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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初步的考虑
安德烈斯·宁
社会主义的特征不是也不可能是纯粹的、完全的经济特征。社会主义是社会教育学理想的最完美和最令人钦佩的成果，与赫伯特·斯宾塞[1]赋予教育的目的：“引导人走向完整的生活”相一致。
不幸的是——莫拉托同志[2]在这些专栏中用这些或类似的措辞说过，阶级斗争的原则不足以让我们解决多种多样的问题——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所带来的问题。
社会问题从不是一个简单的“肚子”的问题。无论如何，纯粹的经济问题将是根本的问题，它将是社会主义的灵魂，没有它，社会主义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但它只代表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固然是最重要的方面，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必须是要“引导”人们充分享受生活。
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问题之后，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简单的事实和社会现象的观察者，作为一种生动的精神躁动的回应，还有一个问题有力地吸引着我的注意，那就是民族主义问题。
罗维拉·伊·维尔吉利[3]说，民族主义的目的是解放人民，而社会主义同样以追求人的解放为己任。
民族的解放和人本身的解放在现代国家中产生了最深刻的动荡。
除非本世纪各国人民对自由的巨大希冀得到满足，否则地球上将不会有和平。
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虽是两个看似对立的名词，但它们的目的是相互交织、相辅相成的，它们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两者都威胁着当今社会的基础，没有其他一种学说像他们一样具有革命性。
民族主义抨击同化、统一、集权、专制、霸道的国家组织和结构，社会主义打击资本主义政权、私有财产和以工资为代表的现代形式的奴隶制。
如果社会主义通过它的努力成功地使资产阶级的唯一权力彻底瓦解，并随之使傅立叶正确地蔑称为文明社会的经济不平等的不公正现象消失，那么，民族主义将通过它的更加积极和激烈的行动，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它的最强大的力量和压迫工具：国家，从而成功地打败资产阶级的一切据点。
民族主义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国际社会主义的最杰出和最有声望的人就是这样理解的，他们先于其他许多人处理这个问题，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果断地干预民族主义运动的行动和工作（我们在弗拉芒的同志胡斯曼[4]的情况就足以说明问题）。
在一些国家，社会主义政党凭借民族主义提供了最坚定的支持;在另一些国家，社会主义政党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特征。
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个问题由于其极其重要，至少应该成为我们感到好奇和进行研究的对象。
在西班牙的社会主义中，从我们的学说观点来看，没有一个人以它所需要的广度来谈论这个令人躁动的问题。
我们要填补这个真空，我们感叹比我们更权威的笔杆子没有执行这个使命，其重要性和复杂性与我们系的微不足道不成比例。
笔者最现实的愿望是应该有人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辩论，应该对民族主义问题给予无可争议的重视。
这就足够让我满意了。
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
《社会正义报》（雷乌斯），1914年2月28日
冷静点，冷静点……我们并非应与民族主义者合作，而是和民族主义本身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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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法布拉·里巴斯[5]的狂热崇拜者。我欣赏他的才华，欣赏他的胆识，欣赏他孜孜不倦的活动，欣赏他不眠不休的战斗精神，欣赏他对我们理想的无比坚定的信念。我饶有兴趣地关注着他最有价值的新闻工作的所有细节，我在为加泰罗尼亚宣传的过程中证实了它所产生的卓越成果。我和他在党的理论、组织和策略方面的意见几乎全部一致。他的工作值得我所有的热情和同情。遗憾的是，在我的第一篇”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这样一个超脱的问题上，我的兄弟朋友不同意我的标准。
而且，我的天，他用何其愤怒的方式，用何其凶猛的方式攻击我的文章!
法布拉代表了一种僵化的、教条的、正直的精神。如果我对隶属关系有一种癖好或狂热，这通常是武断的，我可能会毫不犹豫地给他贴上“盖得[6]派”的标签。他有盖得的果敢，也有他的硬朗、刚性的观念。他的思想像社会主义老战士，但他不觉得自己像饶勒斯[7]，也不同情他精神的灵活性，不同情他的多愁善感和思想上的亢奋。
因此，可以理解的是，在我得到民族主义者的肯定之前，他对党内将要发生分裂的惊人恐惧感到震惊。
我的文章向法布拉-里巴斯建议的评论显然是充满激情的，是由一种难以想象的执着所激发的。
冷静下来，我的朋友法布拉，冷静下来……让我们讲道理，让我们讨论，让我们用其他的论点来反对我的论点，但是，请让我们不要盲目的激情。
正如我在第一篇文章中所宣布的那样，我打算详尽地讨论民族主义问题，并在我看来，对其进行应有的拓展。我提出应该有条不紊地、平心静气地研究它。
我试图在上周的问题上停止发表第二篇文章，我坚信有人参与辩论。法布拉已经这样做了。即使只是出于礼貌，我也不能不回复他，改变我事先制定的顺序，但请他，在我完成学习之前，不要介入讨论。
因此，我们可以展开冗长的辩论，讨论激发我这篇文章的非常有趣的问题所需要的一切广度。
首先，我非常友好的朋友，有必要让你的神经冷静下来……冷静，继续冷静……
※ ※ ※
法布拉以古怪的赞扬申明，民族主义问题对社会主义者来说是不存在的。
他继续认为，“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所理解的民族主义——我说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具体化的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比，其本身可在无聊的聚会中成为一个不错的话题来打发时间，或者在暑假期间分散闲人的注意力”。
民族主义问题是一个活生生的、正在脉动的现实，作为社会主义者或作为人本身，我们都无法摆脱其影响。
让我再次引用我们共同朋友罗维拉·伊·维尔吉利的文章，因为他是这个问题的主要权威。这位杰出的作家在其宏伟的著作《民族主义运动史》的序言中说：
“它（民族主义问题）使古老的欧洲充满了纷争和痛苦的谣言，充满了日益增长的危险和困难的冲突。
它完全进入了文化、文明、民族和生物学的领域。
陷入危机的是国家的整个架构和整体运作。这样一个整体的精神取向，正在走向破产……”。
对法布拉来说，一个如此生动而具有实质的东西，一个在现代民族中产生最剧烈而深刻的动荡的运动，是不重要的。
社会党有一个最低纲领，包括普选权、司法独立、取消给予教士的预算、学校设置食堂、设立免费的公共澡堂和公共洗衣房等。
法布拉敢说所有这些改革的实施将意味着当今社会会进行如此彻底和深刻的变革，就像民族主义理想中的胜利一样吗？
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不这样理解。既然如此，我就不明白法布拉和其他同志为什么在西班牙问题上如此急于建立一个例外。
我所掌握的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很多。我们先看几个案例，这些可以让我们的结论看起来一目了然。
在芬兰，1905年，社会党与其他政党合作，组织了要求工人自治的大罢工。罢工持续了一个星期，在没有流一滴血的情况下，芬兰人赢得了想要的自由。在这些有利条件下，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的进步。1903年有社民党员8300人，1905年增至45300人，1910年增至80000人。
当国会再次由专制的莫斯科政府解散时，社会党国际局发表了支持芬兰的宣言，而在杜马中，俄国社会主义者最强烈地抗议其时对芬兰人民自由的无礼打击。
奥地利的社会主义由日耳曼、捷克、波兰、鲁塞尼亚、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六个政党组成。
在“民族自治和国际联盟”这一方案的启发下，奥地利社会党于1897年在布吕恩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联邦组织。在1911年的选举中，捷克社会党人（他们是民族主义者）赢得了25个席位，而集权主义的社会党人只赢得了一个候选人。
从著名的社会主义作家拉布里奥拉[8]那里，有以下的话，我们不敢苟同。
“奥地利的案例是支持民族情感包含并超越社会情感这一论点的最有力的论据”
1901年，当弗莱琛学校的男女学生因拒绝学习基督教教理和用德语唱赞美诗而受到惩罚时，波兰社会党人大声抗议，并在次年于慕尼黑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与德国社会党人分道扬镳。
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案例是佛兰德，那里的问题几乎完全是语言问题。此外，弗拉芒民族主义具有明显的天主教特征，与瓦隆的自由民主精神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弗拉芒社会主义者也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者。
1911年在安特卫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们党的国际委员会所属的著名同志胡斯曼拥护天主教徒范坎维拉特，郑重承诺要同任何不合乎弗拉芒人意愿的政府进行斗争。
同年，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一系列关于佛兰德问题的会议。
弗拉芒语和瓦隆语发言者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中，胡斯曼做出了这些断然的陈述。
“我们不请求，我们要求。胜利将属于佛兰德人。我们是最伟大的，我们拥有力量。我们有你们瓦隆人没有的东西：理想。
我们是你们所不是的狂热分子。”
而正是瓦隆社会主义议员，我们的同志德斯特雷[9]先生，他就断然否认“比利时的灵魂”，并说比利时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政治国家，是由瓦隆人和佛兰芒人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人为组合而成的。
1912年，正是社会主义者与学生合作，在萨拉热窝（波斯尼亚）组织了偏向于克罗地亚和匈牙利的示威游行，导致了血腥的骚乱。
毋庸置疑，阿尔萨斯-洛林的社会主义者是坦率地反兼并主义的。
在1902年的选举中，他们在米卢斯市议会中获得了多数席位，他们的第一个政策是在市立学校中推行义务法语教学。
在乌克兰有两大党派：温和派和激进派。前者满足于在俄罗斯帝国内的自治，而后者则捍卫本质上的社会主义原则，认为当前的俄罗斯国家即将瓦解，并相信一个独立的乌克兰会重新崛起……
是否有必要多举案例？我们会用数据、用意见、用印证我们论断的文件来填满栏目。
今天就到这里吧。
※ ※ ※
法布拉不幸将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者混为一谈，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这位著名的作家在在我的第一篇文章中甚至没有提到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的情况下，就以一种值得更好的事业的活力和生机，猛烈攻击民族主义剥削者，反对特尔河谷地和上略夫雷加特的“巴士底狱”，抨击“联盟”和社会防卫局实行的揭发制度。
随后，他又对加泰罗尼亚左派进行了攻击，他严厉抨击加泰罗尼亚左派与莱罗克斯[10]结盟。
我们同意，我们同意你的一切评价，法布拉朋友。
像你一样——请允许我把你在私人信件中对我说的话转述出来，把你的话都变成你自己的话：“我诚挚地痛恨那个不懂得如何使加泰罗尼亚团结并取得胜利的加泰罗尼亚中产阶级，他们到国会去采用与其他地区的谄媚者相同的程序，而且在1909年没有中心来坚持自己的立场及将此强加于自己为引导一场本来可以结束战争、结束集权主义和结束君主制的运动作出贡献”。
也许因为我和她生活在一起，因为我的政治出身，我对她的憎恨和蔑视超过了我最亲爱的朋友和同伴……。
法布拉转移了问题。我根本没有谈到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或加泰罗尼亚的民族主义者。
在我的方法论有条不紊的发展中将有你的一节。
我注意到文章过长，还有很多话要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只需要有耐心和冷静。
作为我在这些拙劣的文字中所说的话的结论，我申明，社会主义在任何地方都是坦率的民族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西班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例外，而且民族主义问题作为一个实质性的和人民中的东西，尽管我们不参与于其中，但它仍然存在并在躁动。
我绝不会像法布拉的话似乎暗示的那样，把阶级斗争的原则降到第二位。当我确信“这是一场至高无上的斗争，这场斗争在其他一切斗争旁边似乎都是小打小闹”的时候，我就离开了资产阶级政党的队伍，拥护国际主义的光辉红旗。
请注意，我想指出的是，我不明白的是以国际主义的名义与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愿望作斗争，以难以想象的悖论招致沙文主义的罪恶。
让他们叫我们所有的绰号，但不要叫我们西班牙主义者……
[1] 赫伯特·斯宾塞：英国哲学家，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
[2] 莫拉托同志：指西班牙左翼政治家胡安·何塞·莫拉托（Juan José Morato）。
[3] 罗维拉·伊·维尔吉利：指加泰罗尼亚政治家安东尼·罗维拉·伊·维尔吉利（Antoni Rovira i Virgili），加泰罗尼亚左翼民族主义者，后任加泰罗尼亚流亡议会总统。
[4] 胡斯曼：指比利时弗拉芒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家卡米耶·胡斯曼（Camille Huysmans），曾担任第二国际书记，后任比利时首相。
[5] 法布拉·里巴斯：指安东尼奥·法布拉·里巴斯（Antonio Fabra Ribas），西班牙社会主义政治家。
[6] 盖得：指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的茹尔·盖得（Jules Guesde），在一战中采取了民族主义立场。
[7] 饶勒斯：指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让·饶勒斯（Jean Jaurès），一战前因主张和平主义被民族主义者拉乌尔·维兰刺杀。
[8] 拉布里奥拉：指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和工团主义者阿图罗·拉布里奥拉（Arturo Labriola）。
[9] 德斯特雷：指比利时瓦隆社会主义者于勒·德斯特雷（Jules Destrée）。
[10] 莱罗克斯：指西班牙共和派政治家亚历杭德罗·莱罗克斯（Alejandro Lerroux），他是反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是西班牙著名的民粹主义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