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马克思的会见〔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和马克思的会见^[175]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坐了几个钟点火车，我从多佛尔到达伦敦，住进一家别人早给我介绍的法国旅馆。我立刻给一个在日内瓦相识的老朋友草草地写了几句话，由于邮递迅速，两小时以后他就来到旅馆，告诉我一些必要的常识，为我指点一切。
　　我仔细研究了伦敦地图，便大胆地上街去探望熟人和朋友。说老实话，在这样一个大城市里，这样做是有点儿冒险的。果然，不久我就束手无策，进退两难了。我一点英语也不会讲，无法表明我的意思。我曾听说伦敦警察很能解决问题，于是就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名片，写上地址，交给警察。这个警察发现不可能向我解释，就领我到附近的一个岗警那里，把我的名片交给他，这样才把我送到了我要去的地方。这一次还算不坏。可是，这个方法总不能到处应用。不久我找到了另外一条出路。
　　当时（1852年）英国人不留连鬓胡子，就是留胡须的人也是少数；但是大部分德国人以及几乎所有的法国人都留着胡须。所以我在游览这个大城市或者迷路的时候，就马上用法语问留胡须的人，而且总能得到满意的回答。这样，由于我会说法语，就可以在伦敦到处闯了。
　　我在比利时完全处于被放逐状态。警察故意给我造成的磨难和烦恼使我无暇去同老朋友和老同志们联系。正是由于有警察的追踪，这种联系只好缩减到最低限度；因此，关于流亡者间的争论、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8]和伦敦工人教育协会^[56]中的斗争，我几乎毫无所闻，不得而知。
　　维利希我是在巴登进军时期认识的；恩格斯我只见过一面；马克思我还没有见到。但是根据三年来听别人谈及和亲自读到关于马克思的文章，我对他已经有很高的评价，并且怀着莫大的敬意。
　　我决定去见他。我借口要打听我在日内瓦认识的《新莱茵报》^[12]的编辑德朗克的下落，就去访问了他。
　　马克思住在第恩街。我去时他正在一间相当宽敞但似乎不太明亮的屋子里，坐在一张大桌旁写字。
　　硕大的脑袋、乌黑的头发、炯炯逼人但仍使人觉得和蔼可亲的目光，使我肃然起敬，同时也使我寄予深深的信任。
　　当我问到德朗克的时候，他很快就回答：“德朗克在利物浦。”马克思问我的遭遇，我把从比利时流放出来的情况向他讲了一遍。他笑着对我说，他也有过类似的遭遇。
　　谈话进行了好几分钟。我发现我耽误了马克思的工作，就立即告辞。
　　除了几个在日内瓦认识的法国流亡者，要找那些住在伦敦的老朋友确实不大容易。我在大家常去的一家海瑙人谢特奈尔开的酒店里找到了一些德国流亡者。法国政府（拿破仑第三）为了自己的利益把流亡者都逐出欧洲，甚至不惜花钱把他们送到了美洲。
　　我竭力想找一些适当的工作做，但是毫无结果。不久我就相信在英国再也呆不下去了。
　　美国大多数州盛行奴隶制并实施令人愤慨的严惩逃亡奴隶的法律，我是非常反感的。我曾决定去澳大利亚。由于我完全不熟悉航行规则，不懂英语，又患了霍乱症，我被送到一艘叫做独立号的帆船上，几小时以后这艘帆船便驶向大海，1852年6月21日，我被送到了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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