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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
彭述之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
* 这是在一九五一年八月第四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上的口头报告，同年十一月写成文字，在第四国际的内部公报上发表。
自中共对蒋介石反动政权取得完全胜利，占领了整个中国大陆，建立“人民共和国”（或“人民民主专政”）后，这不但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巨大的、甚至划时代的事变，而且在远东乃至整个国际关系上都引起了极深刻的变化。但这一事变和变化，不仅出乎一般资产阶级统治者及小资政客们意料之外，引起了前者异常的惊疑忧惧与后者的惶惑或眩慕，而且由于中共以极反动的孟什维克主义“革命阶段论”政纲，配合着完全脱离城市工人阶级的农民武装队伍达到了今天这样的胜利，实远非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连托洛茨基本人在内）始料所及。正因此，中共的胜利在我们队伍中引起了不少迷惑，对它胜利的原因、意义及其政权的性质和前途，都发生了极度分歧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因此根本怀疑到不断革命论的真实性。这些分歧意见如不及时加以合理的解释和解决，在我们队伍中，特别是在我们中国支部中，可能发生最严重的后果，——一部分同志可能因怀疑不断革命论而向斯大林主义投降（上海一部分同志已微露此种倾向），另一部分同志则因厌恶毛泽东机会主义的胜利系完全违反了不断革命论，而走向极端的消极（中国的少数派[按即指“新旗派”——编者]即已明白表现了这一倾向）。因此，我们对中共的胜利及其所引起的特殊局势，必须予以极慎重的极严肃的检讨。首先，我们绝不应因共党的胜利而忽视斯大林主义的反动作用，向它让步或低头。我们必须坚持我们不断革命论的基本立场（因为这是引导中国乃至一切落后国家走上真正解放的唯一指南），并以此立场去判断和推动已经发生的事变。但在进行讨论时，我们不仅要抛弃一切主观的成见、愿望或机械的类比，而且要摆脱某些传统的公式（可绝不是摆脱原则）。我们必须面对着活的具体事实（不管事实的好坏），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局势之对于中国事变中所发生的决定影响。同时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斯大林主义在事变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及强使事变本身及其后果所形成的畸形或变态。总而言之，我们必须严肃地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去观察事变，分析事实，从分析事变本身发展的后果关系中获得正确的理解，并由此正确地估计其可能发展的趋势。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采取我们国际研究南斯拉夫及东欧问题的同样精神和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从迷惑中，从极度分歧的意见中解脱出来，正确地决定我们对中共领导运动的基本态度和方针。因此，本报告的目的不在于多多提供事实，而是希望从事变逻辑发展中提出必须的基本事实去解释某些已经引起了严重纠纷的意见，借供国际合理地解决中国问题的参考。
中共对蒋介石国民党胜利的诸原因
中国托派过去廿余年来所坚持的传统观念（即托洛茨基再三提示的观念）之一，亦即对抗斯大林党单靠武装农民队伍以征服城市的概念之一，认为要推翻资产阶级地主国民党的政权，必须城市工人阶级站起来领导全国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民众，特别是农民群众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最后举行武装暴动，才有可能。单只依靠乡村农民武装力量，是无法推翻资产阶级地主政权的，因为在现社会的条件下，乡村是受城市的支配的。乡村农民必须由城市阶级领导才能起决定的作用。但现时我们面对着的事实却正是一个依靠农民武装队伍的斯大林党摧毁了它，并夺取了政权。由于这种“事实”与“传统观念”间的极度矛盾，便在中国同志中首先引起了迷惑和纷歧意见。同时国际间某些同志，由于不甚了解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的传统观念及毛泽东胜利的特殊原因，便以强调“群众的压力”来解释毛的胜利。因此，我以为详细而正确地解释中共何以胜利的问题，不但为消除中国同志间的分歧意见所必须，而且也是为纠正国际间某些同志的偏向所必要的。此外，而且是最重要的，只有正确地解答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中共胜利的客观意义，它的一切措施的盘旋曲折及其可能的前途。为了尽可能解答这一问题，我先从几方面的事实说起。
A．蒋介石政权的绝对腐朽与自动崩溃 大家知道蒋介石政权是从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血泊中产生的。因此，它生来就极端害怕民众，仇视民众，压迫民众，并以亚洲式的极野蛮方式剥削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为其生存条件。同时又因为它所代表的东方资产阶级（即资产阶级愈到东方愈卑怯无能）使然，故只有依赖帝国主义（至少是其中的一派）为靠山，并团结一切反动势力（连同封建的残余势力在内）以对抗群众，压迫群众。正因此，它不但不能解决资产阶级的任何一个民主任务，即连极微少的任何民主改良（如“二五减租”之类）也不可能。它的主要特征是：亚洲式的极度专横、腐败与无能。这些特点在抗战过程中已暴露无遗：一方面，蒋政府对日帝长期谋求妥协（即实行“不抵抗主义”）失败而被迫进行抵抗时，即对抗战暴露出绝顶无能，不断丧城失地；另方面，却绝对压制群众的任何自动抗战活动；同时，它的官僚军阀利用了抗战机会尽量搜刮民脂民膏以自肥（如囤积、走私、勒索……所谓“发国难财”）；因而大大地引起了一般民众的不满和怨恨；——此种不满和怨恨，曾在抗战末期的学生示威与某些地区的农民骚动中反映了出来。
日帝投降后，蒋政府的专横腐朽与无能更是登峰造极。首先是军阀官僚们在接收“敌伪财产”的名义之下，尽量盗劫公产以饱私囊，并在生活上极尽穷奢纵欲之能事。同时则借进行内战之实，征粮、征兵、尽情搜刮（因应征兵士可以纳贿免征，故亦为官僚勒取钱财的一个资源），横施压迫，这便更加引起了一般人民的愤懑，因而爆发了几次大规模的抗议与示威运动（以学生为主体）。但蒋介石对这些愤懑、抗议与示威的唯一答复只是：宪兵、警察和特务的镇压、屠杀乃至暗杀和绑架等等。
在抗战过程中，蒋政权的财政基础原已耗竭殆尽，除了横征勒索外，便只有靠印刷机无限地印发纸币来维持。因此，通货膨胀的速率差不多是依照几何级数而增加。到“和平”后，此种通货膨胀的增加则由几何级数进到闪电的速度，以至最后爆发了一九四八年末“金元券”的总崩溃与经济上空前的大混乱——那时一切工商业都趋于停顿与解体，中下级各层人民，连同政府机关中的一切中下级职员的生活都已陷入绝境。工人迫于饥饿，又掀起了颇为普遍的罢工潮，尤其是抢米风潮到处发生，当时美联社对此种情形有一个简括的描写：“恐慌和饥饿正在威胁着上海人民……一般中产阶级以下的人民都无法生活下去，对现状不满和怨愤，几乎普遍存在，人心思变，大家都要求改变现状。”那时的蒋介石政府真是摇摇欲坠：假使中共在当时的各大城市号召工人及一切群众起来举行暴动推翻蒋介石政权，简直有如摧枯拉朽。但中共却叫人民安静地等待它的“解放军”来解放他们。
蒋介石唯一信赖的是他的军事力量，因而坚持内战到底，绝不与毛泽东妥协，希图以其“优越的军事配备”消灭中共的农民武装，以此挽回其末运。事实上蒋介石的军队不但在数量上，就是在配备上确是远远超过了中共。因为它有颇大的一部分军队（约五十万至六十万）是配有最现代化的美式武装的。但它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大多数的兵士们是从农村中强征来的，有些甚至是绑架来的，因而他们天然地或多或少反映农民的不满和怨恨。二、所有的上中级军官们都早已腐化透顶，对兵士横加压迫，经常克扣军饷，致兵士生活陷于极端痛苦，这更加深了兵士们的不满和怨恨。这种怨恨只需碰到一个适当的机会便会泛滥成为投降或溃逃的洪流。毛泽东的“总反攻”便给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在前述的事实表现之下，蒋政府不但对于一般民众是绝对孤立的，极端被仇视的，就是绝大多数的资产阶级，曾经拥护过它的，现在也离开它，怨恨它，甚至欲牺牲它而另寻出路了。这种情形反映在国民党里面，便是各种各式的反蒋派系之公然出现。因而使国民党本身陷于分崩离析。其中一部分，成立了所谓“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李济深为领袖），看到蒋介石的无望，即亟亟于同毛泽东谋取妥协或“谅解”；另一部分则准备起义响应（如湖南省长程潜及云南省长卢汉等）或等待投降（如北平的傅作义及四川的刘湘等）；第三部分以李宗仁及白崇禧为代表（所谓桂系）则准备取蒋介石的地位而代之。而国民党外的资产阶级分子则愈来愈围绕于“民主同盟”的周围，希图通过这个集团去找寻他们的出路。总而言之，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基础及其上层结构是完全崩解了，再也不能维系下去了。
这时给蒋介石留下的最后一点希望，就是华盛顿的紧急救援，他为此曾特派宋美龄赴华府作最后哀求。
B.美帝最后抛弃了蒋介石 第二次大战前，在中国政治和经济上最占优势而具有决定作用的是日、英、美。在战后，日帝势力完全消失了。英帝由于本身的过度衰朽，除了勉强维持港九的统治外，在政治上可说已完全退出了中国舞台。最后企图支配中国的只有美帝。美帝原想用全力支持蒋政府，以此垄断中国整个市场，作为抵抗与进攻苏联的堡垒。所以它在大战末期及战后初期，曾以巨量的物质与军备支援蒋介石。但当美帝看清蒋政府的行政与军事机构的绝顶腐朽无能所招致的可怕危机时（如美援物质大部分为官僚中饱，美援武装则常为作战无能的军官们“送给”共党等），它便一方面企图“说服”蒋介石实施某种“改良”（如排除某些过分腐朽无能的高级官僚和将领，进用较有能力的“民主人士”以及抑制某些过分的专横和压制等等），另方面，则希图在蒋毛之间谋取暂时的妥协，以便等待时机去收拾后者，——这便是马歇尔特使来华的使命。但蒋介石不仅拒绝施行任何“改良”，而且顽强地拒绝了与毛泽东作任何妥协。结果，马歇尔的使命便完全失败了。此时留给美帝的唯一道路就是直接以军事代蒋进攻共党，并直接控制其军事行政大权，如当时一部分共和党人所主张的。但异常之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局势并不容许美帝如此蛮干。假如美帝这样蛮干下去，不但会使它的全部物质和精力陷入广大中国的泥沼中，而且可能因此直接引起新的世界大战。在当时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不仅美帝不敢冒此大险，就是他的同盟者（例如英帝）也会极端反对的。这便最后迫使美帝放弃了援蒋政策，对中共采取观望和等待时机的态度。但美帝这最后决策，对蒋政府便无异于一道“催命符”，——这从杜鲁门上次选举胜利及其最后拒绝援蒋的消息传至中国后，在蒋介石集团内所引起的异常颓丧与绝望气氛中充分地反映了出来。
C．中共的主观力量 中共的主要力量或基本力量，即是它的农民武装。此种农民武装力量系导源于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华南诸省继续爆发的农民暴动。那些农民暴动虽在当时没有任何前途，但由暴动中集合起来的农民武装，经过当时共党全力的组织与训练（因共党自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即退出了城市而专门从事于农民暴动，组织农民军[“红军”]及建立“苏维埃”等），并因中国经济上的落后及地理上种种特殊条件（如地域广大与交通的异常缺乏等），一般农民群众陷于毫无出路，以及资产阶级政府的特别无能等等客观的和主观的条件，便得以继续维持和发展，形成了长期的农民战争。后来虽因蒋介石获得了帝国主义的大量援助（如飞机、军火及军事专家等）迫使中共的农民军由华南逃到华北，并向蒋政府投降，取消了“红军”番号、“苏维埃”及土地革命。但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共的武装又在华北获得了空前发展的机会。尤其是战争末期及战后，中共的武装力量更获得了大大的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前江西时代，形成一股巨大的军事力量。
在政治上，中共虽然盘旋于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之间；虽然在抗战前夕取消了土地革命与“苏维埃”和“红军”番号；虽然在抗战期间它卑屈地与国民党“合作”，拥护蒋介石的领导；但由于它对蒋政府曾进行过长期的反抗斗争，并在抗战中对后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作过某些改良主义的的批评，以及在战后提出过某些民主改革的要求，特别是在华北某些地区施行的土地改革；再加上苏联十月革命的传统威望，以及苏联在上次大战中所表现的显赫战果和战后在国际上的强盛地位；在一个绝顶专横、腐化无能的蒋政府压迫和剥削下深怀愤懑而正陷于无出路的一般民众，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群众，在缺乏一个真正革命党领导他们时，便将一切希望寄托于斯大林主义的中共了。这便是中共政治资本的泉源。此种“政治资本”与“农民武装”配合起来，便构成了中共的主观力量。但若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共的胜利还是大成问题的。
D．苏联对中共的援助 苏联官僚层虽然极端害怕中国有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领导农民胜利的革命，虽然它的对外政策是希图与美帝谋取妥协，但为自身的特殊利益，尤其为对抗美帝的过分威胁，在它可能控制中共的限度内，是不惜予后者某种援助的，所以克里姆林宫除了在政治宣传上声援中共所领导的运动外，即在军事上也确曾给了后者以决定性的援助。苏联之占领东北（这是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区，由日帝在几年内经营起来的，和最富裕的农产区，并拥有人口三千余万。）在客观上就等于给了蒋介石一个致命的打击，苏联在表面上虽然承认蒋政府为合法政府，并将东北的大部分城市和矿区移交后者。但实际上苏联官僚层却尽量地破坏了那些最重要的工矿设备（并搬走了一部分）几使之全部停顿；并借控制旅顺大连以截断蒋政府的对东北的主要海上交通，阻碍它对东北工商业，特别是对驻军的连输和补给。另方面，则以解除日军的庞大轻重武装（据估计可以武装百万人）以武装中共队伍，并使之占领各乡村及小城市，重重包围蒋军驻守的各大城市和矿区——这样，蒋介石所收回的大城市和矿区不但毫无裨益，反而成了极不堪忍受的负担，最后则变成一个陷阱。首先，蒋介石便必须派遣配备最好的（也就是美式配备的）庞大军队（约五十万人）在那里防守，同时又须维持那些大城市和矿区的巨额开支，这便大大地牵制了并分散了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和加速了它的财政破产。
至苏联以俘获日军武装替毛泽东建立起来的军队（有名的林彪第四野战军便全是由苏联武装起来的），这在毛泽东的军事配备和战略上都起了决定的作用。人们应当知道，毛泽东原有的农民队伍虽然数量庞大，但在武器配备上不仅是极落后的，且是异常缺乏的，尤其缺乏重武器。自从经过苏联之手获得日军此项庞大的轻重武器后，再加上苏联及日俘的大批的军事技术人员，毛泽东原来极落后的农民武装，就有一部分一跃而为现代化了。此种现代化的武装与农民作战的勇敢和中共将领军事上的熟练配合起来，这才使中共的军队有从单纯的游击战转变为阵地攻城战之可能。这从一九四八年秋冬交替时共军完全胜利地攻取东北各大城市和矿区（如长春、沈阳、锦州等大城市及铁岭、抚顺、本溪、鞍山等大矿区）的诸战役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共军对东北各大城市胜利的结果，除获得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基础外，在军事上既一方面摧毁了蒋介石军队中最优良的，即美式装备的最大部分（据估计约占全部美式装备百分之八十）；另方面，又因获得蒋军的庞大新式武器和人员（投降与被俘者约近四十万人）与以前从苏联所获得的日俘武装综合起来，这便使中共在军事配备和技术上原来对蒋军所居的劣势，现在反过来变成为压倒的优势了。因此也就根本改变了中共军队的战略地位，即由单纯的游击战转变为大规模的阵地战与攻城战了。这对于单靠农民军以夺取城市的中共的胜利，无疑地是具有决定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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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前面的事实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幅明显的图画：资产阶级地主的蒋介石政府，无论在经济、政治及军事的机构上都完全自趋瓦解了，以前唯一支持它的美帝也已最后放弃它了；中共的农民军获得了农民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拥护，尤其从军事上获得了援助，便已成为空前庞大而多少具有现代化设备的军队了。这些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配合起来便促成了中共的异乎寻常的军事胜利。假如我们将共党军事胜利的过程加以简括的描写，更显出上述诸原因的真实性。从共军一九四八年秋发动“总反攻”时起，在东北诸战役中，除锦州发生过严重的战斗外，其他如长春、沈阳等大城市，全是由于守军的投降或崩溃，未经过任何严重的战斗而取得的。而在长江以北的诸大城市或军事重镇，除徐州蚌埠经过一番战斗外，如济南、天津、北平、开封、郑州、西安等不是守军叛变（济南）就是投降（北平）或自动放弃的（天津、开封、西安等），西北的甘肃和新疆更是完全由于投降。只有山西的太原曾经过长期的惨酷战斗，但对于整个战局是无关重要的。至于长江以南的诸大城市，除上海有过象征性的抵抗外，不是事先放弃（如南京、武汉、杭州、福州、南昌、桂林、广州等）就是临时投降（如整个的湖南云南等）。所以共军越过长江直抵广州都等于“如入无人之境”。因为残余的蒋军，除投降者外，早已自行撤退或逃跑了。因而形成了中共“解放军”不是攻取，而是“接收”的奇特情形，从这一军事的具体过程中，人们便可以充分看到资产阶级蒋政权的腐朽与自行崩解达到何等稀奇的程度，而中共农民军的胜利是在怎样一种特殊情形下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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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中共依靠脱离城市工人阶级的农民军对资产阶级地主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胜利，是完全在一种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条件下，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特殊条件配合下所促成的。这一特殊条件的基本点是：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已趋于极度的衰朽和解体，而中国则是资本主义最弱的一环，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政权之自动崩解，仅是整个资本主义的腐朽与解体之一个极端体现。另方面，②斯大林官僚层凭借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财产制，并利用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以空前地扩张其势力和影响，这便大大地吸引了在资本主义极度衰朽和解体下而陷于无出路的群众，特别是东方落后国家的群众，这便促使这些国家的斯大林党特别强大起来。而中共正是这类斯大林党之登峰造极的典型。③再加上美帝在当时国际局势（也即是第二次大战所造成的局势）中所居的不利地位，而被迫放弃对蒋的援助或对毛的干涉。同时，④苏联因在大战结束时对东北所取得的特殊地位，并以此为根据给蒋政府以严重的损害而直接援助中共，使后者的落后的农民武装趋于现代化。假如没有这些条件的配合，中共单纯依靠农民武装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倘使东北不被苏联占领而完全由蒋介石所控制，蒋利用东北庞大的经济资源和日军武装，并以此隔绝中共与苏联的直接联系，阻止前者对后者的武装援助；或当时情势容许美帝直接干涉中共的军事活动；——在这两者的任一情形下，中共的胜利是大成问题的。如果我们将中共农民军在以前江西时代（一九三〇年至三五年）所以陷入失败的情形，——当时资级地主国民党政权的相当稳定；帝国主义对蒋的不断援助以及中共与苏联的隔离——回忆一下，就可从反面证明：今天中共的胜利，完全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特殊条件底下所促成的。
托洛茨基和我们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曾经坚持：摧毁资产阶级地主国民党政权，不能单靠农民武装力量，而必须由城市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群众举行暴动去完成——这一基本观念，即在今天看来还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是根据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落后国家在内）无产阶级领导农村民众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和许多革命的经验，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而来的。这正是不断革命论的基本观念之一，不管毛泽东今天的胜利怎样，我们的国际仍然不能放弃这一观念。例如在印度，我们仍然要坚持印度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去摧毁国大党的资产阶级政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落后的印度顺利地走上真正解放和发展的道路，即由民主革命“不断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我们之没有能预见中共今天的胜利，等于我们和托洛茨基没有能预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斯大林主义的特别扩张一样。我们的错误并非原则性和方法上的。毋宁说是过分坚持了原则，以致多少忽视了事变发展的特殊条件，因而影响了我们策略上的及时转变，我们当然应该接受这一教训，以估计今后东方斯大林党具有强大势力的某些国家的事变发展（如越南、缅甸等），并预先准备在策略上的正确应付。但同时我们必须了解：像中共这种脱离工人阶级而专靠农民武装所取得的胜利，不但其本身是畸形的，而且替往后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种下了许多极难克服的障碍。我认为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评断中共所领导的整个运动的成就和前途，以及决定我们的战略和策略，都具有重大意义的。
中共夺取政权是否由于群众压力并违反了克里姆林宫的目的？
我们国际间某些同志，由于不甚了解中国事变的具体经过和特殊条件，便特别强调“群众的压力”或以南斯拉夫事变的例子来解释中共的胜利。例如歇尔曼同志说：
“我们的运动曾传统地了解群众之超过斯大林主义，在共党内部包含了深刻的裂缝。南斯拉夫和中国的实例已经充分指明：在某种特殊条件下，整个共党会超过克里姆林宫的目的，而能改变它们的政治路线，领导群众去夺取政权。在这种条件下，这些党便已经不是斯大林主义原来意义的党了。”（见歇同志著《第四国际斯大林主义问题决议案中什么是应当修改，什么是应当保留的？》载一九五一年四月出版的《第四国际消息公报》第五页。）
这段文字里面的含义显然是：中共之胜利地夺取政权，同南共一样，是在群众的压力之下，并违反了克里姆林宫的目的而完成的。但不幸，这一根据“传统的了解”的类比，却很难在中国事变中找到足够事实的证明。现在让我们先说事实吧。
关于中共与群众的关系（连受群众压力的关系在内），我们在这里且不远溯抗日战争前及抗日时期所表现的事实（即常常违反群众意向不顾群众压力的事实），只从战争停止后说起。在战后的第一时期，即从一九四五年九月至四六年末，可说是中国群众运动相当蓬勃和复兴的时期。在这时期内，首先是工人群众在各大城市（以上海为中心）要求依照物价指数增加工资，争取组织工会的权利，以及随后反对冻结工资等等，曾经普遍地继续地举行了怠工、罢工、甚至示威等等。虽然这一斗争本质上还没有越出经济的范围，也没有达到全国规模的水准，但至少证明工人阶级在战后已昂起头来向资产阶级及其反动政府作改善生活和地位的斗争了（这斗争事实上曾经获得了相当的成果）。这显然是中国工人运动开始复兴的表现。同时农民群众在征粮、征兵、征实等不堪忍受的压榨与土地饥饿的威胁之下，普遍地深怀愤懑，即在蒋介石控制的某些地区也发生了骚动。特别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学生群众，在反对国民党专政，要求民主，反对反动内战，要求和平，及反对特务迫害等口号之下，曾经在重庆、昆明、南京、上海、广州、北平等大城市鼓动了许多次大规模的抗议、罢课和示威运动。另方面，蒋介石政府回到“收复区”不但因为行政上所暴露出的异常腐败无能，立刻引起一般民众的剧烈反感，本身呈现动摇，而且它的权力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没有达到华北，特别是东北（直至一九四六年三月初苏联才逐渐将沈阳、长春等大城市和重要矿区移交蒋政府。）而在这时期内共党的军事力量和在一般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又在迅速生长。这些工人的斗争，农民的愤懑和骚动，学生的大规模示威运动，蒋介石政府的腐朽和动摇，与中共本身力量的生长配合起来，显然构成一个“革命前夜的形势”。假如中共当时能够顺着此种形势（即接受“群众压力”）提出打倒蒋政府的口号（即夺取政权口号），使之与其他的民主改革要求，特别是土地改革要求配合起来，很快就可以将革命“前夜的形势”转变为直接革命形势，顺利举行暴动夺取政权的。但中共在这一时期内所采取的基本路线却与此完全相反：它不但不提出打倒蒋介石政府和土地革命的口号去动员群众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反而卑躬屈膝地向蒋介石要求建立“联合政府”（如毛泽东之飞重庆与蒋进行直接和谈，并在群众集会上表示拥护后者等），并以全力拉拢各派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上层政客们，在美帝指导下，进行妥协和谈。当时共党对于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不但不积极地去领导，使此种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这在当时是极可能的），反而在工人群众中宣传不要“过分”反对民族资本家（为的是与之建立“联合战线”），并极力与黄色领袖拉拢，以此抑制工人的“过分”要求。它在农村中的活动，仅限于组织游击队，而极力避免一切足以鼓动和组织农民群众的庞大运动。对于城市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只是利用它们作为压迫蒋政府接受和谈的工具，而从未企图将此种运动与工人罢工运动配合而形成为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斗争。共党虽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宣布在其所控制的某些地区开始进行土改，以为巩固其军事力量的辅助（这也是因为蒋介石不断的军事进攻所迫），但此种“土改”既极不彻底（即尽量与地主富农妥协，如保留地主富农的“全部工商业财产”，容许他们分占较好和较多的土地等。）而其范围又甚为有限。（例如在其所控制山东、江苏、河北、河南省的地区，不许进行土改。）更有甚者，共党为了渴求与蒋介石谋取妥协，甚至不惜将它在广东和浙江的农民武装队伍加以解散（这一解散曾在共党内部引起了很大的不满），仅把其中的一部分迁移至华北。这一切都充分证明：当时共党的政策不但没有接受“群众的压力”，反而是在完全违反群众的意向与要求下专断地进行的。
但在蒋介石方面，却尽量地利用和谈的时间：一方面，将它的军队迅速地从内地运到“收复区”的各大城市和军略据点（当然是借美帝飞机军舰之助）以巩固其地位，并积极准备对中共的军事进攻；另方面，将新起的群众运动，尤其是学生运动压平下去。所以至一九四六年末，当蒋介石认为自己的准备工作完成时，他不但公然堵住了一切和谈的门径（如召集自己的“国民大会”及准备组织自己的“立宪政府”等，实为从根断绝与共党共同建立“联合政府”之表示），而且在军事上发动了对共党的大规模进攻（如夺取张家口及苏北某些城镇等）。但此时中共还不曾放弃与蒋介石妥协的企图，它的和谈代表还滞留在上海和南京，希望通过所谓“第三方面”（即“民盟”）的从中调解，与后者重开谈判。迄至蒋介石驱逐了中共的和谈代表（一九四七年三月），并实行攻占它的根据地延安时（同年四月），它才开始感到与蒋妥协的绝望，才积极从事军事上的抵抗。但即在此时，它还不敢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更没有提出实行土改以动员群众的政纲。最后，因为蒋政府公开宣布了“通缉毛泽东”（六月廿五日），并发表了“戡乱动员令”（七月四日），中共经过了几个月的犹豫（大概是等候莫斯科的训令）之后，才于十月十日以“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发表宣言，公开号召“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并同时以共党中央的名义宣布了“土地法大纲”，申言实行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仍保留其所谓“工商业财产”）分配给无土地及土地不够的农民（但差不多同时宣称新解放区一概停止土改）。这算是中共自一九三七年宣言拥护蒋政府，放弃土改等以来在政治上的一个大转变，如就对蒋介石而言，可说是该党（自一九三七年降蒋以来）一个根本转变。
但这一转变是否由于“群众的压力”呢？显然不是！因为群众运动此时已被蒋介石残酷地镇压下去（特务到处横行无忌，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不断地被逮捕、被殴打、甚至被暗杀，工人中的活动分子亦经常被逮捕、被监视等），而处于极低沉的状态了。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中共这一“转变”，完全是在蒋介石截断了任何妥协桥梁，并实行猛烈进攻的致命威胁下（即企图根本消灭中共势力的威胁下），被逼迫出来的。这正是我们中国俗语所谓“逼上梁山”，换句话说中共的“转变”与其说是“群众的压力”毋宁说是由于“蒋介石的压力”。
仅仅从这个时候起，中共为了有计划地准备反攻，才在政策上开始“左转”，即开始迁就群众的要求（或可称为接受“群众的压力”，）特别是迁就在它控制下的农民群众的要求，俾便获得他们的拥护，以加强其军事力量。因此，它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至次年春间，曾在那些已经进行土改的地区发动了一个“纠正右倾偏向”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中共将以前给予地主富农的许多特殊权利加以清算，将他们占得较多和较好的土地重新没收分配给贫农，取消他们在乡村行政机关乃至党和军队中的地位。（因为由于以前的妥协政策，有很多的地主富农分子加入了党和军队，并在其中占有相当的地位。）并成立“贫农委员会”，给予贫农群众以若干民主权利，让他们直接去向地主富农进行斗争，甚至让他们去批评它的下级干部，并因此撤换了和惩罚了大批下级干部，——这一切确实大大地获得了庞大农民的拥护，大大地增强了它的反蒋的军事力量。但不要忘记，中共这一切“向左转”的新政策和举动，都是在“蒋的压力”下逼迫出来的。
关于中共与克里姆林宫间的问题，我在这里也只能举出它在历史上的几个重要的“转变”为例。当中国第二次革命惨败后，克里姆林宫的政策从极右的机会主义转入极左的机会主义时（就其整个国际路线言，即所谓“第三时期”），那时的中共领导机关即毫不犹豫地跟着前者跑。虽然在此种“转变”下不断遭受了极严重的损害，虽然有托洛茨基及中国“左派反对派”不断的严厉批评，但当时的领导机关还是不顾一切地执行了那种冒险主义的政策，即在资产阶级已完全胜利和相当稳定的反动局势下，完全脱离城市工人运动，在荒僻的乡村进行建立“苏维埃”与“红军”的毫无出路的斗争。
当共产党的“红军”被蒋介石驱逐出华南而逃至华北的延安时，已是克里姆林宫在希特勒的威胁下，从“第三时期”回到了极右的机会主义，即建立了所谓“民主阵线”或“和平阵线”的时期。中共对克里姆林宫这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亦完全同以前一样，毫无保留地提出了“人民阵线”或“国防阵线”的主张，重新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合作”。甚至当张学良（即当时指挥讨伐共军的前敌总指挥）在“群众的压力”下，主要在他的士兵与下级军官的压力下（因为他们都是满洲人，极恨蒋介石对日帝攻东北时采取不抵抗主义，致使他们无家可归。）在西安囚禁了蒋介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引起了全国民众，特别是中共党员们的欢欣和希望时（当蒋介石被囚禁的消息传出时，全国民众无不兴高采烈，满以为反革命的刽子手这回是完蛋了，一个新的时代会到来了！），中共也竟然毫无抵抗地奉行了克里姆林宫的训令，强迫张学良将蒋介石——第二次革命的刽子手与中共作战八年的死敌——加以释放（周恩来便是当时中共派往西安与张学良谈判释放蒋介石，并与蒋直接谈判“国共合作”的全权代表），为的仅是求得蒋介石同意与之“重新合作”（在取消土地革命，“苏维埃”与“红军”番号等条件下），“共同抗日”。中共领导机关对克里姆林宫这种稀奇的奴颜婢膝的服从态度，不但引起了当时一般民众的极度反感，即在它自己的党员群众中也发生了极大的失望和震动。
大战停止后，中共不顾一切地，即完全违反群众的意向，卑屈地追求与蒋介石进行和谈妥协的政策，系完全在克里姆林宫的训令下，使之完全隶属于它的外交政策，即隶属于与美帝谋取妥协的政策，——这是最新鲜的事实，而毋需加以说明的。随后，中共政策之大转变（即从谋取与蒋妥协转变为打倒蒋介石的政策），也是完全与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的“转变”（即从谋取与美帝妥协失望转而采取抵抗政策——所谓“冷战”）相适应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仅指出中共一九四七年十月之“大转变”恰与克里姆林宫同年九月间成立“九国共党情报局”这一时间表的配合，就可充分证明前者的“转变”不但绝对没有“违反”后者的“目的”，反而全是在它的指导下所完成的。❉
❉ 国际间某些同志曾举出中共在抗战期间与莫斯科“隔离状态”的事实，证明中共最后反蒋政策的转变系出于违反克里姆林宫的“目的”。但这“事实”恰好证明与真正的事实是相反的。真正的事实是：在抗战前，延安即已经常驻有克里姆林宫的代理人（当然是秘密的），且有无线电经常与莫斯科传递消息。抗战后，苏联更派有大使驻重庆（还有其他的特务人员），得以公开的合法地与中共驻重庆的代表团或特务人员经常接触、传递消息和训令。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在抗战期间，中共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不但没有隔离，反而变得愈加紧密了。这可以从这一时期内，中共的报纸和文件迅速地反映莫斯科的一切宣传和策略中明显地暴露了出来。至于在战后，由于苏联占领东北，并派了许多代表在中共党和军队中工作，其双方关系之如何密切更是无须说明的了。
我们前面所举的事实，就可充分证明歇尔曼同志将中共与南共放在同一平面上，认为它们之夺取政权同样在“群众压力”下，并“超过了克里姆林宫的目的”，不但是机械的，而且完全是虚伪的。假如我们将南共与中共在事变过程中所表现的政策和行动略加比较，那就更显得它们之间含有极大的差异。南共在反帝的民族解放过程中（一九四一——四五）即已一步一步地摧毁了旧的资级地主政权，并在战后初期（一九四五年十月）完成无产阶级的专政（虽然这专政是变态的）。与完成无级专政同时及稍后（一九四五——四六年），它又完成了土地改革与工业和银行的国有化（通过法令没收私有财产）。另方面，南共在许多重要的问题上都与克里姆林宫发生了歧见，并依照自己的“经验”，即经验主义地迁就“群众的压力”与“违反克里姆林宫的目的”而进行。（请参考国际执委会第九次会议“对南斯拉夫与第四国际的决议”，及巴比洛同志《论南斯拉夫的阶级性》一文。）但中共在反日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以及战后的初期却完全追随着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不顾群众的压力，专意与资产阶级地主政权谋取妥协，即在已取得全部政权后，还是坚持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政府”并保护后者了私有财产。甚至于对土地改革也尽可能地拖延实行。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中共与南共在事变中所表现的这些差异，并不单是数量上，且是质量上的。因此说中共与南共完成了同样的事变，并已同样不是原来斯大林主义的党，是完全与事实不符的。
中共在事变中所表现的这些差异（与南共比较）怎样获得解释呢？第一，中共自一九二八年起由城市转入农村后，即建立了相当强固的军队（农民军）和政权，它二十年来利用此种军队和政权一贯地控制着农民群众（我们必须明白落后而分散的农民群众是容易被控制的），因而形成了顽强的官僚主义（尤其就它对群众的态度与作风而言是如此，所以它即是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工人和学生群众，也往往是命令式的或欺骗的，而极少采取说服的方式）。第二，在意识形态上，中共在应付许多重大事变中（第二次革命的失败，农民战争与抗战等），尤其在抵抗托洛茨基及中国托派对它的思想和政策的批评中（请同志们注意：托本人及中国托派在中国问题上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是远超过苏联以外的任何国家的），特别强化和深刻化了斯大林主义。毛泽东那种“有系统的”，固执的“新民主主义”，即是斯大林主义在“理论上”与“实践上”深化的体现，也就是特别顽强地坚持“革命阶段论”以对抗“不断革命论”的表现。第三，中共是廿余年来特别受到克里姆林宫注意的一个组织，所以它们间的关系也是特别密切的。尤其自苏联占领满洲，以俘获日军的武装去武装中共后，中共受克里姆林宫的控制便愈加严密了。❉由于以上三个特点，中共既不容易接受“群众的压力”来改变自己的政治路线，更不容易“违反克里姆林宫的目的”而自行其是。而南共的情形则不同，它差不多是从反帝的民族解放的群众运动中生长起来的，且为时极短，故不能形成像中共那样坚强的官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又因为它在抗战中确是与克里姆林宫相隔离的，因而便容易经验主义地接受群众的压力，跟随事变的发展而逐步改变自己的政治战线，以致最后走到了违反克里姆林宫的目的。因而我们可以说，中共与南共之夺取政权，只是外表上的相似，而其所以被迫夺取政权的动因及其所采取的方式和政权的内容是大不相同的。
❉ 当然这一种“控制”亦是经过一场斗争才彻底完成的。当苏联开始以日军武器武装林彪等的强大军队时，曾表现对毛泽东不大信任。故以一向与毛对敌的李立三为东北共军的政治领袖，代表中共对外发言，希图以此牵制毛泽东或压制他使其驯服。因而曾经一度引起了毛泽东的抵抗：他一方面命令刘少奇公开发表谈话，申明李立三无权代表中共中央发言（时在一九四五年末）；同时在党内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反李立三主义”（亦称之为“宗派主义”的“思想运动”，或称之为“整风运动”）。克里姆林宫看到这种情形，恐生意外，便特别派人与毛泽东谈判。只要“忠实地执行国际路线”，苏联可以“完全信任他”，“协助他”，并解除李立三的职位，由毛泽东派人代理。结果毛泽东当然完全答允“执行国际路线”以此获得克里姆林宫的信任。毛李间的一段竞争风潮也就这样地平息了下来。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便愈加小心地驯服地表示拥护苏联，表示“一面倒”忠实地执行克里姆林宫的训令了。
但由前面的判断和解释，我们是否可以作出一个结论：中共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拒绝接受群众的压力，并与克里姆林宫不发生任何歧见的呢？否，我们前面所证明的只是：中共在过去几个机关主要的转变中，是完全在克里姆林宫的压力下，违反着群众的意向或压力的。即在这次夺取政权的“大转变”中，也并非由于接受群众的压力和违反克里姆林宫的目的，反而是在蒋介石的致命压力下，并获得了克里姆林宫的完全同意而完成的。至在一般的情况下，中共为了保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不能不设法获得某些群众的支持，以便在群众中建立它的基础，因而在某种限度内，即在它所能控制的范围内，是需要或多或少迁就群众的要求，向群众让步，即接受群众的压力的。它的政策在过去曾经许多次“向左”摇摆，如一九四七年五月提出有限度的土改政策，同年末至一九四八年春的“清算土改右倾偏向”，以及夺取政权后所执行的某些较左倾的措施（最近的土改在内”等等，便是迁就群众压力的事实表现。像这类的迁就群众压力的政策，在将来还有更多和更大表现的可能。根据上面的同一理由，中共与克里姆林宫间在过去许多事变中，一定曾经发生过某些分歧意见或冲突，不过没有公开暴露出来而已。像前面所指出的“毛李冲突”便是反映了中共与克里姆林宫的冲突之显例。像这类的冲突，在将来不但是不可避免，而且可能变得更为为严重，因此我应当说，歇尔曼同志的错误（像前面所指出的）并非属于原则性，而只是事实上的。
但同时我亦应郑重声明：像在这种极关重要的问题上所犯的事实上的错误，不但要引出一连串的其他错误（如过低估量中共的官僚主义，它的斯大林主义的作风和意识形态，过高估量它与克里姆林宫的冲突性和群众的压力——即群众在事变中的作用，以及对中共前途的过分乐观等。）而且会引到原则上的错误。例如国际间某些同志断言中共政权为“无产阶级专政”，便是从认定中国事变与南斯拉夫事变同型，而南共政权为无产阶级专政，按照形式逻辑的演绎，则中共政权也无疑是无产阶级专政了（关于中共政权之绝非无产阶级专政，将在下面说明。）正因为这种根据某一公式强奸事实的错误可能引到原则错误的危险性，我们对于“原则”翻译出来的“公式”，便必须审慎地加以运用。我们绝不随便将原则或公式套在某一表面看来相似的事实头上，或强使之迁就我们的原则或公式，而必需首先精细地观察和分析事变本身的具体事实，尤其是顾到某些对事变起着决定作用的特殊情形。然后以此去判断事变是否与某一原则或公式相符，是否为某一原则或公式之无误的体现。正如列宁所说，事实永远是活生生的，而公式往往会变成死板板的。我们的运动曾经认定并坚持：群众可能超过斯大林主义的头，在各国共党与克里姆林宫间隐藏着深刻的矛盾，因而在某种特殊条件下，整个共党可能改变自己的政治路线超过克里姆林宫的目的，领导群众去夺取政权。这一原则，这一公式，在基本的理论上是正确的，且为南斯拉夫事变所证实（或更正确些说，这一公式是由南斯拉夫事变抽出来的），但我们这里须要特别注意的，正是“某种特殊条件”。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固然共党会受群众压力，违反克里姆林宫的目的，去夺取政权（如南斯拉夫已实行者），但在另一种“特殊条件下”，共党可能不经过群众压力而接受克里姆林宫的训令，至少不违反它的目的去夺取政权的。中国所发生的事变该是属于这一范畴。我们相信这种类似的事变将来还可能在东方其他的落后国家（如越南、缅甸甚至伊朗等国）重演。克里姆林宫所害怕的只是真正的工人革命运动的胜利，尤其是先进工人国家革命运动的胜利，因为它对这种胜利无法加以控制，会反过来威胁它的存在。但假如没有这种威胁，同时又不致直接引起帝国主义的可怕干涉，而且可以扩大它的势力范围的条件下，克里姆林宫是不会放过机会让它控制的共党不去夺取政权的。从中国事变中所得来的这个教训，我认为我们的国际必须加以接受，即使不将它看作共党夺取政权的另一类型，至少也要拿来作为南斯拉夫事变的重要补充。只有如此，我们才不致将原则变成死板的公式，任意套在任何类似的事变头上，引出连串的错误结论来。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事变的态度，应当是：根据我们的方法与原则去分析事变过程中的具体事实，从事实的分析中去考验我们的原则，丰富我们的原则，必要时修正我们的原则和公式。因为真理永远是具体的。
中共的胜利是否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开始？
国际第七次执委会对中国问题决议案曾指出“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胜利为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开始”。当这个决议初次传至中国时（一九四九年秋），当时我们的领导机关（中央政治局）对此虽大体同意，但因为被迫匆促迁移他处，以至未能详加讨论正式用文字表示意见。因此，不久即引起了某些同志对国际决议的怀疑（最初见于文字者为焦马两同志合写的《中国斯大林主义运动胜利的意义及其本质》载于一九五〇年四月出版的中文版《第四国际》第一卷第二号），近一年来且形成了最激烈的争论，一部分负责同志完全赞成国际的意见（以前曾表示不同意的焦马两同志且转为赞成的主要支柱），而另一部分负责同志则坚决反对。关于这争论的文件，国际已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四个文件❉ 译成英文以供参考，因此我在这里无需详叙他们的分歧点，只提个人对他们的，尤其是对反对派同志的主要论据的批评和解释。
❉“第三次革命与革命共产党的任务”，“中共统治与我们的任务”，“为何称这次内战为革命与这个认识的重要性”，“关于所谓革命局势的问题”。
反对派同志（即“任务”一文的签名者——引者）方面的主要论据是：中共之走上政权，并不是基于群众的，特别不是基于工人群众的革命行动（如从总罢工进到武装暴动的革命行动），而只是依靠农民的武装，以纯军事的行动达到其目的。他们根据革命的传统观念与近代革命的，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必须从下至上动员一切庞大的群众，尤其是动员工农群众，从一般的民主斗争升华到武装暴动，直接摧毁统治阶级的政府机构，建立新政权，才能算一个真正革命胜利的开始。而中共这次所领导的夺取政权的运动，不但没有完全动员庞大群众，而且尽量避免号召庞大的农民群众组织和行动起来进行革命的斗争（如驱逐地主和分配土地等）。换言之，中共是以农民武装的纯军事行动代替了工农群众的革命行动。因此他们断言中共的胜利只是一个农民战争的胜利，而绝非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开始或初步胜利。
我完全承认：这些反对派同志所根据的传统革命观念是正确的，所指出的事实是不可争辩的。但这些同志忘记了一件“小事”，那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不是列宁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的时代，而是斯大林官僚层篡夺了十月革命的遗产——苏维埃社会主义工人国家，走到了极度堕落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已趋于极度的衰朽，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由成熟变为烂熟；而另一方面，斯大林官僚层凭借着十月革命的威望和苏联的物质基础，尽量控制着各国的共产党，并经这些党尽量使各国的革命运动隶属于苏联的外交利益。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不但使某些国家的革命运动接连遭受挫败（如法意等国），而且使另一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变成畸形。而中共所领导的运动之胜利便是此种畸形革命之最显著的表现。
从中共之尽量避免动员庞大群众，特别是避免号召工人群众，而仅依靠农民武装力量夺取政权这一方面说，实在与古典的或常态的革命远不相符。但从它摧毁了资产阶级地主的蒋介石政权，广泛地实施土地改革及在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这些方面说，却无可否认地是革命的（不只是“进步的”），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划时代的。单就摧毁资产阶级地主蒋介石政府（这个从第二次革命失败的血泊中生长出来，并以极端恐怖和反动手段统治了中国廿余年的政府），和在政治上打击近百年来支配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争取民族独立——这两点看来，就已足够与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相比拟了。何况它还施行了相当广泛的土改（姑不论此种土改如何不彻底），将中国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式或农奴式的残余制度和势力，第一次大规模地加以扫除，并在继续扫除——像这样的运动，还不能算是一个划时代的革命运动吗？不错，反对派同志们曾争辩地说，他们是承认中共打倒蒋政府、在政治上争取民族独立及其所进行的土改，是含有进步的意义的，但无论如何这不等于一个革命的初步胜利，或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开始。因为这不是根据工农群众的革命行动，而只是凭借纯军事和官僚的行政手段而达成的。我们且承认中共在运动中所采取的是纯军事和官僚的手段吧。但仍然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中共所完成的事变“不是革命的”。我们只能说，这不是一个典型的或常态的革命，而是一个被歪曲了的，被伤残了的变态的革命运动而已。为了更明确地理解这个变态革命的问题，我们回忆一下关于东欧卫星国家性质的争论吧：
东欧的缓冲国家，除南斯拉夫外，剥夺资产阶级的政权，进行土地改革，以及工业银行、运输和交换等手段的国有化，都未曾经过或极少经过工农群众的革命行动，新的政权和国有化的产业更没有由群众监督和管理，而只是在苏军的占领下，由克里姆林宫所指派的共党官僚所执行和操纵的。因此，我们国际间各种各式的“少数派”（实际上是已离开或将要离开我们的运动的分子——假如他们坚持自己意见的话）便认定这些国家的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或“官僚集产主义的”。但我们的国际却根据托洛茨基研究和判断斯大林官僚层所控制的苏联国家性质（即堕落的工人国家的性质）的传统方法，断定这些东欧缓冲国已是一个同化于苏联的“变态的工人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财产关系已根本改变，即国有化了，这正是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所必须的前提。仅凭这一财产关系的根本改变，即可以断定这些国家的性质的改变。但同时我们的国际亦没有忽视苏联官僚及这些国家的共党官僚把持国家的一切经济和行政大权，警察和特务控制着群众的一切自由和创意——这些可恶的事实。正因为这些“事实”，所以我们的国际称这些“工人国家”是畸形的或“变态的”。只有这样，才算是辩证地理解事实，才算是“以真名呼实物”。
假如我们的中国反对派同志们，能采用我们国际判断东欧缓冲国家的性质的方法，即采用托洛茨基的传统方法，来判断中共夺取政权的胜利，那就异常之明显：不管中共在夺取政权运动中所采取的方法是纯军事的和官僚主义的，但它所已达到的成果——推倒蒋介石政权，政治上对帝国主义的独立及土地改革——确是中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进程中所必须实现的，因而是革命的。但也因为中共没有动员庞大的工人群众，经过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群众来彻底进行此种革命，换句话说，正因为毛泽东党以斯大林主义的纯军事的官僚的方式代替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动员工农群众的革命行动的方式，以孟什维克的“革命阶段论”政纲对抗了“不断革命论”政纲来进行此种革命，因而大大地歪曲了并伤残了此种革命，以以致使得革命的面貌变成畸形怪状，令人难于辨认。不过马克思主义者判断任何事变或事物，不是专凭外表，而是要看掩藏在外表里面的本质如何来判断的。所以不管斯大林官僚层所控制的苏联国家的外表如何的丑恶，但因为它保留着十月革命所创造的国有财产制，我们仍然承认它是一个“工人国家”，不过是“堕落的”。也不管东欧缓冲国一产生下来即被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弄得丑恶不堪，但由它已根本改变了私有财产制为国有财产制，我们也得称它们为“工人国家”，不过是“变态的”。同样，不管中共的官僚机会主义如何歪曲了和伤残了它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但因为它已推翻了蒋介石政权，争取了对帝国主义的相当独立和施行了某种程度的土改，我们也就不得不认它是革命，但是“畸形的”。
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现时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最错综复杂的时代。因此，许多事变和运动，在极度错综复杂的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之下，往往不是按照我们所想像（纵然是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原则）的常轨或常态发生和发展的。我们尤其要了解，自第一个工人国家堕落后所产生的斯大林主义的稀有的扩展与横行干预（最后分析起来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错综复杂的产物之一），更使得许多事变和运动脱离了常轨而变成畸形。在这个时代要求一切事变和运动都要合乎自己的理想或常态，且只有合乎自己的理想或常态的事变和运动才肯承认它，才去参加它，那就无异于一个十足的乌托邦主义者，其结果不是对事变和运动作无谓的咀咒（美其名曰“批评”）就是对历史进行绝望的斗争。这是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的。我们为革命负全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不但要有“自己的理想”，不但要懂得“常态的运动的发展”，而且要特别认识某一时代某一环境的错综复杂的特殊条件所产生的非常态的、不合乎理想的事变和运动。换言之，我们必须承认已成的现实，不管这一现实如何不合乎我们的理想，甚至丑恶，在现实中去进行不懈的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去改变现实，使之朝向我们的理想前进。
现在整个大陆既已落入中共的掌握中，整个运动既已为该党所控制或领导——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现实”。虽然这现实是被歪曲了的，违反我们的理想的。但我们除了接受这个现实的运动，打进这个运动中去，走进群众中去，积极地参加一切群众的斗争，以我们托洛茨基主义的政纲去影响群众，在斗争过程中耐心地去说服群众，获得他们的的信任，使他们通过自己的经验逐步地从毛泽东的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幻想与控制下解脱出来，以他们自己的力量转变这个运动的方向，则其他一切的“批评”都是无用而有害的。当然我们这一工作不但是异常艰苦的，而且不一定能按照我们的愿望与努力直接达到我们的目的。但至少我们可以在运动过程中安置我们的基础，在未来的有利条件下，使我们有干涉运动，乃至领导运动的可能。假如不承认中共的胜利是一个畸形的革命的开始，不从积极方面去参加运动，改变这个运动的畸形性，而只是从消极方面去批评它，结果我们一定走到宗派主义（我们中国的少数派即已完全陷进了这一倾向），脱离运动，脱离群众，那时我们自身将不可免地要退出一切的实际的政治斗争，而被历史所淘汰的。
此外我还得指出：我们的反对派同志们强调中共所领导的运动只是一单纯的农民战争，因而完全否认了它所包含的群众运动的意义，那是过分机械的。我们必须了解，中共所领导的农民军，不但本身是一个庞大的农民群众（即穿上军服的农民群众），是农民群众中最积极的一群，而且在他们的后面还有更大的农民群众在支持他们。历史的经验证明：农民群众一昂起头来往往是与武装不能分离的。在中国第二次革命中，广东和湖南的农民群众一经组织起来（“农民协会”）差不多同时便出现了他们的武装队伍。因为他们没有武装是很难与已经武装的豪绅地主进行斗争的。这差不多成了农民运动的一种本质。中国这次的农民军与以前任何单纯的农民军绝大不同之点，便是它是在一个多少具有现代智识和技术的斯大林党有计划地有系统地组织起来，长期地训练出来，并给了一个全国性的现代化的民主改革的纲领（姑不论这纲领是如何机会主义的）作为它斗争的总方向。正因为这一点，所以我们不能称中共这次所领导的运动为单纯的农民战争，而应当称它为畸形的革命运动，才是合乎事实，合乎辩证逻辑的。
拥护国际决议的中国同志在某些基本点上是对的。但他们为证明中共的胜利是第三次革命的开始，中共所领导的是一个群众的运动，它的政策的转变是受了群众的压力，便不惜夸张乃至曲解事实，我认为这样不但无益，而且是有害的。例如焦马两同志将“第三次革命的开始”时期移前至一九四七年十月（即中共正式发表宣言打倒蒋介石之时），以至解释中共政策之转变系受了群众压力，是代表群众的意向，这不但是机械的，而且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虚伪的（关于这一转变的事实，我在前面已经详细指出）。又如马同志说：“若单以动员起群众的数量为准，则现在这次运动比之第二次革命还要正式，因为第二次革命组织起来的群众不过一千多万，但这次在“解放军”渡江以前已经有一万万以上的农民起来分配了土地。”（见马同志《为何称这次内战为革命与这个认识的重要性》）。像这样的说法不但是过分夸张的，而且对于群众运动的观念是根本错误的。重源同志在他《关于所谓‘革命局势’问题》一文中，对此已有详细指责，我认为他的指责大体是正确的，合符历史事实的。我这里只特别指出一点，在第二次革命中，工人阶级不但绝大多数已经组织起来（像“省港罢工委员会”和“上海总工会”实际上已等于苏维埃），动员起来，站在全国运动的领导地位，举行了许多次的总罢工和大示威运动，而且还举行了几次胜利的武装暴动（如汉口和九江工人群众暴动夺取英租界，及上海工人群众暴动占领了租界以外的全部市区等）。而中共这次夺取政权的运动，即连一个小小的罢工和示威运动也没有。绝大多数的工人群众，都是消极不动的。至多在心理上对这个运动表示某种愿望而已。这是绝对不可否认的事实。怎么可以将这次中共所领导的运动（就群众运动的观点说）拿来与第二次革命相比拟呢！？国际的决议案明白地指称：“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胜利，是农民运动对一个彻底崩溃的政权之军事的胜利”。这意义就是说，毛泽东党的胜利，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工农群众革命对资级政权之政治上的胜利。由此证明我们拥护国际议案的马同志未免走得太远，未免将中共所领导的运动加以美化了！但对事实过分的美化不仅在主观上会引起幻想，而且在客观上不可免地作出错误的判断的（这同时也就是忽视了或者掩饰了斯大林主义党的投机与专横的罪恶）。这两者都是危险的，因为幻想总是失望或幻灭的根源，而错误的判断又不可免地构成错误的政策的。
我们绝对不可忽视毛泽东所开始的“第三次革命”那种畸形里面所包藏的一切非常严重的危险性：顽强的机会主义，专横的官僚主义，对群众的严厉控制，对革命思想的异常仇视，对革命分子，尤其是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凶残迫害（我们的组织已在许多地方被破坏，我们的同志已大批被逮捕、被监禁，被迫“悔过”，并有不少最好的负责同志被枪决）。这些危险因素综合起来，对于这个已在开始的“第三次革命”的发展和前途是绝不容许乐观的，而对于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这一运动中的工作亦将成为前所未有的艰苦。固然，我们绝不应因为这些而采取教派主义或悲观主义的态度，放弃我们尽可能努力去推动以至改变这一运动的革命责任。但我们同时亦应排斥一切天真的或过分的乐观主义——这种倾向往往忽视运动的危险性和工作的艰苦，虽然在开始参加运动和从事工作时是满怀热望和兴奋的，但在运动和工作过程中遭遇到严重的困难和异常的艰苦时，便变得心灰意冷而向后退了。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就我们整个运动的前途说，是具有绝对不可动摇的乐观主义的信念的。换句话说，我们是深信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改造，一定是，而且只能是在托洛茨基主义（即异常地丰富了和深化了的现代马列主义）的旗帜和政纲下完成的。但同时我们绝不可忽视横在我们面前的，即从现阶段走上胜利这段过程上所横着的非凡的障碍，尤其是斯大林主义所种下的障碍。我们首先必须严肃地认清这些障碍，然后以极正确的政纲，极精密的方法配合着非凡的毅力和耐心去克服这些障碍，以至走上最后胜利的道路。教派主义者是借口运动不合乎理想，而事先设法躲避它。天真的乐观主义者则事先将运动加以美化或理想化，但在运动中碰到与原来的理想不符时即离开它。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与前两者都不相同，它既对革命的胜利具有无比的信心，而同时又深知达到此种胜利的途程中横着无比的困难，所以只有用革命的方法和无比的坚毅排除一切困难而向胜利之途迈进。
在我们的中国组织内部，因为毛泽东的胜利而检讨党的过去政策，亦曾引起了颇为严重的争论，并在党内发生了不良的影响。我在这里当然没有可能详细叙述和批评那些争论。但我亦应当表示我对于他们争论的根本态度（事实上已有许多同志要求我表示这种态度）。一个政治组织在经过一个巨大的事变后，为了重新确定它的政治路线，对于过去的政策是应当予以特别检讨的。因此我不赞成某些某些同志反对这样的检讨。但同时我亦坚持：检讨过去的政策必须站在为革命为党负责的立场上，极端审慎而精确，绝不可用轻率或夸张的（更不用说别有企图的）态度去任意批评过去的政策，以致引起混乱，发展党的离心倾向。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一个政党在巨大的事变打击和压力下，而又碰到工作的环境愈趋于困难时，是最容易发生离心倾向的，这时对于过去政策的批评一不小心或夸大或不正确，便最容易引起党员群众对党的信心发生动摇，因而助长此种离心倾向的发展而走到可怕的分裂或溃散。但不幸，我们某些同志对党过去的批评是太欠谨慎的，多少是夸张的，有些甚至是歪曲的。例如焦同志《论思想重新武装》一文便是显例。虽然这篇文章意在纠正“教派主义”，但它对于党过去政策的批评不仅是过分夸张的，有些甚至是歪曲的。在他看来，至少是依他说话的口气看来，我们党过去的整个的政治路线根本上是错误的，因而模仿列宁提出“教派主义”，但它对于党过去政策的批评不仅是过分夸张的，有些甚至是歪曲的。在他看来，至少是依他说话的口气看来，我们党过去的整个的路线根本上错误的，因而模仿列宁提出“四月提纲”的态度，“要从思想上重新武装党”。以致引起了另一部分同志强烈的抗议和批评（见明明同志论《重新武装还是修正主义》一文）。
事实上，我们的党在过去的长期斗争中，都坚持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路线，亦即不断革命论的路线。在这两次巨大的事变中——中日战争与中国抗战转入世界大战中，以及在这两次事变内反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与意因所领导的极左教派主义（少数派）的斗争中，都充分证明我们党所坚持的路线是正确的。在国内战争中我党所采取的基本路线，对中共的基本态度，也是正确的。并且与国际决议对中国内战所采取的基本态度完全一致（可参考一九四七年一月我党对内战的决议及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通过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即在中共开始夺取政权后我党所提出的政纲（见一九四九年我党“致中共党员的公开信”及一九五〇年一月我党中共执委会扩大会议通过的“对中共统治中国后的政治决议”）与国际第七次执委会所通过的政纲也差不多完全相同。焦同志主张“在思想上重新武装党”就无异于说我们的党在过去，至少在毛泽东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已背离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而需要用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来重新武装党了。像这样的说法，不但是夸大的，而且完全歪曲了历史的事实，对党的过去是一种侮辱。所以结果引起了同志们强烈的反感、愤怒、抗议，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混乱与动摇，因此我曾经对此提出警告：“不要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但我并非说，我们在过去，尤其在中共夺取政权的事变中，没犯过错误。我已经在前面指出，我们对中共之胜利地夺取政权，是完全没有估计到的。由于对这个事变估计上的根本错误，便派生出了对事变发展进程一连串的估计上的错误，以及某些对外宣传上策略性的错误，因而影响我们党对整个事变的态度或多或少趋向于消极方面，而低估了它在客观上的革命意义。这是应当郑重地予以纠正的。但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我们的错误并非原则性的，而只是对事变估计上的，因而是容易改正的。我们还得了解，最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连马、恩、列、托在内），可能保持原则上或方法不犯错误，但不能保证对任何事变发展的估计完全正确。因为马克思主义固然是预测社会现象最有效的科学方法，但还没有达到像天文学或气象学预测天气或气象那样准确的程度，原因是社会现象较自然现象远为错综复杂得多。所以马、恩、列、托对事变发展的估计也曾犯过错误。如马恩对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局势发展的乐观估计、列托对十月革命后欧洲局势发展的乐观估计等。他们的超越处并不在于对任何事变的估计不发生错误，而只在于经常审慎地精细地注视事变发展的客观进程，一经发现事变发展与原来的估计错误或不符时，便立刻加以纠正或重估而已。这正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是我们应当努力效法的。
中共及其政权的阶级性
对于这问题，在中国同志中虽没有引起什么争论，但在国际某些同志间却隐藏着极大的分歧意见。因此我认为必须公开提出来加以严肃的讨论，并明确地予以决定。因为这是确定我们对中共及其所建立的政权的基本态度所必须的前提条件。
关于中共的性质，在中国所有的同志中差不多毫无例外地认为它是一个以农民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性的党。这是将近二十年来中国托派的传统观念。而这一传统观念又是由托洛茨基确定下来的。
约自一九三〇年开始后，托洛茨基即不断地指出：中共已从工人的党逐步堕落为农民的党了。他有一次甚至说（在给中国某同志的信中）中共已在走上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道路了。托洛茨基这一判断的基本理由是：中共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即放弃了城市工人运动，脱离城市工人阶级而完全转入农村，以全力从事农村的游击战，因而大量地吸收了农民群众入党，结果使党的组织基础变成农民的。虽然这个党有少数由城市退出的工人参加，但这些分子的数量既极微弱，绝不足以影响党的组成基础，而且因为他们长期间在农民中生活，他们的意识形态也就逐步地与农民同化了。
托洛茨基这一判断，从伊罗生的《中国革命悲剧》一书后面对中共组织分子及其性质的描绘中也明显反映了出来。因为伊罗生的书是经过托洛茨基的亲自阅读和修正的。
但自托洛茨基去世后，中共党员的组成基础是否朝工人方面转变而有所更改呢？不但没有，它的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组成基础反而是更加强了。因为中共在抗战中及战后组织上的空前膨胀，几全是由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构成。像中共在夺取政权前所宣布，它约有三百五十万党员。但这三百五十万党员中，工人党员是非常微弱的，至多不会超过百分之五（连手工业的工人党员在内），因此我们可以断言，直至中共走上政权时候，它还是一个以农民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党。
但国际间某些同志认为中共已是一个工人的党。例如歇尔曼同志便是这样判断的，当我们将托洛茨基以前判定中共是一个农民小资产阶级性质党的意见告诉他时，他说：我知道，我承认，以前是如此的，但到中共来到城市夺取政权后，便已经变成为工人的党了。他的理由是，决定一个党的性质，不能单拿它的组成分子的数量为标准，而要看他所导演的作用如何而定。中共即已摧毁了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便证明它的党性已经改变了。可惜这样说法是似是而非的。因为中共之推翻蒋介石政府，既非凭借工人阶级领导群众的革命行动，而只是依靠农民的武装，而同时所建立的政权又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关于政权的性质在下面即将说明），怎么可以拿来作为改变中共性质的标准呢？我们倒可以说，正因为中共不去动员工人阶级而单靠农民武装夺取政权，这便恰好反映了它的性质是农民小资产阶级性的。
至中共进入城市夺取政权后，是否一下即改变他的党性？不能！因为一个政党的组织基础的改变绝不是在廿四小时之内可以完成的。尤其像中共那样具有异常庞大而沉重的农民基础的党，更非极短时间内所能改变。因此我们可以说，直到现在为止，中共还是一个农民党员占压倒优势的，因而多份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但这并非说，中共党的农民性是固定了的，永久不会改变的。实际上，中共自农村转入城市取得政权后，为了急于在工人阶级中寻找支持，它已经验主义地在工人群众中着重地吸收工人党员了，而另方面，它又在农村中暂时停收农民党员。像这样继续下去，中共在将来可能逐渐地改变它的组成基础，由小资产阶级性的农民党而转变为多少具有工人性的党的。但这还是将来的事。我们不能把将来的可能代替今天的现实。
国际第七次执委会决议案指出：“从社会观点看，中共是个两阶级的政党（BI—PARTY）……这个两阶级政党，直到今天在城市工人阶级中还只有极微弱的基础。”这对于中共的性质算是一个极审慎的判断，假如我们将这个判断当作中共企图从农民党转向工人党（单就其组织基础说）的过渡时期中的一种客观表象，是可以接受的。但我们不要忘记托洛茨基对于“工农党”（即两阶级政党）的批评所指出的严厉教训。这意思是：凡是在现社会条件下（连落后国家在内）企图组成工农党的都是反动的，是替资级服务的，而对于无级革命说来是极度危险的。因为就革命的观点说，没有两个阶级平等地建立共同政党之可能、所谓两阶级的“工农党”，结果总是小资产阶级政客欺骗工人阶级的一种反动企图（见托著《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一文中“论东方各国‘工农两阶级政党’的反动思想”一章）。
关于中共所建立新政权（所谓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性问题，国际对中国的文件中尚未指出，中国同志间虽然在解释上存有若干歧见（中国少数派的同志除外，因为他们认定中共的政权是代表“国家资本主义”或“官僚集产主义”的！）但一般地都认定这个政权是建立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上，是一种邦拿巴特式的军事独裁，最后分析起来，即就它对财产关系所起的作用说来，是资产阶级性的。但我们国际间某些同志却抱有与此完全相反的见解。例如有位同志（利夫斯东）亲自向我说：“中共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虽然他没有说出任何理由，但据我推测，他可能是根据南斯拉夫南共政权南共政权的公式演绎出来的。另一种见之于正式文件的意见，认为中共政权还含有“双重政权”的性质（见歇尔曼同志：《中国第三次革命》——载英文版《第四国际》一九五一年•二月联号）。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们国际的同志间，而且是负责的同志间，竟发生如此分歧和混乱的意见，我认为必须加以肃清。先让我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意见略加批评吧：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决定任何一个政权的性质，必须根据两个基本条件：阶级关系与财产关系，而后者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我们称俄国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政权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这个政权完全掌握在受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手里，虽然当时的财产关系还没有来得及根本改变，但因为阶级关系的根本改变，即已足够称它为无产阶级专政了。我们称南共在一九四七年后的政权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是因财产关系已根本改变（即已由私有财产转变为国有财产），虽然南共政权不是完全由无产阶级控制，带有某种程度的官僚主义的畸形，但由于财产制的根本改变，也就足够称它为“畸形的无产阶级专政”了。
但中共的政权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就阶级关系说，这个政权自认为“四个阶级”（所谓工、农、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这就异常明显地指出它绝对不是由无产阶级所控制的或“专政”的了。事实上，这个政权的社会基础乃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小资产阶级所构成的，这是绝不可否认的事实。资产阶级在这个政权中虽没有决定的作用，但比之无产阶级还是占显著的地位（至少在表面上）。至于就财产关系说，这个政权不但没有从根本上扫除私有财产制，反而是自觉地制定法律或宪章在保护此种私产制，发展所谓“新民主主义”的，即非社会主义的经济。这怎么能谈得上中共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呢？！
歇尔曼同志对于中共政权所含的双重性的论据是：“不论这个政府（指中共人民政府）愿意与否，它将发现自己被迫地在华南建立真正的双重政权。在省和县，大多数是老干部仍留在那个地位上；但在各地方，他们的敌人——农民协会的贫农，在实行土改中是要取得真实的政权的。”（见上引“第四国际”一、二月号一九页）这段话虽然很模糊，但其意义似乎是：在省县的政权是资级性的：在乡村的政权是贫农的。我们姑且承认这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判定中共在华南的政权是双重性的。因为贫农的政权并不等于无产阶级的政权，至多只能说它是最彻底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政权而已。要使贫农的政权改变其小资产阶级性，只有在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有可能。而现在的中共政权正是缺乏这样的一个基本条件。所以歇同志的意见是经不起批评的。
为使大家更具体更明确地认识中共政权的性质，我可以指出它所包含的几个基本特点如左：
（A）这个政权的主要支柱是庞大的农民军。而这支农民军则操在早已斯大林主义化（亦即官僚主义化）的中共手里。因此，中共对这个政权具有完全的决定权或控制权。
（B）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这个政权中占有相当显著的地位，可没有直接的控制作用。他们只能凭借他们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势力来间接地影响它。
（C）工人中有个别分子被指定参加这个政权（很少占着重要地位），但就整个工人阶级说来，对于这个政权是处于被统治地位。因为工人群众不但被剥夺了自由选举代表参加和管理这个政权的基本条件（如苏维埃或其他类似的代表会议等），而且连一般的政治自由也被严厉限制的（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信仰自由等），甚至完全被禁止的（如罢工）。所以工人阶级虽在名义上被这个政权推崇为“主人翁”，实际上却只有在“法律范畴内”向它“请求”改善生活的权利而已。
（D）在社会经济上，这个政权已经施行了相当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并在准备“有步骤地”（即依照中共的官僚主义方式）完成这种土改，扫除封建残余，——这在中国历史上确是一个空前伟大的改革。但这个改革是以不妨害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即保留地主富农的“工商业财产”和土地自由买卖为限的。
（E）关于资本主义的财产，除接收原来国有化的产业（所谓官僚资本）为新政权的国有产业外，对其他一切私有财产不但完全没有触犯，且予以新的法律保障。但对于私人资本的利润则加以相当严厉的限制。因此，工人阶级在这个政权底下，一方面仍处于雇佣劳动的地位，另方面则可以避免过分残酷的剥削。
从上述几个特点，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中共政权所包含的性质绝非单纯的常态的，换句话说，这个政权既是在异常特殊条件配合下所产生，因而它所包含的性质和所具有的形态也是异常复杂和变态的，在近代历史上很难找出另一个政权可与它相比拟。假如我们将中共政权和法兰西大革命时代的雅各宾政权比较一下，或许更能显出它的特质吧。
雅各宾党政权的社会基础，是当时城市一般劳苦群众（所谓“无短裤者”）的小资产阶级，它彻底完成了土地改革，肃清了封建势力；中共政权则建立在乡村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之上，它亦在执行土改，扫除封建势力的残余；而两者都是高度的专政；——从这些基础方面看，这两种政权是颇为类似的。但雅各宾党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刚在发轫的时代，它之彻底完成土改，肃清封建势力，乃是替资产阶级执行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替未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康庄大道。因而雅各宾党的政权彻头彻尾是革命的，只有后来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后所建立的政权才可与之前后互相辉映。中共所处的时代则与雅各宾党所处的时代完全相反，乃是资本主义已迫近衰亡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真正的革命政权，即是在落后的国家，也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现代的“无短裤者”）的社会基础上。而实行土改，则不应，且不可能替资本主义的发展肃清道路，而必须直接地替社会主义开辟前途，因而必须与没收地主土地国有化同时进行剥夺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这正是列宁和托洛茨基所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政权所曾实现过的。但中共的政权则与之相反，因而最后分析起来，这个政权将是历史发展的绊脚石，在本质上是反动的。总而言之，中共政权在阶级关系上，既以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为其基础，企图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进行“仲裁”，在财产关系上，它一方面在废除封建式的土地所有制，并将大部分产业国有化，而另方面则又企图建立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容许土地自由买卖及保护地主富农的工商业财产等）并一般地保护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企图在国有财产与私有财产之间进行“调节”，以此在长期间建立“新民主主义”（即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因此，这个政权本身便充满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爆炸性，从历史的观点看来，它只能是极短暂的过渡性的。在未来事变的发展中，它将被迫地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选择它的社会基础，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选择它的前途。否则，它不是被两个阶级的一方所推倒，就是被双方的势力所压毁，而成为历史的插话的。
中共政权措施的演进
关于中共政权两年来（自一九四九年十月这个政府正式宣布成立起）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措施，如要加以适当的叙述和批评，必须写一个专门的文件。本报告为篇幅所限，同时手里又缺乏足够的材料，故对此只能将其措施的一些基本特点及其方针的主要变化予以极简略的描绘而已。对这方面我们已准备继续提供材料，以资补充和参考。
关于中共政权措施的演进，就其政策所表现的特点与变化，我们可以用朝鲜战事爆发为标界，将它划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时期（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〇年六月）的头几个月内，中共在军事第一（即肃清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残余军事力量）的口号之下，在经济上是倾注全力搜刮金钱和食粮，以支持前线及维持行政的开销，其所表现的主要措施便是：对一切工商业苛征捐税，对一切人民强迫派销公债——“胜利公债”、“支前公债”、与及“爱国公债”等——强征农民粮食（所谓“献粮”），不足之数则大量发纸币来补充，以及公开停止土改和压低工资等。在政治上则尽量向资产阶级地主及富农妥协，拉拢各种各式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政客和军人，甚至国民党的官僚和特务（当时名之为“靠拢”）企图以此瓦解敌方而增强自己的势力。因而对于工人和农民的活动则极力予以限制，工人因反抗与罢工而被捕，被监禁，甚至被枪杀者亦时有所闻。
上述种种措施的结果是：通货膨胀，物价奔腾，整个社会贫穷化，私人工商业加速地趋于崩解，大部分的工厂和商店绝对无法支付，纷纷要求关闭，或自行关闭，即不关闭者亦无法支付工资。因此引起了资级的极度恐慌和愤懑。工人群众则因工资抑低（与国民党统治时代比较）而又被克扣工资去购买公债，生活日趋困苦，但又无法表示自己的意见，提出合理的要求，因而普遍地对新政权表示不满，甚至公开抱怨。但表现得最严重的还是农村。一般农民群众，在停止土改之下，即丝毫得不到好处，反而被迫无底止地“献粮献捐”（此时地主富农多份将他们的献捐转嫁在农民群众身上），以至最后连维持生活和作种籽的一点食粮都被迫“捐献”出来了，弄得无法生存，深怀怨恨，又加以地主富农和国民党特务从中煽动，于是其中一部分便走到公开的反抗，如抗拒“献捐”，成群抢分“公粮”，袭击中共的官吏和党员，甚至上山打游击去了。这在客观上便大大增加了国民党的反共游击势力。这种情形到一九五〇年春天已到达了危机的爆炸点。这迫使中共的领导机关也不得不公开承认：“现在广大农村的封建制度尚未解除，战争的创伤尚未恢复，又加以去年公粮征收中存有畸轻畸重情形，不法地主乘机转嫁负担，以致许多地区的农民缺粮缺种，难于进行春耕，其被灾地区尤为严重。当此时机复有少数敌特匪徒，威胁群众组织暴动，抢分公粮，袭击团体与革命人员，制造社会混乱，破坏生产秩序……使社会生产关系与社会秩序，陷于动荡不安的危机局面。”（见“中共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布告，载于香港出版三月六日的《文汇报》）当时汉口出版的官方的《长江日报》且将此种危局总括如下的结论：“当前危机的性质，乃是农民跟着共党和人民政府走，还是跟着豪绅恶霸和特务分子走？”
中共政权在这种严重危机和各方压力，尤其是农民群众和工商业家的压力之下，被迫着在政策上来了一次“转变”，这个转变的最初表现是公布实施土改（三月初），名为有步骤地实行土改，即在长江以北重新进行分配土地（西北与西南除外），在长江以南则先进行“反恶霸”和“减租、退租、减息”的斗争，并修改了“征粮法”。这是缓和农民反抗的一种救急剂，差不多同时又公布了一个整理财务案，多少减轻了捐税，并使全国税收归于统一和划一。这个多少缓和了一般纳税人的愤懑，另方面又使财政略趋稳定，因而通货膨胀也缓和下来。对维持工商业的紧急措施是：普遍设立“劳资协商会议”。这个会议在政府监视和仲裁之下，其“协商”的结果往往是为了维持私人的工厂和商店，工人被迫减低工资，甚至不要工资，或“自动”辞职，回乡生产；或“自动”延长工作时间，以减低成本等等。工商业家对此当然“相当满意”，但工人方面却是更加怨恨了。
上面的一切紧急措施，在五月间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又经过一番检讨、修改和补充，成为种种法案（如“土改法”、“工会法”等）由政府公布成为法令。此外，有一个财政整理报告，也由政协通过，由政府批准实行。这些法案值得特别加以指出的是：新的“土改法”与以前的“土改法大纲”大体相同，但在执行时“必须保持地主富农的工商业财产”（根据刘少奇的报告），并必须严格禁止乱打、乱杀、乱逮捕及戴高帽游行等行为（见政务院的指示），它的意义是严格地禁止群众自动地组织起来，以自己的革命方式惩罚地主豪绅恶霸，一切均须诉诸于法律，所谓“法理斗争”。其次在经济上由政府以低息贷款方式，或以“委托加工”方式（即政府或国营工业出原料，托私营工业加工，予以一定的利润）或以购买制成品方式，以及给予购买原料、燃料及运输等方便，以此援助工业家。并缩小公营商业以便利私营商业。在“工会法”里面承认工人有争取改善生活的权利，但须在法律范围内。如果法律不许可时，工人仍然是无办法的。此外对于公债的强迫派销也予以某种修改。
我们可以总括地说，中共政权这一次政策上的“转变”，主要是在农民和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深刻感到对自身的危害而进行的。因而在这次“转变”中多少获得利益或让步的也是他们。至于工人阶级，尤其是私营企业中的工人们，不但获益很少，在许多方面甚至是被牺牲的。
自朝鲜战争发生至现在这一段时期中，中共政府的措施大体是根据五月“政协会议”的决定方针进行。但在“援朝反美”的号召之下，尤其在动员参加朝鲜战争的情势下，中共的政策又迫得作了某些“转变”。
在经济上，由于美帝的封锁，使得某些工业上的原料和机械供给日趋缺乏，同时又因为本身财政日益陷于困境，中共政府对于私营企业的援助便愈来愈减少，愈来愈限制，因此曾一度趋于相当恢复的私营企业又表现了停顿和衰落。此时中共政府希望全力发展国营企业，并强调建立“自给自足的重工业”，但因资本设备的异常缺乏而很少成就。在商业方面，尤其是对外商业，又多少恢复了以前对私营企业的控制。因此商业又趋于停顿状态。
对农村的土改，为了在援朝战争中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确比之原来规定的步骤增加了速度，并扩大了范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放松了对农民群众的控制，且将基础建立在贫雇农身上。如最近几个月来强调农民，尤其是贫雇群众之重要性，及纠正土改运动中之右倾机会主义的偏差，惩罚某些干部之“违反群众意向”及其“官僚作风”与贪污腐化等等便是显例。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共已完全信任农民群众，让其自动发挥其革命创意，自动组织起来，自动地进行分配土地和打击地主富农的革命斗争了。实际上，“保护地主富农的工商业财产”，“有步骤地执行土改”及“说理斗争”的基本路线，还是完全有效的。仅仅在执行上较之以前放松或放任而已。
对于工人阶级，由于“抗美援朝”需要他们支持的同一理由，中共政府已对工人生活作了若干的改善。近来对国营企业中工人的待遇已逐渐提高，并在生产管理的技术方面已较前倾听工人们的意见，但管理生产的行政权还是完全操在由上级指派的经理或委员会之手。而且在“增加生产竞赛”的口号之下，一方既加强了普通工人的过分劳动，他方又逐渐培养了一批贵族工人（斯达汉诺夫分子），压在普通工人群众头上，因而分裂了工人队伍。中共对私营企业的工人群众争取生活改善，较之以前也放任得多，就是说，它容许工会“在不妨碍生产的条件下”向资方争取改善生活的“合法斗争”，因此，像以前那样的减低工资和辞退工人，已受到严厉的限制。最近通过的“劳动保险法”虽然并不彻底，一般说，对于工人群众的地位和生活，确是一个大大的改良。但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生产上的基本权利，即直接参加管理行政和生产的权利还是被剥夺的。
在政治上，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一切反动分子乘机活跃，这便迫使中共多少改变了它以前的妥协拉拢政策。这表现在雷厉风行地进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在这运动里，不但有成千成万的反动地主富农（名之为恶霸）土贼、国民党官僚特务，被监视充军、处决，而且有不少的“靠拢”分子以及民盟和李济深的党徒，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进步。但对于真正的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言人（如李济深的“民革”及“民盟”本身）不但没有被触犯，而且还是照旧被支持的。而且在另一方面，工人和贫农中较进步的不满分子，尤其是托派，也在同一“镇压反革命”名义之下被监禁，甚至被枪杀了。这就显得这个政权在执行某种程度的进步措施中，总是拖着斯大林主义的阴影走的。
在对外关系上，中共政府确表现了重大进步性。对帝国主义说，自中共政府成立后，在政治上确已争取了相当的独立地位，如完全收回海关及取消外国驻军等，这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是划时代的。但在经济方面，还是“申明保护外侨在华的一切财产”，并默认香港、九龙和澳门的租让权，希图以此谋求对帝国主义的妥协。但从韩战发生后，中共对外政策又表现了若干进步，由于美帝实行经济封锁并冻结中国在美财产，中共政府即采取了报复措施，“管制了”美帝的银行和企业，收回了一切外人经营的学校、医院及其他类似的机关。甚至因香港政府“征收了”一艘“起义”的油轮，中共政府也即宣布“征用”亚细亚煤油公司在华的一切资本。这些进步措施虽然还没有改变“保护外侨在华的一切财产”的基本路线，但已多少侵犯了外侨的财产。正因为中共政府直接参加韩战及以上种种措施的结果，它不但与领导资本主义世界的美帝妥协的可能性已趋于极度微弱，且已成为后者在东方最仇视的目标了。
中共政府对于苏联的关系，由于其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其在地理上和经济上的牵制，它一开始便是居于依赖和屈就的地位（所谓“一面倒”）；这从一九五〇年二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协定”中明显地反映了出来，在这条约中为了缓和中国民众对苏联的反感（请特别注意：自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攫取了旅顺大连及共管中长路等等特权，尤其搬走和破坏了东北大部分的工矿生产设备后，在中国民众中，尤其是在东北的工人群众中，曾发生了极强烈的反感）。同时也由于南斯拉夫的痛苦教训，克里姆林宫官僚已被迫表示“尊重中国人民政府的主权和独立地位，应允至迟于一九五二年底交还旅大和中长路的管理权（但究竟是否如期交还仍是问题）。但在经济上，在贸易和所谓中苏合股公司等方面，几全是偏利于苏联的。在本质上与苏联向东欧国家所签订的协定是相类似的。尤其自韩战发生，中共直接参加这一战争后，中共政府对于苏联官僚层的依赖是愈来愈趋紧密而难于解脱了。换句话说，克里姆林宫对于中共政权的控制是愈益坚强而不易动摇了。单从这方面说，韩国战争便有如一条链子，已将中共政权缚在苏联的战车后面，不得不被动地跟着走。
就中共政府参加韩战本身说，这在国际舞台上确已大大地增加了它的比重，提高了它的地位，在国内一般民众中加强了它的威望。但在另方面，由于这次战争中所已遭受到的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损害，已使经济困难重重的中国在经济及社会的建设上（即令是依照中共方式的建设）更是难上加难，同时由于韩战所给予的重大牺牲，一般民众已发生了某种反感，甚至怨恨。假如战争再继续下去，这种恶果是更难于估计的。从这方面说，也许韩战会停止或缓和下来。但假如克里姆林宫企图利用韩战来束缚中共，那就可能拖延。
总而言之，中共政府两年余来对内对外的一切措施，在国内外一切复杂而强大的势力的压迫与牵制之下，已是经验主义地在改变着。就一般的倾向说，乃是“向左”转动。但它的机会主义的根本方针和官僚主义的行政手法，即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论和“阶级合作”路线及从上而下地有系统地有计划地严厉控制群众活动，压抑其创意力，仍是原封不变地被保存着的。因此，它本身所包藏的基本矛盾和爆炸性（如前章所指出的）不但没有被两年来的措施所消解和缓和，反而是跟着事变的逻辑发展而日趋于尖锐化的。
中国的前途
由于中共对国民党政权的胜利，已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局势，一个变态的第三次革命开始的局势。但由于它的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用，及其所包藏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及国际关系的一切深刻而尖锐的矛盾，这个局势本身命定地只能是过渡性 。它将被导向底下几个可能的前途。
（A）退向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就现时一切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之被保护，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仍具有某种程度的势力和影响，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被压抑，以及基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上的容易被腐蚀的官僚主义的专政机构——这一切条件配合起来，从客观的最后分析上，我们不能排除中国有倒退到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之可能。但这一可能的实现，必须经过一个极剧烈的反革命的流血斗争。这在现时所具有的另一基本条件下，即在中共全权控制着一个极强大的农民武装势力下，是谈不到的。但假如在未来国内外事变发展至不利的情势下，中共内部可能发生分化而有利于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复辟。尤其在未来第三次大战当中，假如没有其他国家革命及时而有力的干涉，美帝国主义可能在军事上予苏联以致命的打击之后，回过头来领导台湾和日本军队进攻中国大陆，那时中共的统治便可能被摧毁或分裂，即一部分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分子向美帝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便重新出现于中国大陆舞台。当然，这种极坏的前途只是或然性的，但我们要根本否认它是不智的。我们必须认识这一极坏的可能性，因而有所警惕，并尽力从革命的主观努力上去防止其发展和发生。
（B）走向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就土地改革之逐步实施，对封建残余势力之大规模扫荡，大部分产业（如主要的工矿业、运输交通机关及大银行等）之国有化，蒋介石所代表的反动势力之被清算，广大农民群众之相当兴起，城市工人阶级之重新结合（如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及工农群众一般文化水准和政治觉悟之逐步提高（如普遍的识字运动及马、恩、列著作之成为合法读物等），这一切便在客观上替革命的发展安置了一个有利的基础，现时横在革命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乃是中共的顽强的机会主义与专横的官僚主义。但如在未来国内外有利局势的开展下，工农群众有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压迫中共进一步打击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争取某些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条件（如某些民主权利），逐步向革命的道路前进。尤其在第三次大战爆发后，如有世界革命的兴起，中国工农群众在国外革命的强大刺激和鼓舞之下，大有可能昂起头来，向中共的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进攻，使后者本身发生破裂，产生一个革命的左翼，从斯大林主义的羁绊下解脱出来，与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合流，以此领导革命走上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即彻底完成中国第三次革命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
（C）与苏联同化的道路。以上两个前途乃是就中国局势发展之最基本的与最后的结局而言，但就中共领导机关所坚持的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及其与克里姆林宫现存的紧密关系说，上述两个前途都是要受到拼命抵制的。因为两者对于中共领导机关都是致命的。因而它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选择第三条道路，即逐步地“同化于苏联的道路”。这就是说，中共在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的影响下）日渐威胁与群众不满的压力增加底下，它一方面，经验主义地在政治上逐步排除资产阶级的党派，即用“肃清”与“合并”兼施的手段取消那些党派和“联合政府”，形成名符其实事物一党专政，这即是所谓由“人民民主专政过渡到无极专政”。在经济上，它逐步没收资产阶级的私有产业，扩大国有化产业的范围，即所谓“由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另方面，中共在执行上指的政治和经济措施时，可以迁就或利用群众的压力以打击反动势力，但在基本上仍然以官僚主义方式严厉控制着群众活动，尤其是要控制工人和贫农的群众活动，使其不致超越它所允许的范围，干涉它的基本路线。这条路线亦可称为“东欧化的路线”。但有一巨大不同之点，即东欧国家之“同化”，是完全处在克里姆林宫的军事控制下，并由它所直接指派的各该国共党官僚所完成的。在中国，由于南国事变的教训，和中国土地的广大和人口的众多，以及中共本身势力的相当强大，克里姆林宫只能凭借它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一般优越地位及对东北新疆和内蒙的控制，以此威胁和压迫中共，同时又在表面上尊重它的“独立自主”，让它“自动地”去进行。
这一“同化路线”，虽然主要根据中共本身的主观倾向，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绝不可忽视一个已经掌握政权并且拥有庞大物质力量（强大的农民军在内）的党，它的主观倾向在一定环境和一定时期内所起的重大作用（斯大林党在苏联所起的作用便是显例）
在世界各国没有新的革命兴起及第三次大战没有爆发以前，中共和苏联同化这一前途是极可能或极现实的。我们否认它，不但是不聪明的，在实际的政治上是很有害的。但当第三次大战一经爆发，或新的革命运动在其他国家兴起时，中共这一同化进程即将立刻被打断，迫使中国局势向我们前面所指出的两个可能的基本前途中某一方面发展。
我们还可以指出，中共在执行这种同化路线的进程中，绝不是平稳的，中共政权本身所包藏的深刻而尖锐的矛盾，以及中国革命利益与克里姆林宫官僚外交利益的矛盾将不可免地跟着局势的发展而暴露出来，形成各种各式的波涛和悲剧的。
一般地说，中国局势的发展将是带着慢性的，拖延的，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绝难有决定性的改变。因而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命运将被拖延到第三次大战及其可能引起的世界革命的巨潮中去获得总的解决。因此，我们还有相当充分的时间作准备以迎接这一总解决局势的到来。
我们的基本态度和方针
根据前面的估计和分析，我们必须公开承认：一个新的革命局势不但已经开始，并已达到某种成就，而且还有向前发展的可能。因此，我们排斥一切教派主义的批评。我们必须将我们的组织完全置身于这个革命运动之中，置身于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之中，尽可能地将运动推向胜利之途发展。但同时我们亦必须认识，由于领导这个革命的中共的官僚机会主义，不但已使这个革命变成了畸形，而且正在阻塞它，领导它向危崖的边缘走。因此我们排斥一切天真的乐观主义幻想，我们必须面对着危险的艰苦的现实，必须向群众指出中共的官僚机会主义路线本身造成的巨大矛盾和危机，耐心地坚毅地向他们解释，说服他们，鼓励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力量去克服这些矛盾和危机，以此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这便是我们对现局势应取的基本态度。
我们对于推动这个变态革命走向真正胜利的基本方针是：
（A）彻底完成土地改革，以此根绝一切封建残余势力，实行土地国有化。同时剥夺一切城乡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完成财产国有化，以此奠定社会主义的建设基础。
（B）取消阶级合作的“联合政府”，结束邦拿巴特的军事独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贫农的专政。以此完成真正民主集中制的国家统一。
（C）对外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一切租借地及割让地（如香港、九龙及澳门等），没收一切帝国主义的在华财产，并取消苏联官僚在华的一切特权，以此完成真正的民族独立。
为贯彻上述的基本方针而斗争，我们的党必须订定一个具体而详细的行动纲领。在这个行动纲领中，我们应着重地指出：我们将支持中共的每一进步措施，但批评他的任何反动措施。在任何时候及任何地方，我们必须尽可能争取实现工人和贫农的基本民主权利（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及信仰等的自由权），争取工人群众参加监督和管理行政和生产的权利，以及建立工、农、兵的代表会议等等。
现时我们的组织尚极微弱，又受到新政权的凶残迫害，当然远谈不到直接干涉运动，转移事变，但我们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路线是极适合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逻辑的。只要我们坚毅地勇敢地站在运动之内，站在群众的斗争之中，谨慎地耐心地说服群众，事变的发展将逐步地帮助我们取得群众的信任，在一个新的转变、一个新的革命潮流到来时，我们便有可能被推到领导的地位，领导群众向胜利之途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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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应当指出，中国已发生的事变，不但因为它所包含的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在远东乃至整个国际局势上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值得我们特别注意。而且我们还得了解，中国在所有的落后国家中，是一个综合与不平衡律发展得最典型的国家，半世纪来不断地爆发了一连串的巨大事变（两次革命及几次长期的内战和对外战争，现在又正在走上第三次革命），且在二十五年来，托洛茨基及其所领导的中国托派又直接参与了这些事变中的大部分，因而积累了极丰富的经验。所以正确地解决中国问题，不但对于今后中国的托派运动具有决定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国际往后指导东方及其他一切落后国家，乃至先进国家的运动也将成为宝贵的指南。因此，我们重复一遍：我希望我们国际的同志们讨论中国问题时，不要拘泥于任何公式的类比或抽象概念，而应严格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客观事变，以此获得圆满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