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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恩格斯[1]
（1820年11月28日—1895年8月5日）
威·李卜克内西
在白拉克编的1878年《人民历书》[2]（第78页及以下各页）中，有一篇文章标题是《三位杰出人物》，讲的是莱辛、雅科比和马克思的生平活动事迹。马克思传略是恩格斯写的。[3]我不知道《三位杰出人物》这个总标题是否出自白拉克之手，但那是很恰当的。如果马克思有时间，他一定也会为《人民历书》写一篇关于他的精神上的孪生兄弟、我们这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传记，那么题目就将是《四位杰出人物》了。因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其他三位一样，也是一位杰出人物。他明哲智慧，丝毫没有浪漫和温情的色彩。他在观察人们和事物的时候，不戴有色眼镜，不是雾里看花，而是始终明察秋毫；他的目光从不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而总是要洞悉底蕴。这种明察秋毫的目力，这种“慧眼”，这种自然之母只赋予少数人的洞察力，都是恩格斯所具有的。这一点我在第一次会见他的时候就觉察到了。关于这一点，我在《南德驿车夫》第313期上已经写过一篇文章。[4]这是1849年的盛夏，在蔚蓝色的日内瓦湖畔；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失败以后，我们在那里建立了几个侨居区。当时在侨居区所执行的政策，无论如何要比现在的德意志帝国的政策明智得多和实际得多。当然，除了说它切合实际之外，也没有别的可说。在这以前，我也见过许多各式各样的“大人物”[5]，如卢格、海因岑、尤利乌斯·弗吕贝尔、司徒卢威以及来自巴登和萨克森的“革命”[6]的民众“领袖”。但是我愈熟悉他们，他们在我眼前就愈显得暗淡无光，卑微渺小。每当氤氲弥漫的时候，人和物看来就会觉得大些。但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有一个特点，他能用他的敏锐的眼力驱散云雾，使人和物都显出本来的面目。这种锐利的眼力以及由此而作出的斩钉截铁的同样锐利的判断，起初使我感到不悦，有时甚至伤了我的自尊心。当然，我对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英雄们的印象并不比恩格斯对他们的印象好一些，但是我总觉得恩格斯未免太轻视这个运动了，因为毕竟还有许多人为它献出过宝贵的精力，还有许多人表现了自我牺牲的精神。我不是德国的南方人，但是，当时“德国南方人的温情”在我身上还残留着，直到后来在英国才彻底克服，不过这并没有妨碍我们对人和事有一致的看法，当然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立刻能取得一致。不久以后我就发现，恩格斯的判断始终是有根有据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我早已读过，在私人的交往中，他的渊博的学识也使我赞叹不已）。我不禁对他深怀敬意，因为他已经做了许多伟大的工作，他比我年长五岁，这五年简直就等于整整一个世纪。
我很快觉察到他也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在和他闲谈中，我才知道《新莱茵报》所发表的那几篇关于匈牙利革命战争的文章原来是他写的；[7]这些文章由于内容经常得到证实，因而大家都猜测是出于匈牙利军队某高级指挥官之手。其实，正像他自己笑着对我说的那样，除了所有的报纸都掌握的并且差不多完全得自奥国政府的那些材料，他根本没有任何其他材料。而这个政府却大撒其谎，说它在匈牙利活像现在西班牙政府在古巴[8]一样，总是百战百胜。在这种时候，恩格斯的天才慧眼就对他大有帮助。他能够不理会那些空话。他的头脑就像X光一样。大家知道X光不会折射，因而任何时候也不会歪曲形象。在这种光线的帮助下，恩格斯放过那些对查明真相无用的非本质的因素，不让任何烟幕迷惑自己，不轻信任何虚构的情节，而根据可靠的事实来确定自己的见解。无论奥国的闵豪森[9]之流怎样大肆吹牛，终究不能掩盖某些事实，例如发生冲突的地点、战役开始及结束时军队的驻地、战斗的时间、军队的调动等等。“我们的弗里茨”[10]，就像居维叶一样，根据这些点滴材料，用他明察秋毫的目力加以分析，就能描绘出一幅关于战局的真实图画，有了这样精密的战况图，就能根据日期和地点作出数学般准确的结论，说明百战百胜的奥地利人日益向后“挺进”，而屡战屡败的匈牙利人则不断向前“退却”；这些结论都极其符合实际情况：当奥军书面宣布获得决定性战役胜利并全歼匈牙利军队的次日，奥军就被逐出了匈牙利国境，而且溃不成军了。
恩格斯既不是一位预言家，也不是一位惯于忖度别人思想的人，他只不过有一双明亮清晰的眼睛，是一个像歌德那样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当年在瓦尔米战场上，那些目光短浅的凡夫俗子和政治家们看不到的世界转折的开始，令人失笑，但歌德却独具慧眼，明若观火。[11]
恩格斯似乎生来就是一个军事家，他料事如神，能随机应变，通观全局，明察秋毫，沉着冷静，并当机立断。以后，他还写了许多卓越的军事著作，并且得到第一流职业军事家的好评；这些人当然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根本料想不到那些小册子的匿名作者竟是一个“恶名远扬的”叛逆者。在伦敦我们开玩笑地称他为“将军”。如果当他在世时再有这样一次浪漫色彩的革命，那么恩格斯就一定是我们的卡诺和毛奇，是我们军队和胜利的组织者、军事思想家。
不久以后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在伦敦发行，寿命很短）上亲自写了一篇关于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文章。我把这篇文章的一部分转述于后：
马克思和恩格斯到卡尔斯卢厄去了解布伦坦诺的革命政府，然后就到普法尔茨去了解那里的运动和临时政府的情况。他们在斯拜尔遇到了率领志愿军的维利希，就和他一起到凯撒斯劳滕，在那里会晤了以德斯特尔为首的临时政府。
他们在这里发现，共产主义者根本谈不到正式参加运动，运动就像在巴登一样具有鲜明的小资产阶级的性质。在凯撒斯劳滕逗留几天后，这两个朋友就到宾根去了。但是他们在路上被黑森的部队扣留，他们被怀疑参加起义而和另外几个朋友一起逮捕。最初把他们押送到达姆斯塔德，后来押送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最后在那里释放了他们。
此后不久，马克思受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委派，到正在酝酿重大事变的巴黎去，代表德国革命党同法国社会民主派联系[12]。而恩格斯则回到普法尔茨的凯撒斯劳滕去等待局势的发展，并准备在必要时以兵士的身份参加运动。
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以极幽默的笔调描写了普法尔茨人民运动的特征。他写道：
谁只要到普法尔茨去过一次，他就会明白，在这个富产葡萄酒的略带醉意的地方，运动必然是朝气蓬勃的。人们终于摆脱了那些骑在他们脖子上的笨拙迂腐的爱喝啤酒的巴伐利亚旧官僚，换上了一些快活的喜爱葡萄酒的普法尔茨人。人们终于从故作深奥的巴伐利亚警察制度的刁难中解脱出来。这种刁难曾经被那些在其他方面极其乏味的《飞行传单》
[13]非常有趣地嘲笑过，这种刁难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厉害地折磨了轻松愉快的普法尔茨居民。恢复小酒店的自由是普法尔茨人民的第一个革命行动；整个普法尔茨变成一个大酒店，在这六个星期当中，“以普法尔茨人民的名义”喝去的酒，数量简直难以计算。虽然在普法尔茨积极参加运动的人远不如巴登那样广泛，虽然在这里还有许多反动的地区，但是，全体居民普遍嗜好葡萄酒这点是一致的，就连最反动的小市民或农民也被卷入这种普天同乐之中。
从外表上看，普法尔茨运动是欢快的、无忧的和从容的。在巴登，每个刚当上正规军或人民自卫团少尉的人，都束紧身上笨重的军服，炫耀自己那副后来在战斗当天立即塞进口袋的银质肩章，而普法尔茨人的行动却理智得多。人们刚一感觉到6月上旬的灼热，便脱下所有的呢制外衣、背心和领带，换上便服。随着旧官僚制度的推翻，人们好像也从一切陈旧的令人郁闷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穿衣随随便便，惟一考虑的就是要方便和适应季节，随着衣着差别的消失，在日常交往上的任何其他差别也一下子消失了。由于社会上各个阶级都聚集在同样的公共场所，也就使得任何社会主义的空想家都可能从这种无拘束的交往中看到博爱的曙光。
普法尔茨临时政府的特点也是这样。临时政府中几乎都是些好心肠的葡萄酒爱好者，他们惊讶的是，他们在转瞬之间不得不代表以巴考士
[14]为标志的自己家乡中的临时政府。虽然如此，但也不能否认，这些微笑着的执政者比起在“信仰坚定”的布伦坦诺领导下的巴登邻居，举止好得多，事情做得比较多。他们至少有善良的意愿，他们虽然酷嗜葡萄酒，但是同卡尔斯鲁厄的那些道貌岸然的先生比较起来，理智上却清醒得多……
[15]
自然，也曾经有人建议我去担任这个或那个文职和武职，如果在无产阶级的运动中，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我都一概拒绝了。我惟一同意的一件事，就是为临时政府在普法尔茨广泛推销的小报纸撰写几篇鼓动文章。
[16]我知道，这也是行不通的，但是由于德斯特尔和政府的某些成员的一再请求，我终于接受了这个工作，这样至少也可以表明我的好意。我在遣词用字上当然不十分客气，所以第二篇文章就引起反感，被认为过于“刺激人”；我没有多费唇舌便收回了文章，当着德斯特尔的面撕毁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
恩格斯所描写的军官团除少数例外都是庸碌无能的人。这些例外的少数中包括泰霍夫和维利希。泰霍夫当时是普鲁士陆军中尉，当柏林军需库被冲击时，他和一个同志把军需库交给了人民，[17]因此被判15年徒刑，后来从马格德堡逃走；维利希曾率领一支不大的志愿军队伍监视和围攻兰道和盖默斯海姆要塞。
恩格斯这位尖锐的批评家和无情的讽刺家自然使这些革命庸人觉得很不舒服。有一次他们甚至逮捕了他，但是过了24小时，临时政府不得不释放他并向他道歉。
如果要详细描写以后的战役，就未免扯得太远。人数将近3万的普鲁士和帝国军队向五六千领导无方装备拙劣的普法尔茨革命军队进攻，迫使普法尔茨军队迅速退过莱茵河，进入巴登，和巴登人会合。但是这里还有6万普鲁士人和巴伐利亚人，正在对付13000名起义者，而起义者的政府要职又都被叛徒和意志薄弱的人所窃据。
恩格斯参加了三次战斗，也参加了牟尔克河的决战，所有在火线上看见过他的人，很久以后都还在谈论他那种镇静自若和漠视危险的精神。
关于当时体现社会主义思想的共产主义者参加争取宪法的斗争，恩格斯写道：
报刊和各个民主团体对巴登起义中牺牲的那些多少有教养的人物，又写文章又作诗，歌颂备至。至于那成百上千的工人，却谁也没有提起过，是他们把斗争坚持到底，战死在沙场上，是他们活活瘐死在拉施塔特的牢房中，是他们目前身居异乡，在所有流亡者中间惟一在流放中受尽贫穷困苦的折磨。工人受剥削，这是由来已久、非常习见的现象。所以我们的正牌的“民主派”先生们只能把工人当作一种可以鼓动的、可以引爆的、可以剥削的材料，当作纯粹的炮灰。我们的“民主派”太无知了，资产阶级气味太浓了，他们无法理解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无法理解工人阶级的未来。因此，对于真正的无产阶级气质他们也是仇视的，因为无产阶级自尊心非常强，决不会对他们阿谀逢迎；因为无产阶级眼光非常远大，决不会被他们所利用，然而每次发生推翻现政权运动的时候，这些人总是手握武器站在最前方，在任何革命运动中，这些人都直接体现着无产阶级的党。既然所谓的民主派没有兴趣对这样的工人给予肯定，那么，无产阶级的党就有责任给这些工人以应有的荣誉。
科隆的约瑟夫·莫尔就是这些工人中最优秀的一个。
莫尔的职业是钟表匠。很多年以前他离开了德国，参加过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的所有公开的和秘密的革命团体。1840年他参与组建伦敦德意志工人协会
[18]。二月革命以后他回到德国，不久就和他的朋友沙佩尔一起担负起科隆工人联合会
[19]的领导工作。1848年科隆九月事件
[20]后曾经流亡伦敦，不久又化名回到德国，在各个地区进行宣传鼓动，别人都不敢去执行的危险任务他都一力承担起来。在凯撒斯劳滕我又遇到了他。他在这里接受了到普鲁士去的使命，他所要执行的任务一旦被发觉马上就有被枪毙的危险。在第二次执行完任务以后，他顺利地闯过了所有的敌军驻地，一直来到拉施塔到特，到了这里立即加入我们这支队伍的贝桑松工人连。三天之后他就阵亡了。我失去一位老朋友，党则少了一个不知疲倦的、无所畏惧的和忠实可靠的先进战士。
无产阶级的党在巴登-普法尔茨军队里的力量相当强大，特别是在志愿军团里，例如在我们这一队，在流亡者军团等等。这个党敢于对一切其他党派这样说：谁也无法对无产阶级的党的任何成员提出丝毫的责难。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士兵。
恩格斯在谈到运动的结局时写道：
从政治观点来看，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是本来注定要失败的。从军事观点来看，这个运动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它的惟一可能成功的因素不在德国，而在巴黎共和党人6月13日的胜利，可是6月13日的运动失败了。在这次事件以后，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最多也只能算是一幕流血的滑稽剧而已。事实正是如此。愚蠢和叛卖行为彻底地毁了它。除少数人外，军事领袖们不是叛徒就是不称职的、无知的、怯懦的个人野心家。而那些少数例外的人也得不到其他方面譬如说布伦坦诺政府方面的任何支持。在下一次革命风暴中，凡是曾任黑克尔军队将军或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军官这惟一头衔的人，应该请他们立即退出去。对指挥官是这样，对士兵也应照此办理。巴登人民身上本来具有非常好的军事素质，但是从起义一开始，这些素质就被滥用和轻视，所以就造成了我们详细描述过的那个悲惨局面。整个的“革命”变成一幕不折不扣的喜剧，而惟一能够自慰的是，在人数上六倍于我们的敌人，其胆量却比我们少六倍。
然而，由于反革命势力嗜血成性，这幕喜剧却落得个悲剧性的结局。在行军中，在战场上不止一次地惊慌失措的战士们，在拉施塔特监狱的牢房里就义时却很英勇从容。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求饶，没有一个人发抖。德国人民不会忘记拉施塔特的执行枪决的刑场和监禁囚徒的牢房。
这样一来，喜剧也就引不起什么笑声，并且正因为起义由于环境注定必遭失败，所以它也就蒙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但归根到底，决定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命运的并不是1849年6月13日的失败；顺便提一句，对这运动的十分之九的参加者来说，帝国宪法不但已经毫无意义，甚至成为嘲笑的对象。我们这些志愿兵和士兵们这样唱道：
为共和国捐躯，
这是我们伟大而光荣的命运，
这是我们所选定的目的！
虽然我们吉伦特党人的这首歌的歌词不很流畅，但我们全都唱得极其热情。
6月13日运动本身就预定要遭到惨败。它像整个德国革命运动一样，是突然点着但缺乏燃料的火焰。如果说在巴黎这种燃料烧成了熊熊的烈火，那么在德国，大部分燃料却是悄悄地化为灰烬。这场烈火就是1848年六月之战。[21]在那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界限永远是分得一清二楚的，在那里，调和的美梦已被流血的结局所粉碎；资产阶级，也像公侯和其他统治者一样，比无产阶级更早成为国际的力量，并且从此变成反动力量，它忏悔“年轻时的罪过”，抛弃它的理想和革命的枪支，把它们全部让给了无产阶级。六月之战，在法国为波拿巴、政变和帝制打下了基础，[22]在德国（曼托伊费尔时期以后）为俾斯麦、政变和帝制打下了基础。[23]在我们这里，政变不是在1851年而是在1866年才发生，帝制不是在1852年而是在1871年才开始。总之我们德国人比法国人这些“欧洲的政治榜样”慢了一步。六月之战以后资产阶级和工人再也不能一起进行革命了。法国激进派在1849年6月13日曾想把体现帝制复辟威胁的“12月10日的当选人”[24]赶下舞台，而现在却撇开了工人。当事变开始时，无产阶级并没有在场。12个月以前，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流尽鲜血，那样严重的失血，是不可能在一年之内恢复元气的。激进的资产阶级企图唤醒工人，就像在55年前即1794年热月政变[25]时罗伯斯比尔处于困境求助于巴黎的公社一样徒劳无益，而公社的革命的先驱和代表人物正是被他在几个月前送上断头台的。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也像法国6月13日的运动一样，缺乏获得胜利的前提。
关于那段时间我已经讲得太多了。我所选的这个题目或将使我得到原谅。恩格斯的这一段生活，知道的人不多。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经常受民主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责备，说他们只有建议，没有行动，因此我认为应当提一下恩格斯在1849年人民起义中的活动来表明这种“责备”是极端可笑的。
而且，把建议和行动对立、理论和实践对立，这样做究竟有什么意思呢？难道《共产党宣言》不是行动？难道《资本论》不是行动？难道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科学著作全都不是实际行动？
我和恩格斯一起在瑞士作短期逗留以后，第2年又在伦敦相遇，他是在我之前到达伦敦的，以后我就和他保持经常的联系了。虽然在1850年我留居伦敦时他离开我到曼彻斯特他父亲（像其他莱茵厂主一样，在英国设有分厂）的事务所去，但是恩格斯经常到伦敦来看望我们，常常在伦敦住很久。他几乎每天都写信给马克思，马克思总是把一些不是纯粹的私信的内容告诉我们，即参加者经常变动的“马克思小组”的最受信赖的成员。当然，我同恩格斯不像同马克思那样接近。在12年中我几乎每天都到马克思家里去，因而被当做他家庭的一员。
马克思去世后我才和恩格斯更接近。那时恩格斯面临着双重任务——代替马克思并执行他的遗嘱。
恩格斯在此以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直演奏第二小提琴，现在证明，他也完全可以担任主角。在20年中，恩格斯不得不把他的大部分精力花费在事务所中，现在他又把全部精力用来完成他的双重任务。他尽一切可能完成了出版《资本论》的工作，又在科学方面展开了惊人的创造性的活动，由于有非凡的工作能力，他竟还能挤出时间进行广泛的国际通信。恩格斯的书信往往都是科学论文，是政治和经济学方面的指南。他对所有需要他帮助的人都给予帮助，他经常鼓动群众。他始终是伟大的国际工人运动战场上的积极的战士，不断提出建议、要求和警告。1848年初，他和他的朋友马克思觉察到二月革命的新鲜空气，曾向工人阶级提出一个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现在，这个运动实现了这一口号。
无产者真正联合起来了。
现在，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联合起来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前进道路了。
1890年11月28日，我们在伦敦庆祝了恩格斯的七十寿辰。他精神健旺，又幽默，又威武，就像在活泼愉快热情奔放的青年时代一样。大约3年以后，他在“协和”大厅里向柏林工人说：
“同志们！我确信今后你们也能履行自己的责任！”[26]
那时，几千个工人激动地听他演讲，怀着感谢和爱戴的心情注视着，他们没有一个不惊奇地自问：“难道这个青年已经73岁了？”
过了不到两年，即1895年8月6日，我参加不来梅工会盛大的庆祝活动回来时，在《前进报》编辑部我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份噩电：
“将军已于昨晚10时30分寂然逝去。当日午后已失去知觉。请通知士兵及辛格尔。”
“士兵”就是指我。我们在德国的三个人[27]，春天就已经知道“将军”患了不治之症——喉头癌。虽然这打击并不出乎意外，但终究还是可怕而无情的。我们失去了一位思想界的伟人，失去了和马克思一起奠定科学社会主义基础并以社会主义策略教导无产阶级的人，失去了在24岁时就为我们写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经典著作的人，失去了《共产党宣言》的合著者、帮助马克思组织国际工人协会的马克思的第二个“我”，失去了《反杜林论》这部深刻透彻的每个有思想的人都能理解的科学百科全书的作者，失去了《家庭的起源》和许多其他著作、文集、论文的作者，我们永远失去了我们的朋友、忠告者、领袖和战士。
8月10日，我们在伦敦把他的遗体火化了。
8月27日，遵照他的遗嘱，把他的骨灰投入了大海。
凡是在有觉悟的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地方，他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
[1] 这篇回忆文章是作者为《1897年新世界历书》撰写的。
[2] 《人民历书》（《Volks-Kalender》）——1875年至1879年在不伦瑞克出版的《社会民主党年鉴》，主编和出版者是威·白拉克。
[3] 指恩格斯1877年6月撰写的《卡尔·马克思》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28-338页）。
[4] 见本书第29-34页。
[5] “大人物”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首领们的讽刺性称呼。这些人把政治活动变成升官发财、制造纠纷和策划阴谋的场所，并从事玩弄革命阴谋的有害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对这些人作了最透彻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77-407页）。
[6] 萨克森“革命”是指1849年5月3-8日的德累斯顿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中的第一起武装起义。萨克森国王拒绝承认帝国宪法，任命极端反动分子钦斯基为首相，并和普鲁士结盟镇压人民群众，是这次起义的导火线。起义于5月8日遭到政府军队和开抵萨克森的普鲁士军队镇压。
[7] 指恩格斯1849年1月-5月发表在《新莱茵报》的《匈牙利的斗争》、《<科隆日报>论马扎尔人的斗争》、《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争》、《匈牙利》等数篇文章。
[8] 这里指的是西班牙政府对1895年古巴（当时是西班牙殖民地）的全民起义的镇压。
[9] 闵豪森是德国文学中一个肆无忌惮的吹牛家和撒谎者的名字，这个名字已成了这类人的代名词。
[10] 指恩格斯。“弗里茨”是弗里德里希的爱称。——编者注
[11] 瓦尔米是法国马尔纳的一个村庄。1792年9月20日在瓦尔米战役中，杜木里埃和凯勒曼率领的法国革命军击败普鲁士入侵军。当时歌德也在前线，他对随行人员说：“此时此刻世界历史开始了一个新时代，你们可以说，你们亲身经历了这个转折。”
[12] 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是1848年10月26-30日在柏林举行的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其成员有卡·德斯特尔、爱·赖辛巴赫和赫克萨默。1849年6月初，马克思带了一份由德斯特尔开 具的该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资格证前往巴黎，以德国革命政党代表的身份与法国社会主义者取得联系。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指聚集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抵达巴黎时，代表下院中的《改革报》派的山岳党和保守派之间正酝酿着一场风暴。山岳党于1849年6月13日采取行动。
[13] 《飞行传单》（《Fliegende Blätter》）——德国的一家讽刺性周刊，1845年在慕尼黑创刊。
[14] 巴考士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和快乐之神。
[15] 这里和以下几处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47-50、53-54、92-94、108-109页。
[16] 临时政府在普法尔茨广泛推销的小报纸指《城乡信使》。实际上恩格斯在该报只发表了一篇文章《普法尔茨和巴登的革命起义》（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624-626页）。
[17] 柏林工人和手工业者要求康普豪森一汉泽曼政府把武器发给人民的行动遭到失败后，1848年6月14日袭击并占领了军械库。柏林工人的发动是自发的和没有组织的。开来的增援部队和资产阶级的市民自卫团队伍一齐很快驱散了人民。解除了他的武装。在柏林工人袭击军械库的期间，纳茨默上尉主要在古·阿·泰霍夫的劝说下向守军士兵发布撤退的命令。关于袭击柏林军械库和纳茨默上尉，见恩格斯《6月17日协商会议》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100-105页）。
[18]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全称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1840年2月7日正义者同盟的卡·沙佩尔、约·莫尔和其他活动家在伦敦建立的。有时用会址名称大磨坊街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组织。1847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一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50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
[19] 科隆工人联合会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于1848年4月13日在科隆创立的。领导联合会的是主席和各行各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起初，在联合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安·哥特沙克。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反对哥特沙克的宗派主义政策的斗争巩固了联合会，改变了它的政治路线。到1848年8月，联合会已有7000会员。哥特沙克被捕后，7月6日约·莫尔被选为联合会主席，这个职务他担任到1848年9月因被捕的危险而侨居国外为止。1848年10月马克思被选为联合会的主席，而从1849年2月起卡·沙佩尔被选为联合会的主席。联合会这时实行了改组。2月25日通过的新章程宣布，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是联合会的首要任务。1849年德国反革命得胜后，科隆工人联合会丧失了他的政治性质，变成了普通的工人教育协会。
[20] 科隆九月事件是指1849年9月25日科隆当局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逮捕了科隆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卡·沙佩尔和海·贝克尔，恩格斯和莫尔也面临被捕的危险。当局企图煽起一场风潮后再镇压无产阶级运动。 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科隆工人，没有受到煽动的影响，没有进行过早的起义。9月26日科隆宣布处于戒严状态，《新莱茵报》及其他民主派报纸暂停出版，10月12日恩格斯、约·莫尔和其他许多撰稿人被迫侨居国外。
[21] 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执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政府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日至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6月25日，镇压起义的布雷亚将军在枫丹白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因此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起义在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
[22] 指1848年12月10日路易·波拿巴被选为总统，并于1851年12月2日在法国举行政变。1852年1月14日通过的新宪法曾规定，一切权利都集中在总统手中，1852年12月2日却宣布自己为法国皇帝。帝号拿破仑第三。
[23] 指普鲁士反革命政变。1848年11月至12月初普鲁士发动政变。11月1日，勃兰登堡一曼托伊费尔反革命内阁取得了政权。12月5日反革命内阁解散了普鲁士国民议会，颁布了所谓的“钦定”（国王“御赐的”）宪法。
[24] 1848年12月10日路易·波拿巴被选为总统。
[25] 热月9日（1794年7月27-28日）是指那天发生的反革命政变，政变的结果是雅各宾政府的倒台和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建立。
[26] 1893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后，恩格斯从瑞士返回时，在造访维也纳以后来到柏林，1893年9月16-28日他都在柏林，1893年9月22日在在柏林为欢迎他而举行的大会上发表了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中文第1版第22卷第483-485页）。
[27] 指威·李卜克内西，奥·倍倍尔，保·辛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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