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
第三章 问题和答案
反社会党人法的第一个时期包括该法颁布后的头三年。在这个时期中党的胜利反抗分成三个阶段均衡地不可抗拒地增长着。该法的第二个时期延续了四年半，也分成三个大致相等的阶段。这是“温和的实践”，即不仅试图用鞭子，而且也试图用糖果制服社会民主党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用暴力的办法不能实现的事情，要想用收买的办法实现。这个时期的第一个阶段从1881年秋天皇帝的告谕起，到1883年春天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止，即从皇帝对无产阶级提出问题到无产阶级给皇帝作了答复为止。
一 皇帝的告谕
1881年11月17日，以皇帝的告谕这一庄严形式出现的一篇御前演说，揭开了新帝国议会的幕布。
其中说，仅仅压制社会民主党的越轨行为是不够的，还必须促进工人的实际福利。意外灾难保险提案将在根据过去的讨论修订以后重新提交帝国议会，并以广泛组织产业工人疾病保险储金会的提案作为补充。但是由于年老或残废而不能工作的人也需要国家比现在更多的照顾。更紧密地联合基督教人民生活的实际力量，以及在国家的保护和促进下以合作社形式团结这些力量，将使人们能够解决国家权力单独所不能同样解决的任务。但是，同时还必须使用更重要的手段，而已经开始的税收改革的实施，指出了由帝国间接税开发丰富的收入源泉的道路，这样就可以废除沉重的邦直接税，免去地方自治机关的负担。这样做的最可靠的办法是烟草专卖和加重酒税，这种努力不仅不是为国库打算，而且也不是反动打算。
事实上，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国家文书”纯粹是俾斯麦的狼狈伎俩。他被资产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打得浑身疼痛。他一方面痛恨资本主义利益，一方面又答应“基督教人民生活的”这种“实际力量”成立一种新的组织，许可这种力量插手在国家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的“社会改革”中。他还想通过对年老、有病和遭到不幸的工人的照顾，使无产阶级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健康强壮的工人带来的可怕痛苦。他力图从这两个阶级那里开辟丰富的收入源泉，这样，他就可以一如既往地做政治局势的支配者。政府根据同样的精神想出了一个提案，这个提案想把工业法规往回修改，一半按照行会的意图，一半按照警察的意图，为的是笼络小资产阶级，以加强政府的力量。
最近一个时期俾斯麦的实际政策就在这个范围内演进。一有机会，他就表示反对法律上的工人保护，从而向资本主义利益提出他的行为端正的进一步保证。在这一方面，他并不是伪善，因为他对工厂立法的憎恨是完全真实的，尽管他企图用来论证这种憎恨的话是不真实的，稍稍受过教育的自由贸易派早就对这些话感到惭愧了。《地方通讯》在执行不触犯资本这个任务时走得这样远，以致它在1882年9月向大吃一惊的社会人士宣布，“真正的社会主义”在于爱惜资本，如果国家主要从大资本那里取得自己的需要，那么它就会毁灭一切文明的最大的物质杠杆。由于这种过分有损名誉的“误解”，这个半官方报纸一星期以后不得不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施特克尔和阿道夫·瓦格纳这两个“亲爱的兄弟”压下排犹主义的怒火，对“犹太人”拉萨尔和马克思进行幼稚的攻击，据说他们诽谤勤劳努力、大公无私的工厂主是懒惰的剥削者，但却小心翼翼地给剥削的真正发源地——投机商业蒙上了面纱。为了让工人听到新的救苦救难的消息并相信它们的真实性，人们在语言和文字方面给予他们较大的自由。可是为了给这些消息以科学的尊严性，洛贝尔图斯被任命为这些消息的宣誓证人。假如这个最可怜的人听到这样滥用他的名义，他在坟墓里也要不安。鲁道夫·迈耶尔完全按照他的老师的精神行动，他从国外针对反社会党人法和俾斯麦的经济政策提出了有力的抗议。可是谁怀疑洛贝尔图斯会从九泉之下祝福这个博爱的时代，就要受到阿道夫·瓦格纳的叱责：洛贝尔图斯曾经说过，国民经济必须变成国家经济，而且这一点恰好已得到了光辉的实现。
新帝国议会的第一次会议，办理了经常性的事务。因为社会民主党已经表现出是一个真正的力量，所以它的议会党团（虽然只有十二个人）在帝国议会里受到同过去完全不同的对待。过去习以为常地对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冷酷无情的现象没有了，它的发言人可以充分发表意见。所有资产阶级政党都开始贩卖“工人福利”。自由派提出了一个修改赔偿责任法的议案，事实上这个议案的目的只是维持私人投机的工人保险，可是为了爱的假象，不得不建议对那个失败的法令作真正的修改，教皇全权主义者为修订工厂立法而质问政府；只有从瓦格纳到施特克尔的保守党人，除了建议重新采用强制的劳动簿以外，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乐意尽力把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本范引向正确的方向。它提议要求政府废除一切非常法，现在纯粹由激烈反对一切非常法的人仍组成的帝国议会多数派，本该欢迎这个提案，因为这个提案是适应政治形势的。可是令人奇怪的是，这个多数派并不趁热打铁，却大摇大摆地从旁边走过去；任何资产阶级政党，甚至进步党和人民党也不愿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提案，为了凑足提出一个独立的议案所必需的十五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一个人民党人和两三个进步党人。后来这个议案被搁到一边去了。
这次在讨论申述柏林、汉堡、莱比锡实行小戒严的理由的年度报告时，由哈森克莱维尔和布洛斯担任党的发言人。他们不像九个月以前的奥艾尔和倍倍尔那样顺利；他们的一些意见，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引起热烈而尖锐的争论。但是他们总是成功地阻碍了普特卡默的恶作剧。用抱怨掩盖自己的失败，正是这个自命不凡的人的作风。他说，哈森克莱维尔没有从“大的方面”理解问题。不足之处是，他还没有像老荷马歌颂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的功绩那样，歌颂霍尔施和卢普夫之流的警察的可耻行为。
在1882年春季会议上，帝国议会讨论了“重大问题”。俾斯麦对烟草专卖作了过分的赞扬，甚至在顺从的联邦议会中只以三十六票对二十二票通过。俾斯麦不害怕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正如歌德谈到勇敢的骑手和好雨时所说，到处受欢迎。俾斯麦说，社会主义已给国家带来多么巨大的幸福啊！农民的解放是社会主义的，为了实行铁道法和水上法而征用私人财产是社会主义的，整个济贫事业、义务教育、筑路工程也是社会主义的。用社会主义作口号的这种不可置信的游戏，如果不是其他更坏的东西，那么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是可以宽恕的，那就是班贝尔格尔和类似的自由派哲士对这一点极表同意，以便“为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反对“社会主义的”烟草专卖。社会民主党议员插进来说：“请您说正确：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剥削”。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主要发言人是福尔马尔，他的卓越的处女演说给烟草专卖的资产阶级赞成者和反对者指出了道路。草案以276票对43票遭到否决。
同时政府提出了一个疾病保险法和一个意外灾难保险法。两者有紧密的联系，因为同第一个草案相比，意外灾难保险在更大程度上转由疾病互助会负责；规定等待期不再是四个星期，而是十三个星期。俾斯麦放弃了办理意外灾难保险的帝国银行。代替它的将是企业主的企业合作社。但是他坚持25%的赔偿费由国家补贴。这仍然超过资产阶级所能容忍的程度。帝国议会首先讨论疾病保险提案，这个提案除了把1876年的互助会法加以普遍化以外，没有很大意义。一个由受过工会锻炼和政治锻炼的工人组成的委员会本应在一周内就妥善地制定好这一法令。可是帝国议会这样混乱，以致委员会开过无数次会，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对于资产阶级政党来说，尽可能小心地阻止工人成立新的组织，是最重要的！虽然疾病保险法还没有通过，可是会议已经不能再开下去了，为了不再从头开始，会议没有闭幕，而休会到下一个冬天。
1882年12月，帝国议会复会。这次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不愿像过去那样让资产阶级政党在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第二十八条满期的辩论中幸免于难了；它提出一个决议案，要求帝国议会声明，延长柏林、汉堡和莱比锡的小戒严是没有道理的。福尔马尔用一篇重要的演说揭开了辩论的序幕，这篇演说所得到的反应就是，“我们是胜利者，你们是失败者”的自豪的叠句。普特卡默作了软弱无力的答复，他诵读了从大引文袋中拿出来的几个片断；据说在柏林、汉堡和莱比锡进行放逐，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关于帝王神权的异端言论或者用使资产阶级伪善不愉快的方式写了关于婚姻和家庭“自由”的文章。使尽一切空洞的热情，普特卡默也没有能把资产阶级政党引诱出来；于是他就进行绝望的挣扎，极口称赞“大胆的”无政府主义者是较强的工人党，用“我喜欢莫斯特甚于喜欢你们”这张王牌，揭露了他的警察的美丽灵魂的一切可爱的秘密。
这时资产阶级很想结束辩论。可是不管情况好坏，他们不得不背诵他们的死刑犯人判决词，因为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威胁说，要用查点议员法定人数的提案来回答结束讨论的提案。人民党人克尔的发言相当大胆，除他以外还有进步党人文特，他是汉堡的一个教员，公开表示自己是共和主义者。在邦议会选举中刚刚遭到俾斯麦的沉重打击的普鲁士进步党人，虽然没有敢公开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决议案，但是他们的发言软弱无力、毫无内容。狡辩家亨内尔又羞羞答答地提议加重普通法以代替反社会党人法，忠实于国王的爱国者欧根·李希特尔激烈反对他的同党文特的共和主义自白。分离派用形式上的遁辞来掩饰自己，教皇全权主义者的发言人文特霍尔斯特也是这样，他甚至对这种低下的角色感到羞愧，竟然作出可笑的威胁，要用宝剑砍倒社会党的决议案。波兰贵族地主察尔林斯基的态度更为可悲，他表示准备将工人的“错误行为”报告警察。唯唯诺诺的保守党人和民族自由党人对普特卡默的所有意见一概表示同意，只有施特克尔做了一件多余的事情，他要求，如果可能就加重反社会党人法。社会民主党的决议案在进步党和人民党的反对下遭到否决。
事先，格里林伯格还用坚定的动作扯碎了普特卡默的诡辩的蜘蛛网。他尖锐地指出上层阶级的姘头制度，一针见血地驳斥了吹捧资产阶级婚姻和家庭的尊严的伪善言辞；然后他举出俾斯麦的一个儿子为例，这位公子当时勾引了一个已婚的妇女，而在父亲的威胁下，又以他的种族所特有的英勇气概抛弃了那个被引诱的妇女，回到父亲的乐园里去。认为自己的尊严受到侮辱的俾斯麦家族立誓对格里林伯格进行可怕的报复，根据由柏林发出的一个急电，纽伦堡合作印刷厂出版的一种普通的工人消息年报立即被禁。这样，这个印刷厂就面临破产的边缘，可是只有傻瓜才会以为用这种手段可以吓倒像格里林伯格这样一个人。这位纽伦堡工人的领袖是天然的丈夫气概的化身，经过锻炼，成为议会斗争中的卓越战士。他对工人立法的一切问题都很熟悉（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不多），经常准备而且能够切实地考查无产阶级从这个政府手里还能得到什么好处，在扯碎反社会党人法的罗网方面，格里林伯格也不后人。他对那些臭名昭彰的为二十文钱效劳的密探特别有兴趣，这些人白天黑夜钉着社会民主党议员寸步不离，甚至一直钉到帝国议会的房间里。有一次，当格里林伯格为这种不光彩的行动质问政府时，普特卡默偷偷地溜走了，国务秘书伯提希尔用最无辜的表情对大家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格里林伯格说，如果这种丑恶行为不停止，他就要亲自让一个密探躺在议会桌子上，他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胆小的密探不止一次在他的铁拳面前回避了。
如果说资产阶级反对派中有一部分人勉强谴责过滥用第二十八条，那么1883年1月11日，当人们终于讨论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废除一切反社会党人法议案时，这一部分人也几乎完全跌倒了。分离派制造口实说，在同一个议案中处理各种不同的法律材料是不相宜的，几乎所有“一切非常法的原则上的反对者”都在这条岔道上偷愉溜走，带头的是进步党獒犬欧根·李希特尔和教皇全权主义的狐狸文特霍尔斯特。甚至人民党的机关报《法兰克福报》也报道了社会民主党的“失败的会战”，似乎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期待通过他们的议案，立即废除教会非常法和社会政治非常法似的！其实，它所要求的以及它所能要求的只不过是，帝国议会的多数派对反社会党人法正式表示所谓厌恶而已。李卜克内西在申述社会民主党议案的理由的卓越演说中说：“我们站在原则的基础上，我们要求你们也站到这个基础上来。谁投票反对我们的议案，谁就表示自己是非常法的原则上的拥护者。”把资产阶级反对派放弃原则，看作是一场“胜利的会战”，这是一种已经十分严重的精神错乱。
俾斯麦利用反社会党人法实际所达到的，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受到削弱，而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受到削弱。“不屈不挠的人们”都得了政治家躁狂症，力图用最滑稽的跳跃掩盖内心对心爱的钱柜的惦念。
二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
自从1881年帝国议会选举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内部力量不断得到加强。党像过去那样坚强地存在着——这种意识鼓舞着工人群众，福尔马尔和倍倍尔已经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对总的说来是否宁要非常法而不要普通法的问题进行了小小的论战。福尔马尔认为，对这个问题应该给予肯定答复，而倍倍尔却提出一系列有根有据的反对意见。
目前这个争论还不切实际，对于现实来说，只要使党的发展不受反社会党人法约束就行了。现在党在国外有一个强大的国外哨所，使党有充分的活动自由。1880年秋天，在瑞士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奥耳顿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同他们的瑞士同志和平地分开以后，组成了一个巩固的组织，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瑞士联合印刷厂和人民书店也变为德国党员所有。这个企业由一个能干的专门人才、瑞士印刷工人孔采特担任技术领导，德国党在那里有五个代表。这五个人是：从1880年秋天起领导《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工作的爱德华·伯恩斯坦，负责发送的尤利乌斯·莫特勒，过去在德累斯顿进行鼓动工作的商人海尔曼·施留特尔任书店经理，列翁哈特·陶舍尔任印刷厂的工长，理查·费舍任排字工长。
自从伯恩斯坦领导编辑部以来，在出生的头一年有时有些摇摆不定的党机关报用一种适应对党的种种迫害活动的敏锐性，遵循一条坚定不移的方针。这个报纸是否有时在使用一些非常有力的愤怒的语言的同时，做了不必要的事情，也许是一个问题，后来伯恩斯坦本人有一次坦白承认，由于远离祖国，受到流亡气氛的包围，他在论战的形式上受了同莫斯特的《自由》竞争的影响。可是问题仅仅在于，正如恩格斯致伯恩斯坦的信中所说，主要使用讽刺和嘲笑能不能比用最激烈的愤怒的语言更使敌人受到伤害。此外，用《社会民主党人报》曾经用过的最有力的词句对付德国的警察制度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德国工人的非常坚决的主张。1881年底，当哈森克莱维尔和布洛斯在帝国议会中使用了一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否定的词句时，人们对中央机关报的风格展开了热烈的争论，这一争论以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几乎完全一致的判断结束：越有力越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包括哈森克莱维尔和布洛斯在内借此机会又一次承认《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党的正式机关报，同时议会党团只作了不言而喻的保留：议会党团不是对每一篇文章或每一个词句都负有责任的。
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发行部里，莫特勒作为“红色战地邮局局长”表现了他旧日的组织才能。在历史上从没有成功的事情，现在十分方便和可靠地实现了，这就是把流亡者的一种遭到禁止的报纸（传播这种报纸要受到严重处罚，它的道路被一个大邦的警察部队所占领），每周准时送到这个大邦的最偏僻的地方，每次都有几千份。当然只是有了现代的生产条件和交通运输条件，人们才能获得这种史无前例的成果。据说《社会民主党人报》被塞在中空的大蛋糕、瑞士干酪、南瓜、石膏像、圆锥形糖块里，越过德国边境，这些都成了童话国度里的东西。现代的运输工具和现代技术已使这些对大量运输完全不适用的陈旧方法成为多余的了。把报纸偷运到帝国国内还不是最困难的事情。更重要得多的，是进一步散发，在个别地方还要送到订户和读者手里。这就需要一批精明强干、绝对可靠的党员，假如不是大量招募受过现代生产方式的锻炼、从现代无产阶级的团结中汲取力量的忠诚战士，《社会民主党人报》就不可能完成它的历史任务，散发传单也不能成为党的日益锋利的武器。这些勇士中的每个人都用事实证明了他们不怕牺牲和忠于信仰的精神，甚至人类最高贵的情欲——荣誉心也没有减弱这种精神，因而它更加无瑕地放出光辉。无名战士们知道，“没有一支歌曲，没有一本英雄史诗集”宣扬他们怎样小心谨慎地履行了为本阶级所承担的义务。
德意志帝国的官方警察尽管作了最大的努力，也不能突破这种密集方阵。仅在柏林一地，三年内人员定额内的政治警察官员增加了九倍，那些为了保卫最神圣的财产而获得计件工资的无数密探尚不包括在内。这帮人在瑞士也到处皆是，虽然他们很容易钻入无政府主义的秘密团体，可是他们准被社会民主党组织碰回去，警察使用卑鄙的手段，拷问贫穷、受迫害、忍饥挨饿的工人，直到他们甘心充当叛徒为止，不过这种方法也不起作用了。如果一批违禁印刷物偶尔“被抓住了”，立即又有一批补上这个缺额，不用很久，叛徒的名字就列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黑榜上，一切诽谤都是白费气力。
1882年11月，当苏黎世的党员抓住密探施米特以及他的“官方”通讯的时候，他们得到了一个主要捕获物。施米特是德累斯顿的一个诈骗破产者，受到法院的通缉，根据现行条约，如果德国官厅要求引渡，瑞士当局就必须引渡这个罪犯。可是这个有虔诚习惯的敬神的国家没有提出这个要求，却利用这个骗子手在苏黎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做密探。施密特建议用毒针进行谋杀，并募集谋杀基金，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人怀疑他想进行侦探活动。有几封亲热的密信揭露了他的本来面目，这几封信是德莱斯顿的刑事顾问韦勒尔和警察局长鲍尔以及警察局警督卡尔腾巴赫同这个人所共知的罪犯（也就是他们的“心腹人”）来往的信件，有一部分信的收信人写的是米尔豪曾邮局的一个高级职员的名字。从这些信件中也可以看出培养密探的方式，但并不妨碍对所有警察的“心腹人”发出庄严的警告——不要怂恿犯罪。预支的大量报酬激发了这个密探的欲望以后，他就被饥饿的绳索套住了，上面指示说，以后只有他报告“重要的事情”，才能再给他钱。这个密探的一切活动都没有促成“重要的”谋杀事件，这并不是这个笨蛋的过错。他被赶出苏黎世以后，回到德意志帝国，这时不用再屈从于警察的更高权力的法院以诈骗破产罪判了他四年惩役刑。
这时《社会民主党人报》已经转入攻势，它设计了一种“罪犯簿”，利用它来揭发了德国警察的腐化堕落。仅在爱北斐特-巴门就有六个迫害社会党人的警察因此而倒了大霉，市长抱怨说，没有人再愿担任这种危险的救国职务了。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从外地派来了“久经考验的力量”——阿尔托那的警察局督察员厄尔施莱格尔和一个同谋者，可是他们也不得不很快从符佩尔塔耳退却，因为他们想引诱柏林的一个被逐者做密探，而这个人却立即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公布了他们的毁人的信。同时几个在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的无产阶级中潜伏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密探也被揭露了。
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被摧毁了，可是，现代文明，即联合、训练和组织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若不遭到废弃，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就是不可毁灭的。由于有了这个机构，就有千百种迅速取得谅解的办法，而无须采取等经森严的秘密组织这种危险的、损人不利己的手段。在现代工业的大工厂实行的任何共同工作日、各种形式的社交团体、任何教育协会、读书会、吸烟俱乐部、舞蹈俱乐部、到郊外和森林的一切远足、下班后的任何散步，都是对警察摧毁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一切努力的嘲弄。根据各地的情况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善于对各种形式的攻击进行胜利的反抗的组织，只有在它为了保证无产阶级享有同其他阶级相同的权利，不得不保持秘密的时候，才是秘密的。正因为如此，这个组织在精神上是不可战胜的，正如它在经济上不可摧毁的那样。
这时俾斯麦由于对政策作了新的改变，他也不得不给工人群众比反社会党人法最初几年较大的活动范围。应该让工人群众说话，不过只是为了对他的“恩惠”表示感谢，咒骂把他们“引上歧途的人”，以及恫吓资产阶级。俾斯麦追求同样的目的，但却想使警察的专横变一变样子。偏狭的俾斯麦妄想用这种办法抓住工人。事实上，工人们一面向俾斯麦表示感谢，一面立即占领了让给他们的、仍然摇摆不定的每一寸上地，但是这种感谢并不是俾斯麦所要求的那种感谢，而是他应该得到的那种感谢。
1882年，工人运动得到新的发展。反社会党人法也没有能够把它完全镇压下去。1880年春天，柏林木器工人进行了这个法令颁布后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工资斗争，从这一年年末起，也成立了一些同业协会。更早一些，差不多在老工会报纸遭到禁止以后不久，就出现了一些行业性报纸。比如哥达的博克为鞋匠创办的《闹钟》，汉堡的《新木工报》和《造船者信使》、莱比锡烟草工人的《工会会员》等等。后来八十年代初期引人注目的、一定程度的工业繁荣，给工会运动以有力的推动。
1882年3月，当镀金工人艾瓦德为了讨论一份向政府申述工人疾苦和愿望的请愿书而召集柏林同业协会的董事开会时，这种协会已有十八个之多。由这些协会中产生了柏林工会总委员会，为法律上的工人保护进行了热烈的鼓动。在讨论请愿书的第一次工人大会上就作出决议：不向政府而向联邦议会提出请愿书，不经过俾斯麦，请愿书也会在工人阶级的议会代表那里找到有力的支持者。在以后的大会中，人们用暴风雨般的欢呼声欢迎哈森克莱维尔、弗罗默和其他社会民主党帝国议会议员，这些大会更加明显地表现了鼓舞柏林工人的精神。艾瓦德仍然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进步党报刊用已经被人忘记的自由贸易派的陈词滥调对请愿书进行的恶毒攻击，自然而然地促使艾瓦德首先同进步党进行清算。于是施特克尔及其同伙有几个月之久希望能够掌握运动；他们甚至决心向随时准备解散工人集会的警察进行攻击。
当然美梦不长。1882年和1883年之交，当保守党把它关于采用强制的劳动簿的提案公之于世的时候，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冷静沉着地把进步党人的无力的抗议推到一边，并用正式文件谴责了反动的攻击。在两次有很多人出席的大会上，柏林工人把“无产阶级希望采用劳动簿”这种说法叫做有意识的谎话，并且宣称这个提案的制定者理应受到所有工人的蔑视，并成为历史的罪人。从伦次布克和威廉港到纽伦堡、慕尼黑和斯图加特举行的大约一百个工人集会做出了类似的决议。当施特克尔及其同伙出现在工人面前的时候，一阵笑声把他们吓跑了。这时警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了，1883年2月15日，柏林工会总委员会遭到控告，因为同业协会作为政治性协会通过它们的联系违犯了结社法。
尽管采取“温和的实践”，对社会民主党的迫害并没有停止。柏林、汉堡和莱比锡的小戒严在满期的那天，又合乎规律地延长了有效期，从这三个戒严区驱逐出境的活动不断进行，警察任意决定解散工人集会或者允许它们召开，查禁印刷物和协会的行为从没有停止，每当工人认为有必要麻烦“帝国绞架委员会”的时候（很长时间以来，只有在某些例外情况下，才有这种事），这个接受申诉的委员会在执行它的“司法保证”方面仍同过去一样可笑。叛乱案、叛国案、侮辱皇帝案、挑拨案和其他伸缩性很大的案件仍然层出不穷。工人们一刻也不能忘记，他们在多么危险的状况下生活，这就是“温和的实践”的实质。如果人们说，司法总是落后于警察，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帝国最高法院尤其不是这样，自从第一次大叛国案以来，它的政治判决就日益堕入无底深渊。只能说，虽不是所有法院但有许多法院在反社会党人法颁布后的头几年采取了某种慎重的态度。不少判决使人回想起谋刺案发生的时期，比如从1880年7月到1882年1月，在德累斯顿对九十名党员判了十八年徒刑，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警察机关向法院所作的告发遭到驳回，比如到1881年年底为止在柏林被警察告发的三百五十九名社会民主党人中只有二十六名受到法律惩处。
虽然面对着俾斯麦的新策略，党很快就找到了正确道路，但是在党的队伍中产生了一种需要，即在一次新的代表大会上，对维登代表大会以来种种混乱事态采取毫不合糊的态度。虽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但是策略上的意见分歧还是有的，尤其在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立场的争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此外还必须为下届帝国议会选举做准备，根据维登决议，至迟三年必须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而现在第三年已经开始了。1882年8月，帝国议会议员和一些可靠的骨干在苏黎世举行了三天会议，彻底讨论了党的总情况，决定来年春天召开一个普遍的代表大会。1883年1月4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要求在2月底以前选出代表，然后再向代表发出通知。虽然从事情的性质上看，有许多人都知道召开代表大会的地点和时间，但是德国警察却完全被蒙骗过去了。根据警察顾问克吕格尔的命令，由密探组成的一条警戒线占领了从林岛到巴塞尔的瑞士边境；然后在德国报纸上出现了在诺尔登举行代表大会的消息，这时克吕格尔急忙赶到伦敦，在那里才知道，代表大会已在哥本哈根举行并已闭幕了。警察只能用这种办法来表示它对这一彻底失败的狂怒：它在基尔和诺伊闵斯特尔把几个回国的代表（其中有两三个帝国议会议员）非法拘留了几小时。
从3月29日到4月2日，代表大会在七次会议中完成了它的任务，使六十名代表人人满意。据一个从1872年以来参加了历届党代表大会的党员说，以前各届党代表大会，从没有像这次代表大会具有这样广泛的代表性。党的总的情况是十分令人满意的。在德国国内，从1881年8月5日到1883年2月28日，各募款处共收入95000马克，此外，为了各种目的向苏黎世寄去20729法郎。在三个戒严区，党的精神最为突出，党员的牺牲精神最伟大，党报的传播最广。理查·费舍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情况作了报告：自从维登代表大会以来，订户数增加了三倍，报纸不但可以弥补开支，而且已经能够开始偿还预借的款项。
下一次帝国议会选举的领导由帝国议会党团担任，议会党团有权增加领导选举的人员，有权为处理事务设置附属委员会。它接受了这样一个任务：起草一个一般的竞选宣言，并为防御官厅和统治阶级的非法侵犯而写了一个指令式的小册子。参加选举的目的不是取得尽量多的议席，而是取得尽量多的选票，因此取消了正式选区，建议在有党员的地方进行最活跃的竞选宣传。选举中的原则立场仍以维登决议为准；有人提议在两个资产阶级候选人进行复选时绝对弃权，这个提案以二十四票对三十四票遭到否决。在尽量多的选区提出著名的候选人的方式，应该废止，所有候选人都不但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党纲，而且也有义务参加由党的代表机关的总决议而产生的一切行动。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立场，总的说来得到赞同，在对个别问题作了深入的说明以后，帝国议会党团的总的态度也得到赞同。代表大会在一个特别决议中要求党“勇往直前”，反对对统治阶级的迫害作任何让步，反对幻想官厅宽大。关于德意志帝国的所谓社会改革，代表大会一致声明，它根据统治阶级此前的态度，既不相信这个阶级的真诚意图，也不相信它的能力。相反地，代表大会深信，所谓社会改革不过是一种把工人引上邪道的策略手段。可是代表大会认为，党和它的议会代表有义务在讨论一切针对人民的经济状况提出的建议时（不管提建议人的动机如何）有力地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不言而喻，这时一刻也不放弃各项社会主义要求。
这就是无产阶级对皇帝的告谕的明确而坦率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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