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第二部

注释

第二部

　　当这部著作出第一版的时候，还没有人根据社会主义发展的观点，论述从三月革命爆发到拉萨尔《公开的答复》发表的这一时期，而且在这部书出版以后到现在也还没有第二个人这样做过。某些资产阶级批判家对于我这样详细地叙述革命和反革命的年代感到不解，并带着一种天真的惊奇的神情问道，普鲁士的宪法纠纷同社会主义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我可以有根据地说，另一种批评家十分了解我的意图，并且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们特别称赞的正是我的著作的这一部分。除此而外，我只是把我这样做的理由（已在第一版的注释中提到过）重复一遍。

德国革命的阶级斗争（第3—94页）

　　即使这样简要地论述德国革命时期的历史书，过去也没有见过；在这一方面我参考了布罗斯著的《德国革命》，1892年斯图加特版（blos, Deutsche Revolut., Stuttg. 92）。论述1848年革命的资产阶级文献大多不能用，尤其是那种教授文献，歇尔的轰动一时的庸俗小说也是如此。A. 伯恩斯坦《人民的年代》，1875年柏林版（A. Bernstein, D. Jahre d. Volkes, Berl. 75），虽然不是阿谀的、反动的，但有资产阶级的局限性。按照我的目的，主要问题是仔细研究文书资料和同时代的资料，寻求一切能够说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后来的发展的材料。如果不用批判的眼光，深入革命年代的阶级斗争之中，就决不可能正确地了解这种发展。尤其是，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对拉萨尔及其宣传活动作出详尽而公正的评价。当然我要感谢《新莱茵报》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事后关于德国革命所写的一些文章给我的很大帮助，读者可以特别参考马克思《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德译者考茨基，1896年斯图加特版）。但是我必须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简要地或者完全没有接触到的许多问题加以说明。在革命年代的其他报纸中，我看了《国民报》和《福斯报》，在工人报纸中，我看了《人民报》、《结义报》、《孔柯迪娅》和《普罗米修斯》，这些报纸都不全，有的多些有的少些。麦克斯·库阿克博士《1848—1849年的工人结义会》，1900年法兰克福版（Max Quarck, Dr., Arbeiterverbrüderung 1848/1849, Frankf. 1900）一书中，收有《结义报》上的最重要的论文。斯蒂凡·波尔恩《回忆录》（1898年莱比锡版），没有提供什么新材料。1897年10月，波尔恩很高兴地写信给我（过去我同他没有来往），谈到我在恩格斯的过于严厉的批评面前为他的历史活动辩护的事；他现在想实现一个长时间的心愿，出版他的回忆录。可惜他在这本回忆录中对恩格斯进行了不漂亮的报复。此后不久他就去世了。我对他最后的著作不能有所赞扬，当然我也坚持我在本书中关于他在革命年代的有功活动所说的一些话。然后我对《普鲁士国民议会的会议速记记录》共九卷，1848年柏林版（Stenographischen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preußischen Nationalversammlung, 9 Bde., Berl. 48），作了深入的分析；这些会议在历史上比受到更大注意的法兰克福议会的会议要重要得多。阿·沃尔弗《革命编年史》（1851年柏林版）（Ad, Wolffs Revolutionschronik, Berl. 51），收有许多关于柏林状况的资料，但是这部包罗万象的三卷著作只谈到康普豪森内阁倒台为止。施吕特尔写的关于革命年代的社会史的论文很好（载《新时代》第3卷第28页）。此外我利用了下列资料：雅科比《普鲁士和德国》（Jacoby, Preußen u. Deutschland）；翁鲁《速写》，1849年马格德堡版（Unruh, Skizzen, Magdeb. 49）；格奈斯特《柏林状况》，1849年柏林版（Gneist, Berliner Zustände, Berl. 49）；洛贝尔图斯《我的态度和其他》，1849年柏林版（Rodbertus, Mein Verhalten etc., Berl. 49）；彼·赖辛施佩格《普鲁士国民议会》，1849年柏林版，洛贝尔图斯编（P. Reichensperger, D. preuß. Nationalvers., Berl. 49, geg. Rodb.）；瓦尔德克案件，速记记录，1849年柏林版（Prozeß Waldeck, Stenogr. Ber., Berl. 49）；魏克塞尔《齐格勒案件》，1850年马格德堡版（Weichsel, D. Zieglersche Proz., Magdeb. 50）；让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与本生的通信集》，1873年莱比锡版（Ranke, Briefwechs. Friedr. Wilh. IV. m. Bunsen, Leipz. 73）；H. 勃鲁姆《罗伯特·勃鲁姆》，1878年莱比锡版（H. Blum, Robert Blum, Leipz. 78），这本书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其中有许多文件资料，此外净是一些忧伤的废话；A. 伯恩斯坦《舒尔采—德里奇》，1879年柏林版（A. Bernstein, Schulze-Delitzsch, Berl. 79）；亨·伯·奥本海姆《瓦尔德克》，1880年柏林版（H. B. Oppenheim, Waldeck, Berl. 80）。

《新莱茵报》（第95—135页）

　　我尽力从各方面来扼要论述这份著名的革命报纸的内容，正因为如此在个别问题上我往往只得满足于极其简略的叙述。最重要的论文现在已收到《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遗著选集》（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und Ferdinand Lassalle, Stuttgart 02）第三卷中。梅林《三月革命和共产主义者同盟》，载《新时代》第20卷上册第737页（Mehring, Märzrevolution und Kommunistenbund, NZ 201, 737）。1848年春天沙皇的备忘录《柏林和彼得堡》，1880年莱比锡版（Berlin und Petersburg, Leipz. 80）。维尔特《著名的骑士史纳卜汉斯基的生平事迹》，1849年汉堡版（Weerth, Leben u. Taten des berühmten Ritters Schnapphahnski, Hamb. 49）：天才的诙谐的小品文的单行本，今天这些小品文对于那些大有希望的大学讲师的道德意识还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斐迪南·拉萨尔（第136—151页）

　　评论拉萨尔的著作的特点是量多而不是内容精辟。一篇真正有用的著作只是伯恩斯坦写在他编的拉萨尔文集前面的一篇小传；虽然我同伯恩斯坦的看法有许多不同，但是这篇文章仍给了我一些重要指示。除了最近出版的开格尔斯著的纪念著作（1889年斯图加特版）以外，值得一提的著作还有布兰德斯《斐迪南·拉萨尔，文学的性格描写》，1877年柏林版（Brandes, Ferd. Lassalle, e. literar. Charakterb., Berl. 77）和普伦纳尔《斐迪南·拉萨尔》，1884年莱比锡版（Plener, Ferd. Lassalle, Leipz. 84）。布兰斯的著作对拉萨尔的外在的文学才能作了一些好的评述；在反社会主义者法公布的前夜，他的著作也是一个勇敢的告白；但是这部著作对政治和社会的了解很差，利用有才气的，往往只是卖弄才气的文学研究的方式评价拉萨尔的著作是不适当的。普伦纳尔的著作的优缺点与此类似，只是他不是作为一个片面的文学评论家而是作为一个片面的法学家来写他的书的。了解拉萨尔的心理的很重要的材料是他的日记（1892年柏林版，P. 林岛编，附有一篇枯燥无味的导言），尤其是拉萨尔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遗著选集》第4卷。哈茨费尔特案件：拉萨尔《关于文件匣一案的发言》（Lassalle, Kassettenrede）和拉萨尔写的《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离婚诉讼》（Lassalle, Ehescheidungsklage der Gräfin Hatzfeldt），有一本存在党的档案里，还有拉萨尔生活中的一支恋爱插曲，1878年莱比锡版（E. Liebesepisode a. d. Leben Lass., Leipz. 78）。关于拉萨尔参加革命斗争：《新莱茵报》和拉萨尔《辩护发言》（N. Rhein. Ztg. und Lassalle, Assisenrede）。

德国革命的尾声（第152—192页）

　　本章的参考资料有一部分同第二部第一章相同。德累斯顿的五月起义：瓦尔德尔赛《德累斯顿的斗争》，1849年柏林版（Waldersee, D. Kampf in Dresden, Berl. 49）；勒克尔《萨克森的起义和瓦尔特海姆的监狱》，1865年法兰克福版（Röckel, D. Erheb. Sachsens u. d. Zuchthaus i. Waldheim, Frankf. 65）；还有波尔恩发表在《结义报》上的一篇论文，波尔恩的《回忆录》内容贫乏，它用不充分的论据把巴枯宁描写成一个不起任何作用的人物。莱茵普鲁士起义：《新莱茵报》和恩格斯《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约·菲·贝克尔《南德五月革命史》，1849年日内瓦版（J. Ph. Becker, Gesch. d. südd. Mairevol., Genf. 49）；恩格斯著上述著作，最近出版了济格尔的《回忆录》，W. 布罗斯编，1902年曼海姆版（Sigel, Denkwürdigkeiten, hgg. v. W. Blos. Mannheim 02）。德国的流亡者：《新莱茵报评论》，已经引用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著作。马克思《福格特先生》和（反对维利希的）《高尚意识的骑士》，1853年伦敦版。吕埃克《四八年革命的参加者（鲍尔克海姆）的回忆录》，《新时代》第8卷第125 页（Rüegg, A. d. Erinner. e. Achtundvierzigers（Borkheim）NZ 8, 125）。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193—205页）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尤其是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和《福格特先生》。A. 伯恩斯坦《反动的年代》，1881年柏林版（A. Bernstein, D. Jahre d. Reaktion, Berl. 81）。魏特林的晚年：左尔格在《新时代》第9卷下册第234页和《未来》第78期上发表的文章。

五十年代（第206—233页）

　　除了比德尔曼和胥伯尔的历史著作而外，参考贝伦哈蒂、俾斯麦、本生、格尔纳赫、曼托伊费尔、罗恩、瓦盖纳的书信和回忆录。里德尔《俾斯麦在反革命议会中的演说》，1881年柏林版（Riedel, Bismarcks Reden〔i. d. konterrevol. Parl.〕, Berl. 81）。帕辛格尔《邦联议会中的普鲁士》，1882年莱比锡版（Poschinger, Preußen im Bundestage, Leipz.82）。迈岑《普鲁士国家的农业状况》，1868年柏林版（Meitzen, Landwirtsch. Verhältn. d. preuß. Staats, Berl. 68）。图恩《莱茵河下游的工业》（Thun, Industrie a. Niederrhein）。安东《普鲁士工厂史》（Anton, Preuß. Fabrikges.）。迪斯特—达贝尔《金钱权力和社会主义》，1874年柏林版（Diest-Baber, Geldmacht u. Sozialism., Berl. 74）。鲍姆葛尔滕《德国的自由主义》，1866年柏林版（Baumgarten, D. deutsche Liberalism., Berl. 66）。巴师夏《国民经济和谐论》，德译者普林斯—史密斯，1852年柏林版（Bastiat, Volkswirtschaftliche Harmonien, Berl. 52）。德国的曼彻斯特文献（普林斯—史密斯、法赫尔、布隆等）只不过是巴师夏等人的著作的翻版。舒尔采—德里奇《德国工人阶级和合作事业》，1858年莱比锡版（Schulze-Delitzsch, D. arbeit. Klass. u. d. Assoziationswesen i. Deutschl., Leipz. 58）。关于五十年代文学和哲学发展的资料正文中已经提到。

科学共产主义的进步（第234—288页）

　　H. 翁肯《1857—1858年拉萨尔回到柏林》，载《普鲁士年鉴》，1903年2月出版（H. Oncken, D. Rückkehr. Lassalles n. Berl. 57/58, Preuß. Jahrb., Febr. 03）。梅林《关于拉萨尔的传记》，载《新时代》第21卷上册第627页（Mehring, Zur Biographie Lassalles, NZ 211, 627）。白劳伊《拉萨尔为柏林的斗争》，载《德国论坛》1903年6月号（Bailleu, Lassalles Kampf um Berlin, Deutsche Rundschau, Juni 03）。梅林《论拉萨尔的心理学》，载《新时代》第21卷下册第456页（Mehring, Zur Psychologie Lassalles, NZ 212, 45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拉萨尔《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1857年柏林版（Lassalles, Herakleitos d. Dunkle, Berl. 57）。蔡勒《希腊人的哲学》，1892年莱比锡版（Zeller, D. Philos. d. Griechen, Leipz. 92）。诺阿克《哲学史用历史—传记小辞典》，1879年柏林版（Noack, Histor.-biogr. Handwörterb. z. Gesch. d. Philos., Berl. 79）。拉萨尔《弗兰茨·冯·济金根》（Lassalle, Franz von Sickingen）。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1861年莱比锡版（Lassalle, Syatem der erworbenen Rechte, Leipz. 61）。伯恩斯坦在上述著作中对本书没有谈到的第二卷作了精辟的分析。拉萨尔《致洛贝尔图斯的信》，1878年柏林版（Lassalles Briefe an Rodbertus, Berl. 78）。耶林《争取权利的斗争》，1872年维也纳版（Jaering, D. Kampf ums Recht, Wien. 72）。阿·瓦格纳《普通国民经济学》，1876年莱比锡版（A . Wagner, Allgem.Volkswirtschaftslehre, Leipz. 76）。

一八五九年的欧洲危机（第289—307页）

　　洛贝尔图斯《短文》，1890年柏林版，M. 威尔特编（Rodbertus, Kleine Schriften, Berl. 90, hgg. von M. Wirth）。乌特克《为祖国》，1859年莱比锡版（Wuttke, Pro patria, Leipz. 59）。福格特《欧洲当前局势研究》，1859年日内瓦版（Vogt, Studien z. gegenw. Lage Europas, Genf. 59）。恩格斯《波河和莱茵河》，1859年柏林版。拉萨尔《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Lassalle, Der italien. Krieg u. d. Aufg. Preuß）。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控诉》，1859年日内瓦版（Vogt, M. Proz. geg. d. Allgem. Ztg., Genf. 59）。拉萨尔《费希特的政治遗言》（Lassalle, Fichtes polit. Vermächtn.）恩格斯《萨瓦、尼斯和莱茵》，1860年柏林版。马克思《福格特先生》。

普鲁士宪法纠纷（第308—366页）

　　写普鲁士宪法纠纷的历史，也必须像写德国革命史那样，指出它的主要特点，理由是相同的，因为否则就不能理解拉萨尔对工人进行的宣传活动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发展。从桑巴特身上可以看到在这方面存在着何等的混乱。桑巴特自命不凡地写道，拉萨尔由于“野心勃勃”，由于“贪图名誉”才建立了一个工人政党，因为进步的反对派根本不理睬他，而且——想一想下面这句话！——“只要俾斯麦存在，另一个人就只能相形见绌”。瓦列斯罗德《民主研究》，1860年和1861年汉堡版（Walesrode, Demokr. Stud., Hamb. 60 und 61）。雅科比《普鲁士民主派的原则》（Jacoby, Grunds. d. preuß. Demokr.）。帕里修斯《德国政党》，1878年柏林版（Parisius, Deutschl. Polit. Part., Berl. 78）。缪勒《威廉皇帝》，1878年柏林版（Müller, Kars. Wilh., Berl. 78）。马尔克斯《皇帝威廉一世》，1897年莱比锡踢版（Marcks, Kais. Wilh. I., Leipz. 97）。葛采《施滕达尔城的地方志》，1873年施滕达尔版（Götze, Urkundl. Gesch. d. Stadt Stendal, Stend. 73）。哈恩《俾斯麦侯爵》，1878年柏林版（Hahn, Fürst Bismarck, Berl. 78）。以及其他有关俾斯麦的文献，尤其是布施和帕辛格尔的著作。俾斯麦曾经说过，规规矩矩的人不会为他写作，那么他还可以补充一句：严肃认真的作家也不这样做。世界上再没有比哈恩、布施、帕辛格尔、哈尔登之流更轻率的文人了。拉萨尔《致格·海尔维格的信》，1896年苏黎世版，M. 海尔维格编（Lassalles Briefe a. G. Herwegh, Zür. 96），这本书的内容很不完全。布赫尔《议会政治真相》，1855年柏林版（Bucher, D. Parlamentarismus wie er ist, Berl. 55）。帕辛格尔《一个四八年革命的参加者》，1891年柏林版（Poschinger, E. Achtundvierziger, Berl. 91），这本布赫尔的传说，是作者找了些材料拼凑而成的，布赫尔本人看了也曾大发雷霆，不过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文件材料所以必须用它。L. 皮齐《我怎样成为作家》，1893年柏林版（L. Pietsch, Wie ich Schriftst. gew. bin. Berl. 93），这本书虽不是很美，但很确当地叙述了拉萨尔所生活的柏林的环境。拉萨尔《文学史家朱利安·施米特先生》（Lassalle, Herr Julian Schmidt. d. Literarhist.）。拉萨尔《论宪法问题》（Lassalle, Über Verfassungsfragen.）。拉萨尔《工人纲领》（Lassalle, Arbeiterprogramm）。马克思《致施韦泽的信》，载《新时代》，第15卷上册第5页。拉萨尔《怎么办？》（Lassalle, Was nun?）。翁鲁在1862年12月22日发表的演说也载于舒尔特赫斯《欧洲历史年鉴》，1863年吕尔德林根版（Schultheß, Europ. Geschichtskal., Nördl. 63）。拉萨尔《权力和法律》（Lassalle, Macht u. Recht.）。

^[1] 见本卷第二章第四节第132页原编者注。——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