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的家庭生活〔爱德华·艾威林〕

将军的家庭生活^[1]

爱德华·艾威林

　　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报刊和其他报刊都曾经为不久前逝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和活动作过介绍。在这里我想讲一讲他的家庭生活。在我所见过的人里面，卡尔·马克思、查理·达尔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来自完全不同的生活领域的亨利·厄尔文都是性格豪爽的人。在这四个人身上，巨大的智慧和强健的体质结合起来了。关于马克思和达尔文，他们的著作和活动我虽然多少知道一些，但是幸运地见到他们本人，也不过一两次。马克思生前我只见过一次，那时我还很年轻。有一天，我给哈佛斯托克小山孤儿工读小学的孩子们讲课，讲题是《昆虫和花卉》。那天是学校的节日，听讲的人除了孩子们，还有一些对这个讲题感兴趣的成年人。我刚刚讲完，一位须发像狮鬃一样的老先生、一位太太和一位年轻姑娘向我走来，并作了自我介绍。这位先生便是卡尔·马克思，这位太太是他的夫人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年轻姑娘是他们的女儿爱琳娜。直到现在，马克思对我说的那些亲切直率的话，对我的过分夸奖，我还记忆犹新。我再次去看他时，他已经长眠了。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体格非常强健的人。至于达尔文，这个刚才提到的四人之中惟一看起来体弱多病的人，也是一个刚毅果断、颇有风度的人物。
　　恩格斯身高6呎。直到他最后一次生病，他一直保持挺拔的军人风度。70岁的高龄对他说来并不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他那军人的举止和轻快的步伐与他的好朋友给他起的“将军”这个绰号非常相称。其实他的这个绰号是同1870年普法战争^[2]期间他给《派尔-麦尔新闻》^[3]写的几篇出色的通讯分不开的。大约在9月2日前一周，他就在一篇通讯中预测德国人将在色当战役^[4]中取得对法国人的决定性胜利。这些通讯显示作者对军事艺术很有修养，大家都一致公认作者是一位伟大的军事权威，事实也确实如此。然而这位军事权威却是曼彻斯特的一家棉纺厂厂主，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后来，总司令马克思逝世，恩格斯率领社会主义者大军同资本主义作斗争，“将军”这个绰号也更加名副其实了。凡是参加过瑞琴特公园路122号的愉快的星期日聚会的人，哪怕只去过一次，也会终身难忘。海伦·德穆特这位马克思夫妇和恩格斯的质朴的朋友，当时还健在，作为恩格斯的管家，不论在日常生活问题上或政治问题上，她都是他的忠实顾问。她观察敏锐，坦率诚实，对人对事都有一定的见解，这就是她之所以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巨人的助手的原因。她给所有参加星期日聚会的人留下了多么难以忘却的记忆啊！
　　这里简直就像巴比伦塔^[5]。因为不仅我们一家人常去，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都把瑞琴特公园路122号当作自己的麦加城^[6]。恩格斯能用对方的语言同每一个人交谈。像马克思一样，无论德语、法语或英语，他都说得非常流利，写得非常漂亮；他还精通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丹麦文。此外，他还能用俄文、波兰文和罗马尼亚文阅读和讲解，至于拉丁文和希腊文就更不用说了。每天他都收到大批各种欧洲文字的报刊和书信，令人惊奇的是，他在百忙中竟然还能挤出时间来阅读和整理这些报刊和书信，并记住基本的内容。每当恩格斯或马克思的某一著作被译成外文后，译者总要把译文寄来请恩格斯校对。雅默斯的一位颅相学^[7]家研究了恩格斯的头盖骨以后，极度兴奋地对他的同伴说，这位先生是个“地道的生意老手”（这算是让他说对了），“但他没有研究语言的才能”（这说到哪儿去了！），要是把这件事报道一下，谁还敢说颅相学一钱不值呢！
　　恩格斯具有非凡的语言才能，同时他也殷勤好客。他亲自招待客人，而且彬彬有礼，就像理查斯蒂尔在《旁观者》上提到的那个人一样，“天生乐于做令人愉快的事情”。平时我们不去看他，不和他一同吃早饭或午饭，他总是吃的很节俭，但一到星期天，他兴高采烈地用他所能拿出的最好的食品来招待朋友们，让他们尽情享受，这时，你会发现，他是多么的愉快啊！
　　在瑞琴特公园路122号一向受到欢迎的人物，都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精华。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想谈一谈，12年来我有幸作为恩格斯家的常客亲眼看到的一些人。德国人里面有威廉·李卜克内西，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的最老的朋友。德国人都称他是“革命的老战士”，马克思一家人都称他是“图书馆”。这是一位非常善良而仁慈的人，也是一位非常乐观的同志；另一位是奥古斯特·倍倍尔，他是出色的策略家、战士、演说家；还有一位是高大的、正直而诚实可靠的保尔·辛格尔。近年来侨居伦敦的德国人中，我还要提一下理查·费舍，他自1890年回到德国以后，便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局的书记之一，现任《前进报》^[8]出版社经理。他是一个很老练的商人，也是一个见多识广、立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像奥艾尔一样，说一口地道的巴伐利亚方言。巴伐利亚人都是很坦率和“粗鲁”的，用英语来说几乎相当于rudeness［粗野］。其次是我们在英国非常惦念的陶舍尔这个非常可爱的伙伴，他爱吸鼻烟，很可能就是由于这个习惯，他的鼻子大得惊人，大家都管他叫“纳佐”^[9]。在目前仍然侨居伦敦的德国人中，还应该提一下国际的宿将弗里德里希·列斯纳，这是一位可靠的、正直的人；他和李卜克内西以及沉默谦逊、刚毅果断的罗赫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老友之一）是当时仅存的几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还有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信任的商人尤利乌斯·莫特勒和他的诚实坦率的妻子。最后是爱德华·伯恩施坦，他在反社会党人法^[10]生效时期是《社会民主党人报》^[11]编辑，现在是德国党在英国的代表。恩格斯非常信任他，曾指定他做自己遗嘱执行人。他和他的妻子当时是恩格斯最好的两个朋友。
　　常在恩格斯家作客的法国人有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她在1883年马克思逝世前两个月去世）的几个孩子，他们到英国时，总要上他家去。此外，沙尔·贝尔纳每次到伦敦总忘不了去看恩格斯。还有工人党^[12]的两名积极分子，加来的德尔克律兹和巴黎的鲁赛耳每次来参加“五一”节游行时也总要去拜访恩格斯。比利时的埃米尔·王德威尔德和安塞尔也是如此。奥地利人中有，在海伦·德穆特逝世后替恩格斯管理家务的弗赖贝格尔夫人；在恩格斯病逝前给他医治的弗赖贝格尔医生；《工人报》编辑、生动风趣的演说家和作家、奥地利党的成熟的思想家维克多阿德勒；同伯恩施坦一样惟一能坚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学和文学著作的卡尔·考茨基。波兰人中有斯塔尼斯拉夫·门德尔森和玛丽亚·门德尔森，他们俩都是很可爱、很了不起的人，都富于思想，为人正直，至少会说四种语言。俄国人斯捷普尼亚克也常常拜访恩格斯；维拉·查苏利奇自从到英国以后，就成了恩格斯家的经常不用邀请的客人。她的忠实的朋友和同志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是党内一个最有才干的理论家，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害怕他也许甚于害怕任何一位在世的作家，他在英国作短期逗留时，当然也是恩格斯家的座上客。在举行国际代表大会时，还有一位来自美国的俄国人阿伯拉罕·卡恩，此人头脑清楚，精力充沛，也是各国犹太人的组织者。
　　这里我还要提一下一位美籍德国人，虽然大西洋阻碍他前来拜访恩格斯，但他是恩格斯寄予极高期望的固定通讯员之一，也可以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这就是纽约附近的霍布根的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8年我们夫妇、恩格斯和已故的肖莱马教授（一位大化学家、社会主义者和好同志）旅行美国时同他的会晤和几天的相处，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在英国人中，威廉·梭恩是不常去恩格斯家的人中最受欢迎的来访者，恩格斯对他非常赞赏，非常敬重，非常友爱，对他的品德和他对运动的作用都评价很高；恩格斯对不能经常前来拜访他的约翰·白恩士也有很高的评价，并且非常喜欢他。他认为，白恩士有一种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本能，不管我们在政治上会犯什么错误，这种本能一定能使他最终找到正确的道路。威廉·桑德斯是我和白恩士的年轻的朋友，我敢说，他一定会永远记着他在恩格斯家做客的荣幸。贝尔福特·巴克斯在英国的时候，有时也去拜访恩格斯，并且不止一次地就他所热衷的妇女问题同恩格斯进行友好的争论。汉特·瓦茨也到恩格斯的家里去过一两次。使我感到非常愉快的是不久前我给“将军”介绍了《正义报》的编辑哈利·奎尔奇，他给恩格斯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记得，威廉·莫里斯也到恩格斯家去过一次，恩格斯并不计较他的那套中世纪作风。恩格斯也很喜欢肯宁安-格莱安，把他称作唐·吉诃德。格莱安当时没能当选为那届议员，没能在哈第和白恩士这两个对手之间起些平衡作用，恩格斯比任何人都从心底感到遗憾。他本来能够像某种化学力量那样，把两个政治元素联成一个具备某种元素的特性的化合物，不管它们具有何等的绝对重量。据我所知，亨利·秦平和基尔·哈第只去看过恩格斯一次。在英国人中还应该提一下老宪章主义者乔治·朱利安·哈尼，尽管他喜欢使用一些陈词滥调和玩弄字眼，但他仍然是恩格斯的最好的老朋友之一。我必须再说一句，我只是罗列了最近12年以来有规律地到122号来的常客。由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我就不谈那些匆匆地来到英国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了，但是，不要以为“将军”只殷勤招待那些重要人物，我们这支大军的每一名士兵在他那里总是备受欢迎的。也不要以为他的好客和友谊对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的，他不愿意也从来没有招待过他不信赖的人。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人带着一个外国代表团到他家里，他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撵出门外。
　　至于马克思的女儿和女婿（保尔·拉法格和本文作者），《共产党宣言》的两位作者的久经考验的、可靠的老朋友赛米尔·穆尔，以及卡尔·肖莱马，在这篇文章中显然没有详细论述的必要。
　　我相信，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和我一样，都会说恩格斯是世界上最愿意帮助人的人。平时只要他一出场，人心就会振奋，他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和乐观主义也能起同样的作用。当某些青年沮丧失望时，这位不屈不挠的战士从不灰心，而且常常鼓励这些意志薄弱者。我要对那些近年来每个星期日或每周数次和他见面的人说，他的逝世是难以补偿的损失。恩格斯是这样一个人：每当我们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时，便去向他请教，而且总是按照他的劝告去做。恩格斯知识渊博，朋友们去请教他时总是有问必答。甚至专家们也认为，恩格斯对他们的本行比他们还内行。就拿自然科学来说，无论哪门学科，无论什么问题，他总能够提出新的见解，并给予帮助。
　　恩格斯的朋友对政治都很关心，在这方面他们就都去向他请教。他不仅对总的原则了如指掌，而且洞悉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历史、政治运动的细节，例如，关于英国的运动，他就了解得非常透彻。每个英国人都应该记得，在为争取法律上承认八小时工作日而举行示威时，恩格斯总是站在这种国际性的讲台上的。从1890年起到1895年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参加示威为止，他参加了每一次示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非常关心、研究时事政治。他对中日战争^[13]的精辟分析，就像他在最后几年中对其他事件的分析一样，是很有远见的。这些分析的深刻和精确，简直使人惊讶。这些分析作为慎重的预言后来都丝毫不爽地应验了。恩格斯作最后一次有关政治的谈话，是在7月28日我的妻子从诺定昂回来的时候（他是8月5日逝世的）。她向他叙述了独立工党^[14]在诺定昂开展运动的情况。当时他已经不能讲话了，但他用石板和石笔进行了非常生动有趣的谈话，他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有待探讨的问题。
　　恩格斯实际上和每个人一样，有强烈的爱，也有强烈的恨。有时，他觉得事情给办糟了，就会怒不可遏，不过他的发怒往往是有道理的。说来也许令人惊奇，恩格斯在某些方面还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是一个遵守习惯的人，每天所做的事情都有一定的时间，一定的方式。他在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值得信任、实在、严肃认真、一丝不苟，那简直是难以形容的。维拉·查苏利奇有一次说过，一想到“将军对这件事会怎么想”，我们有些人就不再去乱说乱干了。很难想象，还有谁的头脑比他的更清醒，更敏捷的了。不管什么问题，只要一经他手就会迎刃而解。人们原来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看到了，原来已经看到的东西，现在认识得更清楚了。约翰逊曾这样描述奥利弗·哥德斯密：“Nihil tetigit quod non ornavit”〔“凡是他接触过的东西，都被他装点起来”〕，关于恩格斯，他的朋友们也可以这么说：“凡是他接触过的东西，都被他的光芒照亮了。”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文章无论用德文还是英文写的，风格都是清新、华丽而尖锐的，这在德国人中是很少见的。
　　除了这些良好的品质，恩格斯还有一种罕见的鼓舞人心的幽默才能。他能用任何一种语言谈笑，并认为这是一种乐事。他是一个饶有风趣的健谈者。当然，在这些难忘的星期日，话题主要是围绕着政治和党务。我们大家到这里来都能学到一点东西。但是也有许多风趣而轻松的谈话，有时还夹杂着爽朗豪放的笑声。当只有我们几个人在他家里时，他就邀我们和他打牌，一打筹码的输赢合半个便士。他很喜欢玩“抽对子”和“全胜”，好像各国人民的命运全凭这一下子就决定似的。恩格斯痛饮烈性啤酒，猛抽雪茄烟，认为这是一种欢乐；当他自己不能再喝、不能再抽时，就看着别人这样做，认为这又是一种欢乐（这倒也说明了此人的忘我精神）。看恩格斯这样做可以说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教育，或更正确地说，一种社会主义的教育。德国举行选举的晚上对我们是重要的时刻，他为此买来大桶德国特制啤酒，准备丰盛的晚饭，邀请他最好的朋友，直到深夜从德国四面八方都有电报飞来；这时，将军打开一封封电报，向大家高声宣读。如果报道的是胜利的消息，我们就干一杯；如果是失败的消息，我们也干一杯。
　　上面我已经说过，1888年我曾经同他和肖莱马一起到美国和加拿大旅行。在我们那一行人中间，恩格斯显得最年轻。在船上，要经过那些座位时，他总是跳过去，而不是绕道走过去。一般人在旅行时往往容易发脾气，恩格斯却从来没有这样。不过也有两次例外：一次是他在早餐（他的早餐）前数点清楚被蚊子叮咬的伤痕为68处，另一次是我们人在波士顿，行李却在纽约。每天早上11时我们准时来一次“早晨干杯”（早晨喝德国啤酒），他看肖莱马和我们年轻人一次能喝四杯烈性啤酒就很高兴。恩格斯逝世前在伊斯特本卧病期间，虽然疼痛难忍，体力衰弱，但他身上仍不时地显出原先那种欢乐和愉快，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是那样和蔼可亲，时刻关怀别人。
　　关于他的友爱和豪爽，我在这里就不谈了。他的每一位友人都可以默默地怀念一下他那罕见的豪爽和忠诚，那是有许多东西值得思考的。
　　我相信，为了历史的真实，如果有必要说恩格斯是一个无神论者，《劳动预言家》的读者会理解我并原谅我的。他不信什么上帝，因此，他只寄希望于这个世界。他对工人教会没有丝毫的同情，认为它是运动的障碍，当然也只有在这个国家才有的障碍。社会主义是科学，对他来说完全不同于一切抽象推理的思索。一个人不管是基督徒或是无神论者，这同他的社会主义丝毫没有关系。当然他认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这个词本身就是矛盾的，而且还坚决认为，基督徒没有权利在社会主义的前面加上他们教派的形容词，同样我们也不会异想天开地说什么无神论社会主义。
　　恩格斯的一生是美好的。他热爱生活。我有时这样想，他的想法也许跟苏格拉底所想的差不多：“如果理性已经不复存在，而死亡只是一种我们常有过的无梦的酣睡，那么死亡是多么值得向往啊！”他有丰富的知识，他的事业有成就，他对未来运动充满信心，他有许多朋友（马克思当然是其中最完整的一个），他还有非凡的乐观主义精神，因此他比别人更有充分的理由眷恋生活，热爱生活。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有过丝毫的畏死心理。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会为像他这样一个完美无缺的一生献出自己所有的一切。
　　英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全世界做的工作，主要是在这个小国家完成的，而且他们都是在这里逝世的。这是一种崇高的荣誉——高于世界上所有的帝王和掠夺者的陵墓所带来的荣誉。总有一天，死者的墓地——海格特公墓^[15]和沃金松林里那间普通的小屋将会成为晋谒者最多的地方。

^[1] 这篇回忆文章是爱德华·艾威林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不久为伦敦《劳动预言家》杂志撰写的。

^[2] 普法战争是1870-1871年法国和普鲁士为争夺欧洲大陆的霸权而进行的战争。法国为阻止德国统一并夺取莱茵河左岸地区，于1870年7月19日对普鲁士宣战。战争过程中，法军接连败北。1870年9月2日拿破仑第三三在色当投降后，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普军长驱直入占领大片法国领土后，巴黎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夺取政权建立巴黎公社。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在普鲁士帮助下镇压了公社。1871年5月10日双方签订了法兰克福和约，普鲁士获得阿尔萨斯和洛林及50亿法郎的赔款，通过普法战争，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3] 《派尔-麦尔新闻。晚报和评论》（The Pall Mall Gazette. An Evening Newspaper and Review）——英国保守派的一家日报，1865年2月-1920年在伦敦出版，为晚刊；编辑为弗·洛林伍德（1865-1880年）、威·托·斯特德（1883-1889年）；1870年7月-1871年6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报纸有联系，在此期间报纸刊登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第二篇宣言（摘要）和恩格斯的关于普法战争的一组文章《战争短评》，以前还刊登过有关国际的代表大会的报道；巴黎公社失败后，鉴于报纸对公社的攻击日益增多，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

^[4] 色当会战是1870年9月1-2日在色当（法国东北部城市）附近进行的普法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会战。这次会战中，法军全部被击溃，按照法国司令部1870年9月2日签字的投降书，以拿破仑为首的10余万名官兵全部成为俘虏。法军在色当会战中的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灭亡，促使法兰西共和国于1870年9月4日宣告成立。

^[5] 据圣经传说，有人企图在巴比伦修建一座高可接天的塔，在开工后，天神发怒，“弄混了建筑者的语言”，使他们不能相互了解，以致停工。这里指到恩格斯家里来的人因国籍不同，各操不同的语言。

^[6] 麦加是伊斯兰教徒的主要圣地，位于阿拉伯半岛。

^[7] 颅相学是19世纪初奥地利医生弗·约·加尔所创立的一种庸俗唯物主义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的每一种心理特性都有其器官：每种特性局限于头脑的一定部位；某种心理特性的发展会引起它的器官的增长并使颅骨的相应部位隆起一块。因此，似乎根据颅骨的外形就可判断人的心理特性。颅骨学的伪科学结论曾被各式各样的江湖术士包括降神术士广为利用。

^[8] 《前进报》原名《柏林人民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1884年创办。根据哈雷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该报从1891年起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并用《前进。柏林人民报》的名称出版。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为该报撰稿并纠正该报编辑部的错误和动摇，帮助它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从90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后，《前进报》编辑部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

^[9] 拉丁文‘nasus’，即鼻子

^[10] 非常法或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

^[11]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是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间出版的一家周报，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1879-1880年编辑是格·福尔马尔，1881-1890年编辑是爱·伯恩斯坦；马克思和为该报撰稿的恩格斯都批评并纠正过该报的错误，帮助该报贯彻党的无产阶级路线。

^[12] 法国工人党它是根据1879年10月马赛代表大会的决议，由马克思的拥护者茹·盖得及其支持者建立的；代表大会批准了党的章程。1880年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制定了工人党纲领，纲领的理论部分是由马克思起草的。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这个纲领，并且正式成立了法国工人党。

^[13] 指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

^[14] 独立工党它是1893年1月新工联领导人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在布莱得弗德会议上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凯尔·哈第。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后来列宁在评述独立工党时写道：“其实这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

^[15] 指海格特公墓，位于大伦敦的北部，在过去的城郊海格特（Highgate）的区域内。该公墓是一些无神论唯物主义者于19世纪上半叶为埋葬拒绝任何宗教仪式的自由思想者而修建的。这个公墓葬有马克思及其家庭的几名成员，还有英国的科学文化界的著名活动家（斯宾塞、法拉第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