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把中央委员会迁往科伦，并没有能够挽救共产主义者同盟，使它成为一个统一的组织。现存的对立爆发为公开的斗争，还在9月15日那次决定性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施拉姆就向维利希提出用手枪进行决斗，决斗在安特卫普进行，结果施拉姆受了轻伤。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可是他们没有能够阻止。
　　在争论中，中央委员会的多数站在他们一边，但是这个多数并不代表盟员的多数。革命的漩涡给同盟带来的新盟员中的大多数人现在还在这个漩涡中漂流，他们没有受过像鲍威尔、埃卡留斯、普芬德这些工人受过的锻炼。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鲍威尔、埃卡留斯、普芬德、载勒尔、施拉姆、斐·沃尔弗、李卜克内西和其他几个人退出的伦敦工人教育协会拥护维利希和沙佩尔，伦敦区部也是这样，它利用自己的全权解除了现任的中央委员的职务，把马克思和他的同志开除出盟，并且选举了一个以9月15日的少数派为核心的新的中央委员会。虽然科伦区部接受了多数派在这一天给它的委托，选举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贝克尔、毕尔格尔斯和制雪茄烟的工人勒泽尔当选为中央委员，科伦区部还委托埃卡留斯为一方，沙佩尔为另一方各成立一个新的科伦区部。可是维利希和沙佩尔以向科伦派出特使作为回答，特使的任务是先用和蔼的态度劝说那里的区部投降，如果达不到目的，就把这个区部开除出盟。科伦区部没有投降，当特使宣布将它开除出盟时，它回答说，这样一来，旧的伦敦区部及其中央委员会就把自己开除出盟了。于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就分裂为两个集团。
　　维利希—沙佩尔分裂派表面上取得了胜利。不过它的存在只是为了堵塞自己的生命泉源。分裂派之所以造成分裂是因为它想进行革命游戏，可是革命游戏给它送来的不可靠分子——从空谈家到狡猾的密探——越多，就越使它解除武装。分裂派在巴黎建立了三个新支部，然而这个成果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这几个支部里，占统治地位的是那种凶暴而浮夸的吉卜赛人的热情，这种热情在三十年代的革命者身上还可以解释，而经过一次实际革命以后就成为十分幼稚的了。维利希和沙佩尔在对他们的分裂派发表的宣言中也没有大大超出这个范围。在同“毫无组织能力，不能做任何实际工作的马克思—恩格斯集团”进行的激烈争论中，他们自夸是和“文人”和“只会写文章的”盟员不同的“行动者”。维利希在1851年1月写信给科伦的贝克尔，叫贝克尔使科伦驻军革命化；并说如果科伦革命完成了，他本人是不会拒绝担负下一步行动的领导责任的。贝克尔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正确地刻划了这种革命游戏：“维利希的这些愚蠢行为将使许许多多的人倒楣，因为光是这样一封信就足以保证成百个审判‘煽动者’的法官拿到三年的薪金。”维利希秘密地向普鲁士军官寄发的要求他们进行革命的一份夸张的号召，不出三天就刊载在《十字报》上了。
　　此外，维利希—沙佩尔分裂派还参加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流亡者的一切唐吉诃德式的行动。维利希甚至追随金克尔首先参加了把德国革命建立在股票基础上的愚蠢行为。金克尔在拉施塔特军事法庭上就已经暴露了严重的软弱性，由于普鲁士国王的报复欲望，他才又得到殉难者的荣誉，他逃出施潘道监狱以后在伦敦扮演着一个被弗莱里格拉特写诗讽刺的有趣的沙龙蛊惑家的可疑角色。他学习科苏特的榜样在美国作了一次革命的乞讨旅行。可是，因为他毕竟不是科苏特，所以他甚至也没有像科苏特那样带一大笔钱回来，而只带回一千五百英镑，其中约三分之一作为旅费和其他费用报销了，为此发生了种种丑恶的争吵。剩下来的钱存在一家英国银行里，作为德国第一届临时政府的经费，维利希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这一切假面戏。
　　旧同盟的骨干却十分认真地执行自己的任务。科伦中央委员会1850年12月1日的告同盟书丝毫没有反同盟派的大话。相反地它毫不隐讳，内部分裂使同盟陷入混乱状态。派往南德、莱茵省、萨克森王国和西里西亚四处去的四个特使带来令人不快的消息；只有莱茵省还有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就是这个组织也不强大；科伦区部和法兰克福区部一共只有十一个支部。
　　四个特使之一的裁缝帮工诺特荣克于1851年5月10日偶然因缺乏身分证明书在莱比锡被捕。警察在他那里查获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央委员会1850年3月和12月的《告同盟书》、贝克尔和毕尔格尔斯的信和一些人名住址。这些线索和在汉堡被捕的店员豪普特的供词使警察当局发现了科伦中央委员会。同盟的十一个盟员被控图谋叛国遭到审前羁押，这十一个人是：诺特荣克、贝克尔、毕尔格尔斯、勒泽尔、店员埃尔哈特和赖夫、裁缝帮工列斯纳、化学师奥托和三个医生即丹尼尔斯、雅科比和克莱因。遭到控告的弗莱里格拉特已在伦敦，普鲁士司法的力量达不到那里。
　　普鲁士政府力图使这次控告成为一个轰动全国的行动。虽然它并不是不知道同盟在当时的情况下，实际上没有什么危害，可是反革命需要一个可怕的密谋的恶鬼，来消灭资产阶级反抗的最后残余。过去陪审法庭在这方面曾经表示出某种必须压制的独立性。最后，问题就在于把政治警察由使它在瓦尔德克叛国案中当众出丑的、三月革命前的拙劣状态提高到甚至容克地主也能理解的、工业时代不可缺少的老练的国家技术的水平。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为这些崇高的目的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试验品；本想用来伤害资产阶级的武器可以在工人身上试试它是否锋利。于是人们大肆宣扬说，科伦的被告是一个叛国阴谋的领导人，这个阴谋像吸血鬼似的紧抓住文明世界。
　　当然在这条光辉道路的开头就存在着一个似乎不可克服的障碍。警察和司法当局所掌握的全部证明材料，只能证明共产主义者同盟不是一个秘密阴谋也不是一个可怕的阴谋，而是一个秘密的宣传协会，在Code〔法典〕里并没有规定要惩罚秘密的协会。《共产党宣言》中的每一行字都抗议所谓要想进行阴谋活动的诬告，在诺特荣克那里查获的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告同盟书》只谈到共产党人对未来的民主派政府的态度，因而根本没有涉及浪漫主义国王的现政府。事实上1851年10月，科伦上诉法院的检察院也作了决定，认为缺乏起诉所必需的客观犯罪构成，因此必须重新开始侦查。
　　可是，要扫除的障碍越大，目标就越显得锈人。既然缺乏证据，那么政治警察就必须制造证据；如果资产阶级的陪审员在没有证据或者只有伪造的证据的情况下进行判决，那么他们的名誉就更坏。1851年春天被派往伦敦工业展览会以监视德国流亡者的警察顾问施梯伯在诺特荣克被捕以后就得到了必要的暗示。在革命年代里他以热情的自由战士和拒绝纳税派的保护人的姿态度过了艰苦岁月，可是在革命过去以后，他又怀着后悔的心情回到警察的美好生活里，甚至柏林警察总监冯·辛克尔代对于重新使用这个卑劣的、到处挨骂的人也不是没有反对。可是王室之鹫向他鼓动着仁慈的翅膀。自己也想做一个艺术家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阴险狡猾地对诗人和艺术史家金克尔“施恩”，判他在监狱里纺羊毛；当金克尔侥幸逃脱了这个把人慢慢折磨至死的境地以后，这位虔诚的君主写信给曼托伊费尔说：“这件事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不想把这种想法直接归于纯洁的思想之列，这就是：施梯伯也许是揭露这一解救阴谋的组织的有价值的人物，也许他能使普鲁士公众看到一出正当地渴望已久的戏，即一个阴谋被破获并且（首先）受到惩办。请您马上任用施梯伯并叫他开始试验。我相信这个想法会得到很多收获，我对这个理想的立即实现非常重视。”^[1]施梯伯荣幸地从国王本人那里接受了密探的任务，于是他就急忙施展他全部的密探伎俩。
　　他在伦敦很快就发现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存在，他命令同那个集团的秘书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的密探罗伊特盗窃这个集团的来往信件。施梯伯善于利用这个宝物。他派密探弗略里到巴黎去，为的是在维利希—沙佩尔秘密同盟的巴黎支部里制造一个真正的阴谋，这个弗略里本名克劳泽，是一个抢劫杀人犯的儿子，从小就靠当窃贼、警探和教养犯为生。施梯伯以道地的警察眼光从偷来的来往文件中看出，巴黎支部给密探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他可以肯定在大家都在期待的政变前夕，波拿巴警察当局是会用感激的心情接受并利用一个给它准备好的阴谋的。
　　事情也就这样发生了。弗略里在巴黎支部里除了发现了几个道地的狂人之外，已经发现了一个腐烂透顶的家伙——舍尔瓦尔，他曾给普鲁士驻巴黎公使当过间谍，他并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爱尔兰人而是一个与其说是体面的，不如说是不体面的莱茵普鲁士人，名叫克列美尔，1844年他曾因伪造汇票被捕，后来从亚琛的监狱里逃出来。同他认识以后，弗略里的事情就更好办了。领导维利希—沙佩尔分裂派斯特拉斯堡支部的吉佩里希也是同一类型的人物。1851年9月，弗略里就把他的任务完成到这种程度，以致施梯伯和警监格莱夫只要来到巴黎作为一个旨在推翻法国宪法的密谋的发现者在救国的蓝色烟火中发光就行了。在这种情况下，阴谋的司法范畴已经实现，因此1852年2月几个可怜的德国工人被巴黎陪审法庭判处长短不等的徒刑。舍尔瓦尔和吉佩里希被判八年监禁，看起来对他们的判刑严得多，其实只是一种障眼法。他们在判刑以后不久就从监狱里逃走了，因为波拿巴和普鲁士的救国者一致认为，不能让这么有用的人躺在监狱里睡大觉。
　　这次警察远征虽然战果辉煌，可是还没有达到它本来的目的：它没有提供对付科伦被告的材料。警察机关逮捕这些被告以后就想制造一个阴谋，而它不能使他们对这个阴谋负责。在巴黎支部中发现的一切关系，也没有一个同科伦中央委员会或马克思—恩格斯集团有任何联系。在罗伊特盗窃的文件中，的确有一个由马克思和他的朋友签署的文件，可是这个文件是一个只有一行半字的无关紧要的声明，说他们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伦敦工人教育协会。施梯伯弄到的真正有价值的文件同科伦被告人毫无关系，这些文件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它们——比如舍尔瓦尔和吉佩里希之间的具有施因德汉斯^[2]风格的通信——必然使资产阶级陪审员吓得面如土色。
　　普鲁士警察把它的活动场所迁到伦敦。参加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亨策少尉在这里做了密探专业的最初几次练习，不久以后的拉登多夫和维格尔斯案件将要表明他是这一行里的重要人物。可是从维利希—沙佩尔集团里发掘不出更多的人材，至少找不出可以用来反对科伦被告的人。这时已经当了普鲁士驻伦敦公使馆随员的格莱夫叫密探威廉·希尔施无论如何要编造关于马克思派的同盟秘密会议的记录，不过不要编得太不像样；以一个正派商人的身分侨居英国首都的弗略里也对这个密探说明了普鲁士警察机关的愿望：“文件是主要的东西；人们即使不能制造，也必须懂得给自己想办法。”希尔施是汉堡的一个店员，1850年12月他戴着共产主义流亡者的假面具混进了一个马克思每周同朋友们在其中聚会一次的私人团体，可是1851年1月就被揭发并被开除出去。“马克思派”真厉害，它没有提供一点可以用来对付科伦被告的东西。于是弗略里和希尔施就尽量自己想办法，他们每周都在弗略里家里伪造“马克思派同盟秘密会议”记录。在弗略里家的上面一层楼上住着精明强干的格莱夫。他们把这些记录卖给普鲁士政府，得了一大笔钱，而普鲁士政府以为有了这两个不学无术的流浪汉的胡言乱语就掌握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秘密的学说。
　　尽管“客观的犯罪构成”日渐增多，普鲁士政府觉得还不十分舒服。对科伦被告的口头审讯由一个陪审法庭推给另一个陪审法庭。科伦警察厅、柏林警察总局、司法部和内务部经常对侦查的过程进行干涉，结果始终是：无中不能生有。它们甚至倒了个大楣，他们的主要证人豪普特被因他叛变而感到羞耻的亲戚在开庭以前赶到巴西去了。这时公众已经越等越不耐烦了。一年半以后，人们终于不得不决定拉开遮住这个轰动一时的戏剧的幕布。事情是在采取最严密的预防措施的情况下进行的。经过仔细物色的陪审员是从统治阶级中挑出的一群胆小鬼；政府当局直接违反法律，甚至在起诉书送达以后还禁止辩护人同被告交谈；在普鲁士国家一向善于组织盗窃信件的邮局的“暗检室”受到了鼓励，这次表现出从所未有的能耐，使得辩护人得不到任何来自外面的帮助，而施梯伯则准备尽力一个接着一个地作伪誓。
　　审判从1852年10月7日到11月12日一共进行了六个星期。警察机关常常制造一些小的意外事件，比如拿出一个荒唐绝伦的文件，说是马克思写的，可是立即就被揭穿是伪造的，此外，施梯伯企图把被告卷入舍尔瓦尔的密谋之中，因此他把许多杂乱的日期和人名混在一起，只要一种谎话说出以后不致立即被揭穿，他就敢说。舍尔瓦尔给吉佩里希的一封里那尔多^[3]之信宣读了不下三次，为的是使陪审员明了共产主义的恶毒罪行。可是施梯伯的一切伪誓还不能促使资产阶级陪审员的有限的顺民理智或对神圣私有财产的深切关怀越过这个简单的逻辑：人们不能使被告对警探在他们侦查羁押期间，在他们明白反对的组织中制造的阴谋负责。
　　施梯伯看到，他不得不施展他最有力的伎俩了。10月23日，他承认只有维利希—沙佩尔分裂派同舍尔瓦尔的密谋有关。但是他说，他将提供马克思—恩格斯派的原本记录，这个原本记录是一位伦敦来的特别信使给他带来的，它揭露了在莱茵省、在科伦，甚至就在法庭里的最可怕的阴谋活动。这位特别信使就是他的朋友格莱夫。这个记录本里面就是弗略里和希尔施伪造的记录。据说这个本子里的记录是马克思—恩格斯派的秘书H. 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亲自记的并且他们还签了字。施梯伯一口咬定这个记录本是真的，理由很明显，因为这个记录本的内容同他从他的密探那里了解到的马克思派秘密会议的情况相吻合。起初被告和他们的辩护人没有材料揭露警察机关的阴谋，警察和邮政当局急忙采取措施切断可怕的马克思从伦敦寄来的一切辩护材料。
　　但是普鲁士国家的一切权力都不能使伪造的罪证生效。在科伦当地找到了林格斯和李卜克内西（伪造者连李卜克内西的名字都写错了）的真正笔迹，尽管邮政局偷信，马克思还是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使辩护人掌握了必要的材料。施梯伯还做了一个最后的绝望尝试，他派警监戈德海姆到伦敦去引诱密探希尔施（答应给他固定的国家津贴）来科伦，在法庭上以H. 李卜克内西的名义发誓证明记录本的真实性。但是希尔施完全正确地预感到，由于这一冒险，他可能没有拿到普鲁士国家津贴就先当了警察当局的替罪羊和伪誓犯。他拒绝了这个诱惑者，却在维利希面前打开了他美丽灵魂的秘密橱柜，维利希驱使他于11月6日向英国官厅作了声明，他无异发誓作证说，他是在格莱夫和弗略里的指使下伪造了记录本。于是科伦的代理人不得不说这个漂亮的证据是“不可靠的”，这是一个“倒楣的本子”。
　　宣判科伦被告无罪看来是必然的。德国和英国资产阶级报纸让舆论对案件的不利结局作好准备。可是11月12日，陪审法庭却宣判十一个被告中的七个人有罪：勒泽尔、毕尔格尔斯和诺特荣克被判六年要塞监禁，赖夫、奥托和贝克尔被判五年要塞监禁，列斯纳被判三年要塞监禁。这是三月事变以来陪审法庭的第一次堕落；它面临着一项抉择，是对几个共产主义者进行司法迫害呢，还是在公众面前把丑行的烙印打在普鲁士政府的额前？它决定采取司法迫害。
　　随后，在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残余组织瓦解了，在解散决议中举出的理由是，自从科伦被判罪者被捕以来同大陆的一切联系都已断绝，这样一种宣传团体已经根本不合时宜。两三个月后维利希—沙佩尔分裂集团也就寿终正寝了。沙佩尔认识到“流亡者的愚蠢行为”的失策，维利希到了美国，在六十年代的内战中他作了将军，很有声名。
　　德国工人运动随着它的最坚强的组织的解散，也就结束了它的第一个阶段。十一月政变后被逐出柏林的魏特林还在汉堡和阿尔托那进行了几个月的共产主义宣传，并非毫无收获；他建立了一个解放同盟，使得毛布织工雅科布·奥多尔夫成了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可是早在1849年8月警察就找到了魏特林鼓动工作的线索。后来奥多尔夫还受同志们的秘密委托到了英国，为的是同那里的流亡者商谈在北德进行武装起义，可是由于以马克思为首的一些人的劝说，他认识到这种企图是毫无成功希望的。魏特林逃到美国，后来就没有再回德国去。他还做了一件有功的事，就是在侨居美国的德国工人之中开展了一个有力的运动，可是由于他固执己见并抱有空想计划不久就又失去了在这个运动中的领导地位。直到他1871年去世为止，他和他为数甚多的家属都靠他在卡斯尔花园，纽约港的入口仓库当一个小职员挣钱糊口。他写下的最后的书面证言表明，他终于完全陷入固定观念之中，并计划一个天文学的彻底变革，在这个变革中他将使地球再成为世界的中心。他死在对他的功过应该作出公正评价的时代的开始阶段。
　　好像是由工人结义会转来的几个盟员使共产主义者同盟继续存在了一个时期。在他们的种种实际活动中，只有保健协会得到了发展，这个协会的会员每月交很少的会费，生病时可以得到免费医疗并领到药物。到1853年春天这些协会才被禁止，那时政治警察用半年前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曾向革命的无产阶级抛出的法宝在拉登多夫案件中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抛去。在这个案件中，施梯伯表现了一定的逻辑性，他没有把保健协会算做无产阶级的灾难而算做资产阶级的灾难。这些协会当然可以不再算做无产阶级的组织；它们已经完全资产阶级化了，资产阶级把它们看做是减少城市济贫预算的措施。自由派的慈善家们反对解散保健协会，他们的理由是，保健协会经常愿意在警察监视下举行集会。
　　在这些协会的命运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人结义会本身的命运。这个组织没有明确的原则，在革命期间，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能弥补了这个缺陷，可是当革命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中遭到失败，工业繁荣开始迅速发展的时候，这个缺点就明显地暴露出来。加之，波尔恩流亡国外，该组织及其机关报的后任领导人测量员施文尼格尔和排字工人甘洛夫又无论如何代替不了他。1850年2月20日至26日在莱比锡举行了工人结义会总会，有二十五名代表参加，其中也有几个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如比斯基和施泰祥。这次会议表现出最坚决的倾向，即放弃重大的政治改革，走迂回曲折的道路向资本主义社会乞求自力更生，因而得不到任何成果。法国无产阶级由于六月战斗的流血牺牲，由于它最有才能的领袖的去世和逃亡，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蓬勃发展而醉心于这样一种运动，用马克思的经典的话来说“即放弃利用旧世界本身内的一切强大手段来变革旧世界的思想，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生存的有限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4]。宪章运动失败以后在英国无产阶级中也产生了完全相同的倾向。相似的原因在德国工人阶级中也就产生了相似的结果。诚然德国工人阶级既没有经历六月战斗也没有参加宪章运动，但是从它的发展还很不够这一点来看，它在革命斗争中做了同英法两国的工人阶级同样伟大的工作，也经受了同它们相同的苦难。它需要一个休养和恢复元气的时间，以便了解革命的惨痛教训，认识工业发展的甜蜜诱惑。
　　现在还不能肯定，是不是如恩格斯所说，因为工人结义会处于次要地位所以反动派让它存在了很长时间，或者是不是如许多迹象表明，反革命打算先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然后再捅组织在这个同盟中的工人联合会的马蜂窝。总之，工人结义会在1850年中期才在普鲁士、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同时遭到破坏。那些邦的禁止政治团体互相联系的新反动结社法的规定在这一方面首先提供了一个借口。随着组织的瓦解，机关报也就停刊了。施文尼格尔由于所谓参加德累斯顿的五月起义被侦查羁押了一个较长时期，后来就被作为普鲁士生人从萨克森驱逐出境。甘洛夫还出版了《普罗米修斯》以代替《结义报》。这个周刊没有明确的立场，最多只是卖弄一种不明确的社会主义。《结义报》尖锐地批判蒲鲁东，《普罗米修斯》却以同样程度热烈颂扬蒲鲁东，它转载了卡尔·格律恩的淡而无味的文学作品，自己加上了很有才气的意见，说共产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关系就如占星术对天文学，炼金术对化学的关系一样。当《普罗米修斯》在普鲁士禁止出版的时候，它抱怨对一个“无罪的工人报纸”的残酷行为，这个报纸的任务是“扩大思想的明确性，说明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至少在最近五百年内是不可能的。”尽管这样小心地适应恶劣的时代，这个杂志的寿命已经有限了。甘洛夫被捕，1852年因“准备叛国罪行和有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嫌疑”被莱比锡上诉法院判处四年劳役。为了起到“警告”作用，萨克森内阁还把这个可耻的判决印出来公开传播。
　　工人结义会在德国西北部维持的时间最长，施泰祥在那里把这个组织的剩余成员集合在由他出版的《德国工人大厅》的周围，这个报纸虽然也适应反动时代，但是并没有因此而损害自己的事业。共产主义者同盟被发现以后，施泰祥被捕，他出版的报纸也就停刊。他本人在侦查羁押期间设法逃到英国去了。
　　德国邦联议会用1854年7月13日的决议在工人结义会的坟旁鸣炮致敬，“为了公共安全，各邦政府”有责任在两个月内取缔在它们辖境内仍然存在的、追求政治、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目标的工人联合会和工人结义会，禁止建立这些组织，违者严惩。这个非常法的主要制定人是邦联议会中的普鲁士代表冯·俾斯麦。

^[1] 这封信的手稿放在卡尔·毕特尔著《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在同时代报纸上的反映》一书中（1955年柏林版第17—18页）。——原编者

^[2] 施因德汉斯（意为屠夫汉斯）是十八世纪末德国莱茵地区一个强盗集团的首领约翰·毕克列尔的绰号。——译者

^[3] 里那尔多是德国作家福尔庇乌斯（Vulpius，1762—1827）写的一部强盗小说《里那尔多·里那尔迪尼》里的主人公。——译者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