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弗·梅林，1911年12月8日）

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

弗·梅林

李兴耕译

　　本文写于1911年12月8日，刊载在《新时代》杂志第30年卷（1911-1912年）第1册第337—343页。中译文来自《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1辑。

　　再过几个星期，明年^[1]1月15日，将是保尔·拉法格的七十岁生日。
　　我们大家都在准备庆祝这个喜庆日子，首先是要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祝贺文章，因为保尔·拉法格是它最老的、最有贡献的撰稿人之一。正当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拉法格和他忠实的终身伴侣一起，在11月25日至26日的夜晚自愿地离开了人世，因为－正如他在一封遗书中所说的那样——他不愿忍受无情的垂暮之年接二连三地剥夺他生活的乐趣，削弱他的智力和体力，耗尽他的精力，摧折他的意志，使他成为自己和别人的累赘。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同时，正如让·饶勒斯在他的悼念文章中不无道理地所说的那样，这也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消息，因为，为自由服务是一项严肃的任务，对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来说更是如此，即使是享有盛誉的老战士，只要他一息尚存，就无权放弃自己的岗位。何况在这位生气勃勃的老人身上，还有多么充沛的力量，多么无穷无尽的、旺盛的精力！这使他能够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面对死亡而毫无惧色，仍然谨慎细心地履行当前何一项巨大的或细小的义务，似乎在他前面还有着很长的岁月！他的死本身证明他是错误的，他的伟大的领袖和导师们同样也证明他是错误的，他们也不曾畏惧年迈的痛苦，而是为他们的伟大事业服务到最后一息。但是，只有历史才有权对于这位在作出如此伟大的功绩之后犯了最后一个过错的死者作出严厉的判决；他的还活着的战友们没有这个权利，因为他们中间谁也不知道自己对死亡是否会表现出同样冷静的蔑视；正如德国的无产阶级诗人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的责任只是：
　　原谅他的过错，痛悼他的永逝。
　　在保尔·拉法格的血管里，混合着三个被压迫种族的血液：他的祖母是一个黑人和白人的混血儿，他的外祖父是一个印度人^[2]，外祖母是一个加勒比的印第安人。在法国的悼词中就是这样说的，对此我们既无法肯定，也无法否认。只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在拉法格的血管里有黑人的血液，他自己乐于谈到这一点，而他那无光泽的肤色以及整个说来很端正的脸上的那双白色的大眼球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而只有这种混血对于这个人的气质有着某种意义；他的健全的理智和体质，他的严重的漫不经心（这也许还表现在他死的方式上），以及某种程度的固执，可能都是由此而来的，这曾经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好几次既恼怒而又开心地嘲笑他的“黑人脑袋”。
　　拉法格生于古巴岛的圣地亚哥，九岁时来到法国，他在这里上学，准备当一个医生。六十年代中期，他属于反对第二帝国的大学生反对派——“拉丁区之狮”。罗热阿尔德^[3]曾经这样歌颂它：

　　在一个世纪的漫长的痛苦折磨中，
　　它撕裂了五个国王；
　　但这微少的猎物不能满足它报仇的欲望，
　　它渴望再来一次新的盛宴。
　　瞧，期待已久的时刻即将来到，
　　它威严地张开大嘴，
　　露出锋利的牙齿，
　　饥饿地扑向波拿巴，
　　它——大学生之狮。

　　这些狮子中，有许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非常温顺，以致他们自己也分享了俄国熊的皮毛。但是拉法格有着较好的命运。他参加了1865年10月在列日举行的大学生代表大会，从而被禁止进入法国所有大学之门；于是他来到伦敦，以便完成他的医科学业，并取得博士的学位。在这之前，他就已认识了卡尔·马克思，那是在1865年2月，他到伦敦向1864年9月建立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报告协会在法国的进展。托伦给了他一张名片，介绍他去见马克思，托伦曾经居于法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在巴黎公社时期他背叛了工人运动，并且以此为代价当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参议员。同托伦本人一样，当时年轻的拉法格是蒲鲁东的信徒，他后来曾多次满意地说，他只是出于纯粹礼貌上的考虑才把名片交给了马克思。
　　但是他很快认识到，蒲鲁东只是代表过去，马克思却代表未来。当然，这位热情奔放的年轻人看来并没有立即放下武器。马克思为此提供了有趣的证据。1866年3月马克思从英国的一个海水浴场寄往伦敦给他女儿劳拉（她在一年后同拉法格订了婚）的一封信中写道：“拉法格这个讨厌的小伙子以他的蒲鲁东主义来折磨我，而且，我要是不用一根结实的棍子揍他的克里奥尔人的脑袋，想必他是不会安静下来的。”^[4] 1868年春天，拉法格和劳拉举行了婚礼，结成了最美满的婚姻，他们的完全和谐一致现在也由他们共同的死所证明。他们的婚姻只是由于他们的两个孩子夭折而蒙上暗影；从此以后，拉法格放弃了他的行医生涯，由于这次命运的沉重打击，他厌恶行医了；他认为，除非采取某种程度的招摇撞骗的态度就不能再行医了。
　　拉法格积极参加了巴黎公社起义，在公社委员会中有很多人是他的私人朋友。他受公社委员会的委托去发动法国西部地区起义，他为此目的在波尔多出版了一家报纸，然而这一使命没有完成，原因是大家所知道的，我用不着再在这里多加说明。拉法格越过国境逃到了西班牙，从而摆脱了疯狂的资产阶级的法警们的追捕。资产阶级后来曾要求将他引渡，但是遭到卡斯特拉尔内阁的拒绝。在西班牙，拉法格同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一起立即重新从事社会主义宣传活动，特别是进行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然而他们没有能克服巴枯宁主义。拉法格曾以西班牙和葡萄牙支部的代表资格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海牙代表大会，此后他迁居伦敦。七十年代他在那里开设了一家照相石印工场，过着贫困的生活。
　　八十年代初，法国工人运动重新觉醒起来，大赦使他能够回到法国，他的真正历史性的活动从此开始了，这一活动使他不可磨灭地载入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史册。在此后的一个世代中，拉法格的生命同我们的法国兄弟党^[5]的生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以致人们无法描写其中之一而不涉及另一个。拉法格同茹尔·盖得最成功地互相补充，后者作为鼓动家和演说家胜过他，但是作为理论家则比不上他。他们两人在1880年同卡尔·马克思一起起草了法国工人党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
　　此后他们开始进行不倦的鼓动工作，这在1883年就使他们受到六个月的监禁。几年之后，拉法格单独地又一次遭到资产阶级阶级法庭的迫害。1891年的五一节庆祝活动在富尔米引起了沉醉于酒精和爱国主义的军官进行一场大屠杀，参加庆祝活动的工人们对此是完全无辜的，甚至议会也为被害工人的家属拨出了五万法郎，并且要求立即释放无数的被捕者。为了拯救“军队的荣誉”，政府策划了一场对拉法格进行审判的丑剧。拉法格在这之前的几个星期中曾在富尔米及其附近一些地方为庆祝五一节进行过宣传，他被说成曾在演说中号召杀害工厂主。在一次审判中（这次审判充满了捏造和伪证，可以同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相比拟），资产阶级陪审官确实找到了一个罪犯－拉法格被判处一年徒刑。
　　但是陪审官的判决被普选撤销了。在利尔的一次补选中，拉法格当选为议员，这个席位迄今是由一位激进党议员所占据的。政府曾采取种种卑鄙手段来阻挠他获胜，它违反即使在第二帝国时期也要遵循的惯例，拒绝在选举期间将他释放出狱，并且不承认他的国籍，而在二十年前，它曾经根据他的国籍向西班牙要求引渡。政府的报刊采取一切造谣中伤来攻击这个“外国人”，说他是“普鲁士人马克思的女婿”，说什么应当把他赶回他的“可敬的祖国”去。尽管如此，拉法格还是当选了；直到1893年的大选中，政府才得以通过狡猾的选区几何学^[6]除掉了这个讨厌的敌人。这并没有使拉法格感到难过，他的议会活动只限于这几年，在这期间，正如恩格斯赞扬他的那样，他“用自己的议员津贴和免费火车票正在作利尔到土鲁斯的全国旅行和演说，成绩很大”^[7]。拉法格绝不否认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对于工人阶级解放的益处，只要它能够带来这些益处。但他是一个非常有独立精神和质朴的人，不会乐意地去适应议会生活的陈规旧套。
　　拉法格首先是一位作家，他的才能在写作领域里发挥得最有特色和最富有吸引力，他的一生在这一领域留下的痕迹将是最为持久的，这样说自然并不需要贬低拉法格在鼓动和演说方面的成就。《新时代》杂志有充分理由可以感到自豪，因为他差不多在一个世代内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给了它。拉法格所写的东西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写得很多。他对医学的研究使他对自然科学领域很熟悉，同样，像马克思这样一位无与伦比的导师又引导他通过了人文科学的领域。他在许多方面都是行家。无论他在透彻地研究美国的托拉斯或者研究交易所的经济职能时，无论他在《懒惰权》、《被出卖的胃口》、《兀鹰先生们》这些作品中射出他那磨得很锐利而又修饰得很纤巧的讽刺箭头时，无论他写作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浪漫主义的起源、关于维克多·雨果、都德、左拉的评论文章，或者探讨抽象的概念－善的概念，正义和非正义的概念，灵魂的概念，一直追溯到模糊的史前时代，他总是留下了内容充实的著作。
　　在这里列举他的全部著作的名称恐怕是没有意义的，何况其中的许多作品对于《新时代》杂志比较老的读者来说还是记忆犹新的。奥西普·蔡特金二十多年前关于这些著作所说的话是很合适的：“它们一点没有沾染上抽象的、笨拙的学理主义，它们充满着生命和运动，即使是在理论性的文章中，也充满了同当前实际问题的联系。”拉法格自己的同胞们（而且不仅是对他抱友好态度的人），把他当作一个作家和狄德罗相提并论。实际上拉法格一半是享乐主义者，一半是人民教师，他是一个天生的辩证法家，一个狄德罗。辩证思维的特殊才能是不能通过大量的汗水获得的，而把拉法格和马克思最紧密和最牢固地联结在一起的精神纽带恐怕就是这种才能；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拉法格在他全部的历史、文学、经济学研究中使用的工具。
　　工具——我愿意这样说，只要不把这个词误解成另一种意思——手工业方式的工具。拉法格从来没有像一些别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受到资产阶级敌人的引诱，走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作哲学上的无谓穿凿的邪路上去。他以善意的讥讽口吻问道：如果一个木匠不是使用他的大锤，而是对它吹毛求疵，人们对此会说些什么呢？“他可能会没完没了地咒骂，因为十全十美的工具是不存在的。”拉法格没有对大锤子的概念发表高谈阔论，而是拿起锤柄去敲打钉子帽。有时他没有敲准，但是历史的方法从来不能得出像化学实验那样的精确结果。如果有人责备拉法格是一个幻想家，那么，他可以有充分理由反驳说，一个缺乏幻想的历史学家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人。而且，这个所谓的幻想家在自己的一些著作，例如在《兀鹰先生们》这篇对大城市中的土地重利盘剥者的辛辣的讽刺作品中，甚至表现出是一个精通事务的人。
　　也常常有人指责拉法格怪诞，这倒还说得过去。他无疑是像狄德罗一样怪诞的；他有自己独特的头脑和自己独特的思想。谁也不能比他更加深信，工人阶级的团结是它的最有效的工具，他在所有决定性的关头都遵循这一信念。单凭这一信念他就不赞成这样一种悲观的想法：似乎工人政党的精神生活始终必须沿着因循守旧的道路前进。年轻时的莱辛在为狄德罗的怪诞进行辩护时曾说过：“他的梦想或真理——人们怎样说都可以一给社会带来的损害是很小的，而那些想使所有人的思想方式都处于他们思想方式的桎梏下的人却给社会带来很大的损害。”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拉法格的怪诞。在所有的人类社会中，有限的官厅智慧总是比有限的臣民智慧带来大得多的祸害，它同现代无产阶级的自觉纪律的差别犹如驼背的骆驼同纯种的骏马的差别一样。
　　同狄德罗和莱辛一样，拉法格属于那样的作家之列，他们更多地致力于促使读者去进行思考，而不是把自己的全部智慧一古脑儿倒在读者面前。同他们一样，他以简洁明快的文笔和细腻的风格来阐述自己思考的成果，毫无斧凿之痕。康德的晦涩、含混的经院式语言使他反感。有一次他曾经把这位哲学家称作“资产阶级诡辩家”，从这样一位具有真正战斗性格的人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是毫不足怪的。康德在他一生的唯一的一次严重冲突中，以及在他给予同时代的启蒙者的忠告中，表现出确实不过是一个资产阶级诡辩家。然而，拉法格刚刚说出这一句过于大胆的话，就开始感到不安（我是从他的书信和谈话中得知这一点的）。他立即着手在他的论文《认识问题》（这是他最后的、最成熟的作品之一）中，对康德哲学的核心进行实质上十分透彻、形式上却是很有分寸的批判，这很好地证明了他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
　　拉法格的当之无愧的终身伴侣是卡尔·马克思的女儿。她同他一起分担了全部的斗争和苦难。只是在他们银婚^[8]之后，由于得到了恩格斯的部分遗产，他们的生活才有了保障。他们以此在巴黎附近的乡村购置了一所房子。资产阶级敌人散布说，似乎他们过着食利者的舒适生活，这纯粹是造谣。为了在很少个佣工的帮助下维持他们在农村的产业，他们必须切实地干活，他们从来没有过游手好闲的寄生生活。
　　对于工人运动来说，劳拉·拉法格的贡献不仅由于她是自己丈夫的贤明的伴侣，而且由于她把她父亲的许多著作出色地译成了法文，并且很好地掌管了她父亲的遗稿。几星期之前，她刚刚翻译出版了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译本成功地克服了种种困难。只是在翻译《神圣家族》时，她才有一次对我诉苦说，她感到有些力不从心。然而，根据布拉克同志在我们巴黎的党报上写的报道，她也完成了这一任务。她作为自己父亲的遗稿管理人，也不愧是她父亲的女儿。对于那些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毫无根据、毫无目的地吹毛求疵的一切企图，她理所当然地感到非常厌恶，但是对于她所信任的那些真诚地想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建设的人的批评，她从来没有加以任何阻碍。她总是慷慨地对他们表示信任；例如，她选择我作为拉萨尔写给她父亲的书信的出版人，尽管她知道，我对拉萨尔的看法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有着根本的不同。
　　她没有留下说明她为什么自愿离开人世的任何遗书。我们可以认为，她不愿比她丈夫活得更久。四十多年来，她同他一起分担共同的命运。她和她丈夫一样以恬淡的冷静态度面对死亡。最近几年来，我同她进行频繁的通信，商谈有关发表她父亲的遗著的问题，她预先对今后几年作了妥善的安排。甚至在她去世的前一天，她还写信给我，对我重病后恢复健康表示衷心祝贺。她诚挚地写道：“我们同样为此而感到庆幸；我觉得你不在《新时代》上发表文章的时间已经很长了。”而在这封信以后，我为《新时代》杂志所写的第一篇文章，却是悼念这位高尚、勇敢的妇女的文章！
　　他们两人在私生活方面都心地善良，诚恳高尚。我们用马克思常常喜欢引用的伊壁鸠鲁的话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哀悼：“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9]

注释：

^[1] 指1912年。——译者注

^[2] 根据梅特隆主编的《法国工人运动人名辞典》的资料，保尔·拉法格的外祖父出身于圣多明各的一个犹太人和法国人的混血家庭。——译者注

^[3] 奥古斯特·罗热阿尔德（Auguste Rogeard 1870—1896）——拉法格的同时代人，作家，政治活动家，曾向军队发表呼吁书，号召起来保卫巴黎公社。公社失败后流亡国外。——译者注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510—511页。——译者注

^[5] 指法国工人党。——译者注

^[6] 在1893年选举中，政府改变了拉法格的选区，把一些工业地区划了出去，又划进了一些保守的农业地区。——译者注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第290页。——译者注

^[8] 指结婚二十五周年。——译者注

^[9] 伊壁鸠鲁给美诺寇的信《论道德》第二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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