很明显的，一方面是贵族僧侣的旧封建阶级，即统治阶级；他方面是新兴的第三阶级，即资产阶级，被压迫阶级。（固然在被压迫阶级方面还有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等，然农民、小资产阶级并没有社会经济的新发展之要求，只有消极抵制封建阶级的剥削之需要；工人此时也说不上有发展其社会经济的必要。所以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在当时只有第三阶级有直接革命的需要。）在这样情形之下推翻封建阶级的法兰西大革命，自然是资产阶级为领导者，也只有资产阶级能作领导者。英国十七世纪之资产阶级革命与德国一八四八年之革命都是如此。在现时德、法、英、美所需要之革命，更是非常明显，是单纯的无产阶级革命，自然负担领导革命责任的只有无产阶级。在俄罗斯的十月革命，早先虽很有些争论，但经过二月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无产阶级应直接起来领导这个革命（最重要的是领导农民阶级），在当时已是很明显的事实了。惟在半殖民地阶级尚未十分分化的中国里，对于现时谁是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一问题，放在我们面前，就未免有点混乱了。你说资产阶级吗？若按国民革命的性质，似乎应该是资产阶级来领导（因国民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可是由各方面事实证明，中国现在的资产阶级，不惟没有这样事实的表现，并且还没有这种志愿，有时甚至于相反。如此问题就发生了。你说是工人阶级吗？似乎无产阶级的本身很幼稚，而这个革命的性质又不是无产阶级的（因无产阶级除现时的国民革命之外还有其将来自己的阶级革命）。因此也成了问题。但在经济的观点上，又只有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有领导中国国民革命之可能性。所以我们此时应从客观的环境上，从客观事实的表现上，来观察中国，来分析中国现时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真实势力，究竟谁能担负指导中国的国民革命，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

（二）

　　我们说过按照领导国民革命的本性，国民革命应该是资产阶级的。现在我们看中国的资产阶级究竟是怎样？
　　先看银行资产阶级。现在在各资本主义国家里银行资产阶级，差不多是与工业资产阶级分不开的，大银行家同时就是大工厂主。银行的创办是为着发展工商业的便利，因此银行的发展也就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发展。在中国的银行资产阶级完全两样。中国的大银行家最大多数是卖国的官僚，如新旧交通系。这是因为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并不是跟着工业的发展而发展的，创办银行也并不是因为工业的便利，而是为着政府要借外债。所以创办银行的人，多半是刮地皮之大官僚。这些官僚式的银行家，一方面藉银行经营外债或内债，得到巨大的回扣和红利；他方面又藉此可以作官，再继续不断地刮地皮。如此就形成中国之奇形怪状的银行资产阶级、财阀。这些财阀的唯一责任是在帮助军阀卖国，帮助军阀刮地皮或自己刮地皮。其余一部分银行资产阶级除替军阀政府经营借款之外，还作一点投机的买卖，可是它们因资本的不充足，又完全成了外国银行的附属物。由此看来，我们希望中国的银行资产阶级来作国民革命，打倒与它们相依为命的帝国主义与军阀，这是不是等于痴人说梦？并且他们不但不能革命，而且是必然的反革命者。
　　再看商业资产阶级。中国的商业资产阶级应分成两部分看。一部分是专替帝国主义的资本家销售洋货或替他们收买原料的，即买办阶级。一部分则为土著的商业资产阶级，如盐商、丝商、茶商……或所谓售卖国货之商人等。此种分法，本还是相对的，若彻底言之，中国所有的商业资产阶级直接或间接差不多是外国资本家之买办。土著的商业资产阶级，因直接间接受了帝国主义之种种压迫，军阀之种种摧残，在其经济地位上确感觉到国民革命之需要。可是它势力太薄弱，另一方面它还没脱离宗法社会的关系，还是“在商言商不谈政治”之软弱心理，所以它不敢出头向帝国主义与军阀宣战。它至多只能跟着别的阶级跑。绝无领导别的阶级之可能，这是近年来土著商人对待帝国主义与军阀之态度可以看出来的。买办的商业资产阶级，的确是一种伟大的势力，无论在数量上，在质量上，都在中国资产阶级队伍里头占绝对的优势。这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作了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商场后的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畸形发展之结果。很明显的，买办阶级的发生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入。买办阶级的长大，是由于帝国主义侵掠的进展，换言之，有了帝国主义的侵掠，才有买办阶级，有了帝国主义更猛烈、更广大的侵掠，才有买办阶级更发展的机会；更贴切点说，帝国主义要在中国销货、买原料，才有代它销货和买原料的买办阶级，帝国主义销货越多，买原料越多，那时，买办阶级也越发财，越有势力。现在我们说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买办阶级的主人，你想买办阶级愿不愿意？何况帝国主义又天天用甘言巧语怂恿它呢。所以自从有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出现，买办阶级就老不耐烦，现在它更是毫不客气地替帝国主义充先锋来反对主张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者了。我想大家还记得，当我们在“五四”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排斥日货时，当时代日本帝国主义销售日货的买办阶级，或明或暗，就从中破坏，反对我们的举动。我们再拿这一次广东的商团事变来看罢。年来因为国民革命的潮流日高，在各处都招了帝国主义的大忌。本年国民党的大会因时势所迫，在其新党纲上采纳了国民群众“推翻帝国主义与打倒军阀”的两个要求，于是英、美帝国主义就发狂了，它们处处都想法消灭国民党，消灭国民党的广州政府。（其实广州政府何尝是真正的国民党的，不过是几个新军阀、新官僚面子上拥戴中山先生的一个政府罢了）。另一方面广东的买办阶级也吓得魄不附体；于是广东的买办阶级就勾结英国帝国主义组织商团，谋倒广州政府，压迫革命的工农群众，演成十月十五之大事变。这件彰明较著的事实教训我们是怎么？近来上海闸北商人又屡次呈请上海领事团，愿以该区（即闸北）划为帝国主义的租界，要求保护；当临城案发生时，上海及各地的买办阶级亦大为帝国主义抱不平。联电呈请美英大帝国主义共同管理“野蛮”的中国。至买办阶级之对于军阀，有时间或打几个电报，主张废督，主张裁兵，但是它绝没有落到实际上去。到了真正的国民革命者来要打倒军阀时，它反而与军阀合作了，反而帮助军阀来压迫革命者了。这是从京汉路罢工时，北京和汉口的买办阶级帮助吴大军阀压制工人的事实上和这次广东买办阶级勾结陈炯明军阀谋倒广州政府的事实上，可以证实的。本来买办阶级帮助封建军阀也是自然的倾向：因为（一）它的主人翁，帝国主义，是帮助军阀的；（二）它在有些地方不能不利用军阀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买办阶级绝不愿意推翻帝国主义与打倒军阀，它并且还要拥护帝国主义与军阀，它将是反国民革命的法西斯蒂。
　　但是有人说：商人阶级中如华侨曾经作过不少的革命工作，曾经帮助辛亥革命的成功，不能一概抹杀。不错，华侨曾作过一些革命事业，但这是已往的历史材料。华侨在已往的历史上是革命的，可是在将来的历史上却是反革命的了，至少也不能说还能革命。这个理由甚简单，因为以前的华侨一方面受了外国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需要一个自己的（阶级的）祖国来保护；他方面又积累一点原始资本想拿到本国来办工厂，同时又受了革命党人之排满宣传，所以它就来帮助革命了。但是华侨到了现在，一方面受了辛亥革命的教训（因为辛亥革命后华侨并没得什么，只觉得掷了无数金钱）；同时看见国内的无产阶级又稍稍抬起头来，它不惟不来像辛亥革命那样帮助革命，反而觉得前途大有危险。我们试看从国民党改组，一部分工农阶级的先进分子加入之后，在广东造谣言，最反动的很多是华侨，他们天天造谣说国民党赤化。所以中山先生在本年八月国民党扩大执行委员会上闭会那一天演说道：“大家须明白，现在的华侨已经不是革命者了！”我以为这是中山先生深知华侨的一句话。
　　工业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比较独立，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比较的浅，利害冲突比较的大，对于军阀之连年战争，骚扰地方，制造土匪，苛捐重税，妨害它商品的销路与原料的来源。（如纺纱业因战争而商品停滞，原料来源缺乏，以致歇业者不少。）在这种情形之下，工业资产阶级在其客观的经济要求上，确有革命之必要。它恨不得赶出帝国主义，收回关税权，消灭军阀，建设它自己的政府。但是在事实上它的力量太薄弱。中国真正的工业资产阶级在其数量上太可怜。除了一部分纺织业的工业资产阶级外，我们数不出多少工业资本家。因为中国之新式大工业，一大部分是在帝国主义手里（如纺纱业，据一九二三年调查在全国已开工之总锭数为一·一〇六·八一〇，中国资本家占四九九·三四六，而外国资本则占六〇七·四六四；棉机共七·二二九，中国人占三·〇九〇，外国人则四·一三九。其余如矿山、电气业、烟纸工厂……等都是如此。）另一部分则属官办（如制造厂、铁路……），所以真正私人资产阶级实占最少数。同时中国的工业资产阶级发达得太晚，它现在刚刚走上工业的道路，正在打算目前关于自己本身上的小算盘，哪里有功夫有气魄来营这广大无垠的政治革命大问题。至于要它公然出头来领导国民革命，来与最凶猛可怕的帝国主义和其走狗军阀宣战，这自然是没有的事。所以工业资产阶级近年来在各种事实上所表现出来的软弱心理（如对于万恶的军阀仅打一个废督裁兵的空电报，对于帝国主义之协定关税，则只到帝国主义所开的华盛顿会议上去请愿帝国主义开恩……），完全由于它的经济基础薄弱之反映。
　　但是有人说：“工商业幼稚的资产阶级的懦弱心理，自然不易赞成革命，但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规模超越地方的而渐成为全国的，同时又遭遇军阀之阻碍或外货外资之竞争，经济的要求，自然会促起它有政治革命必要的觉悟。”这就是说中国此时资产阶级虽然懦弱，不敢起来革命，若等到了它发展成为一个大阶级时，换言之，等到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时，那时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然要起来革命，起来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了。这样的推论，未免有点机会主义罢。殊不知障碍中国产业发展的正是帝国主义与军阀。若帝国主义不推翻，军阀不打倒，中国的资产阶级有发展成为一个大阶级之可能吗？中国有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之可能吗？这种很浅显的道理，我想谁也知道。并且这里还不要忘记了一种事实，就是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十九世纪时代，世界的无产阶级已经很凶猛地向世界的资产阶级进攻了，不能容许任何一国的资产阶级很平安地发展它的资本主义了。即令中国的资产阶级有发展的可能，恐怕那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又要取而代之呢。所以现在无论哪一国的资产阶级都有其后顾之忧。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也是一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很愤恨其宗主国帝国主义之压迫，想起而革命，可是同时又望着站在背后的无产阶级，很狞狰地可怕。此种情形在现时之印度表现得非常明显，印度的资产阶级，在其经济实力上，本可反抗英国帝国主义，脱离英国帝国主义之羁绊。但是印度的资产阶级始终不敢起来以武力对抗英国，只想在英国帝国主义下合法的印度会议里多争几个议席，慢慢地改良改良，反不若一班小资产阶级之热烈的国民运动，还表现一点印度人民之浪漫的民族精神。中国的无产阶级如果起来（中国的国民运动愈提高，中国工农阶级的势力必然随之而扩大），在国民革命运动的战线上，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惟不敢出来作领导，打先锋，它必然还是流到反革命一方面去。由上说来，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反革命的成分居多（如财政资产阶级和买办的商业阶级是绝对反革命的，工业资产阶级因恐无产阶级袭其后的原故亦很有反革命之倾向），而革命希望的很少。（仅土著的商业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较大，但必须由旁的阶级来指导）。在这种情形之下，要资产阶级来参加国民革命，已是难能之事，若望其来作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宁非梦想。

（三）

　　中国的资产阶级既不能领导国民革命，但是谁能领导呢？与资产阶级对抗的是工人阶级，究竟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怎样？
　　先看工人阶级的数量。在经济落后，产业不发达的中国里，自然工人的数量是很少的。可是在同一情形之下，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比较起来，它的数量却已是不少了。中国工人阶级底确实数目，现在还没有可靠的统计可考，有人说一百六十万或云一百八十万（专指产业工人言）。然而这样的数目不甚重要，我们所要说明的就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数量之对比，究竟谁强谁弱。在纯粹的工业国家里，资产阶级的数量与工人阶级的数量之发展成为正比例，这就是说有多少工业，就有多少资本家，就有多少工人。但是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这个比例完全不同了。我们在上边说过，因为中国的大产业，如运输业中之航海业甚至内河中之航业、纺织业、大矿业以及电气业……等，大部分操在帝国主义者手里，即外国的资产阶级手里，这些资产阶级自然不属于中国。可是在这些企业下之工人，确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如几万海员，如开滦之煤矿工人以及在山东、奉天各地凡外国资本家所办矿山下之工人不下几十万，纺织业工人六十余万，这均是中国真正的工人阶级，而且是最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在另一方面如许多官办之企业，如交通部所属之铁路邮电等企业以及兵工厂、造船厂……等，在这些企业里只有工人，没有资本家，因为资本家是政府，即现在之军阀。在这些国家企业下之几十万工人阶级，若拿来与资产阶级比，亦完全是多余的。以上的说明，完全是事实，这很可证明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强过资产阶级无数倍。
　　我们再来看看工人阶级之觉悟力，即革命的要求。我们已知道资产阶级之与外国帝国主义接近者与军阀有关系者如财政资产阶级、买办阶级甚至一部分的工业资产阶级，都是反革命的。可是工人阶级却与此相反。在外国资本家企业与官办企业下之工人，革命性格外的发展，格外的仇视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这个完全是物质上直接冲突的反映。因为他们直接受外国资本家之剥削与压迫，直接受封建军阀之剥削与压迫，他们天天看见狰狞凶恶的帝国主义与军阀拿着鞭子向他们打，他们一举一动都在帝国主义与军阀的严重监督之下。大家想在这样的环境里，能不发生反感吗？中国的资产阶级有没有这样的感触？即中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能不能得到这样的教训？中国一班智识阶级——大学教授、学生、普通教职员、医生、服务于公私机关的职员……等，像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之企业下所尝的这种“滋味”，他们能不能领会？我曾经同几个海员、唐山的煤矿工人和津浦铁路工人谈过几次话，我一提起外国资本家和中国军阀他们就咬牙切齿。他们历数外国人在海船上之怎样贱视中国海员，怎样不平等地待遇；津浦路上之英国管理员怎样地刻薄，唐山之英国人怎样凶恶，怎样地压制他们，管理铁路之官僚，怎样贪暴无耻，怎样地压迫工人；当工人罢工时或有什么要求时，外国人与中国官僚怎样共同阴谋对付，凡此种种都是我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可惜我此地不能一一写出来。但是由此我们可知道中国工人阶级所受外国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之残酷的待遇，比中国任何阶级要迫切，所以中国的工人阶级认识它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比任何阶级要明确，要深刻。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能担负领导国民革命之唯一客观条件、根本原因。
　　现在我们且举几件中国工人阶级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之事实来看，一九二二年的香港海员总同盟罢工，在这次罢工运动里，以六万海员居然霎时间能团结一致，并且奋斗经过月余之久，结果征服了极凶恶的帝国主义。他们当时那种奋斗精神，那种决战态度，那种持久毅力，是不是资产阶级所能望及？同年唐山煤矿工人与洋灰工人，亦五万人总同盟罢工，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资本家，经过很凶猛的斗争，虽卒为英国帝国主义走狗封建军阀杨以德所压溃，然而中国工人阶级之奋斗、勇敢与牺牲的精神，反抗帝国主义的精神，亦于此表现出来了。京汉铁路的罢工，当时工人竟以徒手而与武装的军阀决战，不惜牺牲一切，这种勇猛、奋斗、牺牲的精神是何等伟大！这是不是中国人民直接反抗封建军阀之破天荒的举动？这种伟大的表现，不仅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真正能担负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使命，并且证明了它已是世界革命之先锋军了。在最近广东商团事变上，更加证明买办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对于国民革命之极端相反的趋向。其余中国工人阶级在各方面对于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表现，都是极明显而极坚决的。这完全是由于它那种天然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客观条件所规定。反过来说，中国工人阶级之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革命性与觉悟力都是天然的。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
　　我们讨论中国的国民革命问题，绝不要忘记了中国不是一个与人世绝缘的孤岛，它始终不过是全世界许多需要革命的地方中之一个地方。这一层非常重要，如果忽略了，就绝对不能懂中国的国民革命，对于中国国民革命绝对不能有真正的信仰。现在全世界已经到了一个整个的革命时期，并且联成了一条整个的革命战线。在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里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而在非洲亚洲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是被压迫民族对宗主国帝国主义的革命，即所谓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国民革命是站在一条联合战线上，同向世界的资产阶级即帝国主义进攻，是互相依赖、互相帮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的胜利，譬如英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了，印度的国民革命还成问题吗？现在站在这两个革命——世界的无产阶级与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上，当总指挥的就是已经无产阶级革命和国民革命成功了的苏俄。它把它从革命中所获的胜利，无论是物质的、是精神的都尽力贡献于世界的革命者，可是参加中国国民革命的各阶级中，谁能够真正容纳此种贡献——尤其精神的贡献即革命的经验——呢？资产阶级吗？它在世界革命的过程上已是反革命的嫌疑犯，它很有与世界资产阶级联合之倾向。所以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能容纳苏俄之供献，能得世界无产阶级之帮助，能吸收世界革命之经验，仅在这一点上，已能决定中国无产阶级绝对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
　　现在还有两个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疑问，应该解释一下。（一）有人谓中国工人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满头脑还是宗法社会的思想，一切行动还不能脱离宗法社会的习惯，还不能有真正的阶级觉悟。不错，这是事实，可是绝不能因此遂谓中国工人阶级不能领导国民革命。因为工人尽管有宗法社会的思想，有宗法社会的习惯，但是一到了物质的冲突时，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真正冲突时，那些平时的什么宗法社会思想和宗法社会习惯，都失了作用，它依旧是最勇猛的敢死军。这是我们上边所举出京汉路工人等的流血事实已证明了的。并且工人阶级经过凶猛奋斗一次，它的阶级觉悟也就发达一次，它那宗法社会的思想和习惯也就洗刷一次。经过几次凶猛斗争之后，不惟宗法社会的思想与习惯不成问题，而且其革命性、其阶级觉悟更特别发展。譬如经济落后，宗法社会习惯最深的俄罗斯之工人阶级（如俄国工人以前笃信宗教就是一例），所以特别有革命性就是这个道理。何况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一样充满了宗法社会的思想与习惯，在这一点比起工人阶级来更是落后呢。（二）有人又谓中国工人在物质上不及资产阶级的雄厚，仿佛是应该随着资产阶级走的。这里我不明白，所谓物质基础，这是指如我上边所说之工人阶级的数量呢，还是指资产阶级钱多呢？如果是指数量上说，上边已答复了。如果是指钱多，那就未免滑稽了，那就只好教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不要革命了，因无产阶级生来就是没有钱的。然而俄罗斯的“穷”无产阶级却已革命成功了。可见“钱多”与“钱少”是没有问题呀！

（四）

　　国民革命乃是各阶级之合作的革命，除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外，还有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智识阶级、各种苦力、甚至游民无产阶级。我们现在讨论国民革命之领导者的问题，对于这些阶级的利益之趋向，就是这些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哪一方面接近，亦很可决定其领导者的地位。所以我们应把这些社会分子来分析一下。
　　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民群众，为中国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谁也不能否认。我们可以说，如果中国的农民群众不来参加国民革命运动，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是不会成功的。何况中国的国民革命，农民本是直接的主人翁，即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必须得农民的帮助，才有可能。但是农民因为经济地位的落后，阶级观念的守旧，无论无产阶级革命，无论国民革命，始终只能作一个主要的辅助阶级，而不能作领导者。但是中国的农民，按他现时的经济地位，阶级利益，容易与谁接近呢？辅助谁呢？这里非常的明显，就是谁能真正打倒军阀，谁能帮助它反抗地主的压迫，它就跟谁走、辅助谁。因为农民近年来因军阀连年战争，苛捐重税，逼迫到了绝路，所以农民此时之恨军阀已深入骨髓，我们只看惠州农民之反对陈炯明，湖南农民之反对赵恒惕以及陕西农民之暴动等，就可知道。另一方面因军阀重苛地主，地主则复嫁之农民，于是农民之恨地主、反抗地主亦在所发现（尤以广东为甚）。但是农民反抗军阀、反抗地主，资产阶级能够帮助他们吗？这是绝对没有的事，并且有许多资产阶级同时还是地主呀。所以帮助农民反抗地主、反抗军阀的、只有工人阶级，这可以拿广东和湖南的事实来证明的。指导湖南衡州农民反抗地主反对赵恒惕的全是工人阶级的代表，或加入工人阶级队伍的学生，指导广东惠州、海丰各地农民反抗陈炯明和该地地主的也是如此。并且我们看最近广东工团与农团之一切共同的主张与行动，反对广东的买办阶级陈家军阀，更可证明农民已经实际跟随工人阶级、辅助工人阶级了。由此我们可以断定中国的农民必然是跟着中国的工人阶级，受工人阶级的指挥的。
　　手工业者更容易与工人阶级接近，因为他在经济上与工人阶级已相差不远（手工业者中之帮手已近无产阶级，所差者不过一为用手工具生产，一为用机器生产而已），所以手工业者之辅助工人阶级，受工人阶级的指导，这是绝对没有疑问的。（譬如广东湖南的手工业者已很多与产业工人组织在一工会里。）并且手工业者不仅在国民革命上是工人阶级的助手，就是在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上也一样的是助手。
　　小商人在其性质上，较近于资产阶级。但是他们处处都受大商人的压迫、排挤，而对于工人阶级倒反两不相关。在反对抽重捐苛税的军阀和贱视中国人（自小商人看来是如此）的帝国主义，他们又是必得要参加的。这样，所以小商人是容易受工人阶级的指挥。
　　现在来看智识阶级。智识阶级本没有确定的经济基础，因此也没有确定的阶级倾向。它是依附着社会各种有经济地位的阶级而存在，所以它不能成一整个的阶级，只是备各种阶级的使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智识阶级十分之八九是附属于资产阶级，为资产阶级所使用，因此它常是反革命的，如现时西欧各资本国里之智识阶级十分之八九是属反动派。可是在中国却不然，除一部分为帝国主义所收买、军阀所雇佣、资产阶级所役使以外，差不多都有几分浪漫的革命性，它们大概虽是资产阶级的心理，但他们实受帝国主义的侮辱（在智识阶级看来），受军阀的冷视（军阀不用它）与摧残（如学校学生们和教职员之要求教育而被打被驱逐甚至被杀就是），所以它们也很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很赞成国民革命，并且有时还很激烈地参加革命。但是谁能够领导它呢？换言之，就是它要在哪一个阶级的指导之下活动呢？这很难确答，但是我可以断定，如果有一部分的智识阶级，仇视帝国主义与军阀最深之智识阶级，即智识阶级之左派，它要成功国民革命，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它必然要受工人阶级之领导，在工人阶级的意识底下去活动。（关于中国智识阶级问题极复杂，容当专著论文讨论。）
　　苦力，即各种夫役，黄包车夫……等，它们在经济地位上，是极受压迫的人，光在这一点已很接近工人阶级了，自然是容易接受工人阶级的指挥。游民无产阶级，即青、红帮，一切土匪和兵士等，这些群众确是中国一个大难题，在国民革命上亦很难对付。他们没有一定的阶级意识。他们只要饭吃，谁给他们饭吃，他们就给谁服务，不管封建军阀，也不管帝国主义。所以现时大部分之游民无产阶级都为军阀所利用，成了一种保证军阀卖国殃民之武器。其余的化为土匪，也是杀人放火，不分皂白。本来游民无产阶级是受外国帝国主义之商品侵略而失业，受封建军阀之剥削与扰乱而更流落，可是它绝不能懂得这个道理，它很难认识到它们的真正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然而真正的国民革命绝不是建筑在游民无产阶级的基础上（现时之国民党就是因建筑在游民无产阶级如土匪军队的身上以致不能成为革命的党），所以游民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的群众上不甚重要，可是也有相当的作用，因为它也是被压迫的，有时也有用得着它的地方，不过必须在工人阶级的意识指导之下，才可以免除许多危机，才有相当的革命意识。
　　我们分析以上各种阶级，姑除开游民无产阶级外，差不多是与工人阶级接近的，容易受工人阶级的指示与领导的。我们现在可以断定，在物质的基础上，在革命的觉悟上，在世界革命的环境上，以及中国各社会阶级的利益和意识之趋向上，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配作领导者，也只有它能作领导者。

（五）

　　现在遗留下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国民革命，在客观的条件上，既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能够作领导者，为什么中国的工人阶级就不把这个革命，作成自己的阶级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呢？这个道理非常明显。因为：（一）中国工人阶级此时唯一的敌人并不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而是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军阀；（二）在世界革命的意义上，在中国革命历史进化的阶段上，中国工人阶级打倒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军阀，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之第一个步骤，是中国工人阶级走到无产阶级革命必经之路；（三）中国的各种社会阶级在国民革命的意义上现时是能够受工人阶级之领导的，可是如果拿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上就很有些疑问了，恐怕有许多分子马上就会变成反革命者。中国工人阶级，在策略上，为的大敌在前，消灭共同的仇敌，也绝不能使阶级过早分化，分去革命的势力。有此三个原因，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在目前只集中各阶级的革命势力于国民革命之一个焦点上，以期消灭当前之大敌——帝国主义与军阀。可是同时中国工人阶级的使命绝不限于国民革命，绝不限于消灭帝国主义与军阀，它自有它更伟大的使命，最终的目的——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它一方面须极力领导国民革命，推动国民革命到底；另一方面又须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在一九〇七年说：“无产阶级（指俄国的）的积极责任，是在推动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革命到底而为其领袖。”接着他又说：“要无产阶级抓住德谟克拉西的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农民，以与专制皇帝和背叛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奋斗，在这种条件之下才有可能。”（见《对于资产阶级政党之关系》《列宁全集》第八卷四一一页。）这是列宁主张俄罗斯无产阶级在当时对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之态度。当时的俄罗斯与现在的中国很有相仿佛的地方。所以中国工人阶级此时一方面应该起来作国民革命的领袖，推动资产阶级性的国民革命到底。要推动这个革命到底，也就须抓住一切小资产阶级（自然最重要的是农民，而手工业者、小商人、小资产阶级的智识阶级亦很重要。）以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反革命的一切买办资产阶级奋斗，那时中国的国民革命才有达到目的之可能，中国的国民革命才不至于流产。

（本文文内重点，都是由著者后来加上的——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