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1908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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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

（1908年1月4日）

“一百年或二百年之后，当哲学思想方
面完成了新的革命时，您的著作即使
会被人引用，它们的价值会得到应有
的评价，但也不会再有人读它们了。”

——席勒致费希特书

　　1807年12月10日，一个星期日，中午12时到1时的时候，约翰·哥特利勃·费希特在现在正在拆毁的柏林大学大厦的圆厅里，“对包括男女两性的听众”，开始继续作他在三年以前所作的关于“当代的基本特点”的讲演。花了十四个星期日，每次总是在这样一个中午的时间，他作完了这一系列新讲演，后来在1808年5月，以《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1]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

　　这是费希特曾经发表过的全部著作中最著名的一种，不仅在德国哲学史上著名，甚至主要地不是在德国哲学史上，而是在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中更为著名；它给予了德意志民族的现代再生以火的洗礼。但是以后，象今天在大街小巷上游荡的样子的那种民族思想，连这种火焰的最后火花也熄灭了，席勒的忧伤的预言在费希特的最著名著作上应验的程度，比预言者当时所想到的要更高得多：不错，还有人在引用它，但不只是再也没有人读它，而且再也没有人给予应有的评价了。真的，谁要是听到德国自由主义的好汉们，怎样心满意足地引用他们的漂亮话中最漂亮的一句：“‘具有性格’和‘是德国的’，无疑是意义相同的”，他就不难了解，崇高的东西是可以变为可笑的，如果不是在一步之中，就是在一世纪之中。

　　如果德国的反动派象德国自由主义者一样喜欢饶舌，那么这个崇高的东西甚至会变成凶恶的东西，而且还象是具有充分权利的凶恶东西。那些智力有限的普鲁士将军，煞费苦心捏造证据，想证明如果普鲁士政府没有中人道精神和自由主义的毒，耶拿之败就不会发生，难道他们之中就没有一个人能援引费希特的著作吗？他正是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里把当时的灾祸解释为“由于国家领导软弱无力，用外国的说法来说就是由于人道精神、自由主义和平民化，但用德国话来说则正确得多——萎靡不振和行为不正”。难道现代蛊惑家不会衷心同意费希特下面那样一些话吗？他在这几篇演说中说，政府可以“对外背信弃义地行动，忘却自己的义务和荣誉，只要它对国内有足够的勇气，牢牢地握住政权，并使人极度畏惧自己就行了”。费希特不是居然赞扬了毕洛夫公爵对波兰语的可耻歼灭战吗？他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中提出了这样要求：“一个民族既已不能自治，那它就应该放弃自己的语言，而和它的征服者同化”。如果德国首相知道在费希特的著作中有这样的珠矶，他也许不只赞叹一通，恐怕会下决心去读一读的。

　　当然，费希特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已被整整一世纪的锈斑所布满。只有在历史批判的熔炉中才能给它以应有的评价。按照费希特所说的人选择什么哲学取决于他是什么样的人这句话的意思，不能根据言论来判断人，而要根据人来判断言论。这个论点，所有的哲学史家都应该奉为指南，但是这个论点常常被人忘记，甚至被可以自称为是富于科学精神的人所忘记。

　　例如朗格在《唯物主义史》里说：“不论以对立形式或以直线形式从自身中发展出来的哲学是没有的；而只有与自己的学说一同都是时代产物的哲学家”。但是，就是这个朗格，他后来在他的著作的另一处说，1759年以后，唯心主义在德国被费希特和席勒弄得趋于极端了。这样，又把一切都弄颠倒了。

　　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和席勒的唯心主义是完全互不相同的，而且在当时是互相敌对的。席勒在一封信里对费希特说：“如果说我们只有原则上的分歧，那么我深深相信我们二人都是热爱真理的，都是有才能的，可以期望到最后我们中有一个会使另一个倒向自己一方面来。但我们所感觉的不同，我们的天性不同，极端不同，我不知有任何办法来反对这一点”。这样说时，席勒是在重复费希特的论点，哲学依赖于人，而不是人依赖于哲学。席勒的唯心主义是：他要建造一个美的幻象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实现平等的理想。这个理想的真正实现，就是这个幻想者渴求的目标。

　　费希特的唯心主义正是这个幻想者的唯心主义，他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中说：“最后，我们关于那些最抽象的科学的努力又是为了什么呢？假定这种努力的最近目的是把科学一代一代传下去，把科学保存在世界上；那么，究竟为什么要保存科学呢？显然，那只是为了在适当的时候，把全部生活和人类的全部事物秩序整顿好。科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这样；因此，间接地说来，一切科学努力总是为国家服务的，即使只是在最远的未来才能实现。当科学放弃了这个目的时，它就丧失了它的尊严和它的独立性了”。席勒大骂“无审美力的”费希特，并且在《讽刺诗》里嘲笑他为世界的改良家，费希特则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里问道，没有政治独立的民族的文学算是什么呢？一个有理性的著作家，除了要想干预公共的和社会的生活，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它之外，还能做什么其他的事呢；如果他不想这个，那么他的全部言论都是给闲得无聊的耳朵抓痒的空谈而已。

　　换言之：席勒的唯心主义和费希特的唯心主义之不同，有如审美修养和政治革命之间的不同一样。它们完全不应该是互相排斥的对立物，在现代工人运动中它们尤其不是那样的。但是，如果不是想抹煞它们各自的独特性质，那么在历史上它们分道扬镳的地方，就不应该用空洞无物的口号把它们硬拉在一起了。扮演过革命思想家的历史角色，怀着无限的勇气，把用自己的精神力量改造整个民族的事业引为己任的这个费希特，正是在与席勒发生这样的磨擦中锻炼出来的。费希特的这种本质直到今天还象明亮的晨曦，透过他的演讲和著作所构成的那片浪漫主义思想意识的浓雾而照射着，至于他的演讲和著作的历史意义，则正好在于它的历史的过渡性中。

　　为了要充分了解这些演讲和著作，必须设想你生活在费希特能够写出那些著作来的时候——1799年5月；没有再比下面一点更确定的了，如果法国人没有在德国获得最大的势力，在德国也不会有一个曾经有过自由思想名声的人能找到安宁状态写出这种话来的：“他们把我看作他们开始有点了解的自由思想家、名声不好听的民主主义者而迫害我；独立这个词象鬼影那样使他们心惊胆怕，如他们模糊地感觉到的，我的哲学唤起了独立”。这正是费希特被剥夺耶拿大学教授职位，同时，歌德以魏玛公国大臣的身份扮演着并不特别光彩的角色的时候。在这种专制压迫之下，是不可能有任何自由的和公开的言论的；革命思想的浪潮只得在哲学体系的阴暗而曲折的沟道里流动，一等到这些浪潮冲出来看见天日的时候，那些体系就必然变为瓦砾堆了。

　　费希特意识到德国情况的腐败而感到奇耻大辱，他在他的关于当代的基本特点的讲演中，指出了德国情况的“极端的罪恶性”。这种腐败严重已极，甚至缺乏政治革命的实际动力，连费希特本人也看不到象在法国革命中起过作用的那种动力。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是他所陌生的、不能理解的，他把它只看作向中世纪的野蛮状况倒退的现象。海涅把费希特比作拿破仑，那倒不如把他比作罗伯斯比尔。他是一个革命恐怖主义者，要求有一个“迫使人接受德国精神的暴君”，还提倡这样一个原则：法律是应该有的，不了解法律的人应予强制服从法律。由于是真正的唯心主义者，费希特不把拿破仑看作是革命的继承者，而把他看作用阴谋狡计剥夺自由的革命死敌，扼杀任何国民生活的世界王国的开路先锋，“在麻木不仁的欧洲上空飞翔，一如秃鹰在低空翱翔，寻取捕物一样”。费希特为了要反对这个可怕的敌人而武装起来，他在耶拿之战以后就埋头研究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在他发表的关于马基雅维利的著作的考察中，他已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正是《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的基本主题：“对不可动摇的意志说来，没有什么是不可达到的。”

　　但这种意志，即使有其全部威力，也是不会象秃鹰一样翱翔于云端的。费希特在他的《闭关自守的商业国家》这一著作中，所能创造的已只是乌托邦了，这种乌托邦只是按照资产阶级理性的要求修整过的腓特烈的国家而已。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中，他创立了另一个规模更大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由于他的心血所喂养的思想而气派十足，他的心血还把他使用的语言点染得十分漂亮，但虽然如此，这个乌托邦不免也包含着一些令人不快的尘世残骸。费希特怀着一种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所特有的对于教育万能的不可动摇的信仰，他要求全国全体男女青年，不论出身、等级和父母的地位，无例外地都要在特殊的机关里受教育，以便获致能使他们得到未来的解放的那些美德：自动地为祖国服务、而国家具有自我牺牲的忠诚。费希特期待着从这种计划的实现中得到民族的完全复兴：“每一个人都完全学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使用自己的体力，并且当时就理解使用的意义。每一个人都习惯于承担任何困难和吃苦耐劳，他的在直接直观中长成的精神总是充沛的，总是有自觉性的，在他的心灵里则活着对整体（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对国家和祖国的爱，这种爱消灭了一切利己主义的欲望。国家可以随时征召他们，武装他们，可以确信没有敌人能够打败他们”。费希特恳求全民族奋起走向新生活，他要人想起宗教改革的情景，求得永生的渴望，这个永生曾在德国人路德的灵魂里燃点起来，接着象是野火一样烧遍了全民族。费希特认为完成民族新使命的保障是德意志语言，他称赞德语，德语与他称为死语的拉丁语系的各种现代语比起来是活的原始语言，在这些现代语里没有一个专指“性格”的名词，因为“具有性格”和“是德国的”，无疑是意义相同的。

　　他发出的只要民族让人奴役，这个语言就会消亡的警告。他对于国家领导软弱无力的激愤，他的即使用不光荣的、无信义的对外政策为代价也要实行严厉的内政的要求：这一切都是革命意志的表现。费希特为了在听众中激起这种革命意志，用火热的语言在听众心中激发起对于他们所遭受的大祸的耻辱感，但他对于造成这次大祸的罪人却只作了软绵绵的、宽大的指摘。对于耶拿战败之后产生的一些抨击性著作，费希特投以有一部分是无根据的责骂，说那些作者没有提出及时的警告；费希特认为，每一个正直的人，当有人请他阅读那些著作的时候，都应该怀着应有的轻蔑，拒绝阅读这种毁谤书。那时我们不必强行禁书，我们的著作的这一可耻的部分，很快地就会消灭掉。

　　于是在这里，就在悲剧的中心开始了讽刺剧。就是最有力的思想，也需要有实在的手段才能发挥作用。因为当时在德国，没有革命的思想家可依靠的革命阶级，他就不得不向统治阶级、向有教养的阶层呼吁。他竭力谄媚他们说，人类在德意志民族中的继续发展，将第一次托付给他们，而按照一般情况，民族大事总是先交付给人民，而由人民向前推进的，他于是警告他们，他们如果有所迟延，那么人民已经快要准备好，快要成熟了，将会“不需我们的任何帮助”而自己帮助自己的。但是，警告也好，谄媚也好，都不能迷惑他们，他们力图用“强行禁书”的办法，使那只宽宏大量地向他们伸来的手瘫痪。

　　费希特想把他的每一次演说在发表之后立刻就印刷流传，但在他第一篇演说上，检查机关就给了他一些最大的难堪。就在这篇演说的第一页上，今天还可以读到：“就在我对现阶段（当代的基本特点）作了这番解释之后的三年中，这一阶段在某处已经完全结束了。在某处，利己之心经过充分的发展而自行消灭”。这里的“在某处”费希特原来说的和写的是：在普鲁士邦。所以，他的无比雄辩的华贵织物，在其他地方也打上了普鲁士政治智慧的同样愚蠢的补钉。如果检查机关的恶棍们没有把那些演说糟蹋得更坏，那一半是由于他们怕费希特，费希特是不易吓倒的，并且得到当时还身居政府首要职位的封·施泰因男爵的一定的支持，一半则由于这些恶棍了解他们的可敬的公众，并且暗中交换意见时说过这群公众反正是不会懂得这种天书的。他们对于自己这种反常的克制所作的报复是，把第十三篇演说的原稿全部丢失了，这使费希特极度地忿怒。

　　只是对于会激怒法国占领者的每一个字，他们就铁面无情了，这是施泰因也爱莫能助的。他就不肯通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是否总有一天会再过好日子呢，这完全要看我们自己了，如果我们自己不去创造幸福，那我们的幸福肯定永远不会再来”；费希特就不得不再写上一句歪曲原意的补充：“特别是，如果我们之中每一个人都不再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和劳动，好象他是单独一人那样，好象未来世代的幸福都维系于他一个人那样”。费希特的演说中没有提到真正的法国人。只是偶而说到“胜利者”或说到“我们的客人”而已。总之，法国人并不注意这种德意志爱国主义的热烈的号召，虽然费希特的演说正是拿破仑所轻视而又畏惧的思想意识的范例。费希特即使是在死亡的威胁下也要发表演说，这从费希特方面说来并不是空话；他曾用尽全力反对检查机关对于法国占领当局所作的那些懦怯的让步。

　　对于“有教养阶层”的群众，费希特的演说犹如一群野鹤一样从他们的头上飞过；从来也没有人作过实现他的乌托邦的尝试；普鲁士的改革家们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点。这些演说只深入到大学生中间，这些演说的精神产生了德国大学生组织。卡尔斯巴德决议^[2]后迫害民众宣传家的时期，费希特的演说在普鲁士邦是被禁止的。这个不肯改悔的罪人已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在他应该感到最耻辱的地方，最会犯罪。

　　但就在宣布禁令的那一年，出生了最后一个的、但也是最纯正的费希特唯心主义的追随者。费希特之后没有一个人能象拉萨尔那样深刻、那样敏锐地了解这种唯心主义最本质的东西，他接受了费希特的政治遗产，把它从“有教养阶层”的挥霍无度的手里夺下来，把它作为民族大事交给人民，人民在这时已经成熟，用不着任何帮助了，从那时起用自己的坚强的手不倦地工作，以求实现费希特的最宏伟的图画，这位预言家临终前才看到这幅图画：以自由和所有具有人的面目的人一律平等为基础的真正的法治国家。

《新时代》，第26年，1907—1908年，第1卷，第489—494页。

^[1] 费希特这些演说是在拿破仑侵略时期作的。这些演说主要是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号召德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侵略。这些演说在当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其中也表现了反动的民族主义思想，梅林在这篇文章中也指出了这一点。——译者

^[2] 卡尔斯巴德决议——是1819年9月20日德意志各邦代表根据奥相梅特涅建议在卡尔斯巴德（今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卡尔洛维一伐里）召开的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决议的导因是一个叫曾德的大学生刺死了反动分子柯策波。决议严厉禁止学生集会，解聘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教授和开除学生，对篇幅在20印张（320页）以下的书籍、出版物施行检查制度。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才废除了这个决议。——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