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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年恩格斯的几点意见
弗兰茨·梅林
（1895年10月9日）
陆世澄 译
原文原载于《新时代》杂志14年度1895/96年第1卷第65—69页。中译文译自《弗兰茨·梅林全集》第15卷，柏林狄茨出版社1966年版第26—32页，载于《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2辑。
在《新时代》杂志上刚刚发表的、我们已故大师恩格斯的遗著[1]中，维尔纳尔·桑巴特先生被称赞为对待马克思的著作采取无偏见态度的第一位德国大学教授。凑巧，桑巴特先生同时在一份资产阶级周刊上开始发表一篇对恩格斯作历史地评价的悼词。这篇文章同样以无偏见而出众，桑巴特先生试图以此公正地对待革命社会主义的伟大先驱。但是正因为值得同桑巴特先生作实质的讨论，我们要对他的悼词中的几点作进一步的说明，因为他在这几点上或多或少向我们弄错了真实的事态。
我们认为，他所说的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初期，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无可争辩的是，在经济学领域里恩格斯最初是给予者，马克思是接受者；就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来说，恩格斯没有完成一切工作，但是最先完成了许多重要的工作。反过来，正如桑巴特所认为的，在抽象的、特别是精确周密的思维能力方面，恩格斯不如他的朋友。就此应当说，两人之中马克思在哲学上或许更富于天才和确实更有修养，这不会有很多反对意见的。这也正是恩格斯的意见，他在由桑巴特引用的评论中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2]对于恩格斯首先提出的经济学原理，马克思往往给以“最后的明确的表述”[3]。但是，尽管有一般的相似，桑巴特描绘的青年恩格斯的形象却缺少决定性的一笔，即恩格斯具有的即使不是同马克思一样程度的、毕竟是很高程度的哲学天赋和修养。这引导他——与马克思同时，虽然通过另一条途径——到达历史唯物主义，如果通过单方面的经济学的道路是不会达到的。桑巴特忽视了这一点，并且由此去评述恩格斯的最初的著作。这些著作在某些方面是可以讨论的：它们之可以讨论不是由于倾向上的偏差，而是由于事实的不确切的理解。
我们不得不放弃去进一步分析我们提到的桑巴特关于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关于《德法年鉴》和《神圣家族》的论文中的评论。考虑到留给我们的余地妨碍我们去这样做，因为对这些历史地产生的著作作出正确的评价，我们必须作充分准备。这件事情我们宁可不久在另一场合来详细叙述这里所涉及的历史联系。桑巴特完全忽视恩格斯所由之出发的哲学立场——不管是因为他自己不认识这一点，还是有理由地顾虑到资产阶级读者在哲学领域至多只能理解尼采的机智的或单调的恶作剧，对于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以及其他人却是一无所知。但是在这里恩格斯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对待。人们忽视了他的哲学立场，这样桑巴特有某种理由称恩格斯发表的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第一篇文章[4]为“充满混乱的短篇”；但是如果人们把握这一著作的一切历史的前提，那末这部著作就是《天才大纲》[5]，马克思是这样看的。桑巴特对待他相当傲慢地顺便提到的《神圣家族》的态度完全相类似。确实，今天谁翻开这部书，即使他是一个很有修养和学识的人，如果没有精确地认识到四十年代中期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达到的经济学的、政治的、哲学的讨论的高度水平，他就认为进入了一个有史以来未曾居住过的四壁蜘网尘封的房屋。但是谁具有这种知识，他将怀着最强烈的兴趣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除了它的后半部有些长以外，这种情况想来由于有这种必要，即如果作者想使这部著作躲掉德国的检查，他们不得不使篇幅超过二十个印张。
但是，正如已经说过的，我们不想对此进一步细究，为了我们的目的说一说桑巴特关于恩格斯年轻时期的最重要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就够了。他认为，在这部著作中显示了作者的杰出的和特有的才能；除了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这位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学派”的创始人，没有一位比他更庸劣的人认为对这部著作加以详尽的反驳是可取的。当希尔德布兰德指出，人们用与恩格斯所选择的不同的眼镜来观察事物可能是很有益处的时候，那末他毕竟不能损害《状况》一书具有的意义。这个意义在于历史地理解经济的和社会的现象。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是平常的事，在当时却是有深远意义的：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观察事物。虽然恩格斯不是“历史主义者”，毋宁说是它的反对者。“历史主义者”厌恶任何概括，厌恶任何发现历史上的规则、规律的尝试，它爱好个别的、具体的、个人的、特殊的事物，它依靠例外而生存。相反，恩格斯爱好概括；他探索的和想要或许过快地发现的是规律、发展趋势。而他确实有能力发现它们的迹象。恩格斯具有充分的理论天资，懂得他要求的是什么，而“经验论者”和“我们科学中的历史学家”允许这种说法加之于己。最后，桑巴特还强调：恩格斯把现存制度将被推翻视为从资本主义中生长出来的工人运动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从而指示了后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但是他，桑巴特，从这部书中的社会主义的进化理论的肯定部分不能再找到什么了。他说，恩格斯主要地描述了贫困，这种贫困如何激动人和如何使人愤怒，如何激起革命行动和由此创造历史。但是他还没有从中揭示“更高的社会形式的萌芽”。
在这一点上桑巴特却是完全错了。恩格斯的确在工人阶级的贫困中揭示了“更高的社会形式的萌芽”。这一个使科学共产主义从原则上区别于大资产阶级空想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以及土生土长的工人共产主义的开创性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掌握的，当时他们相互之间还完全是独立的，它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他们为《德法年鉴》写的他们的文章中的主旋律。马克思用这里德国的历史阐明它，恩格斯用英国的历史阐明它。为了给恩格斯作证明，引用下面的文句就够了：“……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道德败坏。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他们还是可塑性的材料；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还有前途。而贵族——目前还包括资产阶级——已经日暮途穷；它的全部思想，一直到最新的结论，都已卖弄净尽，见诸实际，它的统治迅速走向灭亡。”[6]在《神圣家族》中，同样的思想由马克思也由恩格斯已经作了更为发展和更为明确的阐述。然后恩格斯首先在《状况》一书中用一个伟大的历史的发展过程清楚而深刻地论证了这个思想。这是这部书的许多光辉篇页中或许最光辉的一页，而像桑巴特那样恰恰完全忽视这一页，这是很难理解的。
但是，在恩格斯身上不亚于在马克思身上，这一思想的助产士是德国的哲学、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我们不得不重提此事，没有这把钥匙是不能理解恩格斯还有马克思在他们早期作出了什么成就的。桑巴特认为，《状况》一书的意义在于：从历史的长河中观察经济和社会现象，一般地说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如桑巴特自己同时通过他的“历史主义者”的定义所表示的那样，这种概括还是没有说出什么内容。确实，如果恩格斯不是、不仅仅“毋宁”、而甚至是这种爱好特殊和依靠例外而生存的“历史主义者”的无比严峻的反对者，那末他在历史领域里就不会有成就。当桑巴特说恩格斯对于他的历史著作具有充分的理论天资和修养，那么他比较接近正确的事实。这时这种概括也没有说出很多内容。而决定性的观点无非是这个事实：恩格斯把德国哲学的辩证方法应用于经济的发展过程，这对于“我们”、即德国的大学经济学来说还远不是平常的事。这个事实使恩格斯区别于桑巴特见解中的“历史主义者”，也区别于德国的国民经济学的“历史学派”，这个学派的“详尽反驳”对于《状况》一书的作者应当是特出的荣誉。海克纳尔比桑巴特更强调地用可笑的夸张表达了这一点，他说希尔德布兰德通过他反对恩格斯的辩驳表明“专门经济学观点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适合于大学的”。人们且想一想吧！
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学派”按其起源是一种困境中的手腕；德国的大学经济学通过它把自己从日常的实际斗争中拯救出来。四十年间，大部分官方世界还固执着的封建世界观受到了资本主义世界观的猛烈攻击，而社会主义世界观已经严厉地踩住了资本主义世界观的脚跟。德国的大学经济学被楔在如此穷迫的可怕的窘境，就逃入由历史记录和历史札记组成的它那种厚厚的破片山丘之后，并从这一安全的隐避处时而对封建主义时而对资本主义时而对社会主义投以时而是爱恋的目光时而是愤怒的目光。不久之前，许勒在一部本刊在另一页上宣告的优秀著作中指出，在这个历史的隐避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怎样被“历史地”放肆对待。“历史学派”的首领和“历史方法”的大师是威廉·罗雪尔。众所周知，这位学而不化类型的人怎样有五十年之久喋喋不休地围绕着一切经济问题兜圈子，这些经济问题在他活着期间在德国迫切地要求在实际上作出决定和要求他表示明确的是或否。从这个“历史学派”产生的“历史主义者”否认历史发展的伟大规律，因为历史发展的规则这里或那里通过“特殊的例外”——得到证实。
而“历史的方法”也是这样，希尔德布兰德以这种方法论证他对《状况》一书的“详尽的反驳”。桑巴特从中有正确的感觉；他指出，希尔德布兰德挟持的用来反对恩格斯的长矛，实在是空舞一通。但是他仅仅指出这一点，然后却又说希尔德布兰德仅仅是用与恩格斯不同的眼镜观察历史的发展。这种比喻不恰当。这一关系用正确的比喻来表述毋宁是：希尔德布兰德竭力用历史记录的浓厚灰云把恩格斯照射历史发展的明亮光线变暗。恩格斯在《状况》一书中已经证实，十九世纪的历史发展的重心在大工业中，这个工业使数目日益减少的资本家成为万能的，粗暴地使日益增长的工人群众失去人性。但是他也证实，借助于辩证法——它的规律恩格斯用英国的大工业详细地指示出来——资本家的上升运动转变成下降运动，而工人阶级的下降运动转变成上升运动，从长远来看政治上的统治必然落到无产阶级身上，从而开创一个新社会，在这个新社会中大工业将不再如迄今为止那样是灾祸，而是人类的福祉。希尔德布兰德现在有什么可以对此进行答辩呢？
他收罗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历史记录和统计资料，由此说明英国的劳动阶级在以前几个世纪比十九世纪的处境更为恶劣，英国的手工工人、海员和仆役的生活比恩格斯单单描述其状况的工厂工人、农艺工人和矿业工人的生活良好，在黑森选帝侯领地的上黑森省里的手工业式的无产阶级比英国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忍受更多的痛苦，以及其他类似的反驳。假定希尔德布兰德确实证明了他力图证明的东西，这些东西就可以作为证明用来反对恩格斯吗？很清楚：完全不能。希尔德布兰德完全按照“历史学派”的“历史方法”，避开恩格斯提出的一切决定性问题，并且声称恩格斯是幻想家，因为他在黑森选帝侯领地的上黑森省没有发现恩格斯在世界市场已经发现的东西。
此后五十年的实际经验已经判定，谁是“历史主义者”，是恩格斯或是希尔德布兰德。是的，我们可以向德国的大学经济学挑战，支持恩格斯和反对希尔德布兰德。人们如果愿意暂时用海克纳尔的说法，那末希尔德布兰德没有使社会主义理论成为适合大学的——幸好没有！——，而恩格斯的《状况》一书使德国的大学经济学成为合乎科学的，即使这要持续三十年和四十年时间，直到它有能力向头脑顽固的门徒强行灌输某些历史和经济的辩证法。德国的大学经济学的最好著作——其中也包括海克纳尔和桑巴特的著作——众所周知更多地是按照《状况》一书的范例而不是按照希尔德布兰德的“历史方法”写成的。正是桑巴特对恩格斯的悼词中的优点，引起我们在他由我们看来似乎还没有把话说详尽的某几点上对他作些补充。
注释：
[1] 指恩格斯的《附录》，载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
[2]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8页注①。
[4] 指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6]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1卷第628页。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