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爱·伯恩施坦〕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爱·伯恩施坦

　　“这个人在理论方面，而且在一切紧要关头也在实践方面，对我们究竟有多么大的意义，这只有同他经常在一起的人才能想象得出。他的广阔的眼界将同他一起长久地从舞台上消逝。这种眼界是我们其余的人所达不到的。运动必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但是已经缺少那种沉着的、及时的、深思熟虑的指导了，这种指导到现在为止曾多次使它避免在歧路上长期徘徊。”
　　这是12年前，1883年3月14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一封私人书信中说的话。从信的内容和日期，我们可以知道他的这封信是写给谁的。^[1]以上这段话是他在他的战友卡尔·马克思逝世的当时有感而写的。这段话现在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因为他本人的逝世也是战斗的社会民主党的一大损失。作为卡尔·马克思的同事、后继者、补充者，他的故去是马克思的第二次逝世。现在我们确实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这位有权威的顾问在今后一切紧要关头已不再和我们在一起，我们运动的重大观点的代表和传递人现在离开我们了。
　　尽管如此，运动也还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它不受某一个人的支配，作为一种世界历史的现象，不是由个别人决定的。没有现代无产阶级就没有现代社会，现代社会要发展，就必须同时发展无产阶级，使他们在数量上、在社会意义上不断加强。无产阶级可能暂时失败，但决不可能被彻底战胜，永受奴役。无产阶级每次失败以后，又会重整旗鼓，重新活动，发挥作用。就此而论，无产阶级的运动及其政治代表社会民主党，是打不垮的。但是，道路是坎坷的，险阻曲折的。一条错误的措施可以使无产阶级在时间和力量上受到重大损失，倒退十几年，而巧妙地利用有利形势能使它的胜利进军提前十几年。因此，谁是运动的指路人，绝不是无所谓的。所以，这样一个人的逝世是一种真正的损失。这个人具有极其渊博的知识和罕见的才能，他几乎一下就能抓住问题的要点；他是一位头脑清楚的思想家，同时又善于以绝妙的技巧明晰地阐述问题。我们失去了一位大师，一位思想大师，一位语言大师。对于他的逝世，不仅一些同他有过私交的人，不仅他的祖国——他的大多数著作就是用祖国语言写的——的社会民主党感到悲伤，而且各国社会民主党都感到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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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是一位行动家和思想家，他的活动繁多，在一篇悼念文章中很难对他的每一个功绩作出充分评价。我们只试图说明，这位被死亡夺去生命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并弄清他的历史意义。他在75岁时还充满创作热情，制定了长期的创作计划并付诸实行。
　　历史将首先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为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并把他同卡尔·马克思并列，尽管他总是谦逊地拒绝。历史将证明，他不仅从与那位永远值得怀念的友人、伟大天才的身上摄取光，而且也把光给了对方。没有马克思，他现在就不会被载入史册，同样，没有他，马克思也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业绩。当这两颗巨星相遇之前，在各自的轨道上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研究。他们在1845年以后的著作，虽然只署一个人的名字而闻名于世，也都越来越多地带有另一个人的光辉。有些著作看来已难以分清，就连恩格斯本人后来也不再能肯定，究竟是出于何人之手。《共产党宣言》和《神圣家族》是他们共同署名的，同样，遗稿中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些手稿、发表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2]、《新莱茵报》^[3]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4]上的一些文章以及刊登在《纽约论坛报》^[5]上的一些书信，——实际上1845年以后他们所写的所有著作，不管是一个人写的还是两个人合写的——都应当共同署名。1845年写的《神圣家族》这部著作就署了两个人的名字，虽然恩格斯只写了全书的很小一部分。而另一些著作的情况则相反。他们总是互相商讨，互相鼓励。恩格斯写道：“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在马克思逝世后，他说，《反杜林论》中关于政治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是马克思写的。他们在著作方面是分不开的，就像他们生前作为朋友是分不开的一样，而首先不能分开的是他们对当时斗争的态度，对无产阶级国际解放斗争的各个阶段的态度。
　　同另一位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相比，可以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做的工作更多。1883年以前他同马克思共同领导国际^[6]，自那以后他一个人独挑重担，成了战斗的社会民主党的精神支柱。各国社会主义者都向他请教，从他那里了解情况。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可以通过他了解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斗争情况；许多严重的误解被消除，或刚一露头就被消灭了。现代工人运动的国际性已经超越了国际的旧形式，已不再受国际（就这个词的完全意义上说）的限制，同样，这次损失也不会阻碍国际的继续发展。尽管如此，我们仍将常常为失去这样一个人而感到悲痛。除了他，再没有第二个人最善于联系讲斯拉夫语和日耳曼语、盎格鲁萨克逊语和罗曼语的社会主义者，这个人鼓励和教育各国的先进分子互相亲近，创立了一个斗争的国际，一个研究的国际。
　　他的逝世所带来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他几十年中收集、研究、整理和作了提要的那些重要著作并没有完成，仅仅留下了草稿。现在还不能肯定，这些手稿中究竟有哪些可以付印；不过可以期望，其中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可以充实已经出版的著作的宝库，留给勇往直前的工人。正如日内瓦社会主义者的电文说的：恩格斯没有死，他还为我们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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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对我们来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只有部分死亡，他还有一部分仍然活着，并且将永远活下去。留下来这一部分意义重大，使我们获益良多！他24岁写了天才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是第一部社会主义著作，从根本上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和纯经验主义的工人运动。它宣扬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宣扬通过工人运动、通过工人的政治上和经济上阶级斗争来实现社会主义，是描述工人状况的典范。他同卡尔·马克思共同撰写了现代社会主义的经典论著《共产党宣言》。他写了标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对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作了全面阐述，除了《资本论》，这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著作；此外，他还写了许多长短不等的文章，有的论述时事，有的论述经济和历史，这些文章热情洋溢，视野宽广，高瞻远瞩，即使纯粹论述时事，也永远具有现实意义。这份丰富的遗产将是我们长期获得启迪的源泉。恩格斯的著作将永远为后人所敬仰，这些著作不仅记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斗争，不仅有重要的科学内容，而且是艺术珍品，在文体和论战方面也树立了榜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一位真正的语言天才。众所周知，除了所谓的世界性语言，他还懂许多并不广泛使用的语言，有的甚至很精通。到了晚年，他还以学习他不懂的外语作为娱乐，甚至能亲自翻译他所收到的用这种语言出版的社会主义著作。一般说来，一个能熟练地说多种外语的人，就往往会忽视本国语言的优美和规则，而恩格斯则不然，德语如此复杂，他仍能运用自如，实在令人惊讶。他虽然在英国生活了四十多年，但在他的演说中极少出现英语化的字眼；在他的著作中，我也从未见到过英语化的结构^[7]。谁想学习用地道的德语写作，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恩格斯不习惯用华丽辞藻，阿谀逢迎之辞。正因为如此，他的语言才真正是优美的：朴实、清晰、有力。在谈到海涅和白尔尼的时候，他对我说的那段话很能说明他的语感。他的原话大致如下：“海涅讽刺白尔尼的文风，把它比作马的短跑，然而，白尔尼的写作方式确实要比海涅的矫揉造作的句子强多了。”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恩格斯认识海涅，也并不轻视他。他对作为诗人和作家的海涅评价很高。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谈到黑格尔哲学的革命的一面时写道：

　　但是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东西，至少有一个人在1833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

　　《新评论》上刊登过一篇关于恩格斯的好文章，对作家恩格斯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文章写道：“他的头脑非常冷静、清晰，他的记忆有条不紊，清清楚楚，所以他总是能对每一个论断提出恰当的论据；他的语言非常合乎规范，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所以他能用恰当的语言表达每一种思想感情——总之，他具备一个大政论家所必须具备的一切。只有很少的德国作家能像恩格斯那样做到用词贴切而又写得通俗易懂，做到使作品内容丰富而又为人们所喜闻乐见。他的风格是表达准确，但这里所谓的准确不是指像做学校作业那样，而是指合乎逻辑。表达总是与事情相吻合。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剖析得易于理解，把一个漫长而纷乱的历史进程用寥寥数语解释得井井有条，清清楚楚，从一大堆细节中找出指导性的线索，把注意力集中于关键性的问题上，在这方面恩格斯堪称大师。”
　　那篇文章的作者把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作了比较，称马克思为学者，拉萨尔为演说家，恩格斯为现代社会主义的政论家。文章说，这不是说他们每人只是一个方面的“家”，而是说他们中的每人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献给了工人运动的三个方面：科学、新闻学和鼓动工作；此外，他们三人都是学者、政论家和演说家。最后一点不完全正确。恩格斯在一生中，至少在他成年以后，不是所谓演说家那样的人。虽然他事先作了准备（总是很认真的准备），能就一定的题目作出色的报告，但是，他在作真正的“演说”时，便抑制不住奔放的热情，尽管这看来是多么矛盾。这时，有许多思想在他脑海里翻滚，为了表达他想说的事，他常常下功夫寻找比较合适的词汇。而正是这一点，他认为是很重要的。恩格斯的热情看来并不亚于拉萨尔，只是另一种热情罢了。不过上述引文的作者说得对，无论如何他“不喜欢洪亮的声调和神采奕奕的风度，他没有那种铿锵有力、充满自信的辩才，而伟大的人民演说家拉萨尔就是以此著称的”。拉萨尔即使以作家身份出现时也是演说家，而恩格斯即使在演说时也坚持他作为作家要遵循的那些原则。
　　恩格斯对待写作非常认真。他遗留下来的手稿首先证明，无论是次要的著作，还是为他的理论文章而作的深入研究或艰苦的准备工作，他都是一丝不苟，辛勤刻苦。写作本身对他来说是小事，表达形式对他也没有什么困难。但他总是仔细地推敲每一个句子的内在联系。他的学习笔记本，同马克思的一样，证明了真正天才的谦虚态度。有些人在知识方面与他们两人相差不远，但这些人只满足于通读一部重要著作或从中作一些简短的摘录；而我们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小学生的勤奋态度阅读，并作笔记，以便完全掌握内容。如果看一下他俩的精神劳动的场所，就会理解，他俩为什么对蒲鲁东那样的人如此反感，这种人每写一本书，就向世人叫嚷：你们看，我是一个多么有才华的人！而恩格斯从不炫耀自己的知识。他阐述的问题越复杂，他就越深思熟虑，力求用朴实的语言来表达和阐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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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来详细谈论恩格斯留下的手稿，这是不符合死者的意愿的，即使另有别的原因，也是不允许的。只有在手稿的内容确定以后，在手稿完成的程度确定以后，才能这样做。但是我想，指出下面这一点并不是对死者的不尊重：遗稿中很大一部分文章看来经过潜心的研究，它们所涉及的领域，恩格斯在《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第二版序言中作过解释^[8]：他把这当作自己的专门研究，并准备写一部较大的著作；先是由于要清算杜林，后来由于马克思逝世而负有更紧迫的责任，他不得不中断这项工作，即研究在自然界中发生作用的辩证法的运动规律。恩格斯写道，问题在于使

　　我在细节上也使自己确信那种对我来说在总的方面已没有任何怀疑的东西，这就是：在自然界里，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支配着似乎是偶然事变的辩证法运动规律，也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这些规律最初是由黑格尔全面地、不过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而剥去它们的神秘形式，并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它们的全部的单纯性和普遍有效性，这是我们的期求之一。

　　恩格斯接着写道：

　　显然，旧的自然哲学，无论它包含有多少真正好的东西和多少可以结果实的萌芽，是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的，同样，事情并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出发加以阐发。

　　在反对杜林的著作中他只是对探讨的对象作了提示，他要

　　等将来有机会再把所获得的成果汇集发表，或许同马克思所遗留下来的极其重要的数学手稿一齐发表。^[9]

　　这最后一句话就足以引起我们对恩格斯遗稿的有关部分的特别重视。诚然，恩格斯接着说，也许理论自然科学的进步，会使他的工作的“绝大部分或全部成为多余的”，因为这个进步会使最顽固的经验主义者也日益意识到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但是，这种希望即使已经变成现实，这项对整个自然科学进行总结的工作也不会因此成为多余的，因为在研究领域达到现今专业化的情况下，职业自然科学家即使超越了仅仅确定经验事实的范围，也极少超出他们的专业学科，而从事这项总结工作的人就更少了。实际上这里需要有像恩格斯那样的全面才能和渊博知识。即使我们从他的著作中对论述的对象不能获得更多的东西，至少可以获得丰富的启迪和知识，因为他在上述序言的结尾处向现代自然科学提出的任务已经实现了：掌握2500年来的哲学发展的成果，“它才一方面可以摆脱任何与它分离的、处在它之外和之上的自然哲学，另方面也可以摆脱它本身的、从英国经验主义沿袭下来的、狭隘的思维方法”。
　　恩格斯不仅在哲学方面很有素养，而且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极有造诣，在他身上，这两方面统一起来了。关于这一点，有一段趣闻。这段趣闻对于那些读过恩格斯的著作，特别是读过《反杜林论》的人来说，当然是多余的。有一个刚刚通过考试的专业自然科学家，经人介绍来拜访恩格斯。访问结束后，这个来访者惊讶地说：“我去拜访的那个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但是我没有想到，在我的专业方面我还可以向他学习。”
　　一些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数学家也有这种感受。在所有比较重大的知识领域，恩格斯力求经常了解情况。但是，他总是在有特别紧迫的原因时，才决定用书面形式去表述某个研究课题。他同他的伟大朋友马克思一样，经常了解情况主要是为了扩大眼界。他这样做是为了学习，只有当他要发表新的重要意见，同错误的倾向作斗争时，他才是一名导师。在通常的情况下，他的著述放在他的写字台，要进行不断的修改和补充。他的著作放在那里比贺雷西所说的九年还长！^[10]就这一点而论，恩格斯尽管有很大的政论才能，可惜他作为政论家，他写得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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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创作上认真负责，他还乐于参加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这都妨碍他发表科学研究的成果。他兴致勃勃地注视着主要国家的斗争，当这个斗争在某个地方变成重要的行动时，当出现特别重要的问题时，这个“老头”就满怀青年人火一样的热情积极参与，把其他工作放在一边，一有机会就亲自握管战斗。他写的小册子或登在报刊上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这样写成的。然而，在这方面所出版的也只是他写的东西中的很小一部分。更大的部分倒是他给战友们的没有发表的书信。在这些书信中，他给他们以“火药和铅弹”、宝贵的启发、事实材料和理论或历史的论述，在纠正他们错误的同时也给以鼓励，在鼓舞他们的同时也进行诱导。因此，他的书信，即收信人的真正的财宝，应当公之于世。这些书信大部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有些是完整的论文。没有这些书信，这个非凡的人的形象始终是不完全的，对他的很大一部分功绩，就不能作出全面的估计。有了这些书信才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人。当然，他也有弱点，因为他也是人。难道我们能要求一个人没有任何过失吗？
　　有光就有影。像恩格斯那样热情奔放的人，就难免有过失。他自己也常说，他一生中常常因心情急躁而感到遗憾。我听他亲口说过，在国际^[11]总委员会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如果你们想有争吵，就选恩格斯先生当主席。”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位年轻的老人虽然有所克制，但还是经常突然发火，暴跳如雷。在人事问题上，他仍然难以克服最初的偏见。但是，一旦发现自己错误，他承认和纠正得比谁都快。
　　在讨论实际问题时，情况也是如此。在同恩格斯交谈时不论是口头交谈还是书面交谈，人们总是根据他讲话的内容，而不是讲话的方式，察觉到他知识确实渊博。他时刻准备接受教训，但要别人接受教训时，却从不强加于人，完全没有教训人的口气。
　　请允许我举几个亲身经历的事例。
　　我那时还年轻，阅历较浅，担任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12]的编辑不久，就暴露出自己的缺点，但恩格斯尽量不让我感到这一点，总是竭力鼓励我，爱护我，同时纠正我的缺点。他给我的信中有一段话很有代表性，是应当让大家知道的。当时《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脱离了国内的条件，处于流亡的气氛中，坦率地说，由于受到同莫斯特的《自由》^[13]周报竞争的影响，编辑部逐渐越来越多地采用谩骂的字句。有一天恩格斯在给我的信中“附带”说：

　　德国……政府、警察和法官对我们的人所采取的手段越来越卑鄙无耻，就是用最厉害的字眼来评论它们还显得太软弱无力。但是，既然单是一些厉害的字眼不一定使语言具有足够的力量，并且经常重复……其效力就逐渐减弱，因而只得使用越来越“厉害”的字眼，而这样就有陷入莫斯特-施奈特文风的危险，那末，最好是采用其他办法，不要厉害的字眼而又能保证有力量和富于表达力。这种办法是有的，即主要是利用讽刺、讥笑、挖苦，这要比最粗暴的愤怒语言更能刺痛敌人。我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最好是像最近几号所做的那样，在一切可行的地方采用早已行之有效的讽刺笔调。偶尔给以打击将更为有效。

　　还有一次，那是在克里沃什起义期间，我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一种与恩格斯相当不一致的观点，并且在信中试图向他论证这种观点。他的整个答复内容很丰富，而且基本上已被事件所证实，但考虑到篇幅，这里不可能全部发表，因此，只摘录几段来说明他的书信的风格。

　　既然您已经同情“被压迫的”南方的斯拉夫人，所以我的信并没有说服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原先——因为我们大家起初都是从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走过来的——我们从那里学会了这种对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同情，我还记得，我花了多少时间和作了多少研究之后，才摆脱了这一套，——不过，已经彻底摆脱了……
　　我们应当为争取西欧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共同奋斗，应当使其他的一切都服从这个目的。不管巴尔干的斯拉夫人等等多么令人感兴趣，只要他们的解放愿望同无产阶级的利益相抵触，那我就同他们毫不相干。亚尔萨斯人也受压迫……如果在迫在眉睫的革命的前夜，他们想要挑起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再次煽动这两国人民去互相残杀，从而把革命推迟下去的话，那我就要说：“且慢！欧洲无产阶级可以忍耐多久，你们也可以忍耐多久。当他们得到解放的时候，你们自然也会得到自由，而到那个时候以前，我们不许你们阻挡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去路。”对斯拉夫人来说也是这样。无产阶级的胜利必然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解放，而不是像沙皇能够给他们的那种虚假的和暂时的解放。因此，到现在为止不仅没有为欧洲和它的发展作出任何事情、反而是这种发展的障碍的斯拉夫人，应该具有哪怕是同我们的无产者同样的耐性……
　　话又说回来，您要同情这些落后的小民族，尽可听您的便；何况他们本来就够有诗意的了，并且正在创作着完全是古塞尔维亚风韵的民歌（古塞尔维亚的诗歌是很优美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甚至可以把《旗帜报》上的一篇文章寄给你。但是，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沙皇制度的工具，而在政治中是不容许有诗意般的同情的。假使这些好汉们的起义会引起世界大战，从而破坏我们的整个革命形势，那末，为了欧洲无产阶级的利益，应当毫不惋惜地牺牲他们以及他们盗窃牲口的权利。^[14]

　　这封信就引到这里。即使消息最灵通的人，有时也会被这类起义即将产生的影响所迷惑，因为许多事情都取决于无法控制的因素。不过，问题在于总的指导性观点、观察和判断事物用的坚实基础。拒绝这种暧昧的同情可能使有些人最初感到不对头，但是，他们只要冷静地想一想就一定会说，对于认真对待工作的人，这是惟一正确的。在政策上也是“沉湎于空想比实际行动要容易”。恩格斯在上述那封信中还写道：

　　为了几个黑塞哥维那人而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夺去比黑塞哥维那的全部人口还要多千倍的生命，依我看，无产阶级的政策不应当是这样的政策。

　　如果有人认为这种观点“太冷酷”，就请他来读读恩格斯1881年11月30日给我的信，那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5]下经受住了第一次竞选的考验，因而实际上已经有效地战胜了非常法。

　　如果说有某种外来的事件使马克思的健康又有所恢复的话，那末这就是选举了。无产阶级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表现得如此出色。在英国，1848年大失败以后，工人消极起来，最终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剥削，仅仅保持了工联为提高工资的斗争。在法国，无产阶级在12月2日以后就从舞台上消失了。而在德国，三年当中迫害闻所未闻，压迫有加无已，根本不可能有公开的组织，甚至根本不可能自由交换意见，但是在这以后，我们的小伙子们不仅保存了自己原先的全部力量，而且还更加壮大起来了。并且恰恰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壮大起来了，即运动的重心由半乡村的萨克森地区转到了大工业城市。
　　在萨克森，我们的基本群众是手工纺织工人，他们注定要被蒸汽纺织机所淘汰，他们仅仅靠一点点微薄的工资和副业（种菜、雕刻木头玩具等等）来勉强维持生计。这些人的地位在经济上是反动的，他们代表着衰亡的生产阶段。因此，他们无论如何不像大工业工人那样是革命社会主义的天然代表。这并不是说，他们天生是反动的（例如这里手工纺织工人的残余“保守工人”的核心终于变成了的那样），不过，他们毕竟不太可靠，特别是由于他们处于极其贫困的状况，比城市工人的反抗能力小得多，同时由于他们的散漫性，比大城市居民更容易受政治上的奴役。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报道的那些事实以后，这些不幸的人们还能英勇地保持这么大的数量，这种英勇精神实在令人惊叹。
　　但是，他们不能成为全国性的大运动的真正核心。贫困使他们在某种情况下——例如在1865-1870年时期——比大城市居民更易于接受社会主义观点。但也正是这种贫困本身使他们较不可靠。溺水者抓稻草，他等不及打救他的船离岸。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稻草就是保护关税和国家社会主义。值得注意的是，那里，在我们的一些老的区里，几乎只有保守派有过战胜我们的机会。如果说凯泽尔……能够在保护关税问题上这样胡说八道，而其他的人又不敢给以适当的反驳，那末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正是凯泽尔的那些选民！
　　现在这一切都起了变化。柏林、汉堡、布雷斯劳、莱比锡、德累斯顿、美因兹、欧芬巴赫、巴门、爱北斐特、佐林根、纽伦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哈瑙加上开姆尼斯和厄尔士山地区——这构成一种完全不同的基地。按其经济地位来说是革命的阶级，成了运动的核心。并且运动已均衡地扩展到德国的一切工业区，正是现在它从局限于少数地方性中心的运动，变成了全国性的运动。

　　这里没有丝毫的“冷酷”，却燃烧着青春的火焰，高度的热情，而这种热情是以对斗争性质的科学认识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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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里所描绘的只是这个人的部分形象。他有非凡的成就，众多的特征，因此我们不得不有所限制。考茨基写了关于他的详细传记，大多数工人报刊上都登载了，现在又出了单行本^[16]，因此已经没有必要再把同样的事实讲述一遍。所以，我只对这个形象作一点补充。当然，要使这个形象臻于完善，还必须作许多补充。只有在他留给我们的遗产全部挖掘出来的时候，他的全貌才会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但是，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属于我们的这个人是当代最伟大的人之一，在这一点上，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只要无产者还在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只要人类还在追求完善，只要还有人在研究科学，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名字就将永放光辉，他的著作就将在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现在他已经离开我们了。他嘱咐我们把他的骨灰撒入大海，同样，我们将把他留给我们的东西，即他的精神劳动的成果，越来越远地撒入那正在进行激烈斗争的人类的海洋，把光明、希望和胜利的喜悦带到遥远的被剥削者的茅舍。

^[1] 指弗·恩格斯1883年3月14日写给爱·伯恩施坦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5卷第455页。

^[2]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 Zeitung）——布鲁塞尔德国流亡者创办的报纸，1847年1月3日-1848年2月27日由阿·冯·伯恩施太德主编和出版；起初具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威·沃尔弗从1847年2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9月起成为报纸的经常撰稿人，并实际领导编辑部的工作。

^[3]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际完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任务；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现金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

^[4]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杂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1850年1-10月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和纽约印刷，共出6期。

^[5]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美国的一家日报，由霍·格里利和托·麦克尔拉思等创办，1841年4月10日-1924年在纽约出版；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40-50年代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坚持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186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报纸撰稿；美国内战开始后，报纸日益离开进步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除日报外，还出每周版《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 Weekly Tribune）（1841年9月起）和半周版《半周论坛报》（Semi-Weekly Tribune）（不迟于1845年），1853年5月起《半周论坛报》改名为《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 Semi-Weekly Tribune）。

^[6] 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年秋创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

^[7] 恩格斯在复合句中把属于前一句的主语动词放在插入句的前面，而大多数德国人今天仍常常把插入句放在动词的前面，这种情况与这里说的并不矛盾。这不是恩格斯的疏忽或对外语句子结构的生硬模仿，他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反对在德语中滥用拉丁语法，以免使德语的优美受到很大的损害。——作者注

^[8]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第二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46-353页）。

^[9] 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马克思的数学手稿。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共有1000多页，写于19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

^[10] 贺雷西在《诗论》第388行中曾说，不要急于发表著作，先在写字台上放九年。

^[11] 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年秋创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

^[12]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是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间出版的一家周报，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1879-1880年编辑是格·福尔马尔，1881-1890年编辑是爱·伯恩斯坦；马克思和为该报撰稿的恩格斯都批评并纠正过该报的错误，帮助该报贯彻党的无产阶级路线。

^[13] 《自由》（Freiheit）——德国无政府主义派的周报，1879-1882年在伦敦、1882年在瑞士、1882-1908年在纽约用德文出版，由约·莫斯特编辑出版；起初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不久便成为以莫斯特和威·哈赛尔曼为首的无政府主义派的喉舌；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尖锐批评报纸的无政府主义言论。

^[14] 指1882年2月22日恩格斯给爱·伯恩施坦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5卷第269-280页。

^[15] 非常法或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

^[16] 见本书第178-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