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一八五九年的欧洲危机

　　当1857年的大商业危机的影响把欧洲群众带进新的政治运动的时候，拉萨尔还在写他的法哲学著作。同十年前一样，意大利和法国的群众首先活跃起来。在意大利，一个迅速扩展的人民运动把矛头指向奥地利贵族统治。萨瓦王朝是够狡猾的，它自己投身到这个运动之中，从而把运动掌握在自己手里。在法国，旧的革命精神在无产阶级中觉醒，资产阶级开始对波拿巴主义表现得桀骜不驯了。资产阶级因为想做好买卖才甘心放弃政权的，可是波拿巴主义不能经常使资产阶级生意兴隆。
　　波拿巴主义决非一个天才头脑的自由发明。它在至少有一个天才代表的第一帝国的形式下不是这样，在有一个非常平庸的人物作代表的第二帝国的形式下更不是这样。第一个拿破仑实行资产阶级赖以重创封建主义的革命的遗志，第三个拿破仑继承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其中斗得筋疲力尽的革命。法国无产阶级在城市里已经高度发展，可是在人数方面却被农村的小农远远超过，它在一个伟大的斗争中，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军队战胜了。可是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这个斗争中受了伤，吃了几年苦头之后在六月战斗的真正的胜利者面前，在军队和作为军队的主要补充来源的阶级——终于想在城市骚动者之先过安静日子的小农面前退却了。军事专制主义体现在拿破仑的名字中。
　　恩格斯说明了波拿巴主义的实质，任何改写都可能使这些话减色。他说：“面对工人和资本家，波拿巴主义的特点在于，它阻止工人和资本家互相殴斗。这就是说，它保护资产阶级不受工人的暴力攻击，支持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小规模的和平的散兵战，并且剥夺它们的一切政治权力。没有结社权，没有集会权，没有出版自由；普选权处于官僚制度的压力之下，以致反对派的选举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在警察化的法国迄今也没有见过它那样的警察制度。同时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工人被收买了；收买资产阶级用的是把小资本家的钱送进大资本家口袋的大规模的信贷欺骗；收买工人用的是大规模的国家建筑，它们除了自然的、独立的无产阶级之外把人为的、拥护帝国的、依赖政府的无产阶级集中在大城市里。最后，用表面英勇的战争向民族自豪感献媚，这些战争都是得到欧洲高级政府的许可，对一般的替罪羊进行的，而且只是在胜利一开始就得到保证的条件下进行的。”^[1]像恩格斯所描述的这样，波拿巴主义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自发地成长起来的。在类似的条件重新出现时，它就照例出现。
　　1857年的商业危机首先揭露波拿巴主义的响亮诺言是毫无用处的。然后奥尔西尼的手榴弹吓得冒牌的凯撒牙齿打战，他在极端恐怖中颁布的保安法，不仅没有引起恐惧，反而表明波拿巴主义在七年之后还没有站稳脚跟。波拿巴只有一条生路，就是进行一次深得人心的战争，这个战争利用一些虚假理由而具有文明外貌，可以阻止革命的狂澜。奥尔西尼的炸弹以最大的明确性指出到哪里去寻找这种战争。
　　波拿巴为了摧毁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暴力统治而同萨瓦王朝结成同盟，这就使意大利革命搀杂了一个反动因素。意大利的国家统一同法国政策的一切传统是有矛盾的。在波拿巴嘴里，意大利的国家统一成了公开的谎言，因为这个虚假的目标同推动他进行战争的真正动机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他的目的首先是攻击共同的替罪羊，同时他正确地认为这个替罪羊就是奥地利。哈布斯堡专制政权由于它在意大利的经营成了欧洲的耻辱。它同神圣同盟的反动老盟友——同普鲁士由于奥里穆茨，同俄国由于克里木战争已经不和；最多在英国托利党人里，他还有冷淡的朋友。如果伦巴第和威尼斯摆脱了奥地利的统治，那么这两个省就归皮蒙特，而波拿巴就把萨瓦和尼斯作为报酬给自己留下。其他一切可以暂时根据事件的进程和利益再作决定。如果窃据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王位的奥地利人让可敬的波拿巴家族的成员接替自己的位置，那就更好。在任何情况下，意大利的统一都不能超过一个新莱茵联盟^[2]的形式，这个新莱茵联盟应该在名誉主席教皇和实际保护者法国的统治下把意大利各邦统一起来。
　　战争的局部化首先使得塞纳河畔的民族解放者感到比意大利将来的形势更大的忧虑。他同俄国勾通一气，此外还可以指望英国保持中立。可是，即使德意志邦联没有义务保护它的成员在德国以外的占有地，难道它会眼看着自己的领导力量受到沉重的打击而毫不干涉吗？如果德意志邦联同奥地利联合起来，就会打乱波拿巴的计划。
　　奥地利当然了解它的有利形势，于是就为把德意志邦联拖入战争而展开了热烈的宣传。宣传的中心是奥格斯堡的《总汇报》，这家报纸的外交家和策略家详尽地证明，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暴力统治符合德意志的利益，应当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如果整个德意志不愿在它孤立的重要力量失败以后毫无抵抗能力地躺在强大的胜利者的宝剑之下，它就应该拿起武器支援奥地利。帝国—王国之笔一会儿用最可怕的声调召唤耶拿的亡魂，一会儿又陷入最丰富的幻想。用官方声明的话来说，就是奥地利保卫所谓的“最神圣的财产”免受“颠覆”。它准备进行一个反对十二月凶手的血腥的可耻统治的各民族的十字军远征，在奥地利的保护下将出现一个中欧大国，这个国家从比利时、荷兰和亚尔萨斯—洛林到匈牙利和斯拉夫—罗马尼亚人的多瑙河国家，包括日耳曼人的原始力量，并在这里控制诺曼底人，在那里控制斯拉夫人。面对着奥地利的这种宣传，法国的鼓动工作也不甘示弱，在选择手段方面也没有感到困窘。它的主要发言人就是从前的帝国摄政卡尔·福格特，后来在土伊勒里宫发现的收据证明，他曾被法国用金线收买。他在著作中颂扬波拿巴主义是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者，这些著作为它们的作者的无节操和无知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在这种雄辩的甘露滋润下，由于本身缺水而干枯的、小德意志和大德意志之间的旧矛盾又复活了。小德意志派倾听波拿巴主义的济伦之歌；统一意大利这种方式完全合乎他们的心意。他们从来就想让霍亨索伦王朝充当萨瓦王朝的角色。大德意志派同样热心地，或者更为热心地迷恋维也纳宫城的乌卜者向他们散布的幻影。
　　如果断言小德意志派比大德意志派眼光远大是一种过分奉承的说法，那么人们倒是应该说，大德意志派比小德意志派更为目光短浅。后者至少要想统一德国的一大部分，而前者却想保持德国的分裂状态。普鲁士的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比巴伐利亚的教皇主义者、士瓦本的分裂主义者或法兰克福的投机商（这些人的忧国忧民之心在奥地利对他们的钱柜的要求权中卜卜地跳动），较多地预感到历史的必然性。当然大德意志派中有一些人，如布赫尔和洛贝尔图斯对待他们的德国爱国主义是认真的，莱比锡历史学家乌特克也是其中之一。但是，恰恰是这些人的1859年的著作证明，大德意志方针是多么矛盾。乌特克从大德意志派领袖在罗曾海姆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带回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即南德贵族为了巩固他们在反动年代非法恢复的特权而滥用大德意志派的口号，他们公开反对大德意志派阻止召开德国议会的企图。布赫尔和洛贝尔图斯在许多小册子中要求德国统一成一个邦联执政内阁，普鲁士和奥地利为当然成员，第三个成员由诸侯选举产生，三个成员轮流担任议长，内阁轮流设在维也纳、柏林和法兰克福三地。这是一种反动的空想，同它相比甚至邦联议会也有虽是非常可怜的现实但毕竟是现实的优点。
　　不以大小德意志派之间的争吵为转移，在德国人民群众中产生了一个具有自然力的民族运动。这个运动的一般原因也就是五十年代末期在欧洲各族人民中引起新生活的原因，不过法国对奥地利的进攻是吹入重新燃起之火的第一阵风。法国王座上的冒险家只有占领了莱茵河左岸，才能认为他的地位相当巩固，如果别人为了同德国米歇尔毫无关系的问题互相殴斗起来，德国米歇尔却应该经常代人受过，那么这种本能的也是正当的感觉就由于感到无针可施，痛心地认识到本民族仍然是别人的陪臣，没有民族意志的机关而变得更为敏锐。没有民族意志的机关，甚至也没有民族可以了解它的真正利益的场所。既然这种民族运动是本能地产生的，那么它对自己就更不了解，它面临着成为大小德意志派口号的卤获物的危险。为了防止这种危险，恩格斯、马克思和拉萨尔来做一些解释。
　　恩格斯首先以《波河和莱茵河》这一著作出现在比武场上，由于拉萨尔接洽，这本书由弗兰茨·敦克尔出版。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清除了大德意志—奥地利宣传的幻想。并不像有人所说的，他在“保卫最神圣的财产”，反对“颠覆”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这是不必要的，因为五十年代的德国庸人在精神和道德上还没有堕落到被这种口号所欺骗的程度。但是，恩格斯用巧妙的讽刺批判了中欧大国的理论，而且更加深刻得多地驳斥了大德意志派的得意口号——应当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他从军事科学方面证明，德国为了本身的防御并不需要占领意大利的任何一个部分，如果只有军事原因发生作用，那么法国对于莱茵河比德国对于明乔河有强烈得多的要求。恩格斯这样确凿而不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以致他匿名发表的著作被普遍认为是一位地位很高的学识渊博的军人，甚至在较新的历史著作中也存在这个错误。
　　恩格斯同样确凿而不可辩驳地指出，从政治观点来看，德国的利益不是要求保持奥地利对意大利的统治而是取消这种统治。他称这种外国统治的实质“是任何一个文明的国家闻所未闻的”^[3]；只要这种统治继续存在，意大利就必然是法国反对德国的盟邦。奥地利人写道，德国的使命不是给在波拿巴王朝头上聚集的雷殛作避雷针，那么意大利也同样有权说，意大利的使命并不是给德国人作缓冲国，以缓和法国对他们的打击，而为此所得到的报答是挨奥地利的杖笞。恰恰德国人应当注意，说意大利人政治上无能的这种自私的谰言。“因此，如果我们不是把占领别国领土和镇压别国民族（只有被偏见弄瞎了眼晴的人才会否认它们有历史发展的能力）当作自己力量的源泉，而是关心使自己在本国内成为统一的和强大的，那样我们就会做得好一些。”^[4]统一的德国同统一的意大利恐怕任何时候都不会发生矛盾，可是由于意大利人时常需要德国帮助他们反对法国，德国在意大利将有重大影响。
　　恩格斯在批判地粉碎大德意志—奥地利口号的同时，当然一点也没有迎合波拿巴主义。他强调指出，占领伦巴第的问题是德国与意大利之间的问题，决不是路易·拿破仑与奥地利之间的问题。“对于……只为了自己的、在某些方面是反德国的利益才愿参与其间的第三者来说，问题只在于简单地握有一个省份，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放弃它，问题只在于简单地扼守一个军事阵地，只是在不能再守时才放弃它。在这种场合，政治问题就立即让位于军事问题：有人袭击我们——我们自卫。”^[5]恩格斯在德国群众进行的民族运动中看到正确的本能——波河是路易·拿破仑的借口，而莱茵河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是他的最后目标。他想使这个运动能够正确地参加为人期待的斗争，他用以下的结论结束了他的研究：如果德国人以波河、明乔河、艾契河以及所有意大利的废物换得德国的统一，那就是作了一桩漂亮的生意，因为统一会使德国人不蹈华沙和布隆采耳的覆辙，只有统一才能使德国人在国内和国外强大起来。
　　恩格斯同马克思取得一致意见后出版了这一著作。马克思本人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同样的方式既驳斥奥地利在意大利继续进行统治符合德国利益这一说法，也痛斥了波拿巴主义的阴谋家。他指出，波拿巴借解放意大利为口实以束缚法国人民，把意大利置于暴力政权之下，把法国的“天然疆界”推进到德国境内，使奥地利变成俄国的工具，强迫人民加入合法的反革命对不合法的反革命的战争。^[6]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发表的论1859年欧洲危机的文章中从各方面研究了欧洲的整个情况。他们动用一切科学的辅助手段，以便照亮最隐秘的角落。只有一个问题他们没有研究，这就是：德国的民族运动对它最直接的敌人，德国王侯应抱什么态度？只有法俄同盟以直接的危险威胁德意志民族的时候，这个问题才是多余的，因为一个民族在它可以决定它应该如何生存以前，它必须先生存。但是，如果这些危险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成为一切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
　　这时拉萨尔用他论意大利战争的普鲁士任务的著作参加进来，这一著作同恩格斯著作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恩格斯著作的补充。恩格斯曾说，如果我们受到攻击，我们就自卫，拉萨尔则补充说，对，不过我们先研究一下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受到攻击。在一切原则问题上，比如关于德国统一和意大利统一的必要性、关于波拿巴的自私自利的政策、关于反对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关于波拿巴的和哈布斯堡的宣传的内容贫乏，最后关于在德国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进行战争的必要性等问题，拉萨尔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是一致的。拉萨尔和他们一样，同资产阶级的大德意志派和小德意志派没有什么关系。他同他们在一个实际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即上意大利的战争是否已经威胁到德国的利益。拉萨尔的眼光不是那么短浅，他不要求战事发生以前，法国军队必须越过德国边界。当波拿巴想为他自己或他的家族征服意大利的时候，拉萨尔认为战事已经发生了。因此德意志民族应当进行战争，反对波拿巴主义，同意大利人民和法国民族的民主本能结成同盟。拉萨尔的这种想法是很不“爱国”的，他对这些同盟者的重视远远超过他对德国王侯的同盟关系的重视。
　　如果德国王侯出于自己的打算，考虑到自己的危险而对法国宣战，只要德国的利益不受严重威胁，问题只涉及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暴力统治，即涉及削弱奥地利而不涉及削弱德国，拉萨尔就不反对这种王侯战争，他反而热烈欢迎这种战争，不过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民族运动反对这种反革命的王朝战争，把它那必不可免的变动局势变成革命的资本。拉萨尔希望德国诸侯在这样一次战争中遭到彻底的失败，他认为这就会大大促进德意志民族的真正利益。拉萨尔所极力反对的，是德法人民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大陆上两个文明大国为了民族的幻想而互相厮杀，事实上双方都为王朝的利益所利用。拉萨尔认为一个同民族的切身问题无关、只从病态的过分强烈的民族感情，从极端的爱国主义，从幼稚的反法主义中吸取精神养料的反法的全面战争，对于欧洲文明，因而对于一切民族利益和一切革命利益是最大的危险。因为发生这种战争的可能性日益增加，因为还站在极左边的社会舆论的报纸《国民报》和《人民报》把民族运动推入这种战争，所以拉萨尔就把反对即将到来的灾祸看做是自己的义务。
　　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深入地论述，德国根本没有面临真正的威胁。德意志民族由于意大利统一运动的成功，可以得到最切身的利益，一件好事不会因为一个坏人要实行它就变成坏的。“如果路易·拿破仑把一件伟大的、完全符合民族利益的事业拿在手里，恰恰是为了通过这一事业在各族人民心中得到的反应，为自己骗得几文钱的民心，那么人们就不给他这几文钱，使得他为了个人目的而决心做的事对这种个人目的没有好处。但是，根据最普通的常识，人们现在怎么能想反对他过去需要、希望和追求的东西呢？”一方面有一个坏人想实行一件好事。另一方面有一件坏事和一个——“是呀，什么人呢？这个人的情况如何呢？我们很想知道，人们所指点的路易·波拿巴所做的坏事，有哪些是奥地利没有做过的……路易·拿破仑有凯恩^[7]，奥地利不也有阿拉德^[8]的屠杀之夜和匈牙利将军的绞架吗？……至于谈到分裂的德国的责难和普鲁士的责难，谁的天平应该大大下沉，是由事情的本质决定的。对于罗伯特·勃鲁姆、奥里穆茨、霍尔斯坦、布隆采耳，路易·拿破仑不应负责。”同波拿巴专制主义相比，奥地利专制主义是民主发展的更危险的敌人。它代表一个完整的反动原则而波拿巴本人虽是一个专制君主，可是由于经常向民主原则献媚必然使自己成为可笑人物并使自已的地位成为不可靠的。
　　阻止削弱奥地利，对德国人民没有什么利益，相反地，彻底摧毁奥地利乃是德国统一的首要条件。德国统一运动至今失败的原因在于奥地利依靠德国以外的占领地取得了独立的世界地位。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独立的那一天，一千二百万德意志—奥地利人回到德国人民的怀抱，然后他们才能感到自己是德国人，然后才可能成立一个统一的德国。关于奥地利这个国家概念，拉萨尔说，这个概念必然被扯碎、割裂、消灭、压碎，它的灰必然被撒到四面八方。他明确反对对这个论点的任何普鲁士解释。他不是以一种专门普鲁士的意识而是以纯德意志的意识谈论世界的；即使他是奥地利人，他也这样说。
　　然后拉萨尔详细说明，路易·拿破仑为什么不能考虑占领意大利，更不能考虑为夺取莱茵而进行战争。虽然他在欧洲是个被许多人估价过高的人物，可是他决不会醉心于这样愚蠢和不可行的、不适合他的整个地位的征服计划。他所能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把萨瓦并于法国。由于语言、位置、主张和交往关系同法国接近，萨瓦迟早总要并于法国，在德国得到同这一扩张相当的补偿的时候，这种合并是没有妨害的。
　　但是，假设有这种很不可能的情况，即波拿巴醉心于幻想的征服计划，德国人有什么理由这样不体面地惧怕呢？为什么要这样可怕地呼救并且想到耶拿之战呢？同恩格斯相似，拉萨尔嘲笑了从耶拿之战看到德国国力的正常水平的可爱的爱国者。由于过分的畏惧而变得不顾死活！因为害怕至少很不确实、很不可能的法国对德国进攻的灾祸，所以就想推动对法国进攻，把不确实的灾祸变成确实的，把担心的可能性变为实际的现实性。的确，人们这样做就扩大了一个仅仅认为可能的灾祸，因为很明显，德国在对法国进攻的抵抗中和在入侵法国的战争中能够而且必将发展的力量大不相同，入侵法国会使法国人民集结在波拿巴的周围，只会巩固他的统治。
　　拉萨尔用热情的笔调描述了德法人民之间的战争的后果。他强调指出，虽然两国人民之间的任何战争都是不幸事件，但是并非每个这种战争都必然有这样有害的后果。双方或者只有一方进行的是真正的内阁战争，就像没有打到色当以前所进行的战争就不会有这种有害的后果。但是，不是为了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进行的，同时能够激发德国的社会舆论和民族情绪的战争，就像打到色当以后所进行的战争，就像1859年所谓民主派的发言人所鼓吹的战争就会有这种有害的后果。“要说民主派方面没有看到这种战争是可以想到的最违背文明的事件，这怎么可能呢？欧洲的一切政治自由，一切导致文明的进步，精神的观念群的一切增殖和实现，总之一切民主发展，从而一切文化发展都不可改变地依赖于两个大文明民族，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很好的谅解，对于每个只要能够大致看到欧洲文化史进程的人来说，决没有比在这反法主义复兴的时刻宣布这件事更合时宜的了。不仅某一个民族的命运同这一点有关——这是整个欧洲民主的切身问题！这两国人民之间的民族仇恨这只终于被制服的吃人老虎又从洞里走出来了——大约再过三十年，任何文化进步都被阻止，任何政治进展都受到阻碍，一切精神的混乱都有可能，又给一切黑暗的马基雅弗利主义的内阁政策开了方便之门，相互征服和相互消灭的野蛮欲望代替内部的发展被写在两国人民的旗帜上。这是反动原则自从1848年3月以来所取得的最巨大、最不可忽视的胜利！”在色当之役发生三十年后，对于这一预言的深刻性和正确性就无需赘言了。
　　拉萨尔著作的重点是在这里，而不是在人们常常提到的最后一节。拉萨尔在说明了民族运动正想走上的灾难性歧途以后，为了在他的证明里砌好最后一块石头，他必须回答，既然存在这个运动（拉萨尔也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承认这一点），那么它应该选择哪条道路。他用下面几句话说明了这条正确的道路：“唯一的、体面的、伟大的、符合德意志民族也符合普鲁士人的利益的态度是下述的普鲁士的话：‘拿破仑根据民族原则在南方修改欧洲的地图，那么好吧，我们在北方也这样做。拿破仑解放意大利，那么好吧，我们就占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在这样宣称的同时，我们的军队就被派去同丹麦人作战。”在这一战争中，普鲁士的民主派可以而且必将充当旗手。如果普鲁士政府踌躇不前，什么也不干，那就又一次证明德国的君主制已经不能为民族做事了。如果普鲁士政府在民族利益没有受到危害的情况下终于使德国卷入民族仇杀的对法战争之中，那么它就会发现民主派是它的敌人。
　　拉萨尔的著作被两个广泛传播而又没有根据的错误所歪曲。柯尼希格累茨战役^[9]以后，民族自由党的一个国务活动家为给自己的不安的良心寻找安慰的理由，看了这本著作，并且立即向外界宣称，俾斯麦的德国政策在民族革命家拉萨尔身上得到了一个很有证明力的宣誓证人。出于这种党派政策的考虑，就渐渐产生了一种神话，说拉萨尔写这本著作时有一个目的，就是给后来俾斯麦所执行的普鲁士的分裂政策开路。可是我们只要用不多几句话就可以驳倒这些臆断。
　　1863年丹麦国王逝世，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又一次被提到日程上来。这时产生了一个民族运动，它同1859年运动的区别是，它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目标——使易北河公国脱离丹麦，这就等于撕毁1852年5月8日的伦敦议定书，在这个议定书里大国利用专制的暴力手段，偏袒丹麦王室改变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继承权。大小德意志派的政治活动家在这种场合终于暴露出自己是同一种资产阶级局限性的相对的两极。他们的合作迫使反对丹麦贵族统治的广泛运动接受一个价值大有疑问的实际纲领，即承认奥古斯滕堡王储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公爵，承认王侯的一种权利，自从王储的父亲得了一笔可观的钱而出让了这种权利以来，它的合法性就不再放出纯洁无瑕的光辉了。但是俾斯麦对这点并不介意，或者只是在他打算为了普鲁士王权的利益欺骗奥古斯滕堡家族的时候才注意这个问题。他用力打击的对象是民众运动的真正核心，是撕毁伦敦议定书的要求。俾斯麦以宣布庄严地肯定德国的耻辱的议定书是一个合法文件来开始他的民族政策。
　　他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政策以这一事实为根据，即丹麦没有履行伦敦议定书给他规定的义务，这样他正好承认了这个议定书在法律上有效。俾斯麦不愿得罪任何大国。而是利用外交伎俩在它们之间周旋，以便为普鲁士王室攫取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他争取同奥地利结成同盟并让奥地利插手，适当控制民族运动，以缓和奥地利的妒嫉心。他投效沙皇专制政权，担任镇压波兰的刽子手，以压制俄国的妒嫉心。他用“拖延谈判”刺激波拿巴对德国边界的野心，引诱法国的妒嫉心。比较厉害的敌人只剩下一个英国了，可是他一开始就知道，英国是不会单独用武力帮助丹麦的。虽然如此，假如丹麦政府听从英国外交家的意见，表示愿意放弃把什列斯维希合并于丹麦王国的政策，这样，首先就违反了伦敦议定书，而俾斯麦的天才政策就会得到辉煌的成果，即把易北河公国永远送给丹麦。普鲁士历史学家中最忠实地崇拜俾斯麦的人摇着脑袋说，俾斯麦把他整个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政策全押在欺骗丹麦这一张牌上是他的巨大冒险。俾斯麦本人后来也吹牛说，他为这件外交活动最感自豪，可是当火还烧着他的指头的时候，他说话的声调却是另一种样子。在丹麦的顽固性使他能够抛弃伦敦议定书以后的一天，他给一个朋友写信说：“我在政界工作越久，我就越不相信人的算计……同时在我身上，对神至今的保佑的感激之情上升为一种信念，那就是主也能把我们的错误变成我们的幸福，我每天都以有益的谦恭态度，体会到这点。”玩弄假虔诚的词藻向来不是俾斯麦的弱点。如果说他这次搅扰了主，那就是从心底吐出的一口长气。
　　这里没有必要研究俾斯麦在他的特殊情况下是否必须执行这种政策，或者他能否执行另一种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十分明显的是，他1863年的政策同拉萨尔1859年的政策不同，正如反动的内阁战争同革命的人民战争不同一样。拉萨尔正是要求普鲁士用革命的决议撕毁伦敦议定书，把字片扔到欧洲大国的面前。普鲁士应当用行动证明，德国终于能够独立处理自己的事务。俾斯麦通过自愿在波兰充当刽子手博得沙皇专制政权的欢心，而拉萨尔则想利用波兰起义，“赶走这个凶神”，这种相似性又是多么惊人啊！只要这样说就够了，拉萨尔所要求的就是十一年前《新莱茵报》所要求的解放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革命的人民战争。因此责备他为了煽动民众而鼓吹一种他根本不希望有的，而且肯定打不起来的战争，这也是不正确的。拉萨尔很希望，非常希望有这种战争，他希望有这种战争的原因（他当然知道而且决不讳言）就是使普鲁士王权不可能进行这种战争的原因。因为普鲁士王权不可能进行使自己也遭到牺牲的战争。它不能从事“民族事业”，因为开始做任何“民族事业”时，都必须对它自己进行审判。
　　因此，拉萨尔推荐的不是俾斯麦后来执行的德国政策，而恰恰相反，但是这种推荐对拉萨尔决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拉萨尔想使民族运动不犯重大错误，提出了正确的目标来对抗民族运动所追求的错误目标，可是也不讳言，实际上这个正确目标在当前的情况下也是达不到的。他对激动的群众说，如果你们要想推行民族政策，那么就使王侯成为你们的民族利益的挽马。如果他们不愿被利用，那么你们就更要警惕他们使你们成为王朝利益的挽马。
　　拉萨尔没有向大德意志派的立场作任何让步，也没有向小德意志派立场作任何让步。在要求粉碎奥地利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拉萨尔由于有这个要求而被误认为“小德意志派”，恩格斯因为不能热衷于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暴力统治偶尔也有人骂他是“小德意志派”。欧洲不能没有奥地利，这是一个教条，小德意志和大德意志的错误都是由这个教条产生的。所有小德意志派——从加格恩到特赖奇克——，都认为毁灭奥地利是一个“可怕的不幸”。正因为没有这一毁灭，就不可能有整个德国，所以他们就以一个拔掉毛的德国为满足。根据这一点后来拉萨尔说过，小德意志纯粹是在严肃性，战争、革命、共和国面前的怯懦和恐惧，是一种很大的民族背叛。他一辈子没有写过一句有利于小德意志派的话。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十分相似的话说过，从十八世纪中叶以来，能为奥地利作为一个国家存在进行辩护的唯一情况，是它对俄国在东欧的进展的无用的、不彻底的、怯懦但又顽固的抵抗，拉萨尔的看法也是这样。如果一个独立的德国，一个独立的波兰，一个独立的匈牙利能比奥地利强权国家对沙皇专制政权的扩张进行更为顽强、彻底和勇敢的抵抗，那么上述的存在理由就完全丧失了。
　　拉萨尔的策略在各方面都是正大光明的、革命的，而且也是正确的。事态的历史过程是人所共知的。已经担任了几个月摄政的普鲁士亲王踌躇不定。用萨瓦王朝的方式掌握民族运动，完全在他的反动视界之外。对于推行牺牲奥地利利益的普鲁士侵略政策，他并不是没有欲望，只是暂时缺乏勇气。他不知道他应该坐在法国给他搬来的椅子上还是坐在奥地利给他搬来的椅子上，他终于十分热情地坐在这两张椅子之间。他动员了普鲁士军队，这是对法国的一半威胁，他要求对德国邦联军队有独立的指挥权，这是对奥地利的一半威胁。法国政府同样大声宣称，普鲁士阻碍它完成解放民族的使命，奥地利政府宣称，普鲁士阻止它保卫最神圣的财产。法奥两国很快地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和约，普鲁士的政策又一次成为欧洲普遍嘲笑的对象。
　　事情不仅有可笑的一面，而且也有其严肃的一面。奥地利政府正式声明，普鲁士拒绝作为奥地利的藩臣进行战争，使放弃伦巴第订立和约成为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同保持奥地利对德国的霸权，即延续德国的分裂状态相比，不忠诚的伦巴第的价值要小得多。由此可见，在奥地利的监督下进行的德国人民的反法战争，不管是波拿巴专制政权胜利还是哈布斯堡专制政权胜利，都是使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去一害又来一害。粗野的波拿巴对他的恭顺的上院声称，假如继续进行战争，他就必须做一个君主只是为了本国的独立才敢做的事情，也就是说远远超过波拿巴主义的力量的事情。可见，对这只狐狸来说，莱茵的葡萄挂得太高了。在普鲁士动员军队以后，沙皇终于派侍从武官长到法军司令部去促成和约的缔结。由此证明，俄国同法国一样没有准备打世界大战，而不打世界大战就得不到莱茵河，也得不到君士坦丁堡，因此证明德国根本没有受到严重威胁。正如拉萨尔在他的著作中预言的那样，事实必然证明他是正确的。
　　第二年，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又一次在专门著作中回到1859年欧洲危机这个问题上来。拉萨尔在他论费希特的政治遗言的著作中指出，只有成立统一的不可分的共和国，才能实现同德国的奥地利化或普鲁士化相反的民族统一。他非常客气，但也十分明确地说出民族可以对诸侯抱什么期望，他写道，要求这种决断合乎理想，要求某些人为了民族统一牺牲王朝利益，这简直是愚蠢，这些人的精神品格同其他所有人的精神品格一样，是他们的教育、传统、喜好和历史等因素的固定产物，我们之中的任何人（如果他的教养和教育由这些因素决定的话）所做不到的，他们也做不到。
　　马克思在他反对卡尔·福格特的著作中回顾了1859年的历史。从前的帝国摄政，现在的波拿巴的雇佣文人用最卑劣的、被《国民报》热心采用和广泛传播的诽谤攻击马克思。马克思企图在普鲁士法庭上反驳对他的告发，可是由于柏林法官采取了著名的公正态度而未能实现。法官们用最卑鄙的借口否定了被误解的革命者的权利。于是马克思自己在对诽谤者进行惩罚的可怕的法庭上实现这个权利。这是一本很有份量的著作，它的标题上有福格特的名字，拉萨尔称它是一本“杰出的书”。马克思在这本书里没有直接接触一年前他同拉萨尔争论的问题。为什么不谈这个问题呢？他在序言中说：“为了避免可能的误会，我只注明一点：1848年以前，人们已经都同意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独立不仅是这些国家的权利，而且也是德国和欧洲的利益，而在路易·拿破仑1859年意大利战争之际，对德国应采取的策略，却有了完全对立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对立，是由于对事实的前提有对立的判断而产生的，决定这些判断还须留待以后的时间。关于我的判断，在本书内，我只涉及与福格特和他那一伙人的观点有关之处。甚至他假装着要代表的，或他在想像中代表一大堆没头脑的人的观点，也都落在我批判的范围以外。我只讨论他所真正代表的观点。”^[10]但是马克思在揭发福格特的鼓动工作的波拿巴主义根源的同时，必须分析前一年的历史，并在这今天还有很大教益的研究中得出事实上对拉萨尔的策略作了重大让步的结论。马克思指出，波拿巴只能进行局部的战争，这比拉萨尔的说明几乎更为确切。
　　恩格斯的关于萨瓦、尼斯和莱茵的著作^[11]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恩格斯说，路易·波拿巴只是沙皇政府手中的一个工具，沙皇政府很希望法奥两国缔结维拉弗兰卡和约，因为始终还没有克服的国力枯竭、俄属波兰的骚动，贵族对废除农奴制的反抗使它不能进行对外战争。这一切越是正确，就越不用担心去年签订的波拿巴—沙皇条约会威胁德国了。恩格斯的著作的核心是关于波拿巴主义并吞萨瓦和尼斯而形成的强大军事地位的十分重要的军事科学论述。拉萨尔在他的著作里几乎没有接触到这个重要问题。
　　在回顾整个争论时，我们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欧洲政局的理解比拉萨尔深而广，可是在拉萨尔同他们发生意见分歧的一个问题上，他比他们看得清楚，明确。对德国来说，这个问题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

^[1]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党》，载德文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史》第2卷，第832页。

^[2] 莱茵联盟是指1808年7月在拿破仑第一的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的各邦的联盟，这些邦实际上成了拿破仑法国的藩属。——译者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7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91页。

^[5] 同上书第297页。

^[6] 参阅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一组论文，载德文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史》第2卷，第641—686页。——原编者

^[7] 凯恩（Cayenne）是法属圭亚那（南美）的首府，从十八世纪末年到1854年是法国政治犯服苦役和流放的地方，有“不流血的断头台”之称。——译者

^[8] 阿拉德（Arad）罗马尼亚西部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属匈牙利。——译者

^[9] 柯尼希格累茨，捷克斯洛伐克城名，捷克称作：赫腊德次—克腊洛佛，1866年7月3日在此举行普奥战争的决定性战役，结果普军得胜。——译者

^[10] 卡尔·马克思《福格特先生》，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3页。

^[11] 指恩格斯1860年写成的著作《萨瓦、尼斯与莱茵》，中译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33—680页。——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