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马克思和恩格斯

（一）天才和社会

　　我们说，马克思在英国找到了第二祖国，但祖国这个词的涵义当然不应该理解得过于广泛。在英国，马克思从来不曾因为他的革命宣传活动而受到迫害，虽然这种活动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反对英吉利国家的。这个“贪婪而嫉妒的小店主”的政府比那些大陆国家的政府具有更大的自尊和自信；大陆国家的政府由于良心有愧而心怀恐惧，不惜挥舞警棍来迫害自己的反对者，甚至当后者并没有越出讨论和宣传的范围的时候也如此。
　　但是就祖国这个词的另一种更深刻的涵义来说，那么，自从马克思用他天才的眼光看穿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底蕴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祖国了。在这个社会中，天才的命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发表过各种各样的见解——从庸人关于天才终将胜利的贫乏的，自欺欺人的预言，直到浮士德的忧郁的话语：

“那少数通晓事理的人，
都有几分傻气，不知道明哲保身，
他们向庸众吐露了自己的见解和真情，
只落得在十字架和火刑堆上丧命。”
〔参阅歌德：《浮士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部，第81页。〕

　　马克思所制定的历史方法，使我们有可能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庸人之所以预言每个天才终将胜利，正因为他们是庸人。即使有时发生这样的情形，即天才没有被送上十字架或是火刑堆，而是获得了承认，那也只是因为他终于甘愿让自己变成了庸人。如果没有发辫垂在肩际，歌德和黑格尔也是永远不会成为资产阶级社会公认的天才的。
　　资产阶级社会在这方面只不过是一切阶级社会中表现得最明确的一种形式，而且不管这个社会有多少功绩，它却从来不是天才的关怀体贴的祖国。它也不可能是这样的，因为天才的内在本质就在于：它唤醒人类自发力量的创造性的迸发，而这种迸发是反对传统的遗产和破坏阶级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壁垒的。在西尔特岛上，有一处埋葬着被海水冲上岸的无名尸体的孤寂的墓地，墓门上刻着这样一个虔诚的题铭：”骷髅地的十字架——无家可归者之家“。这句话无意识地但是中肯地道出了阶级社会中天才的命运：天才在这个社会里是无家可归的，他只有在骷髅地的十字架那里才能找到自己的归宿。
　　当然，当天才同资产阶级社会做某种妥协的时候，则是例外。当他帮助资产阶级社会推翻封建社会的时候，他好像具有无比的威力。但是，当天才一旦自行其是，这种威力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天才就至多只被允许在圣海伦那岛的岩石上了结自己的余生。有时候，天才穿上了市侩的阔绰的常礼服，这时他就可以一帆风顺地爬上魏玛的萨克森大公国国务大臣或者柏林的普鲁士钦任教授的地位。但是，如果天才以高傲的独立精神和不屈的气节同资产阶级社会相对立，如果他从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最深的根源来揭露它灭亡的秘密，从而预言这个社会的即将来临的毁灭并未它的毁灭做准备，如果它为给这个社会以致命打击而打造武器，那么，灾祸就将降临到天才的身上。资产阶级社会为这样的天才准备的只有摧残和折磨；这些摧残和折磨表面看来也许不像古代的受难者的十字架和中世纪的火刑那样野蛮，但实质上却比这些刑罚更加残酷。
　　在19世纪的天才人物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经受过比一切天才中最伟大的天才——卡尔·马克思——所经受的更痛苦的命运了。还在他开始进行社会活动的头十年当中，他就不得不同经常的穷困进行搏斗，而从移居到伦敦时起，他就面临着亡命生活的全部可怕的遭遇。但是真正当他通过不倦的努力在年富力强之际取得了最高成就的时候，他却遭到了真正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命运，而成年地、成十年地为日常生活需要所缠累，为一块必不可少的面包而操心苦恼。一直到逝世，他都没有能够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为自己争取到一个哪怕是勉强过得去的生活。
　　而且，马克思所过的绝不是庸人们所说的那种庸俗的流行意义下的“天才的”生活。他的过人的勤奋是和他那过人的精力相称的。日日夜夜的过度工作很早就开始损坏了他那一度是钢铁般的躯体。在马克思看来，失去工作能力对于每个人来说等于是宣告死刑，只要他不是天生就的畜类，——他是一本正经地这样说的。当他身患重病而不得不一连几个星期躺在床上时，他写信给恩格斯说：“在这一段完全不能工作的时期里，我读了卡本特尔的生理学和洛尔德的生理学，科利克尔的组织学，施普茨海姆的大脑系统及神经系统解剖学，施旺和施莱登关于细胞的著作。”〔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卷，第209页。〕马克思尽管好学不倦，却从不忘记他自己在青年时代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作家不应该为谋生而写作，而应该为写作而谋生。不过，马克思从来都是懂得“谋生的绝对必要性”的。
　　但是他的一切努力都由于一个敌视他的世界的仇恨，憎恶或至少是畏惧而遭到失败。甚至在那些其他场合下装出一副独立不倚的姿态的德国出版家，也被这个大名鼎鼎的“煽动者”的名字吓得退避三舍。德国所有的党派都同样诽谤他，而只要他的真正面貌在什么地方透过人为的云雾显示出来，在那个地方，有计划地保持缄默的卑鄙阴谋就起着作用。从来也没有一个最伟大的思想家像马克思这样长久地完全被排除于本国人民的视野之外。
　　唯一能够为他奠立一个比较稳固的立足点的工作，是他从1851年起在整整十年中间为《New-York Daily Tribune》〔《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的工作。这家报纸当时拥有二十万订户，是美国的一家读者最多而资力最雄厚的报纸；而由于它鼓吹一种美国式的傅里叶主义，它要比纯粹资本主义企业的鄙俗的刮钱主义略胜一筹。马克思为这家报纸撰稿的条件本身是相当有利的：他每星期必须为该报写两篇论文，每篇论文得稿酬两英镑（合四十马克）。这也就是说，每年可以有大约四千马克的收入，而有了这笔钱，马克思就能够在伦敦勉强维持生活了。当弗莱里格拉特刚开始他的商业活动时，他的收入也不比这更多，而他就自认为可以为吃到“流放中的牛排”而自豪了。
　　当然，这里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从这家美国报纸得到的报稿酬是否抵得上他的文章的文学与科学价值。资本主义的报业只考虑市场价格，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它是完全有权利这样做的。马克思也并不要求更高的待遇。但即使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他也有权要求遵守已经签订的合同，而且恐怕还有权要求稍稍尊重他的著作。但是，他无论从《纽约每日论坛报》方面或是从该报的出版人方面都没有得到这些东西。德纳这个人虽然在理论上是一个傅里叶主义者，但在实践上却是一个铁石心肠的美国佬。正如恩格斯在激怒时所说的，德纳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卑鄙的小资产阶级的招摇撞骗。德纳知道的很清楚，马克思对于他是一个多么有价值的撰稿人，他经常在订户们面前拿马克思来炫耀，甚至时常把马克思的信冒充为自己的编辑部的文章；这种做法曾引起写信人的正当的愤怒。但是尽管如此，他照旧用资本主义剥削者对待他所剥削的工人的惯常的无礼态度来对待马克思。
　　德纳不但在报纸的营业刚一下降的时候就把汇给马克思的稿酬减掉一半，而且只付给他已发表的文章的稿酬，同使毫不惭愧地把不适合于自己的买卖的文章都扔到桌子底下去。有时候，一连三个星期甚至六个星期，马克思寄去的文章都被扔到废纸篓里去了。当然，马克思临时为之撰稿的那些德文报纸，例如维也纳的《Presse》〔《新闻报》〕，也并不表现得更好些。因此，马克思说他为报纸写稿挣的钱还不如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投稿人，这是一点不错的。
　　还在1853年，马克思就渴望能有几个月的空闲来进行他的学术研究。他说：“但是，显然我是得不到这种空闲的。不断地为报纸乱写凑数文章已使我厌烦。这占去我许多时间，分散我的注意力，而且毫无益处不管你怎样力图独立不倚地写作，你总归要受到报纸和他的读者的约束，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靠领取现款维持生活的人。纯学术工作就完全不同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195页。〕在德纳的软鞭子下又工作了几年之后，马克思说话的语调完全不同了：“跟这号人为伍，还不得不认为是件幸事，这真是令人厌恶。一个人注定要在这种行业中进行政治工作，只不过是像习艺所里的贫民把骨头研碎熬汤一样。”〔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198页。〕不仅在生计的艰难方面，尤其是在生活的朝不保夕方面，马克思是和现代无产阶级完全共命运的。
　　马克思在他写给恩格斯的那些信里，激动人心地详细描述了那些过去只是被人们约略知道的事情。他写道，有一次他由于没有衣服和鞋子而不得不呆在家里；另一次，他缺少买纸或买报的几个便士；又一次，他为了弄到寄稿子的邮票而在城里到处奔走。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同小店老板们无休无止的争吵，因为他不能如期付清赊购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的欠款；至于那个时时刻刻威胁着要查封他的财物的房东就更不用说了。最后，当铺乃是他经常出入的一个避难所。当铺的重利盘剥，从马克思手中夺去了最后一点足以把忧虑的暗影排除于家门之外之外的东西。
　　而忧虑的暗影不仅光临马克思的家门，而且是他家座上的常客。马克思夫人，这位心灵高尚的妇女，从小过惯了物质方面无忧无虑的生活，有时不免在残暴的命运的打击下灰心丧气，以致不止一次地祈求死亡降临到自己和孩子们的身上。从马克思的一些信里，可以看到家庭不和的迹象。他有时竟认为，对于一个心怀大志的人来说，最大的蠢事莫过于结婚，因为结婚使一个人的生活为琐碎的家务所烦忧。但就是在妻子的抱怨使他烦恼时，他仍旧原谅她并为她辩解。他说，对她来说，忍受那些难以忍受的屈辱、折磨和惊恐，要比他自己更加沉重得多，这尤其是因为她不可能像他一样，在科学的殿堂里寻求避难之所。但是，当作父母的看到孩子们童年的天真欢乐是怎样地受限制时，两个人的心上是同样感到沉重的。
　　这位崇高的人物所遭遇的这种命运本身就已经够悲惨的了；但是使它真正达到悲剧的顶点的是这一事实：马克思是自愿地担负起他那长达数十年的殉道者的事业的。他拒绝了一切妥协的诱惑，虽然他完全有可能不失尊严地获得资产阶级的一官半职以安度此生。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只是毫不夸张地简单地谈到需要说的一切：“不管遇到什么障碍，我都要朝着我的目标前进，而不让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一架赚钱的机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236页。〕把这位普罗米修斯束缚在岩石上的不是赫菲斯特的锁链，而是他自己的铁的意志，这种意志像磁针一般毫不动摇地指向人类的最高目的。他的整个素质是一块柔韧的钢。最令人惊异的是，有时在同一封信里，马克思似乎完全被最残酷的忧患压倒了，突然间，他又以惊人的弹性振作起来，像一个从不为琐碎的忧虑皱眉的智者一样心绪宁静地解决各种最困难的问题。
　　但是，马克思毕竟十分痛切地感受到资产阶级社会对他的打击。也许有人问：对于一个首先只是指望得到后世承认的天才来说，落到马克思头上的这些苦难又算什么呢？这样的提法，是一种愚蠢的苦行主义的观点。那种只要可能就希望每天看到自己的名字登在报上的文人的虚荣心当然是庸俗不堪的，然而，一切创造力却需要有一个表现这种力量的必要的场所，需要从它所引起的反应来汲取进行新的创造的力量。马克思并不是拙劣的剧本或小说中的装腔作势的饶舌家，他是一个像莱辛一样热爱生活的人，而莱辛在临终前给他青年时代的一位老友写的信中的那种情绪，对马克思来说也不是陌生的。莱辛说：“我相信，您不会认为我是一个渴望得到别人赞扬的人。但是世人把某些人看得一无是处的那种冷漠态度，即使不使人悲痛欲绝，至少也使人心灰意懒。”马克思在他五十寿辰的前夕所写的一段话，也含着同样的痛苦：年已半百，依然是个贫民！有一次他说，他宁可埋在土里百丈深处，也不愿像这样庸庸碌碌地活下去。又一次，他禁不住发出绝望的呼号说，他甚至不愿让他最凶恶的敌人陷进他已陷进去两个月的泥坑，在这两个月当中，无谓的争吵使他头脑麻木，不能工作，以致心中充满了极大的愤怒。
　　当然，马克思并不是像他自己有时开玩笑地自称的“愁眉苦脸的狗”。恩格斯说他的朋友从来没有垂头丧气过，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说马克思喜欢把自己称作硬汉，那么，不幸的熔炉把他磨练得更硬了。曾经覆盖着他青年时代的著作的晴朗天空，逐渐被阴沉的乌云所遮蔽，他的思想像闪电一般透过这些乌云射出光芒。他对敌人、有时甚至也是对朋友的评判变得那样地锋利，以致他们所刺伤的不仅仅是那些精神上软弱的人。
　　不过，有些人咒骂他是一个冷冰冰的煽动家，还有一些人像鲁莽的下级军官一样，把这位伟大战士仅仅看成一个穿着长官制服在练兵场上神气活现的木偶人，这两种人不多不少同样是错误的。

（二）无双的联盟

　　马克思在生活中的胜利不仅应归功于他自己的巨大能力。所有的人都认为，如果没有恩格斯这样一位朋友，他也终究会被环境压倒；关于恩格斯对他的自我牺牲的忠诚，直到现在，在他俩的通信发表以后，我们才清楚。
　　像这样的友谊，是史无前例的。在一切时代里都有过历史所夸耀的友谊。在德国也曾有过这样的一些朋友，他们的生活在共同的事业中不分你我地紧密溶合在一起。但是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存在着独特的意志，独特的思想这样一些不可消除的东西的残余，或者至少是暗地里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个性——照诗人的说法，这是“人间儿女的最高幸福”——的表现。路德终于把梅兰希通看成是一个意志薄弱的学者，而梅兰希通则认为路德只不过是一个粗野的农夫。只有缺乏真正的嗅觉的人才不能察觉席勒和歌德的通信中存在着的那种大枢密顾问官和小宫廷顾问官之间的貌合神离。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结合在一起的友谊，却丝毫不带有这种人类的浅薄，他们的思想和创作越是交织在一起，他们各自的个性就越是完整。
　　他们两人在外表上就是非常不相同的。恩格斯是个浅色头发，身材欣长的德国人，而且像一个观察者所描写的，有着英国人的风度；由于不仅在兵营里而且在营业所里受过严格的训练，他总是衣冠整洁的。他曾经说过，他用六个办事员组成一个管理部门，可以比用六十个政府顾问官所组织的要精简实用一千倍，因为这些顾问官甚至连字也写得认不出，而且会把册籍弄得乌七八糟，以致最后鬼都不能辨识。虽然恩格斯是曼彻斯特证券交易所的受人尊敬的一员，经常参加英国资产阶级的业务和娱乐，从事猎狐和圣诞节宴会之类的活动，它却仍然是一个思想工作者和战士。在该城的边沿坐落着他的小屋，那里珍藏着他的宝具——一个普通的爱尔兰姑娘。同她在一起，他可以摆脱使他厌烦的庸人而获得休息。
　　和恩格斯相反，马克思却是一个敦实粗壮的人。炯炯有神的眼睛和漆黑的狮鬃般的头发，表明了他闪族人的血统。他是不修边幅的。马克思深受家室之累，从不涉足于这个世界首都的种种社交活动。他专心致志地埋头与他的精神劳动，常常废寝忘食地一直干到深夜，因而损耗了他的体力。马克思是个不知疲倦的思想家，对于他来说，思维就是最高的享受；在这方面，他是康德，费希特，特别是黑格尔的真正继承者。马克思常常重复黑格尔的话说：“即使是恶棍的犯罪思想也比天上的一切奇迹更为崇高而辉煌。”但是和这些哲学家不同的是，思想不断地推动马克思走向行动。他在小事情上不实际，但在大事情上却是实际的。当他不得不去安排自己的小家务时，它是完全束手无策的，但是在组织一支军队并率领它去改造世界方面，他却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天才。
　　文若其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作家来说也很不相同。他们两人在文章风格方面都是独树一帜的大师，并且都有语言天才：两人都精通许多种语言，甚至方言。在这方面，恩格斯还要胜过马克思，但是当他用自己的祖国语言哪怕是写一封信，更不用说写准备出版的著作时，他却非常小心地不让自己的文字织物中夹杂一丝外国的织维，同时也不让自己陷到条顿语言纯结论的偏见中去。他的文字是明白晓畅的，他的行文有如清澈见底的一湾流水。
　　马克思的文体却不那么谨严而且是比较晦涩的。他青年时代的书信，也像海涅年轻时所写的信一样，使人强烈感到他还在致力于语言的修炼，而在他成年时期的书信中，主要是从他移居英国时起，他就在德文中夹杂着使用英文和法文了。确实，就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可以遇到一些并非不可避免的外国字眼，以及不少英语和法语的表现方法。尽管如此，
　　他却是这样一位德国语言的大师，以致在把他的文字翻译成外文时不免要失去许多神韵。当恩格斯读过他朋友的著作的法译本的一章（马克思曾亲自仔细润饰过这个译本）后，他发现这一章的力量、神采和生命全都“荡然无存了”。歌德有一次写信给冯·施泰因夫人说：“在运用比喻方面，我可以和乔桑·判扎的谚语比一比高低。”同样，马克思在语言的惊人的形象化方面，也是可以和最伟大的“比喻大师”莱辛、歌德和黑格尔媲美的。莱辛说过，在完美的叙述中，概念和形象应当像夫妇一样地互相结合在一起。
　　而这一点马克思是很懂得的。难怪那些大学里的学究们，从老将威廉·罗雪尔直到最年轻的讲师，都为了这一点而攻击马克思，大骂他在表述自己的思想时含糊不清，“用比喻的补丁把它们缀合在一起。”马克思在说明他所要说明的问题时，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让他们自己去进行有益的思考。他的文字就好像是汪洋大海里跳跃着的波涛。
　　恩格斯总是承认马克思的天才高过自己，并且认为在他们共同的事业中他自己不过是第二提琴手。但是他绝不仅仅时马克思的解释者和助手；他是马克思的一个才能不同然而旗鼓相当独立的合作者。在他们建立友谊的最初时期，在一个重要的知识领域内，恩格斯是所予多于所取的，这一点，在二十年后马克思本人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可以得到证明。他写道：“你知道，首先，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其次，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卷，第209页。〕恩格斯携带的是轻便武器，因而行动迅速得多；他的眼光十分敏锐，能够一眼看透任何问题或形式的本质，但是不够深入，不能立时看到使重要问题的解答复杂化的各种反面论点。对于一个行动者来说，这个缺点却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因而马克思不先同恩格斯商量，从来不做出任何政治决定，因为恩格斯总是能击中要害的。
　　马克思在理论问题上也时常征询恩格斯的意见，但是由于上述的同一个原因，恩格斯的意见却不像在政治方面那样有益。在理论方面，马克思总是超过它的朋友。特别是当恩格斯坚持要马克思赶快结束他的主要科学著作的时候，马克思总是不肯听从。恩格斯曾劝告他说：“对你自己的著作哪怕就马虎一次也好。对于那些糟糕的读者来说，它已经是太好了。重要的是把这些东西都写成并出版；你自己所看到的那些缺点，蠢材们是不会发现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536页。〕这些话反映了恩格斯的真正性格，正如马克思拒绝朋友的劝告反映了马克思的真正性格一样。
　　从这一切可以看出，恩格斯比马克思更适于做政论工作。马克思曾对他们的一个共同的朋友说：“它是一部地地道道的百科全书。不分昼夜，不论饥饱，他都能写作，写得飞快，机灵得出奇。”显然，在1850年政天《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停刊后，他们打算在伦敦再开始合办一个事业。至少，马克思在1853年12月曾写信给恩格斯说：“要是我们两个当时在伦敦办成了英国通讯社，那你就不会呆在曼彻斯特受那个营业所的折磨，而我也不会受债务的折磨了。”〔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1卷，第589页。〕但是恩格斯却宁可留在父亲的公司里当一名职员，而没有到伦敦去办通讯社，这是因为马克思的经济状况很困难，而且他自己也希望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他绝没有打算永远干那“该死的商务”。还在1854年春天，恩格斯就考虑他是否要回到伦敦去从事写作。但这是最后一次动摇了。从这时起，他就决定永远忍受他所憎恶的桎梏，不仅是为了帮助自己的朋友，而且也是为了保存党的最优秀的思想家。只是根据这一点恩格斯才做出自己的牺牲，而马克思才接受他的牺牲。作出这样的牺牲和接受这样的牺牲，都同样需要崇高的精神。
　　许多年以后，恩格斯才成为公司的合伙人，在那以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职员，经济情况也并不十分好。但是从他移居曼彻斯特的第一天起，他就开始帮助马克思，而以后也从来没有厌倦过。一英镑，五英镑，十英镑的汇票，后来甚至上百英镑的汇票源源不绝地寄往伦敦。恩格斯从来没有失去耐心，虽然他的耐心有时由于马克思夫妇不善理财而受到并非必要的重大重大考验。马克思又一次忘记了以他的名义开出的一张期票的金额，当临到付款期限时弄得手忙脚乱；恩格斯对此却连头也没有摇。又一次，当恩格斯不得不再度把他们从经济困境中解救出来时，马克思夫人出于一种错误的情面上的考虑，隐瞒一大笔债务，希望从日常开销里节约出来逐渐还清。结果，尽管恩格斯做了一切努力，他们还时开始陷入旧有的困境。恩格斯任凭他的朋友去得到某种伪善的满足，去抱怨什么“显然需要经常加以监督”的“妇人的愚蠢”，而他自己却只是好脾气地告诫说：只要留心以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就行了。
　　为了马克思的缘故，恩格斯不但白天在营业所和交易所里服苦役，而且牺牲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晚间休息时间，直到深夜。起初，这样做是为了替马克思修改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通讯，或把它们从德文译成英文，因为那时马克思还不大精通英文，还不能熟练地用英文写作。但是后来，当这个最初的原因已经不存在的时候，恩格斯仍旧继续他的这种默默无闻的合作。
　　但是这比起恩格斯所作的最大的牺牲来，还算不了什么。这个最大的牺牲就是，他放弃了他那无比巨大的才能和优异的天赋可能使他在学术上达到的建树。关于恩格斯在学术方面的爱好，也只能从恩格斯和马克思之间的通信中得到一个正确的概念；在这些书信中，关于恩格斯在语言和军事科学方面的研究材料是够多的。恩格斯之所以对这种研究特别感兴趣，一半是由于他的“老癖好”，一半也是由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实际需要。不管他怎样痛恨一切玩票式的治学态度，——他曾鄙视地说，“这纯粹是胡闹”，——不管他治学的方法是多么严谨，他仍然和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对他来说，科学上每一种新的创造发明只要能够促进无产阶级摆脱枷锁，就都是加倍有价值的。
　　例如，他为了下面这样一个“理由”而开始研究斯拉夫各族语言，即为了即将来临的世界搏战，“至少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应该懂得那些不久就要与之发生冲突的民族的语言、历史、文学和社会制度。东方局势的复杂化使他转而注意东方的语言。阿拉伯文的四千个字根吓退了他，但是他写道：“波斯语，这简直是小孩子的游戏”，又说，他将在三星期内把它攻下来。然后他转到德国的各种语言方面。他写道：“我完全钻到乌尔菲拉里面了。真该学完这该死的哥特语，而我直到现在还只是顺便地学学。是我吃惊的是，我断定我知道的比我所想象的要多得多；如果我能再搞到一本参考书，我估计完全能在两星期内把他学会。然后我将转到古挪威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上来，这两种语言我总算有过一点底子。到目前为止我是在没有字典和任何其他参考书的情况下学习的；我手头只有一本哥特语课本和一部格林的著作，不过这老头真是了不起。”〔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卷，第504页。〕当60年代发生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时，恩格斯研究了“弗利西亚——英格兰——日德兰——斯堪的纳维亚语言学和考古学”。而当爱尔兰问题再度发生时，他“搞了一下凯尔特——爱尔兰语”等等。在国际总委员会中，他的广博的语言知识对他大有用处。真的，在总委员会中人们都说，“恩格斯能结结巴巴地用二十种语言讲话”，因为他在激动的时候有点口吃。
　　由于恩格斯更热心地和深入地钻研过军事科学，因此人们又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将军”。在这方面，也是实际的革命政治需要引发了他的“老癖好”。恩格斯考虑到了“在不久以后的运动中军人的重要性”。同那些在革命时期站在人民方面作战的军官们合作共事的经验并不十分成功。恩格斯说：“这班兵痞满脑子都是莫名其妙的等级思想。他们彼此恨入骨髓，为了极激小的奖赏而像小学生那样互相嫉妒，但是在对待“平民”的态度上却又完全一致。”恩格斯力图做到从理论上来讨论军事问题，以免当场受窘。
　　在曼彻斯特定居下来以后，恩格斯立刻就“苦攻军事”。他首先研究那些最普通最平常的东西，也就是那些“在准尉和尉官考试中必定被提出、因而在所有的军事书中早就被认为是尽人皆知的事情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109页。〕他研究了军队学说的所有技术细节：初步的战术，筑城学（从沃邦直到现在的堡垒体系），浮桥的架设和野战掩体的构筑，各种类型的军械，直到野战炮架的各种组织体系，战地医院的伤员护理，以及其他许多事项。然后他转而研究军事通史，特别热衷于研究英国的纳皮尔，法国的若米尼和德国的克劳塞维茨。
　　恩格斯根本不想按照浅薄的自由主义精神来议论战争在道德上的不合理性。相反地，他竭力阐释战争的历史意义，而他的这种做法曾不止一次地使得舞文弄墨的民主派怒不可遏。拜伦曾向在滑铁卢之战中充当了封建欧洲的旗手而对法国革命的继承人给以致命打击的两位统帅发泄过自己的满腔怒火。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也对勃留赫尔和威灵顿做出了历史分析。这个分析虽然非常简略，但却是这样地明确而中肯，以致就是从现代的军事科学的水准看来也是无需加以些微修改的。
　　恩格斯所爱好并下过许多功夫的第三个知识领域是自然科学。但是在数十年当中，为了给一个他认为比自己高明的人创造科学研究的条件而不得不干商业这份苦差事，所以，他在这个领域内也未能完成自己的研究。
　　因此，恩格斯的命运也是悲剧性的。但是恩格斯从来不悲叹自己的命运：他和他的朋友一样，从来不是多愁善感的。他总是认为，能够同马克思并肩战斗四十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尽管他朋友的更为高大的身影把他遮没了。马克思逝世后，在十年当中，他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居于领导地位，无可争辩地成为这个运动的第一提琴手。就在这时，他也并没有一种迟来的满足之感。相反地，他认为，人们所给予他的巨大荣誉，是他当之有愧的。
　　两个朋友整个地溶合在一个共同的事业里面了；每个人都毫无怨尤也毫不夸耀地对这个事业做出了不同然而相等的伟大牺牲。他们的友谊成为全部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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