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会见〔卡·施坦哈德〕

我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会见^[1]

卡·施坦哈德

　　1893年9月上半月，维也纳的无产阶级沉浸在欢乐的激情之中，因为他们有幸见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并且听了他的演讲！
　　在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2]以后，恩格斯同奥古斯特·倍倍尔从苏黎世返回的时候，在维也纳逗留了几天。维也纳的工人们为自己的敬爱领袖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3]。1893年9月14日，维也纳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为了欢迎他，在佐菲茵大厅召集了一次会议。然而这个当时在维也纳最大的大厅也不能容纳所有的人前来欢迎恩格斯，欢迎在维也纳的无产阶级中也颇有声誉的倍倍尔。人群从维也纳的四面八方拥向这座建筑。整个大厅、所有的甬道和邻近的房屋都挤满了人，还有几千人站在街上，凝神谛听从敞开的窗户传出的每一句话。
　　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同恩格斯的难忘的会见。我从1891年就参加了工人社会主义运动。由于社会民主党不接纳青年和妇女作为党员，我们加入了维也纳各区的工人教育协会。在这些协会（其中也包括妇女会员）里，可以说也有党的生活和工会的活动。我加入了吉梅林（这是我居住的一个地区）的工人教育协会，并作为协会的副主席从事青年的组织工作。
　　当维也纳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通知工人同恩格斯会见的时候，群众万分鼓舞。工人们都想参加这次会见。为了保证集会时有条不紊，在各区专门安排了一批人“维持秩序”。我负责我们区的秩序，自豪地戴上了红色的臂章。协会的同志们委托我代表吉梅林的青年亲自向恩格斯热烈致敬。我能有这份荣誉也是不容易的，因为眼馋的人很多，人人都在想我的这个位子！
　　幸亏有红臂章，我才顺利地挤过水泄不通的大厅，几乎到了讲台前。会议在《劳动之歌》的歌声中开始。这时，台上走出三个人。其中一个个子不高，眼镜片后面有一双聪慧的眼睛，他的浓密的黑胡子高高撅起，衣着不甚讲究，这就是维克多·阿德勒。另外一个长脸型的、留着尖胡须的人，是奥古斯特·倍倍尔。我先谈谈在党内生活的那几年我同阿德勒和倍倍尔多次亲密的接触。在维也纳，我住在阿德勒的选区，作为党的工作人员，我有机会在各种会议上同他相识。此外，当时我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的技术编辑，阿德勒是该报编辑之一，我有许多事需要同他经常联系，我同他争吵往往是因为他发稿太迟或字迹不清（当时在编辑部里还没有打字机）。我同倍倍尔相识是因为我在汉堡住在他的选区，我作为党的工作人员经常同他见面。
　　我只是在报刊上看到过恩格斯的照片，现在第一次亲眼看到他了！她的仪表容貌，立即吸引了我的注意。他的身材中等偏高，肩膀宽阔，身躯结实，头发很多，胡须几乎遮住了嘴。他的络腮胡子当时大家已经看惯了。他的眼神很和蔼，略带幽默；他像一个长年居住英国的人，衣着整洁但毫不讲究。
　　这时人们向恩格斯热烈地欢呼，与会者也热情欢迎了倍倍尔和阿德勒。会议主席向大家介绍了他们三人。阿德勒最先讲话，随后是倍倍尔讲话。他们讲的不外是在这种场合下通常说的那些话，我也就记不清了。
　　但是恩格斯的演说——他自己要求最后发表演说——完全不是这样！因此给我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恩格斯一下子就抓住了与会者的心。首先，他极其谦虚地衷心感谢大家对他的接待，他说他受之有愧；然后他说，现在只好由他来享受他的亡友马克思的荣誉了——正因为如此，他才接受大家对他的热烈欢迎。恩格斯豪迈地、满意地指出，现在，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大国，社会民主党已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就是对他恩格斯在参加社会主义运动近50年所做的一切的最好褒奖。恩格斯指出，我们的同志遍天下，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在加利福尼亚的金矿里，在世界各地，包括在澳大利亚，都有我们的同志。
　　我记得，恩格斯曾代表国际^[4]向维也纳的无产阶级致敬。他说，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对维也纳工人的坚定性和战斗精神非常钦佩。
　　恩格斯指出，普选权是无产阶级的最重要的武器之一，他高度评价维也纳无产阶级在1893年7月9日举行的要求普选权的示威游行。那次示威表明奥地利工人运动是有力量的，是有斗争准备的。恩格斯说，无产阶级在那天占领了维也纳和富丽堂皇的市政厅大厦。恩格斯又说他参观了维也纳，走过各条街道，非常欣赏它的美妙的建筑物，他说这都是资产阶级殷勤地为无产阶级的未来建造的，这时，大家都笑了。如果我没记错，在恩格斯提到的维也纳的那些著名的建筑物中，除了市政厅，还提到了大学、议会、司法厅、博物馆和绘画陈列馆、歌剧院、城堡剧院、贝尔韦德宫、雪恩布龙宫。
　　恩格斯的整篇演说表明他坚信无产阶级的力量，坚信未来是属于社会主义的。^[5]
　　当恩格斯演说结束时，雷鸣般的掌声震荡着大厅。会议闭幕时，人们热烈欢呼和祝贺，高喊“恩格斯，乌拉！”再一次唱起了《劳动之歌》。
　　当时，恩格斯、倍倍尔和阿德勒已经同维也纳社会民主党的主席路德维希·布列特施奈德尔一起站在讲台的侧幕后面。我很久下不了决心是否走到恩格斯的身边去完成同志们对我的委托。那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兴奋，甚至动了感情。但是我还是决定快步登上讲台向他们走去。我激动得有点颤抖，我握住恩格斯的手说，我代表吉梅林区青年工人向他致敬，我还说他们保证为达到社会主义的伟大目的而不惜牺牲一切。
　　恩格斯的眼睛露出了喜悦的光芒。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请转告吉梅林的青年工人，我衷心感谢他们对我的祝愿，感谢他们所做的保证，这使我非常高兴。我不仅向吉梅林人和维也纳的青年工人表示问候和谢意，而且也向奥地利的全体无产阶级青年表示问候和谢意。”
　　从那个值得记忆的日子到现在，已经过了差不多快70年了，然而，恩格斯生动的形象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的手仿佛还感到他紧握时的温暖。还有一次握手也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这就是1921年同列宁的最后一次握手。同伟大的国际无产阶级领袖的会见，决定了我的政治活动的方向和内容，使我在为工人阶级事业的斗争中增添了力量。

^[1] 指恩格斯，这是作者按照俄国习俗给恩格斯加了一个父名。

^[2] 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3年8月6日-12日在苏黎世举行。代表大会主要讨论了同工人运动的策略有关的问题。代表大会在8月12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为恩格斯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在会上恩格斯发表了演说。

^[3] 恩格斯同倍倍尔一起（在苏黎世代表大会后）从瑞士回去的时候，在维也纳逗留了几天。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为此于1893年9月11日组织了欢迎恩格斯和倍倍尔的晚会，据1893年9月15日《工人报》的报道，大约有600人出席了晚会。但是想向恩格斯致敬的人比这多得多，因此又在1893年9月14日举行了庆祝苏黎世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的大会，大约有2000人出席。代表大会的参加者（维·阿德勒、奥·倍倍尔等人）在这次会议上讲了话，最后恩格斯作了演说。

^[4] 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年秋创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

^[5] 指弗·恩格斯《1893年9月14日在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481-4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