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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看法
﹝美国﹞乔治·诺瓦克（George Novack）
1956年
Guanyu Zhu 翻译、月桂 校对
1937年1月10日——列夫·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娜塔莉娅·谢多娃抵达墨西哥的第二天。他们一行乘坐了一辆由通讯部长派遣的军警护送的私人列车，以确保他们从坦皮科到墨西哥城一路平安。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和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与托洛茨基坐在了一个隔间里，让这位流亡者了解他从挪威被迫乘船而来期间发生的事情。
我们进行了精彩的对话；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他，特别是莫斯科大审判前后的最新进展。（这是在由斯大林指使的第一轮和第二轮大审判之间的间隔期。）有一次，托洛茨基问到了哲学家约翰·杜威，此人加入了为托洛茨基争取政治庇护并受理他的案子而成立的美国委员会。
接着我们的讨论顺理成章地转成了哲学这个主题，他得知我对此有特别的兴趣。我们谈论了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最佳方式，谈论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美国激进主义理论上的落后。托洛茨基提到了马克斯·伊斯曼的名字，他在许多著作中抨击了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黑格尔主义传统的一种毫无价值的唯心主义残留。
他变得紧张起来。“回到美国后，你们同志必须立即展开对伊斯曼歪曲和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的斗争。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了。实用主义、经验主义是美国思想的最大祸根。你必须防止我们的年轻同志被这些流毒毒害。”他激动地敦促我们。
在这个时候，他如此激烈地争论这个问题，让我有些许惊讶。由于他戏剧性的流亡情境，作为莫斯科大审判的主要被告之一的托洛茨基当时处于国际关注的中心。他正在与斯大林的强大政府进行声誉、自由和生命的斗争，后者一心要将他污名化并置他于死地。在被挪威当局监禁和禁言数月之后，他被囚禁在他们的油轮上数周之久，一直与外界隔绝。
然而，在与他的同志重聚的第一天，他花费了一个多小时解释了对马克思主义运动来说，拥有正确的哲学方法以及在反对的声音之下捍卫辩证唯物主义是有多重要！
三年后，他在二战开始时震撼了美国社会主义工党的斗争中的干预方式，证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认真程度。[1]此时，沙赫特曼已经转变了哲学和政治立场，直接与詹姆斯·伯纳姆以及间接地与伊斯曼和其他人站在一起，反对托洛茨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第四国际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传统立场，包括哲学的作用、苏联的阶级性质及其对抗帝国主义的辩护。
伯纳姆-沙赫特曼反对派试图将哲学与政治在一般层面上分离开来，并将革命无产阶级运动的原则性政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具体层面上分离开来。本着实用主义的精神，伯纳姆要求将争议的问题限制于‘具体问题’。他在《科学与风格》（Science and Style）中宣称：“辩证法（即使在科学上辩证法也是毫无意义的）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根本性意义。”[2]
在《致伯纳姆同志的公开信》中，托洛茨基指出，工人运动的经验表明，将政治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辩证法割裂开来是有多么的错误和不科学。
你似乎认为，通过拒绝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苏联国家的阶级性质，并坚持“具体问题”的方式，你就在扮演一个务实政治家的角色。这种自我欺骗是由于你对工人运动过去50年的派系斗争历史了解的不足所致。在每一次原则性的冲突中，马克思主义者都毫无例外地正视党的基本问题和纲领，认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具体问题”才能找到其适当的位置和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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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各种投机分子和修正主义者避免讨论原则问题，而将肤浅和误导性的事件评估与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阶级分析相比。托洛茨基引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以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与“经济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党人的争论的例子。手持炸弹的民粹党（Narodnik）恐怖分子曾经争辩道：“《火星报》（Iskra）（列宁的报纸）想要建立一个辩证唯物主义学派，而我们想要推翻沙皇专制——这是历史经验。”托洛茨基用典型的讽刺口吻指出：“在所有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不是由从炸弹开始的党派所领导的，而是由从辩证唯物主义开始的党派领导的。”[4]
托洛茨基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包含的普遍理论如此重视，是因为它在政治实践中具有关键作用。他写道：“一个正确的哲学学说的问题，即正确的思维方法问题，对于革命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就像一个好的车间对于生产是至关重要的一样。”[5]许多现在不可或缺的，用于调查和分析现实的思维工具，都是由伟大的哲学家制造出来后才广泛使用的。他声称，在辩证唯物主义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锻造了工人在摆脱旧秩序并建立新秩序的斗争中所需的理论工具和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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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从未声称自己的哲学观点具有独创性。他从1898年开始，直到1940年去世，一直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通过将大师们的方法广泛应用于人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所面临的复杂问题的方法，他充实了他们学说的内容。在这方面，他的洞察力和远见与列宁等任何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不相上下。
在他四十几年的写作生涯中，他几乎涉及了唯物主义的方方面面：从其对自然的原始现实的强调到对人类思想和艺术想象的最高产物的解释。所有生命、人类行动和思想的基础，以及知识的对象，都是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的现存（being）和发生（becoming）。这个物质本质的普遍演化过程是辩证性质的。它通过对立面的冲突进行，这些对立面在变化的缓慢积累中的特定时刻推翻旧的形态，带来灾难性的颠覆——革命。
我们称我们的辩证法为唯物主义的（他解释道），因为它的根基既不在天上，也不在我们“自由意志”的深处，而是在客观现实、在自然界中。意识从无意识中发展出来，心理学从生理学中发展出来，有机世界从无机世界中发展出来，太阳系从星云中发展出来。在这个发展阶梯的所有阶段，量变转化成质变。我们的思想，包括辩证思想在内，只是表达物质变化的形式之一。在这个系统中，既没有上帝、魔鬼、不朽的灵魂，也没有永恒的法律和道德准则。思维的辩证法，是从自然界的辩证法中发展而来，因此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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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阐明辩证法法则在自然界中的运作，他引用了19世纪科学的两个例子——一个来自生物学，另一个来自化学。“达尔文主义通过量变到质变的演化来解释物种的进化，是有机物领域中辩证法的最高成就。另一个伟大的成就是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发现以及将一个元素转化为另一个元素的进一步研究。”[7]
唯物主义为科学进步提供了唯一坚实的理论基础，尽管许多自然科学家可能不知道，甚至否认这个真理。
（在1926年的一次演讲中，托洛茨基说）科学和技术的任务是使物质，以及与其密不可分的时间和空间，服从于人类。诚然，有一些唯心主义的书籍——不是传教的，而是哲学的书籍——你可以在其中读到时间和空间是我们思维的范畴，它们是我们思维的要求所导致的结果，实际上现实中没有任何东西与它们相对应。但是认同这种观点是很困难的。如果任何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没有及时赶到晚上9点钟的火车，而是迟到了两分钟，他将看到正在离开的火车尾部，并凭借自己的眼睛确信时间和空间与物质现实密不可分。任务是缩小这个空间，克服它，节省时间，延长人类寿命，记录过去的时间，将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并丰富它。这就是与空间和时间斗争的原因，而这种斗争的基础是将物质置于人的支配下，物质不仅构成了一切真实存在的基础，也是所有想象力的基础...
每一门科学都是一种于对物质及其属性的经验的知识的积累；一种对如何将这种物质置于人类的利益和需要之下的概括性理解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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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在使用唯物主义方法来解决自然科学问题的方面上有很多深刻的见解。但他对科学知识的主要贡献来自于他对当代社会的研究，这些研究都得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启示和指引。
托洛茨基早在18岁时就开始全神贯注于与唯物史观相关的问题，那时他已经参与了南俄罗斯的非法工人运动。从那时起，他的这两个活动方面——对社会现实的理论研究和通过革命的方式与群众一起实现改革的实践愿景——一直紧密相连。
在《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一书中，托洛茨基讲述了他最初如何抵制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观点。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历史因素”的理论，这在社会科学领域直到今天仍是最被广泛接受的理论之一（可以与欧洲的马克斯·韦伯学派或美国的赖特·米尔斯学派进行比较）。意大利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所写的两篇文章使他确信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把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看作一个整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历史性地演变，并在一个不息的运动的过程中相互作用，生活的物质条件起着最终的决定性作用。而自由主义学派的折中主义者则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分裂成许多独立因素，赋予这些超历史的性质，然后“迷信地将他们本身的活动解释为这些独立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他第一次服刑期间，托洛茨基写了一篇有关共济会的研究，后来不幸丢失了。这是他对唯物史观的一次运用。“我的一些在监狱中仅是有待考证的猜想，被我后来在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弗兰茨·梅林的著作中求得了证实。我没有一开始就教条地吸收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第一次向我证明了其并不是抽象的定义，而是一个我在试图理解历史的过程中发现的源源不断冒着活水的泉眼。”[9]
托洛茨基运用新获得的方法，揭示了现代社会和尤其是20世纪初沙皇俄国阶级斗争的“活泉”，而当时一场革命正在悄悄酝酿。他所著名的“不断革命”理论的发展，是他研究的第一个成果。这是将辩证分析应用于前革命时期俄罗斯的社会趋势和政治前瞻所取得的杰出成果之一，同时，进一步来讲，（托洛茨基的方法）也适用于帝国主义时代中落后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常常被批评者指责为教条主义者，沉迷于抽象的历史发展规律。某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确实犯有这个错误。但托洛茨基不是这样的人。他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定实践者。但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允许的范围内，他是最不拘泥于形式、最灵活的思想家。
历史中存在着的相互矛盾的运动、力量和关系是唯物辩证法的基础，这些矛盾随着自身的发展揭示了所有固定不变的公式的缺陷。正如托洛茨基在《总结与前瞻》一书中所写：“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分析方法——不是对文本的分析，而是对社会关系的分析。”[10]
托洛茨基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应用在沙皇俄国的具体情况下。他指出，20世纪初期的俄国社会结构是极度落后和先进的特征的一种奇特融合。主要的政治和宗教落后根植于国家的历史和经济的落后上，体现在拥有无上权力的皇室和奴颜婢膝的国家教会的亚细亚式专制主义统治中。在俄国，没有宗教改革，没有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像西欧那样强大的第三阶级（资产阶级）。广袤无垠的土地和多风的气候导致了游牧和粗放型农业、人口稀少、封建发展贫穷落后，而且缺少商业和手工业中心。小农农业和自给自足的家庭工业在小村庄里盛行，大型土地庄园和行政-军事消费城市限制了国内市场，这导致了对外国资本和文化的依赖。
然而，随着现代工业的进入，这种亚细亚式的落后被西欧发展的最新成果所补足，并与其相结合。大规模的工业不仅导致了工业与银行资本的相互融合和外国财力对俄国经济的主导控制，最终还催生了在主要工业中心的无产（工人）阶级、从事政治罢工和大规模示威的现代工人运动，以及科学社会主义。这些特殊的条件为在1905年爆发和在1917年达到最高潮的一系列革命事件奠定了基础。
俄国社会民主党中那些思维模式僵化的人，他们只学到了马克思方法字面上的皮毛，但却没有领悟到其本质，而且或多或少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声称俄国将不得不追随西欧开辟的道路。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从封建主义走出，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演化阶段，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在政治上，他们从君主制和贵族地主的统治走向了资产阶级议会制，然后工人才能争取最高权力。基于这一点，孟什维克得出结论，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民主共和制度的统治是封建专制的合理继任者，工人们不得不经过漫长的等待才能轮到他们。
根据托洛茨基的看法，试图将这样一个预制的顺序强加于20世纪的俄国是随意武断和错误的。俄国过去和现在的强大特点为工人运动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发展道路，带来了极好的新前景。沙皇制度的腐败，资产阶级及其制度的薄弱，工业工人的战略地位，以及面临着尚未解决却迫在眉睫的土地问题的农民群众的革命潜力都使得即将到来的革命能够跨越阶段。工人可以领导起义民众，他们可以领导农民推翻旧秩序，在工人阶级政府领导下建立更高形式的民主，迅速从资产阶级民主转向革命社会主义措施。因此，迟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为社会主义革命铺平道路，并直接拉开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
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不能孤立地来看待，而必须评估其与国内外其他因素相互作用之间的关系。尽管“美国的生产力是俄国的10倍，然而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角色、其对本国政治的影响以及在不久的将来影响世界政治的可能性都是美国无产阶级不可比拟的”。[11]基于所有这些考虑因素，他得出结论：“俄国革命将创造条件，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家有机会充分展示他们的治理才能之前，使权力能够传递到工人阶级的手中，且一旦革命胜利便必须这么做。”[12]
这是他的不断革命理论的第一种形式。基于俄国的经验，他随后将其扩展到覆盖其他落后（不发达）国家中革命的问题和前瞻，在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农民必须与帝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在当地的走狗的斗争，以摆脱前资本主义的野蛮状态，获得现代经济和文化的好处。
从1904年到1917年，托洛茨基主义被理解为是一种认为俄国革命只能以无产阶级专政而结束的观念，而这种专政必须在全球革命全面胜利的情况下，引导社会向社会主义转型。该想法遭到孟什维克的反对，他们无法摆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共和国设想的束缚，甚至连布尔什维克也无法接受这种想法。然而，年轻的托洛茨基能够比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的其他所有人更具有远见，这要归功于他早早便掌握了马克思方法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两个方面，以及他非凡的勇气和敏锐的思维。他是那个现代史上最非凡的事件，即在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进行了第一次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哥伦布。
在他设想俄国革命的未来时，托洛茨基利用了“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的规律，这个理论后来被他用普遍的方式表达了出来。这种对将历史进程中落后和先进的特征辩证地交织在一起的观点的普遍化，是用来理解文明社会复杂关系和矛盾的发展趋势的数一数二的理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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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规律组成了应用于文明社会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要素。自由派和保守派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一部分无法接受；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在日常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也无法贯彻这一理念。充分认识全面的阶级斗争和其最终结果是托洛茨基思想和行动的核心。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各种不同的经济制度承先启后的历史，每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各自按其自有的规律运行。从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制度，往往是由生产力，也即是由技术和劳动的编制的增长所决定。社会的变化在一定程度内，性质上是数量的变化，它并不会改变社会的基础，也就是不会改变财产的普遍形式。然而当成熟的生产力超出了该程度时，财产的旧有形式已不能把它承载，继之而来的便是社会秩序的激烈变化，并附之以连串震动。原始公社由奴隶制所取代并补充；奴隶制由农奴制继承，后者有着封建的上层建筑；城市的商业发展把16世纪的欧洲带入资本主义秩序，由此经历了数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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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历史进程是由一阶级对另一阶级之间的作用和反应推动的。他们斗争的物质利益是获取和分配剩余产品——即总社会产品中超出劳动力的维持和再生产所需最低限度的那一部分。从奴隶主到资本家，占有和压迫的阶级主要因其从劳动人民中压榨剩余价值的不同剥削方法而有所区别。“阶级斗争的全部内容所在，都只是为了争取剩余产品而斗争。谁拥有剩余产品，谁就是局面的主人——拥有财富，拥有国家，持有通往教会、法庭、科学和艺术的‘万能钥匙’。”[14]
每个社会都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社会有机体的骨头是它的生产力，它的肌肉是它的阶级（财产）关系。其他所有社会器官的功能和条件反射都只能在它们与骨骼和肌肉系统（生产力和财产的普遍形式）的联系中得到理解，这些系统构成了社会有机体的总体结构。由于文明社会分裂成阶级，科学社会学中的关键分析点必须是“一个既定现象的阶级定义，例如，国家、政党、哲学思潮、文学流派等。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阶级定义是不足够的，因为一个阶级包含不同的阶层，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在不同的环境下产生，同时受到其他阶级的影响。为了完善分析，必须引入不同的次要因素，这些因素被部分或完全地纳入分析，具体取决于特定的目标。但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可能在不考虑现象的阶级特征的情况下进行分析。”[15]
为了确定任何给定社会形态或国家的决定性趋势和主要发展方向，根据托洛茨基的观点，科学社会学家必须研究它的结构和不同社会力量的动态，以及它们与世界历史条件之间的联系。我们必须找到以下问题的具体答案：在一个国家中，哪些阶级在斗争？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它们的关系以何种方式和向着何种方向被转变？历史必然性所规定的客观任务是什么？解决这些任务的肩负责任的阶级是哪些？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些任务？
在托洛茨基的革命生涯中，他按照以上的步骤分析了许多主要国家在它们的演变关键转折点的情况。这些国家包括欧洲的俄国、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和西班牙，亚洲的中国和印度，以及美国。他的研究成果包含在一系列作品中，这些作品是任何有志成为科学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的人的模范。
自从马克思主义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以来，对于其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其他方面的关系的概念引起了不小争议。托洛茨基不仅试图澄清对这个问题的误解，而且通过例子展示了社会的物质的下层建筑，即生产关系及其财产的普遍形式，如何与其他社会和文化现象相互作用。
他说道：“经济学被认为可以直接并立刻地决定作曲家的创造力或甚至是法官的裁决的观点，代表了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悠久的讥讽，这个讥讽被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教授长期传播，以掩盖他们智力上的软弱无能。”[16]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这种粗糙的“经济决定论”毫无相似之处，而后者经常被斯大林主义者信奉。
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与其政治文化的上层建筑有机地相互关联，并不断相互作用。但是，它们的关系可以是和谐的，也可以是不和谐的，这取决于历史发展的特定条件和历史因素的具体组合。在某些情况下，政治制度可能与其经济基础存在明显的矛盾。这是加剧阶级对立并因而产生革命需求的根源。这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也适用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后资本主义政治结构。例如，在斯大林及其继承人领导下的苏联，国有财产和计划生产的经济基础与官僚统治的专制体系的不和谐不断地日益加剧。
从长远来看，经济优先于政治。政治制度、机构、政党和领导人的定义，都取决于它们在维护或改变现有生产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托洛茨基曾确认：“尽管经济并非直接或立即决定政治，但在最终分析中，经济确实决定了政治。”[17]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决定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以及其代表的表现；国有财产则决定了工人国家的性质，无论其（工人国家）怎样的畸形或官僚。
苏联集团中由“去斯大林化”运动引发的“个人崇拜”争议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历史中个人所承担的角色的思考。这个备受争议的问题长期以来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分出了不同的倾向。
非唯物主义者将社会生活中的主观因素，从思想到个人行动，置于决定事件的至高地位。对于像托洛茨基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来说，社会的优先于个体的，普遍的优先于特定的，整体的优先于部分的，物质的优先于精神（理智）的。个人在历史中是重要的，但其影响程度取决于更普遍的历史因素。绝对的个人因素受制于客观历史条件以及它们所产生、所属和所示范的主要社会力量。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普列汉诺夫到列宁，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与民粹党的主观社会学派进行辩论时，后者（民粹党的主观社会学派）极端地主张将恐怖主义作为政治斗争手段，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社会和政治权力并不仅仅是单独的属性；它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且说到底是阶级之间的关系决定的。最显赫的那些大人物行使权力，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是代表着超越个人的更大社会力量。即使是国王、暴君、独裁者也仅代表着特定阶级或不同阶级结合在一起的物质利益。
就比如，没有任何政治机构像君主制那样将历史上的超个人力量与个人力量如此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写道：“君主制由其原则使然，是与个人相联结的。”[18]
在沙皇制下，皇室似乎就是一切，而国家其余国民什么都不是。但这只是浮于表面的现象。
“国王之所以成为国王，只是因为千百万人的利害和偏见通过他的个人人格而显现。”[19]国王无法在没有贵族、地主和其他（国王）所侍奉的阶级力量的默许下去统治，甚至到头来也无法在没有大多数臣民的默许下去统治。当这些力量不再承认或遵守皇权时，国王的地位就会面临危险或灭亡。俄国革命的第一步，推翻君主制，验证了个人权力的这一社会基础。
由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所推动的俄国革命废除了沙皇制和资本主义，并在苏维埃人的领导下建立了工农的民主制。然而，这一成果被彻底粉碎，斯大林的专制主义开始逐渐兴盛。那么，斯大林的绝对独裁统治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托洛茨基经常因为在列宁去世后与斯大林的权力争夺中“允许”被（斯大林）智胜而受到谴责与抨击。持有这种肤浅的指责的批判者并不理解，即使是最聪明的、具有最正确的思想和战略的人也必然会受制于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潮流和主导的阶级力量之间的关系。权力不是像商品那样可以随意从一个所有者转移到另一个所有者的个人财产。
世界上决定重大事件的转折和结果的基本因素，在当时都与托洛茨基所奋斗的事业作对；这些因素支持并促进了斯大林的崛起。在欧洲工人阶级的失败、苏联被孤立以及苏联大众精疲力尽的基础上，在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被日益强大的苏联官僚和工人贵族推到了台上，同时被一个贪婪的上层农民阶级煽风点火。由托洛茨基领导的左翼反对派，他们代表着全球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且同时为苏联贫困群体的利益而斗争，却被冷落排挤了。
托洛茨基一再解释，斯大林的胜利和他自己的失败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个体被另一个个体所取代，或者一个派别被另一个派别所取代，而是正式将政治权力从社会主义工人阶级转移给苏联特权阶级的官僚机构。他有意将自己的命运和共产主义左翼反对派与世界革命和俄国工人阶级的情况之间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托洛茨基对个人与历史强大且非个人的驱动力之间的辩证互动进行了深刻思考。他指出，个人纯粹的个性特征具有狭小的局限，并且其很快融入他们成长和所在的集体的社会条件中去。“个人的‘特征’只是为一种较高法则所刻划下来的个别的爪痕。”[20]
“我们绝不否认在历史进程机制中个人的重要性，也不否认偶然性在个人上的重要性。我们只是要求将历史人物和其所有的个别之处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不仅仅作为一个心理特征的流水账，而是一种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成长并受其影响的现实。正如一朵蔷薇不会因为自然科学家指出了养育它的土壤成分和大气条件而失去其芳香一样，对一个人的社会根源的揭示同样也并不会使其失去其香气或恶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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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作为建立于俄罗斯官僚和贵族之上的王朝阶层的领袖，是其整体历史发展的产物，必须与其共命运。这个规律同样也适用于在1917年2月之后掌权俄罗斯的继任者们。从克伦斯基到列宁和托洛茨基再到斯大林，每个领导人都代表并体现了国内外社会力量之间的不同关联、受工人阶级决定的不同程度、俄国革命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的不同阶段。
托洛茨基在心理观察方面和在社会学和政治分析方面一样，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解释道，作为一个人，斯大林获得了作为苏联贵族阶层选定的领袖这样的最终历史人物身份。托洛茨基在1937年如此告诉杜威委员会：“只有从新兴特权阶层渴望权力、渴望物质舒适、对自身地位担惊受怕、畏惧群众且对所有反对派深恶痛绝的生存条件出发，我们才能理解斯大林的行为。”[22]二十年后，赫鲁晓夫证实了斯大林的道德败坏并非他自己独有的。
从十月革命（揭示了所有社会虚伪）到现状改变得越突然，其过程中新贵阶层被迫掩盖其在社会上的道德败坏，热月党的谎言就会越粗糙。因此，问题不仅仅是某个人的道德败坏，而是整个社会群体的腐败，对于他们来说，说谎已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政治必要。在抢夺新获得的地位的斗争中，这个阶层重新教育了自己，同时也重新教育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败坏了）其领导人。他们将最坚决无情和最能地表达他们利益的人抬上了他们的肩膀。因此，曾经是革命家的斯大林成为了热月党阶层的领袖。
相反，托洛茨基至始至终贯彻并教导的原则、立场和社会利害所具有的革命本质，使他成为他所是的人，并将他放在了他在每个阶段该在的地方上。他在俄国工人阶级准备进行第一次革命时与他们并肩工作；他在1905年的苏维埃时成为了其领导人。在随后的反动时期，他始终与其活跃领导者保持一致。当革命酝酿高涨时，他组织了十月起义，然后领导红军直至内战结束。
后来，当工人们再次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变得在政治上被动和一蹶不振时，他仍然坚定地与他们站在一起。在这段反动时期，他竭尽全力地阻止革命衰落，团结和教育其（革命）力量，并为其复兴创造最好的条件。托洛茨基是如此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因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渴望也不行使权力，除了促进社会主义目标实现之外，不为其他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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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对俄国革命的预测是他应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首次大捷；同时，对其（俄国革命）堕落的分析则是他最后和最伟大的成就。
在这里，托洛茨基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的的确确，先前的革命曾经达到过巨大的高度，然后衰退。但这些倒退发生在一个阶级社会中，一个新的、更为进步的、但仍然是剥削和压迫的统治阶级在这样的社会中获得了权力。他熟悉其他工人运动的领导层，他们屈服于特权和乌纱帽的诱惑，滥用了权力，染上了官僚味。但这些人同时也曾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受益者和下属。
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情况似乎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工人和农民在历史上最慎重清醒的革命党派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夺取了国家政权，并开始按照他们自己的形象重建社会。多年来，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和党员以他们的思想和纲领在战斗中脱颖而出，有着随时为社会主义事业牺牲一切的准备。
然而，官僚主义和特权的病毒，“权力的职业病危害”，正如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所称呼的那样，已经侵袭感染了俄国的新统治者，削弱了他们对阶级异己影响的抵抗。在列宁的最后几年，感染的迹象已经开始显现了，他曾邀请过托洛茨基与他一起抗击它们的传播。
对于像托洛茨基这样与革命及其领导层紧密相连的人来说，他需要最大程度的客观性才能将个人命运与这种情况分开，并应对它随之而来的相应问题。他就像一位医学家，发现了亲密同伴身上存在一种慢性消耗型疾病，注意其症状，进行诊断和预后，同时理解到这种疾病可能无法被阻止并可能致命。他跟踪着官僚反动的一步步发展，分析其原因，指出其结果，同时提出必要的治疗措施以缓解和治愈疾病。
他说，官僚主义增长的基本条件首先存在于国际形势中。俄国革命未能在西方更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工人中获得相应的支持，以及国际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使得第一个工人国家处于孤立无援和动摇的位置。在苏联，一个小规模的工人阶级，在巨大而长久的努力之后筋疲力尽，在一个充满农民和贫困的深海里挣扎，缺乏文化、适当的经济基础，甚至连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没有，不得不将已经赢得的权力和地位让渡给一个行政上的官僚主义专家阶层，那些渴望休息和享受之前革命努力的成果的人。这个新贵阶层的物质特权和狭隘的政治观念与群众的利益愈发发生着冲突。
这也就是撕裂俄国共产党并波及到共产国际那边的派系冲突的根源所在。随着20世纪30年代世界反动势力的全面深化，这个过程在斯大林主义专制的巩固和苏联民主的销声匿迹中达到了高潮。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崛起和法西斯主义在西欧的崛起是互相对称的历史现象。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衰落下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瓦解和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人民主的瓦解，都是工人群众在反动势力面前节节败退的平行产物。
然而，这些极权主义国家具有完全相反且历史上不同的经济基础。法西斯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贝尼托·墨索里尼和弗朗西斯科·弗朗哥统治的国家捍卫的是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斯大林的政府，作为苏联官僚主义的不受约束的代理方，依靠着国有财产。
托洛茨基对苏联进行了辩证的、历史的和唯物主义的定义。由于其国有财产、计划经济、对外贸易的垄断以及工人阶级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和传统，苏联仍然是一个工人的国家。但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工人国家，其中政治结构与经济基础相互矛盾。斯大林主义专政的政策和活动不仅践踏了革命旨在为之的人民的权利、感受和福祉，而且损害了苏联经济自身的发展，其需要由工人进行民主管理才能最高效地运作。
斯大林的独裁统治与工人民主之间的冲突，以及极权主义政治结构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苏联社会的主要动力，无论它被打压或掩盖得多么彻底。这些相互竞争的社会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无法永久地持续下去。要么工人会清除那些篡位的官僚，要么官僚会挤出一个派别，该派别将打击革命的最后成果，并为资本主义的回归铺平道路，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产生的。
托洛茨基并不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他没有提前宣布最糟糕的情况会发生。相反，他投入了他所有的力量和资源，以帮助更好的结果占据上风。现在，在他去世20年后，他的斗争和远见得到了证实。当帝国主义第二次自相残杀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进一步削弱时，苏维埃国家存活了下来，尽管遭受了斯大林主义的所有罪恶。在对抗希特勒主义的战争中展现了其抵抗力之后，苏联在战后展示了惊人的复苏和快速增长能力。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在新的领域取得突破，扩展到东欧和亚洲，并在此过程中使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不攻自破。
这些国内外的发展使苏联工人阶级的文化和物质水平大大提高，并促使了苏联社会中带头的进步分子向官僚主义者施加巨大压力，要求他们放宽独裁统治并作出让步。去斯大林化的推动力量势不可挡，甚至（在某些有限的程度上）还带动了官僚集团中的一些成员。这一动力证明了苏联社会中社会主义元素的热切和生长力，并证实了托洛茨基对其主要动力和趋势的分析。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见证了苏联内部发展的开端，这一发展趋势正朝着那些自封的斯大林继承者和复苏的群众之间的全面冲突迈进。苏联的工人、知识分子和农民将不得不摆脱所有的压迫者和统治者，在一个无与伦比的至高基础上恢复民主。
在“回到列宁”口号的号召下展开的价值观重新审视，将得到“回到托洛茨基”口号的补充和完善。在即将到来的反官僚主义革命中，新的人民的领导者将把托洛茨基的成就恢复其本该有的地位，并把他作为为社会主义自由而战和保护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遗产的倡导者、先驱和指导者予以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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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比其他任何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更深入地探讨了唯物主义心理学的问题。在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派与弗洛伊德学派的深度分析理论的争论中，他选择了第三种立场。尽管他注意到它们（上述的两个学派）对于意识形成的不同解释方法，但他并不认为它们之间存在如斯大林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的不可逾越的唯物和唯心之间的冲突。巴甫洛夫和弗洛伊德都认为生理学构成了思维更高级功能的基础。托洛茨基将巴甫洛夫比作一个潜水员，从心灵深处向上检视，而弗洛伊德则站在上方，透过复杂混沌的心灵水域窥视其中的运作。
人的特征是由他们的社会环境所引发、形成和完善的；即使是最奇怪的怪癖也会很快转变为适合于其所处时代、群体或阶级的行为和心理特征。历史条件的强大力量对人们施加了一些共同特征；类似的条件触发类似的反应、产生类似的个性特征。“同一种类的（当然决不是同样的）刺激，在同一种类的条件之下，会引起同一种类的反应。刺激的授予者愈有力，则它愈能克服个别的特点。人们对于呵痒的反应是各异的，但对于红铁的反应可就一样了。正和在汽锤的打击下，球形与正方形的铁块同样成为铁片一样，在太大与太难逃避的事件的重压下，一切反抗者都给摧毁了，‘个性’的界限也消失了。”[23]
通过这种方式，他解释了资产阶级心理学家所称之为“群体行为”的谜团，或更准确点说是群众意识。尽管个人存在着各种不同和独特的地方，尽管他们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分开，但置身于相似环境下和面临相似问题的个体会表现出相似的行为。
19世纪的所谓的“官能心理学家”将人的个性和心灵分割为不同的因素，如本能、意志、直觉、意识、潜意识等，将其中的某一个或多个因素提为主导因素。而托洛茨基则将所有这些不同的功能视为统一的生理-心理过程中相互穿插的方面，这个过程受到物质条件的制约，且受发展和改变的影响。
灵感和直觉通常被认为是唯心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的专属领域。然而，托洛茨基毫不犹豫地着手研究了心理活动中这些晦涩和难以捉摸的阶段。他指出，意识和潜意识在历史进程中也同样存在，正如在构成它们的个体内部存在着一样。他在《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中给出了对它们相互间作用的无与伦比的定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己是无意识的历史过程的自觉表现。但这种无意识只是历史—哲学意义上的无意识，而非精神上的无意识。只有在群众的自发反抗冲破了社会旧有的桎梏，使历史发展的深层次的要求成功地表现出来的时候，这种无意识的过程才能在其最高峰上与其自觉的表现相吻合。在这一时刻，时代最高的理论意识和最深刻的远离理论备受压迫的群众的直接行动融为一体。意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的结合，就是通常称为“灵感”的东西。革命是历史最强的灵感。
每一位真正的作家在创作中都有这样的时刻，好像有一种力量更强大的人在操控他的手。每一个真正的演说家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那时他讲出的话比他平时讲的要有力得多。这就是“灵感”，它来自于倾尽全力的最高创作激情。无意识从深邃的洞穴中升起，使思维有意识的活动服从自己，并在某种高度的统一体中使它同自己融为一体。
在精神力量高度集中的时刻，在一定的瞬间，展现了与群众运动相关的个人活动的所有方面。对“领袖们”来说，十月革命的日日夜夜就是这样的时刻。机体内潜伏的力量、深藏的本能、从动物祖先那里遗传来的嗅觉都活跃了起来，它们冲破心理的桎梏，同最高的历史—哲学的概括一道为革命服务。个人和群众这两个过程都是建立在意识和无意识相结合、构成意志动力的本能和思维的最高概括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的。[24]
托洛茨基已经将唯物主义的态度融入到他的每一个细胞当中；从他的人生观到他对周围个体的评价，其渗透到他的思想和行动的方方面面。作为一个至始至终的唯物主义者，他自豪地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他不允许自己被贬低，也不允许人类被任何来自其野蛮过去的虚构创造物所征服。
他对人道主义的信仰被坦率地在他被暗杀前几个月写下的遗嘱中所表达：“自从我明白事理之后，在43年的生活中我始终是一名革命者，其中42年是为马克思主义而奋斗……我要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因而也是一个不调和的无神论者而死去。”[25]
他并不需要个人生命死后的虚构的安慰。尽管受到阶级社会的限制和污染，但地球上的生活已足够，因为其中潜在着的人类幸福和满足的可能性。“我看见墙下有一条嫩绿的草地，墙的上空，蓝天朗朗，到处阳光灿然。生活真美好，让未来的一代清除掉生活中的罪恶、压迫和暴力，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吧。”几天后他补充道：“不管我如何死去，我至死不会动摇对于共产主义未来的信念。这种对于人类和人类未来的信念，至今仍然给予我强大的抵抗力，这是任何宗教信仰所不可能给予的。”[26]
以上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才华的2500年来唯物主义哲学之集大成者的最后遗嘱。
[1] 托洛茨基对理论辩论的贡献被收录在书籍《保卫马克思主义》（In Defence of Marxism）（Pathfinder Press: New York, 1973）中；伯纳姆的文章“科学和风格（Science and Style）”作为附录被包含在其中。
[2] 《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96页。
[3] 同上，第78-79页。
[4] 同上，第79页。
[5] 同上，第74页。
[6] 同上，第51页。
[7] 同上，第71页。
[8] 托洛茨基，“广播、科学、技术和社会”，《日常生活问题》（Pathfinder Press: New York，1973年），第252-253页。
[9]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Pathfinder Press: New York，1970年），第122页。
[10]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和总结与前瞻》（Pathfinder Press: New York，1969年），第64页。
[11] 同上，第65页。
[12] 同上，第63页。
[13] 托洛茨基，《当代马克思主义》（Pathfinder Press: New York，1970年），第8-9页。
*此处翻译借用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中对该文章的译文，并有所修改。——译注
[14] 同上，第14页。
*此处翻译借用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中对该文章的译文。——译注
[15] 《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29页。
[16] 同上，第118-119页。
[17] 同上，第119页。
[18]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Pathfinder Press: New York, 1970年），第一卷，第52页。
*此处翻译借用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中对该文章的译文，并有所修改。——译注
[19] 托洛茨基，“什么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反法西斯斗争》（Pathfinder Press: New York, 1971年），第399页。
[20] 《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52页。
*此处翻译借用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中对该文章的译文，并有所修改。——译注
[21] 同上，第95页。
[22] 托洛茨基，《列夫·托洛茨基案》（Merit Publishers: New York, 1968），第581页。
[23]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93页。
*此处翻译借用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中对该文章的译文。——译注
[24]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334-335页。
*此处翻译借用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中对该文章的崔继新译文。——译注
[25]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遗嘱”，《托洛茨基文集：1939-40年》（Pathfinder Press: New York, 1973年），第158-159页。
*此处翻译借用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中对该文章的译文。——译注
[26] 同上，第159页。
*此处翻译借用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中对该文章的译文。——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