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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陈独秀几个文件的批评与答复*
彭述之
（1934年1月5日）
* 出处见前文。（录入者按：见《与舜君论民主斗争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标题下的注释。）
“民主运动”与不断革命问题
（一）关于此问题，我已在复伯庄的信中发表了不少意见。现在只提出独秀同志对此问题的几点错误加以批评。独秀在论民主运动中对不断革命论与阶段论作了一番不很确切的比较之后说：“我们还很可以有理由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推论在法国大革命中，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斗争中，如果当时有相当力量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会首先在法国民主斗争中实现了。”在这一段颇为奇特的历史“推论”中，暴露了独秀超历史的观点，误解史实和完全不了解不断革命论产生的时代性。假使可以假定“在法国大革命中如果有相当力量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会在民主斗争中实现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那何不更进一步假定：如果从希腊罗马时起，商业资本一直发展下来，不经过中世纪一千年的停顿，则全世界久已“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甚至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了——这不更美妙吗？！马克思主义者怎么可以这样提出“假定”。马克思主义之了解历史从来只能根据既成的历史事实，怎么可以这样凭空假定来牵强附会呢！？这里引起我们一种有趣的回忆：蔡和森在党五次大会上，曾宣布说，如果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党采取了现在国际给我们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路线”，则当时法国可以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和森这段昧于历史发展常识的笑话，颇能与现在独秀同志的假定先后媲美！实际上，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工业资本主义还只在英国开始，法国那时还没有现代的无产阶级，法国大革命是资本主义初期的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革命之达到雅各宾的民主专政已是登峰造极了，怎样扯得上无产阶级专政，更怎能用资本主义末期的十月革命去“推论”？！不断革命只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绝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能的。故当托同志论不断革命论时，总常常提出一个大前提，即“我们的时代”，他说，我们的时代就单个的国家说来，问它是否已经成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基础，那是很难答复的，但就全世界的经济关系说来是成熟了。因为有此种全世界的经济关系的基础，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才能谈得上不断革命的前途。但在工业资本主义刚萌芽的法国大革命时代，怎能谈得上这一前途呢？“相当力量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从何处假定起呢？但如果我们真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不是凭空假定去理解法国大革命的经验，亦很可以找出不断革命论的根源，就是：在法国大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曾不断表现由害怕革命而反对革命，只是小资产阶级的“雅各宾排除了资产阶级，干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托语）。雅各宾团结城市的沙克洛特（当年法国革命中的左派——编者）建立独裁政府，领导农民战争，彻底地解决了民主革命的任务。托同志便是由这样研究的结论指出：在俄国的资产阶级一定比在法国的更要反动些，同时，又不能有法国那时较有政治独立性的小资产阶级，故俄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只能由资产阶级（现代的沙克洛特）专政来解决。其次，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在法国大革命斗争过程中，下层群众（尤其是巴黎的沙克洛特）曾不断表现向前进要求彻底解放，即侵犯私产要求经济平等的倾向。由此可以指示我们：在我们的时代，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斗争胜利必然要走向根本废除私有财产的道路。十月革命已证实了以上两种倾向。只有这样才算是真正了解不断革命的十月革命与它的前辈法国大革命间之历史渊源。
至于拿巴黎公社斗争也放在不断革命的观点来比十月革命的经验，更有点过于滑稽，因为巴黎公社斗争是在法国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久已完成之后，公社斗争的本身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与民主斗争风马牛不相及，并且公社本身已然是“无产阶级的专政”。换句话说，巴黎公社斗争已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断了后，不是第一次，而是第二次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第一次是一八四八年）。并在这次革命中“实现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至于失败这是另一问题）怎么独秀同志竟连这些含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实都完全弄错了呢！？
假如我们一定要将不断革命论与西欧历史上的革命发生较确切的关系，那就只有一八四八年的德国革命。不断革命论的根源即起于此。就是马克思本人从这次革命中第一次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意见。这次革命从马克思看来，“仅是走向无产阶级革命之序幕”（托语）因为那时德国的民主任务既未解决，同时又有了现代的无产阶级。事实上，一八四八年没有实现马氏的估量。但马克思错了吗？托同志回答说：“他的错误是事实上而非方法性质上的。”故托同志仍然采取马氏的方法应用于俄国，并被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为绝对正确。独秀同志如果想以十月革命的经验去“推论”以前的历史，只有在一八四八年的德国革命中才能找到相当的条件（一方民主任务未解决另方又有了无产阶级）但他偏偏忽略了这一与不断革命论有直接血缘关系的革命事实！从独秀这种对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斗争之时间性的事实错误上看来，不断革命对于他，仿佛成了超时空性的抽象公式。
（二）独秀同志说：“不断革命应用于这些国家，例如苏俄，如将来的英法等，乃是世界革命……”（见致SP的信），这里又显出了独秀同志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点，就是除发展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托氏称此为不断革命论之第三基点）外，还有与国内外敌人不断的斗争。托同志说：“国内和国外的战争将跟着和平改良的时期而爆发出来”。故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必须采取不断斗争的态度以对待国内外的敌人——这就是托同志自称构成他的不断革命论之第二基点。斯大林不了解此点，因此幻想出在一个国家内可以和平地建立社会主义，（他以前之向富农及新经济人妥协，亦是根据于此），苏联可以长久地和平地与资本帝国主义世界共存共荣——这就是斯大林所以放弃革命的国际主义之根因。而独秀同志不了解此点，则产生了他现时“帝国主义没有进攻苏联的必要”的主张！
独秀同志接着说：“如果资产阶级完成了它的革命，无产阶级就不能停留在这一阶段上，而应接着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两个革命紧接着这当然也是不断革命”。这段话又是超历史而完全违反不断革命的精神的。因为不断革命之第一基点即是建立在“资产阶级不能完成它的革命”一点上的。如果“资产阶级完成了它的革命”，无产阶级哪里来的“民主任务”做“基础”去夺取政权呢？！这又不是同不断革命开玩笑吗？独秀还引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来作证，（这里指的当然是法国的革命，因为一八四八年的德国革命中资产阶级并没有完成了它的革命），更有点稀奇，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早在六十年前完成了，所以马克思称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独秀在这里所了解的历史事实和经验，至少又是一个疏忽的错误！
我们且看独秀对不断革命所下的结论：“不断革命是无产阶级一般的战略，在落后国家资产阶级不能执行民主革命任务，因此在客观上革命有不断性，无产阶级采取不断革命的战略更有理由些，更有把握些，……”这段话大体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大错，但从“更有理由些，更有把握些”的形容词中，显然含有半怀疑主义的不确定的不坚决的精神，此种精神，在政治行动上是很危险的。如果依真正不断革命论者说，就是：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只有坚决采取不断革命的战略进行斗争才能胜利，否则一定失败，中间没有别的道路，何止“有理由些，有把握些”而已！
（三）现在我们且来看看独秀同志如何在了解与不断革命论极有关系的“民主任务”的内容吧！他说：“应坚信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不是资产阶级所能解决的了，例如，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全国政权的统一，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召集人民选举的国民会议，由人民选举和罢免各级官吏，等等，没有一样是社会主义的，没有一样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所能解决的，只有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胜利，取得政权，才能完成这些任务。”在这里独秀将民主任务（国家独立统一和土地问题）与代表民主任务斗争的总的政治口号完全混同了。此种混同，不但违反了革命政治的常识，且含有重大的策略上的危险。没有哪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上称国民会议（议会制）为民主革命必须解决的任务之一。国民会议口号是号召群众起来为解决土地问题等民主任务而斗争之一种尝试的工具或机关，犹之无产阶级专政其本身并非社会主义任务，而是实现社会主义任务之一种工具（在民主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首先为解决民主任务之工具）。民主任务必须由无产阶级专政完成，这是绝对的，但国民会议却不一定要由无产阶级专政来召集或“完成”。托同志说得非常明显：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是否需要召集国民会议，要看农民对它有无幻想而定，这只是一种“或然的”前途。但独秀把它看成必然的绝对的前途，于是他再也跳不出国民会议的圈子了！下面我将详细指出他这种倾向的危险。人民选举和罢免各级官吏了解之错误和危险。人民选举和罢免各级官吏这一口号，原来只是反对官僚制度之纯粹鼓动性质的口号，将它来与必须解决的土地问题等民主任务口号等量齐观，不知何以谬误若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是用武力根本打破官僚制度，至于取得政权后，它是不会采用什么“人民选举和罢免各级官吏”这种办法的，因为这样就根本违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如果独秀坚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立刻必须“完成”“由人民选举和罢免各级官吏”的“任务”，那时他就将不可免地站在小资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或破坏无产阶级的专政！
国民会议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问题
（四）独秀同志既将国民会议口号与土地问题等民主任务完全混同，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完成”之“任务”（即认为绝对需要召集国民会议），由这前提出发，他对于国民会议的态度就同左派反对派的见解分离了！于是也“只有（请注意这二字！）努力为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国民会议而奋斗，为驱迫它解决我们所要求解决的问题而奋斗，以至大众走向武装暴动……”。在另一地方他说：“必须号召民众为召集国民会议而暴动”，这里已十分明显，他眼中心中只有国民会议，只有为它而奋斗，……只有为它而号召民众武装暴动！但苏维埃口号呢？在他心目中是不存在的（不管他口头也还说说）。更不用说在革命高潮中为苏维埃而奋斗，为在苏维埃口号下号召民众起来暴动，建立苏维埃政府了，因为这是“阶段论”者的主张哩！（说明见后）真不愧一个“国民会议狂”！但一切革命史上的经验，尤其十月革命的经验给我们的教训是怎样呢？就我们所知道的革命史，连最初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内，从未见过民众为要求国民会议或国会而直接武装暴动过的事实。不错，17世纪40年代英国伦敦的民众曾为拥护“长期国会”而暴动反对查理第一，1789年夏天巴黎民众亦曾为拥护网球场所宣布成立的国民立宪会议而暴动反对路易十六，但这只是拥护既成的国会，或国民会议而武装暴动，并非是为召集它而直接暴动——这算是初期资产阶级革命中仅有的事实。此后呢？还有两个国民会议的“典型”，那就是1848年德国革命中佛兰克府的国民会议（即恩格斯所谓无能可耻的老娼妇）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立宪会议，但这两个会议都不是由民众为它们直接暴动所产生，它们只是革命的副产物而已。前者更是一最不名誉的副产物。只有为国民会议而奋斗，只有号召民众为国民会议而暴动的人们，能否告诉我们以历史的榜样，历史的经验吗？但我们却可以指出民众为苏维埃（指革命高潮时期）而奋斗，并在拥护苏维埃口号之下而武装暴动成功，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榜样和活的经验，那就是俄国的十月革命。
（五）俄国革命中不断革命的创意者坚持者——托同志在二月革命后对立宪会议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是否也像独秀一样“只有”为立宪会议而奋斗？这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从二月到四月，托同志所提出的主要口号是：“没收沙皇和地主的土地转给农民！”“打倒帝国主义的强盗！”“民众的和平与亲善！”（此口号是专对当时的战争而提出的——述之），“工人政府万岁！”（托全集卷一，16——28页）这里没有立宪会议的口号。但他对于立宪会议口号的态度究竟如何？他3月19日在论“俄国革命中的内部势力”中说：“立宪会议的决定，差不多全系于谁和怎样召集它。所以现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应立刻以革命的工农兵代表机关（苏维埃）与临时政府的执行机关对抗，团结正在兴起的民众于自己的周围，应以夺取政权为直接目标……。”这里有没有“只有”努力为立宪会议而奋斗，“只有”号召民众为召集国民会议而暴动的意见呢？不是明显地指出：工农兵代表机关……应以团结民众于自己的周围（不是团结民众于国民会议的周围），应以夺取政权为直接目标（不是号召民众为召集立宪会议而暴动）吗？托同志此种指示，就是此后他领导十月革命的总路线，并完全为事变所证验。我们再来看不断革命的实行家——十月革命的最高领导者，列宁又如何？列宁的四月大纲是人所共知的。但四月大纲中除了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必要及怎样准备夺取政权的基本策略外，简直没有提到立宪会议的问题。自四月大纲决定以后，总的政治口号是“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及与相连系的土地与和平的民主口号。当时布尔什维克对于立宪会议口号只视为补助的鼓动口号，从没有提出过为立宪会议而武装暴动的意见。布尔什维克的全部政治活动都集中于争取苏维埃中的大多数和领导权，及在兵士中鼓动以国内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在农村中鼓动农民自动以武装夺取土地。谁也知道布尔什维克是在“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和“土地归农民”的武装暴动之下夺取了政权，且苏维埃本身即为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发动和指挥暴动的机关。立宪会议呢？它只在资产阶级政府故意迁延召集之下，使群众失望，打破了群众对它的幻想。正因为如此，后来的苏维埃政府很容易地解散了它，解散后引起的反响亦很少，如此而已。这是事实，也就是无可否认的活的经验！但独秀同志用背对着十月革命这种活经验说：“我们的阶段论者都认为民主口号（按指国民会议——述之）是资产阶级的，只能用在反动时期，到了革命高涨起来便不用它，无产阶级只有在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到了革命高涨起来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即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之下夺取政权”，算是“阶段论者”！这将何以解释十月革命的经验啊？！那时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虽然没有在革命高涨时放弃立宪会议口号，并尽量利用了它的作用，但事实上夺取政权的暴动是千真万确地在苏维埃口号，即“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之下举行的。难道布尔什维克（列宁与托洛茨基在内）真如我们的独秀所诅咒的是“阶段论者”，或“披左派反对派大衣的孟什维克”吗？！其实那时真正的孟什维克——阶段论者——是反对“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虽然有一时期他们是苏维埃的支配者）自觉地愿将苏维埃变成临时政府的附属物；他们更坚决地（坚决得同我们的独秀现在一样）反对在苏维埃口号下暴动夺取政权（那时布尔什维克内的应声虫就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他们坚决地告诉群众：一切问题（民主任务）“只有”静待召集立宪会议来解决，其意在让资产阶级政府获得时间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来召集一个它所需要的立宪会议以供其驱使，如不合意时，则以对待佛兰克府国民会议的手段去驱散它！孟什维克这一路线与我们的独秀现时所坚持的路线有什么同点和异点呢？其同点是：反对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更坚决反对在苏维埃口号之下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当时的孟什维克认此为不断革命论者的主张，而现今的独秀则认此为阶段论者的主张，这是他们间同点中之异点！）主张一切政权只有等待国民会议去解决。其异点是：孟什维克主张由资产阶级政府和平和合法地召集国民会议，而我们的独秀则要激烈些，主张号召民众暴动来召集它。但试问：如果当革命高潮中群众已经团结在苏维埃周围，愿为苏维埃口号夺取政权而暴动，独秀则同季诺维也夫一样，起来坚决反对，主张“只有”号召民众为召集国民会议而暴动，起来坚决反对，主张“只有”号召民众为召集国民会议而暴动，致放过时机，此其为帮助资产阶级政府获得时间巩固自己地位，有可能利用立宪会议来欺骗群众，破坏革命，在这点上，独秀之与那时的孟什维克有什么不同？由此可以看出，无论那时的孟什维克也好，现在的独秀也好，在根本立场上，其轻视苏维埃，反对在苏维埃口号下夺取政权，迷信国民会议，是完全一致的。我真不知道究竟谁是“披左派反对派大衣的孟什维克”！
（六）历史上既未曾有过民众为召集国民会议而暴动的事实如彼，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又如此，然则独秀主观上的根据（客观上的根据是孟什维克的）究竟是什么呢？他重三复四地所引用的只是托同志底下几句话：“国民会议须由民众暴动来实现，中国的党能在国民会议之下举行暴动夺取政权。”（原文是否全如此待查）。我们并不排斥这段话在理论上有某种假定的根据，即在某种条件下，假如民众已积极起来要求召集国民会议，而当时资产阶级的政府又故意迁延召集，此种双方相持的情形达到相当紧张的程度时，民众有可能为召集国民会议而举行暴动。但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在那样的情形下，何以不成立苏维埃呢？如果已然有苏维埃的存在，那时苏维埃的作用又是什么？假如我们在革命浪潮到来时即及时组织了苏维埃，据历史的经验，苏维埃的势力必然随着革命浪潮的前进而发展（假如没有机会主义者从中阻碍），必然逐渐成为团结革命群众的磁石，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将苏维埃口号降低至国民会议口号的附属口号，还是以国民会议的口号为苏维埃（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辅助口号呢？由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看来，显然是后一答案。中国如果没有什么特殊国情，没有强有力的机会主义（像独秀现在的主张）在革命到来时阻止苏维埃之成立和发展，我们十分相信，中国第三次革命的总趋势将类似俄国的。所以同一托同志不懈地指示我们：当革命局势到来时，必须组织苏维埃。他在“六大”后论国民会议一文中末了并郑重地声明：国民会议口号以之与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相比，只是辅助的口号。因此他特为我们准备夺取政权订定四个条件，意在于预先防止由国民会议运动中可能产生的机会主义的危险。即在武汉时代，托同志那时对中国的策略，除了力争共产党立刻退出国民党独立外，所特别着重的亦是立刻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准备为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工具。托同志从来没有像独秀同志这样说过，“主张在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的人是阶段论者”，因为这种说法是根本违背十月革命的经验，这正是孟什维克的见解。但独秀同志何以竟走得如此之远！当然不是偶然的。我们知道独秀同志之对于反对派路线是从右边来接受的。就是他最初只赞成国民会议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点恰与小陈相反（1929年秋独秀给党中央的信将国民会议与工农民主专政并列，我那时主张他应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但他拒绝了这个提议）固然在最初接近反对派路线从右边或左边去了解和接受，还不能说是根本的坏处，只要后来能改变，所不幸者，直到今天独秀同志还保存原来这种倾向。只赞成在国民会议之下举行暴动而坚决反对在苏维埃口号之下暴动夺取政权——这不过是他原来倾向之一种较尖锐的表现而已。
也许独秀同志还要申辩说托同志不是明明说“国民会议须由民众武装暴动来实现它”吗？我以为托同志这句话的真意，只是预先防止那种和平议会主义的倾向，告诉反对派应为最民主的国民会议而奋斗，并指出最民主的国民会议须由武装暴动才能实现。但这种意见无论如何绝非主张在革命高潮时以国民会议去代替苏维埃，或将国民会议口号提高到苏维埃口号之上，更非以“号召民众为召集国民会议暴动”去反对“号召民众在苏维埃口号之下暴动夺取政权”的主张。因为如果是这样，像独秀同志所了解的，则就完全与托同志整个的不断革命路线和他在十月革命中的实际行动完全相反了！托同志曾教训过拉狄克那些不肖门徒们，教他们不要只是抓住列宁某些文句或在某时期为某一问题而发表含有特定意义的意见，那些文句或意见如果分割起来看和运用，难免与他别的文句或意见不发生矛盾。因此，他说：“把握列宁不应教条地，而应历史地去把握他。”我以为我们对于托同志也应如此。如果只抓住托同志某几句话就自己的偏见以解释他给我们整个的路线，那是很容易走到反不断革命论的歧途的。从小陈仁静到独秀对国民会议之如此误解，其根源就在这里。
（七）独秀同志责备我说：“……如果照述之所指出的联系（指国民会议运动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联系），只反对军事专政，而不鼓动民众以武装暴动来为解决民主任务而召集国民会议，这样推动一万年也不能推动他们走上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看起来，述之把托同志给我们之‘革命的民主口号’加以‘非革命的’解释……即是把国民会议口号只限于反动时代反军事独裁的东西……”这里我的答复是：第一、我并非将国民会议看为“只反对军事专政”的东西，我可以引一段话来作证：“国民会议口号在反动时期是民主运动之总的鼓动的政治口号，它与国家独立统一和土地问题等民主任务口号紧相联系着，不断地鼓动一切下层群众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反抗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反抗一切军阀贪官污吏等之专权压榨，使群众由参加一般的政治活动而走向革命的斗争”（述之复伯庄的信，着重点新加）……种意见不正确，应从这段话中加以分析，指出不正确的所在。第二，我并没有“将国民会议口号只限于反动时代反军事独裁”，也有底下的话为证：“在革命时期，它（国民会议）将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辅助口号，一方面逼迫资产阶级不断向群众让步，榨取资产阶级最后的一滴民主主义，直至揭穿一切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的民主假面具；另方面，它在一切落后群众中帮助他们在实际生活上放弃对民主的幻想，证明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才能给他们以真正解放的出路，信赖无产阶级决心起而拥护和帮助它夺取政权。”（同上）。第三，独秀谓我将国民会议口号“加以非革命的解释”，大概是指我说国民会议口号“在革命时期将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辅助口号”，及我主张在苏维埃口号下暴动夺取政权而言。这倒是我们间意见的真正分歧点。这点此地毋庸重复，在上面已经说得很详细。我只加一句，这种“将国民会议口号加以非革命的解释”的，不是我的创造，而是十月革命经过的事实，我们让独秀去诅咒十月革命历史的错误吧！
× × ×
总结起来说，在国民会议问题上，我们与独秀同志间意见的分歧焦点是：一、独秀将国民会议与土地问题等民主任务完全混同，认为同是无产阶级须绝对“解决”的任务，我们则认为后者是绝对需要解决的任务，而前者，即国民会议之召集，只是“或然的”。二、独秀从无产阶级须绝对“解决”国民会议“任务”出发，故他只有为国民会议而奋斗，只有号召民众为召集国民会议而奋斗，只有号召民众为召集国民会议而暴动，坚决反对在苏维埃口号之下举行暴动，夺取政权；而我们则认为革命潮流到来时必须组织苏维埃，苏维埃机关应与资产阶级政府的执行机关对抗，它应在民主任务（民族独立统一与土地归农民）的基础上“团结正在兴起的民众于自己周围，以夺取政权为直接目标”，换言之，即在苏维埃口号（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等口号）之下号召民众举行暴动，夺取政权。国民会议那时只是“辅助的口号”借它鼓动群众拥护苏维埃，参加苏维埃所指挥的暴动，告诉群众，只有苏维埃暴动胜利之后，才有召集真正的国民会议之可能——这是两条不可调和的路线！这两条路线在反革命时代大半还只限于思想上的斗争，到革命高潮到来时则将成为最后的决死战，第三次革命的命运将全系于此！故我要求每个共产主义者对这两条路线应加以慎重的考虑，坚决的选择！
民众政权问题
（八）关于民众政权问题，我在复伯庄同志的信中已有详细的批评，此地仅说明几点事实及此口号提出后在反对派内部所发生的政治影响。第一、现在独秀重复地声明：“关于民众政权口号，我提出来是有时间性的”，是在“反日反国民党运动高涨时提出的”，是“临时鼓动的口号”等等。实际上，直到上海“一·二八”事变完结之后，即在“反日反国民党运动高涨”已经过去很久以后，直到前年九月时，他还坚持此口号，致在反对派内部引起无数的争论和纠纷——这证明独秀提出此口号的原来用意与现在经过反对的解释是不能一致的。第二、独秀后来解释民众政权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意思。但他在《抗日的康庄大道》上说：“民众政权将经过抗日救国会或国民会议而实现。”大家知道“抗日救国会”是什么东西，“经过”这样的机关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众政权”吗？经过国民会议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众政权，更是滑稽的错误。因为真正的国民会议只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才能实现，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召集的国民会议一定是资产阶级占优势，像此种国民会议怎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众政权”？老实说来，独秀所谓的“民众政权”就是现时福建的“人民政府”一类的货色。第三，独秀谓我“由反对这一口号，走到根本反对在宣传鼓动上涉及政权问题，主张只提出国民会议，不说政权”。好象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同时又兼议会主义的人。其实我反对此口号的意见十分明显：在没有革命局势时，我们应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因此反对以“民众政权”来代替它。在政权问题的鼓动上，我认为那时的客观局势还谈不到。在“九·一八”后一时期的抗日反国民党的潮流中，认为可以直接提出政权作鼓动的口号，那即是准备夺取政权。但这种主张显然是斯大林的盲动主义（现在我还可以附带声明：“一·二八”事变中我们提出的苏维埃口号是不正确的，冒险性的）。依上叙同样理由，自然只主张提出国民会议，而反对以政权作鼓动的口号了。第四、独秀又说我根本反对提出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问题也并非这样简单。我在“九·一八”以后几乎每篇论文的结论都归结到：“民众要真正反抗日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首先摧毁卖国投降的国民党政府”，这是有许多文件为凭的。但我当时亦反对将“打倒国民党政府”与“建立民众政权”联系起来成为实际鼓动的口号。列宁在1917年4月末曾提出“打倒临时政府”，“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以试探群众的情绪。但他在一次示威运动中经过一番观察之后，他觉得情形尚未成熟，立刻将“打倒临时政府”作为鼓动这一口号收回来了。我在当时反对将打倒国民党政府同建立民众政权一同提出来作为鼓动口号，正是根据以上的理由。第五、当我主张将来革命局势到来时，“我们尽可以用‘工农兵政府’或‘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这一类的口号作为政权鼓动的口号”。而独秀却轻率地批评说“后一口号，在还没有苏维埃或苏维埃还是有反动倾向的小资产阶级代表占多数时，当然要不得（好武断——述之）；前一口号，（工农兵政府）和民众政权有什么不同呢？而且它明显地表示阶级性，岂不更容易被人看做和斯大林派的‘工农民主专政’一样吗？”“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在没有苏维埃时不能提出，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于革命局势到来时为什么不组织苏维埃。“苏维埃还是有反动倾向的小资产阶级代表占多数时”，不能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就是大错特错了，这是纯粹教派的观点！大家都知道，1917年的俄国革命从二月到七月（甚至更后些）的长时期中，在苏维埃内“还是有反动倾向的小资产阶级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述之）占多数”，然而布尔什维克并不因此不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实际上从四月起即提出这一口号了，难道这也是“当然要不得”的吗？！仅仅在七月事变之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公开表示站在资产阶级政府方面压迫工人群众，封闭布尔什维克的机关和报纸，逮捕布尔什维克的领袖等，列宁才主张撤回“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独秀不注意这些史实经验，竟脱口而出“当然要不得”，未知究竟何所根据？！至于说“工农兵政府”与“工农民主专政”一样“明明表现阶级性”，独秀同志在这里又是一个大大的“疏忽”！他忽略了“工农民主专政”中间的“民主”一字——这是资产阶级性的表现——如果没有“民主”一字，而单独称“工农专政”，我们就不能说它一定是资产阶级性的，至多只能说“阶级性有点模糊”而已。实际上，十月后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有时被称为“工农政府”或“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这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文件中所常见的。
（九）现在我应该指出，独秀同志两年来坚持和宣传“民众政权”的主张，在反对派内部已发生了深厚的影响，从前我们还不十分觉得，现在在福建事变中暴露出来了！一向拥护“民众政权”的老刘（伯垂）不辞而去福建实行“民众政府”去了！坚持“民众政权”口号最力的仁静则主张对福建的“人民政府”一般地也不要批评了！整个的沪市委则提议怎样派人去参加“人民政府”！临委则主张不批评“人民政府”的政纲：而负主要责任的伯庄虽较为稳健，但因为自己拥护民众政权的口号所束缚，弄得没有办法，只好以“民众政权去对抗民众政权”，这就等于以“王麻子去反对王麻子”！！……这还不是“民众政权”口号的拥护者在政治上的破产吗？！这还不是独秀同志两年来坚持和宣传民众政权口号的真实收获吗？！！独秀同志见到此种情形也深深感觉不安，于是想出了一个脱身妙计，说这是我主张打倒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错误主张的结果。奈何事实是胜于雄辩啊！伯垂和仁静根本就没有看过我的论文，临委和伯庄是根本反对我的见解的，这有伯庄的信为证。我的主张怎么可以影响根本反对我的意见的人们呢？！我想独秀这种嫁罪避责的手术，在政治上无论如何不能算是坦白的！
现在我应当坚决地说，“民众政权”或“人民政府”的口号，反对派应该毫不顾惜地把它埋葬了，因为我们无论如何没有办法同现在的陈铭枢及将来的无数陈铭枢去打官司，说“民众政权”口号是我们独秀同志发明的专利品，不许他们假冒的。我们还是老实些罢，在没有革命局面时，老老实实宣传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到革命局面到来时，再以“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一类的口号去翻译无产阶级专政作为鼓动的口号。从全部十月革命的经验看来，这种老实态度大致是不差的。
对国际局势的估计
——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问题
（十）独秀同志对于国际局势的估计（见致临委的信）除了说明“至少在1935年以前……这三年中，只能是反革命抬头，革命低落时期”以外，德国法西斯取得政权给国际局势所起的变化，满洲问题所引起的危机，在他看来都是不值得注意的。他估计国际局势所指给我们唯一的结论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联合战线解体了，并且没有进攻苏联的可能和必要了！为什么呢？他答复说“帝国主义迫切的武装进攻苏联是因为受到苏联推动世界革命之威胁，在斯大林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及由这一理论之无条件的和平政策统治下之苏联，帝国主义并不甚感到这一威胁了。”原来如此！托同志推动世界革命的政策足以招致帝国主义迫切进攻苏联之武装进攻，即足以危害苏联，而斯大林“无条件的和平政策”能使帝国主义无进攻苏联之必要与可能，即足以保卫苏联——这样一来，托洛茨基是应该被驱逐的了！！对于这问题，我实在说得太多（见论国际局势与复伯庄的信），此地没有重复的必要。这儿我只答复独秀给我的一个问题。他说，“托同志反复说明帝国主义自始就没有联合进攻苏联之可能”，“没有必要”更不用说了。因此，他说我是“假托”和“误解”托同志的文件，责令我指出证据来。现在我且遵命摘出托同志说到关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险的几段文字如下：
“德国法西斯胜利以后，反苏联战争是必要的”。
“希特勒如果胜利的时候，将是世界资产阶级的超兰格尔”。
“为使进攻（指苏联——引者）成为可能，需要高度工业化，而且是欧洲大陆的大国的国家，它要，而且能担负在自己身上反苏联神圣战争的主要重量。更精确些说，一个没有东西可以失去的国家，试一望欧洲的地图，将使我们相信，只有法西斯的德国能担负这一使命。更有甚者，法西斯没有别的路可走。在付了无数生命代价取得了政权之后，在一切国内问题暴露它的破产以后，在对于德国，因此亦对半附属国那样的波兰投降以后，法西斯政府将必然被迫而找一种脱离破产和脱离国际形式中的诸矛盾之孤注一掷。反苏维埃的战争，将由这些情形中如定命的、必然一般的生长出来”。
“希特勒的政府与苏维埃政府之间的战争是必然的，在形式上无论谁发动这一战争”（以上所引均见《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一书）。
像这样的话还可引出许多，但这至少已够证明我们不是“假托”和“误解”托同志的文件吧！由此更可证明托同志对于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的危险之说明不算含糊吧！未知能否“压倒”独秀同志？在我认为托同志的估计，直至此刻大体上还保持它原来的正确性。独秀如果认为错误，那只好让他直接同托同志去打官司。但这里我无论如何有权利将独秀送给我的“是读书马虎，还是有意欺骗同志呢？二者必居其一”的一段责言，“完璧归赵”了！
最后还须重复一句，左派反对派如果真依照独秀对苏联的估计去宣传，其唯一的结果将是教苏联及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到事变迫近时慌张失措！
对国内局势的估计及策略问题
（十一）独秀同志对于国内局势之估计，同对国际局势一样。在国际局势上，他既只看到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联合战线之解体，在国内则只有国民党政府允许的1934年3月召集的“国民大会”。此外，什么也没有提到，至少在他看来不值得注意。他由此种“估计”所得出之策略上的结论是：“我们的力量应集中于后年3月国民大会的斗争”，为了适应这一年半以后的斗争起见，他提议：“那时在上海召集一活动分子会议，决定关于参加国民会议运动（一年半以后的——述之）的政纲”。并提议在此政纲中……应加上一项：“反对国民党起草的宪法草案”（最好还加上一项：请独秀起草宪法草案，以便与孙科的对抗）。为了以上所指争宪法的斗争，他更主张改国民会议为“国民立宪大会”。这就是独秀同志“只有为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国民会议而奋斗”之实际的具体的表现，这就是他给反对派今后二三年内的斗争路线！！但我们要问：现在日帝国主义已经占据了东北四省，并且还在准备新的进攻，对此有关民族最危险的问题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难道主张将这问题推到一年半以后国民党政府所允许召集的国民大会上去解决吗？！现在湘鄂赣及四川等省几千万农民正在拿起武装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死活的斗争，我们对此又怎样告诉民众呢？难道也主张将此问题交给一年半以后的“国民大会”去解决吗？！军阀不断地混战，南京政府不断地卖国殃民，蒙古、西藏及新疆等民族问题不断地纠纷！！所有这些重大的问题，难道统统都推到一年半以后“国民大会”里去吗？！为什么我们现在不立刻号召民众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拥护农民战争反对卖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不号召民众起来要求立刻召集普选的国民会议，以解决上叙的这些有关全民族及全体民众最迫切的问题呢？一切现实的重大问题都不顾，只注意于一年半以后，国民党所允许召集的国民大会（是否召集，还是大问题），并照国民党这个“预约”来“集中我们的力量”去“斗争”，特别集中于宪法问题——这究竟是一种什么路线啊！我真不知道，独秀同志想将反对派引导到哪里去！据我看来，他的“革命的国民会议，已经转变成为和平的宪法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