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滨漫步〔约翰·斯温顿〕

海滨漫步

约翰·斯温顿

　　马克思是当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在过去40年的革命政治斗争中，他起过难以想像的、强有力的作用。他不自诩以图虚名，也不钻营以求权势；他不急于求成，也并非无所作为。他性格坚强，心胸宽广，思想高尚。他深谋远虑，思路清晰，目标明确。他如地震一样，不论过去或现在，震撼着世界各国，动摇了国王的宝座，威胁着他们的王冠以及一切有地位的骗子；他在欧洲所起的作用，超过包括朱泽培·马志尼在内的任何人。这位柏林大学的学生、黑格尔思想的批判者、报纸的编辑和《纽约论坛报》的前通讯员，显示了自己的品格和精神。这位一度是令人生畏的国际的缔造者和精神领袖、《资本论》的作者，曾遭到半数欧洲国家的驱逐，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禁止他入境。在以往的30年间，他一直流亡在伦敦。当我在伦敦时，他正在伦敦人常去的兰兹格特海滨。在住着他家两代人的别墅里，我见到了他。一位仪态端庄、谈吐亲切、风度娴雅的女士站在门口欢迎我，显然她就是这里的女主人，即卡尔·马克思的夫人。还有一位满头灰发、额头宽阔、彬彬有礼、和蔼可亲的六旬老人，他不正是卡尔·马克思吗?他那尖刻、幽默而愉快的谈话使我想起了苏格拉底的对话。他言谈不拘形式，明确利落，新颖独到，既机智而深刻，又真诚而实在。他谈到欧洲各国的政治力量和人民运动，谈到俄国的人心思变，德国的思想变革，法国的运动，英国的停滞。他用充满希望的声调谈论俄国，用富有哲理的口吻评述德国，谈到法国时热情洋溢，论及英国时阴郁低沉，对自由派在英国议会中搞的那些旷日持久的所谓“细微改革”，他则嗤之以鼻。他评述欧洲各国，一一指出其特点和发展以及台前和幕后的人物，说明事态正朝着必然会实现的结局发展。我常常对他的谈话感到惊奇。他虽深居简出，鲜为人知，但对时局显然有深刻的理解。从涅瓦河到塞纳河，从乌拉尔到比利牛斯，他正在为新时代的来临开辟道路。与过去相比，他的工作更不是徒劳无益的。在前一时期，发生了令人向往的许多变化，出现了许多英勇的斗争，法兰西共和制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谈话间，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你不干了?”看来这个问题提得相当唐突，对此他不能直接回答。在问及他那硕果累累的巨著《资本论》没有从德文原文译成俄文和法文的原因时，他似乎回答不了，只是说纽约已有人向他建议把《资本论》译成英文。他说这本书只是三部分中的一部分，其余两部分还没有出版。全书是由“土地”、“资本”和“信贷”这三个部分构成的。他说，最后一部分基本上举的是美国的例子，因为那里信贷得到了惊人的发展。马克思先生关注美国的动静，他对美国社会中某些正在形成和存在的力量的评论，是富有启发性的。在谈及他的《资本论》时，他顺便说，想阅读此书的人将发现法译本在许多方面比原文德文本要好。马克思谈到了法国人昂利·罗什弗尔和他的一些已经死去的弟子，谈到狂暴的巴枯宁、聪明的拉萨尔和其他一些人。我深深地感到，马克思天才横溢，他深刻理解这些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左右历史进程的人。
　　马克思先生不停地谈着，天色渐趋昏暝，英国漫长而苍茫的夏天的夜晚即将来临。他建议穿过海边小镇沿海滨去散步。那里有成千的人，多半是在做游戏的孩子。我们在沙滩上见到了他的一家人，包括接待过我的马克思夫人和两个女儿以及孩子们。此外，还有他的两个女婿，其中一个是伦敦皇家学院的教授，另一个我相信是文人。这是一次愉快的聚会，参加的大约有十人，其中有作为父亲的马克思和他的两个已婚的女儿，他们正兴高采烈地和孩子们在一起。还有孩子们的外祖母，她乐观而安详，是一位贤妻良母。卡尔·马克思懂得如何做一个外祖父，他不次于维克多·雨果，但比雨果更为幸福。他已婚的女儿们给他带来欢乐。黄昏时刻，马克思和他的女婿离开家人，同我这个美国客人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世界大事、人物评价、时代和思想，我们无所不谈。这时，清脆的碰杯声就在海面回荡。火车即将按时开出，夜幕降临了。想到滔滔不绝的交谈和时光的流逝，想到白天的谈话和傍晚的景色，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触及人生最高法则的问题，想从这位哲人那里寻求答案。我搜索枯肠，趁谈话间隙抓住要害，认真地向这位革命家和哲学家提出了一个富于哲理性的问题：“人生的最高法则是什么?”
　　面对着汹涌的大海和海滨喧嚣的人群，他仿佛思绪万千。我又问：“是什么?”他用深沉而严肃的语调回答：“斗争！”我所听到的最初似乎是绝望的回声，但或许这正是人生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