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Politik und Sozialismus
政治和社会主义
﹝德国﹞弗朗茨·梅林（Franz Mehring）
1896年12月30日
荣雪燕 翻译
来源：弗朗茨·梅林：《新时代》（Die Neue Zeit）杂志第15年度，1896/97，第一卷，第449-455页。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deutsch/archiv/mehring/1896/12/polsoz.htm
几周前，维尔纳·桑巴特[1]——正如他在扉页上为使自己合法化而自称为“布勒斯劳大学的教授”那样——在耶拿古斯塔夫·菲舍尔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社会主义和十九世纪社会运动》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没有包含任何新的思想或事实，但这并非是对作者的责难。这本小册子包含了桑巴特先生今年秋天在苏黎世为不同听众所做的八场演讲，并且这些演讲都很好地完成了使命，即向各种各样的听众阐述现代科学共产主义的历史评价中所涉及的最基本的观点，对于这些听众而言，共同的相似性和令人愉悦的形式比独特的概念和精准的描绘更有趣。
如果人们想要准确地对这部作品进行最好的展示，那一定是它的内容和目的。不太好的恰恰是——正如标题已经透漏出的——桑巴特先生在处理其主题时的那种钝化的圆滑。他或许由一个良好的意图所引导，就像医生给孩子吃苦药时安慰说这药的味道并不那么坏。也或许，资产阶级阅读界或者其中一部分被当作一个大孩子对待，我们乐于看到桑巴特先生这样的成功，即使我们看不到其中有任何好处。归根结底，他的作品只是那些“‘镇静资产阶级的意识’的药方”[2]之一，这样的药方马克思三十年前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已经发现很多了。
桑巴特先生不像欧根·李希特尔[3]先生和那些资本主义好争论的作家一样是个傻瓜；他没有说：社会民主主义是毫无意义的并且就只能这样了，恰恰相反：社会民主主义是正确的，只是太正确了，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根除革命的工人运动，或者从世界上消灭现代科学共产主义，而是 “邪恶中居住着善的精神”。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升华”并净化了恩格斯“脉动的灵魂”的无数“偶然”。并且马克思，“世界松鼠[4]一样日夜兼程、四处奔走”，为了“一有机会就咬住可恨的对手的小腿”——马克思主义“升华的”理论明确指出，只要经济生活中没有给出新秩序的前提条件，地球上的任何权力，任何政党，无论它表现得多么革命，都无法将新的社会秩序强加于人类。如果这些条件能够得到满足，我们将拭目以待。但在此之前，人们不必害怕阶级斗争或未来国家带来的“危险”。只要保证，阶级斗争以合理的形式和在法律的基础上进行就可以了。和《使徒行传》[5]中的犹太教法师迦玛列[6]一样，桑巴特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这是上帝的作品，那么它将存在；如果这是人类的作品，那么它将灭亡。
我们想冒昧地对桑巴特先生的这一一般观点提出一些批评意见。我们并非认为这八个讲座的所有细节都是正确的! 在很多方面我们也有不同意见。但是，对于这种关于困难和复杂问题轻描淡写的讲座，无论人们对其价值的评价或高或低：它们一旦出现，应用不符合其本质的准则都是不恰当的。人们不应该在细节上找茬儿，当事情在总体上基本正确的时候，必须感到满足。并且这个肯定是桑巴特先生的作品理应得到的——不管是一般立场，或者是具体到作者为了能够获取这个立场而进行的特别的操作。为了安抚资产阶级的意识，他把现代科学共产主义从中间切成两半：分为“升华的”理论和实践的“偶然”。
这个开始也不是新的。12年前，古斯塔夫·格罗斯[7]在他写的马克思传记中，已经将天才的思想家和狂热的煽动者区分开来。桑巴特先生只是将这些事实处理的更加微妙和娴熟。但更有必要的是，反对任何将现代科学共产主义的政治方面与经济方面分开的企图。结果是桑巴特先生所有的空话都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进化的而非革命的特质、关于世界松鼠和牛虻、关于合法的基础和正派的武器的。
这本书中弥漫着一些“国家-社会”的气息。桑巴特先生在描述德国资产阶级通过其怯懦和愚蠢为革命的工人运动取得了一些他们并不情愿得到的功绩时，写的是如此有力而恰当，在同一领域中，我们对德国各王朝，特别是普鲁士王朝可能的功绩却只字未提。一位在布勒斯劳的教授本应该特别提到三月前的专制主义把西里西亚织工对他们亲爱祖国的深情厚谊通通驱散的可憎丑闻。让我们抓住问题的核心，那么马克思主义全部的“升华”是最不符合并且违反历史规律的操作。马克思和恩格斯既是经济学家又是政治家，既是政治家又是经济学家；正是在这种不可分割的统一性的光芒下，他们毕生的事业才变得可理解；在这一点上进行区分，就是把现代科学共产主义溶入虚无的阴霾之中，只是它必须以或善意或恶意来结束，因为在实践上，它足以避免这些温柔的谋杀。
在赞美现代科学共产主义时，永远不要忽视其实践性和理论性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点怎么小心都不为过。甚至当人们首先忽略掉一方面，以便更彻底地去研究它，这本身都无可指摘，但只要人们没有在每一步都注意到实践对理论的影响，那就很容易误入歧途。斯特鲁夫[8]在他所发表文章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部分的每一句话都表明，这种误入歧途是多么容易。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斯特鲁夫当然知道，政治家马克思不能与社会学家马克思分开，但他在限制中研究社会学家马克思的形成，这些限制在初步的研究中是允许的并且视情况而言是必须的，他越过这个研究方法的相对正确性，他用最后的坚定表示，马克思是受到劳伦兹·施泰因的“启发和影响”的。只有当斯特鲁夫根据实际情况检验了他在书本中和纸面上为他的“甚至是间接强加的假设”找到的“真凭实据”，他才能提出这样的观点。然而，桑巴特先生很快就更进一步，让施泰因成为“也许是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作者”[9]。他的处理方式相当一致，因为如果马克思只是把施泰因之前已经说过的话说得“更清楚、更有说服力、更有效”，那么马克思已经被愉快地拖曳到资产阶级的港口了。
为了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展现政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让我们在这一点上再多停留一会儿。斯特鲁夫关于马克思据说从施泰因那里得到“启发和影响”的证据，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直接证据在于，马克思在批判格律恩[10]时说，格律恩仍在施泰因之下，他“即使在最混乱的情况下”，施泰因“起码还试图叙述社会主义文献和法国社会的现实发展的联系”[11]，当他说“国家的历史和国民经济的历史有极密切的联系”[12]，他展示了“正确的敏感性”。[13]从这种关于施泰因不屑一顾的说法中难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不屑一顾之外从未以其他方式谈论过施泰因——为施特鲁夫的观点提供证据。有间接证据会好一些，即这样的事实，施泰因的书[14]是在1842年出版的，坦率的说，在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理解甚少的时候。这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马克思可能受到了施泰因的启发；但问题仍然是，这种可能是否就是现实。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让我们再仔细看看马克思的“坦白”。它位于1842年10月16日的《莱茵报》上，马克思在那里声明自己反对那些拙劣的作品，它们关于英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容想要对德国公众产生误导。他避免试图用一句空话来解决由两个民族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他承认，他还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独立的判断，但他承诺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彻底的研究和批判，同时他说，像勒鲁[15]、孔西得朗[16]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机智的著作，“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17]。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对奥格斯堡《总汇报》进行了论战，该报指责《莱茵报》有共产主义倾向，但同时它也反对了自己报纸中青年黑格尔派的撰稿人，如莫泽斯·赫斯[18]，他们都急于将英法社会主义者翻译成他们所喜爱的黑格尔德语。马克思认为这种方式是完全不够的，从这一点就可以充分看出，当施泰因的书出现时，他是怎么想的。因为赫斯的立场已经远远超过了施泰因。
赫斯在海尔维格[19]出版的《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中立即谈论了施泰因的书。他公正地评价了施泰因的“正确本能”；称赞了施泰因在论证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共产主义与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时的“简洁与清晰”。然而赫斯也说了，这是施泰因从共产主义中获得的唯一具有生气的方面。“与此相反，在无产阶级的要求的正当性成为问题的地方，他就罗列若干哲学的华而不实的语言，然后悄悄地从中逃遁出来。他之所以不能达到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显然是因为其论证的薄弱……施泰因只知道早期最粗俗形式的共产主义，这种形式的共产主义是与其理念一起由巴贝夫而发明的东西。施泰因不是把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看作理念的发展及经过的阶段，而是作为独立的现象来孤立地对待。并且他虽然确实发觉到这些现象与普遍的平等的理念的联系，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现象与共产主义的特殊联系。因此，由于他例如把蒲鲁东与拉蒙内斯[20]同等对待，完全不知道把蒲鲁东放在什么位置，结果把蒲鲁东作为与拉蒙内斯“同列的著作家”……关于已经出版的独译书和摘译书中至少同样常见的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理论，他（施泰因）虽进行了贫乏的抽象化，但根本没有触及他们的理论与共产主义的理论的本质联系。他以为用他的平等这一贫乏的范畴，就能够解决一切。除了这一点，他的著作作为整体，无非是对圣西门、傅立叶、皮埃尔·勒鲁、拉蒙内斯、蒲鲁东、巴贝夫、卡贝[21]等人加以无思想的汇总、并列，一如普鲁士的严格军人在组织队伍时的排队。”[22]这篇批判今天仍然非常值得一读，它以惊人的方式揭露了施泰因书的不足之处，马克思反对赫斯“拙劣的作品”的内容——而这个“拙劣的作品”已经超过施泰因不少——竟然受到了施泰因这本书的“启发和影响”，这是多么的神奇啊！
马克思在什么地方超越了赫斯呢？简单来说，他不仅超越了“蹩脚的”，而且超越了所有的哲学范畴，掌握了实际政治斗争对社会主义思想界的意义。马克思在《莱茵报》同三月前专制主义展开的斗争，撕下了他眼前的所有意识形态的面纱。特别是在他1841年发表的关于莱茵省议会辩论的两篇伟大文章[23]中，人们可以一步一步地看到他是如何从哲学的云端走到地面之上的，并在这地面之上被不停地推向事物的经济关联。在莱茵省议会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审查制度的辩论中，资产阶级和市民[24]之间的差异对他来说十分明显，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议会辩论中，他也意识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施泰因的书出版之前。当然，德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发展的太不充分了，在这里无法把握其所有的尖锐性和深度，因此，马克思在理论上与法国社会主义相联系。但他想从源头上研究它并且深入到事物的底层，而赫斯，更不用说施泰因了，他们只是在表面上触及这些东西。如果有必要的话，普鲁士政府通过粗暴地查封《莱茵报》导致了这一理论研究立即达到了实践的顶峰。一年后，在《德法年鉴》中，马克思已经拒绝了所有教条式的共产主义，拒绝了“粗俗的社会主义者”的意见，根据这种意见，政治问题是低于一切尊严的，马克思还说明了，政治，无论它是什么，都必须与政治中的党派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与真正的斗争联系起来。
施泰因的书当然有其历史意义，但它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界限。吉多·魏斯[25]曾经非常恰当地说过：德国资产阶级通过这本书认识了自己。它结束了那些美学-文学的没有意义的东西，在这些东西里，德国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调情；它表明，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有才智的思想上的废物。但它不仅远远落后于以赫斯甚至马克思为代表的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而且也落后于德国手工业业学徒-共产主义的立场。在《流亡者》，即“流亡者同盟”的机关报中，威廉·舒斯特[26]在30年代初对社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阐述要比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后的施泰因的阐述更加彻底和清晰。
作为一名德国教授，施泰因当然很在意他作品的“划时代意义”；比如，人们只需要读一下他在1852年匿名发表在布罗克豪斯[27]《当代》[28]百科全书上的关于德国社会主义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像凯撒一样，以第三人称谈论自己，并将“施泰因的书”置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但他如此开诚布公，在这个运动中，将那些美学-社会主义的无意义的东西理解为各种各样资产阶级的三教九流；对这种完全失传的文献的仔细记录，使他的文章具有了一定的文献价值。但施泰因既不知道《共产党宣言》，甚至也不知道马克思的名字，只要他触及了“莱茵共产主义”，他又会如此开诚布公地指出政治斗争是其根源。他说，《莱茵报》是一份重要的报纸，正是因为它创造性地在传播议会法案的同时，也把目光转向了人民。然后，柏林“扼住了它的脖子”，查封了《莱茵报》。“人们把无产阶级宣传的悬而未决的追随者毫不留情地推向远处的出版界，并且用这种方式强迫他们真正转向了无产阶级。在普鲁士政府采取的所有措施中，没有一项措施比查封《莱茵报》更有助于促进德国纯粹和原始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思想的兴起......因此，人们自然会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式来看待人民的状况。施泰因的书对此提供了启发，但它在成熟性和对社会贵族元素（就是说：资产阶级元素）的考虑是不够的；必须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赢得人民。”这所有的表述是那么混乱和笨拙，并且无论施泰因如何努力，试图为自己保留一些神秘的“启示”，但他自己的证据就足以将桑巴特先生关于马克思可以说是完美的斯坦因的观点归入寓言的范畴。
同样，对这一点的更详细的讨论已经表明，将政治家马克思同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分开是完全不允许的。由于篇幅有限，我们无法深入探讨其他观点；要证明政治在现代科学共产主义中总是作为一种决定性的且塑造性的力量存在，只能通过对其历史的正面描述来进行，然后也将在其他方面进行尝试。一个人不能通过简单地回避答案来解决一个问题。如果桑巴特先生不幸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看到“乍一看好像是不同思想资源的混乱的集成”[29]，“实际上笨拙地混淆了一些相互冲突学说”[30]，那是因为他不是一个政治家，而只是一个学者。他想要那些在他看来“混乱的集成”等等之类的东西带来清晰和秩序，不是通过将他自己的立场提高到马克思恩格斯所在的层面，而是通过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拖拉到他的层面。他沉浸在与施泰因类似的自负中，他说：“只是在近两年”，也就是从他自己写了一篇关于马克思的还算凑合的评论后，他的基本学说才成为了“富有成果的讨论的对象”。这可能适用于资产阶级，但也只能适用于资产阶级。我们认识一些工人，他们不是学者，但可能是政治家，并且他们在十年前就使马克思的学说成为了“富有成果的讨论的对象”并且知道在“笨拙的混淆中”如何很好的去帮助自己。桑巴特先生的行事方式像一个文学历史家中那些总是足不出户的人一样，或许他会说：“是的，就是歌德！如果人们阅读《葛兹》、《普罗米修斯》、《浮士德》、《伊菲革涅亚》、《塔索》、《赫尔曼和多罗泰》，那就会面对“最不同思想资源的混乱的集成”。为了使其成为“富有成果的讨论的对象”，人们必须把《葛兹》、《普罗米修斯》、《浮士德》作为“偶然”而排除，但是从《伊菲革涅亚》、《塔索》、《赫尔曼和多罗泰》中将歌德的实际精神进行“升华”；这样，人们就明确掌握了进化的、但并非革命的发展。只可惜，在这种情况下，歌德就像马克思在那些其他情况下一样被巫术带走了。
最严重的是，桑巴特先生在对待拉萨尔时，他的方式有着严格的一致性。拉萨尔的历史正确性主要只能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经济手段来展现，这里桑巴特先生的敏锐感就戛然而止了。他在拉萨尔那里只看到了“恶魔般的野心，对名誉巨大的欲望”；在保守派方面，拉萨尔根本站不住脚，因为在这里俾斯麦——人们想想就知道！——超过一切；在自由派方面，人们根本不想了解他的任何事情；所以他不得不成立自己的政党。桑巴特先生甚至不能吹嘘自己开启了这些关于拉萨尔“富有成果的讨论”；欧根·李希特尔先生在三十年前就在一本愚蠢且卑鄙的小册子里几乎用同样的话讨论过拉萨尔。这并不是说我们想把像有桑巴特先生这样的天赋和知识的人和资本主义一无所知的人相提并论；这种想法与我们相去甚远。但这却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桑巴特先生要么成为一只“世界松鼠，日夜兼程、四处奔走”，要么成为一只森林或草地上的松鼠，认为他自己可以在资产阶级世界观逼仄的牢笼中跳跃前进，但实际上围绕他转动的总是同一个齿轮。
被认为应当悬浮于阶级斗争之上的“科学的”观点，认为它可以把均匀分布在彼此两边斗争中的阶级温和地推到“法律基础之上”，“正派的武器”，“进化的，而非革命的”道路之上，这种想法纯粹就是幻觉。桑巴特先生绝不是第一个面临这种选择的德国教授。舍弗勒[31]先生在他的《社会主义精髓》一书中，相当接近马克思，只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无望》一书中更有力地摔回到了欧根·李希特尔。与此相反，托尼斯[32]先生——我们和他在几年前讨论过悬浮于阶级斗争之上的伦理的不可能性——这几天做了一篇大胆的文章，向前进了一步，在一个勇敢的，充满男子气概的声明中站到了汉堡码头工人一边，并且不再是温柔的，而是相当粗暴地对片面的，但是是作出正确选择的汉堡海运企业家及其盟友们进行了演讲。我们必须希望并祝愿桑巴特先生也能向前发展，但我们不能因此而闭目塞听，他刚刚出版的《社会主义精萃》仍然包含着所有的元素，这些元素可能会发展成为一本超过《社会民主的无望》对德国庸人充满慰藉的每日祈祷书。
[1] 桑巴特，维尔纳（Sombart，Werner 1863-1941）——德国社会学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本文译者注。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3] 李希特尔，欧根（Richter，Eugen 1838-1906）——德国政治家。早年从政，1867年当选为北德意志联邦议会议员，1869年起先后当选为普鲁士议会和帝国议会议员。1875年任进步党领袖。1884年率领进步党左翼与民族自由党的左翼“脱离派”合并，组成自由思想者党。反对俾斯麦政府的经济与社会政策，主张自由贸易，反对殖民主义。——本文译者注。
[4] 在日耳曼神话中世界被想象成一棵巨大的树，它的根位于尼菲尔海姆，枝头达到阿斯加德。沃旦通过一只在树上上下往返的“世界松鼠”同世界交流。——本文译者注。
[5] 《使徒行传》（Apostelgeschichte）是路加所著初期基督教历史《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的下篇，成书于公元75-85年。全书共28章，记录了耶稣升天后早期使徒如何在圣灵指引下传讲福音的故事，亦即基督教运动如何脱离犹太教传统，从犹太民族扩展到地中海周围的广大地区。——本文译者注。
[6] 迦玛列（Gamaliel）——伟大的犹太教师希勒尔的孙子。他是第一世纪中叶犹太公会（Sanhedrin）中最主要的权威人士。在《使徒行传》中，迦玛列被描述成一个法利赛人和摩西律法的著名学者。——本文译者注。
[7] 格罗斯，古斯塔夫（Groß，Gustav 1856-1935）——奥地利法学家、国民经济学家、大学教授。——本文译者注。
[8] 斯特鲁夫，彼得（Struve，Peter 1870-1944）——俄罗斯政治经济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编辑。他一开始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成为自由主义者。——本文译者注。
[9] 桑巴特,李嘉弘.社会主义和十九世纪社会运动[J].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20(01):49。——本文译者注。
[10] 格律恩，卡尔（Grün，Karl 1817-1887）——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宣扬“博爱”、“人道主义”社会和睦和阶级合作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书中对他作了批判。主要著作有《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费尔巴哈和社会主义者》等。——本文译者注。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81页。——本文译者注。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94页。——本文译者注。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94页。——本文译者注。
[14] 即《当今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Der Sozialismus und Communismus des heutigen Frankreichs）。
[15] 勒鲁，皮埃尔（Leroux，Pierre 1797-1871）——法国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本文译者注。
[16] 孔西得朗，普罗斯佩•维克多（Considérant，Prosper-Victor 1808-1893）——法国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溥立叶的学生和继承者；曾在其主要著作《社会的命运》(1834 -1844)中系统地阐述傅立叶的社会学说,1837年起成为傅立叶派的领袖。——本文译者注。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5页。
[18] 赫斯，莫泽斯（Heß，Moses 1812-1875）——德国政论家和哲学家，《莱茵报》创办者之一和撰稿人，
1842年1-12月为该报编辑部成员，1842年12月起为驻巴黎通讯员；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40年代中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1846年起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一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63年以后为拉萨尔分子。——本文译者注。
[19]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Herwegh，Georg 1817-1875）——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2年起成为马克思的朋友，《莱茵报》等多家报刊的撰稿人；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长期流亡瑞士。——本文译者注。
[20] 拉蒙内斯，费利西泰·罗伯特·德（Lamennais，Felicite Robert de 1782-1854）——法国的宗教社会主义者。著名的《信徒语录》的作者。——本文译者注。
[21] 卡贝，埃蒂耶纳（Cabet，Etienne 1788-1856）——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参加过烧炭党，经历过革命者的流亡生活。——本文译者注。
[22] 《赫斯精萃》，邓习议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120页。——本文译者注。
[23] 指《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6-202页。——本文译者注。
[25] 魏斯，吉多（Weiß，Guido 1822-1899）——德国民主倾向的政论家和医生。——本文译者注。
[26] 舒斯特，卡尔·威廉·西奥多（Schuster，Carl Wilhelm Theodor 1808-1872）——德国法学家和医生。流亡者联盟的成员。——本文译者注。
[27] 布罗克豪斯，弗里德里希·阿多诺（Brockhaus，Friedrich Arnold 1772-1832）——德国出版家、辞书编纂家。1805年在荷兰创办布罗克豪斯公司，1818年迁至莱比锡。主要出版百科全书、专科词典、单语和双语语文词典以及有关自然和地理知识的青少年读物。——本文译者注。
[28] 即《当代：对各阶级最新当代历史的百科全书式的描述》（Die Gegenwart : Eine encyklopädische Darstellung der neuesten Zeitgeschichte für alle Stände），1848-1856年由布罗克豪斯出版。——本文译者注。
[29] 桑巴特,李嘉弘.社会主义和十九世纪社会运动[J].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20(01):47。——本文译者注。
[30] 桑巴特,李嘉弘.社会主义和十九世纪社会运动[J].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20(01):48。——本文译者注。
[31] 舍弗勒·阿尔伯特（Schäffle，Albert 1831-1903）——德国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报纸编辑。——本文译者注。
[32] 滕尼斯，斐迪南（Tönnies，Ferdinand 1855-1936）——德国的现代社会学的缔造者之一，哲学家、经济学家。——本文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