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康·施米特〕

回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康·施米特

　　我没有很多话要说，因为我和他只有几个月的交往。但是我要说的这些对我却是难忘的，也是对这个伟人的品格和影响的佐证。
　　我在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一开始就遇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兴致勃勃地阅读了这部著作，尽管还不能读懂。首先我这个深受康德哲学影响的人还不太熟悉《资本论》中“唯物史观”的本质，对于用唯物史观来论证社会主义，也还感到陌生。给我讲课的经济学教授们，对这方面的问题更是毫无所知。因此，在我头脑中还是那些至今仍然存在于官方著作中的看法，以为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是用哲学方法从价值理论推论出社会主义的，以为用这种价值理论就可以证明剩余价值的榨取，证明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证明现存经济制度不合理，必须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那些论述社会问题的博士论文总喜欢突出“客观性”，所谓的客观性，仔细看来，多半只是卖弄聪明。我自己的论文就是如此，我研究了各种工资理论，提出了一种社会主义的工资理论，然后又好心地反驳了它。我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我有一种哲学偏见，以为马克思是从价值理论推论出社会主义的，于是，我试图指出，这种推论是很勉强的。简而言之，这是同自己制作的风车作斗争！
　　考试以后，我有机会到伦敦住几个月。我希望在那里能和恩格斯面谈；于是，作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我把那篇我自己当然认为是很了不起的博士论文寄给他。当时已经67岁的恩格斯，的确很耐心而又亲切，在一封详细的回信中，他分析了我的“反驳”，给我指出了错误（当然不是立见成效），并且友好地邀请我访问他，再继续谈一谈这些问题。
　　我在伦敦的收获有益于我日后的深造，这应当归功于恩格斯。我第一次登门拜访他时，就被他吸引住了。在他身上看不出一点取得伟大成果后的矜持。他毫不自诩渊博，毫不装腔作势，毫不居功自傲。这个67岁的老人兴高采烈地欢迎我。我一边吸烟，一边饮酒，似乎使他很兴奋。他没有再谈我的论文，没有再同我争论，让我安静地思考。他邀请我再去，从此我这个年轻人便无所顾虑地常去了。每隔一个星期或每隔半个月，我晚上总要到西北区他的住宅去朝圣一次。他的视力不好，医生禁止他在灯光下看书，因而我可以认为我的拜访至少不会妨碍他的工作。
　　我常听他坐在壁炉旁侃侃而谈，这样的时刻我永远也不会忘怀。他知识渊博，使我惊叹不已。凡是愿意听他讲的人，他都乐于施教。他妙语联珠，谈话内容涉及政治、历史、军事、语言研究、立法、党史、文学、自然科学、哲学。将近午夜，我才满载无数新的启示，满怀感激和幸福的心情，踏上长达三个小时的归途。次日，我记下谈话的要点，在以后的年代，还经常阅读这些笔记。今天每当我读到记述这些美好的时刻的回忆，还感到十分新鲜和幸福！
　　我已说过，恩格斯没有再谈我的论文。也没有必要再谈了。在他的影响下，我不知不觉地、不由自主地对自己进行着社会主义的脱胎换骨。和他的几次谈话，总算使我弄清了唯物史观的本质；我重新研究了《资本论》，但是首先影响我的还是恩格斯有一次从一堆小册子里抽出来的让我带着上路的那本小书。这就是恩格斯的名著《反杜林论》。这本书是德国反社会党人法^[1]时期的禁书，所以我一直没有弄到手。恩格斯对我论文的错误观点可能要说的话，我在这部经典著作中全找到了。
　　我算得上什么人物，他竟这样慷慨地给我介绍各个方面的知识？我只不过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关心社会主义的人。但是他不吝惜自己的精神财富，像莱辛一样，只要有机会就随手播下他的种子。不管像我一样写信向他求教的陌生青年有多少，只要他感兴趣，他就深入浅出地给予详尽的答复。他的始终清醒的理智，能随时调遣他的知识大军。拉法格说过，马克思的头脑就像停在军港里升火待发的一艘庞大军舰，准备进行任何远航。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恩格斯。
　　我离开伦敦时，他要求我继续给他写信，这使我十分高兴。他的通信联系本来已经非常广泛，但是只要能从中受益，他还准备扩大这种联系。因此他不仅要我向他报告我今后的情况，而且热情地注意我提出的一切问题，希望对我有所促进和启发。他写信就像他谈话一样，非常生动，引人入胜，措词往往风趣诙谐，不拘一格。只要他认为对方真正在作出某种努力，他总是给予明显的鼓舞和勉励。在这种毫不利己的劳动中，他究竟付出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在我们所期望的他的书信集出版后，将会表明。不久前《莱比锡人民报》刊登的一封信^[2]已经使人对此有了大致的概念。这封信几乎占了报纸的三栏的篇幅，极其精辟地阐释了唯物史观的本质。人们感到惊奇：一个习惯于对公众讲话的人，为了开导某一个人竟不惜花费如此多的精力。
　　但是，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他非常谦虚，兢兢业业地为事业而活动，毫无个人奢望。凡是需要他给予帮助和促进的人和事，他都尽力而为；只要他认为他的力量能够加强别人的力量，他总感到高兴。他只顾工作，不图虚名。
　　关于恩格斯的为人，桑巴特在《未来》杂志上的那篇纪念恩格斯文章的最后一段话说得好：“他历经沧桑，依然仁慈可亲，他也得到了报酬。觉悟的无产阶级崇拜拉萨尔，深受他的影响；觉悟的无产阶级也十分崇敬马克思，把他看作一颗灿烂的明星；至于恩格斯，无产阶级对他也十分热爱和尊敬，在他生前就把他看作朋友和父亲。这就说明他是一个好人。”
　　同他有私交、以感谢心情缅怀他的人，即使相继离开人世，但是恩格斯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他将永垂不朽。

^[1] 非常法或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

^[2] 指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给约·布洛赫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695-698页）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