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36）公社万岁
如今，革命的士兵来自人民。昨日，他还待在自己的小店里，弯着腰，不断舞弄着锥子或针，或在打铁。多少人经过时都没有意识到或者相信那里有一个人。
安德烈·莱奥〔1〕 |
3月1日，普鲁士军队挺进巴黎，踏上香榭丽舍大道，他们发现这座光明之城一片黑暗——真的是一片黑暗，建筑正面盖着黑色的旗子，店铺都关着，煤气灯都熄了。任何咖啡馆胆敢向侵略者开门，便会被抢劫。各省报纸报道说巴黎犯罪猖獗，纵火频发。但实际上，没有犯罪，也没有看得见的生命。巴黎已经转入地下，准备战斗。〔2〕1月，在比泽瓦尔遭到屠杀而仍旧满腔怒火的国民卫队在偷偷收集武器，在城内各处部署了大约250门大炮。〔3〕市民也武装起来，制作弹药，把街垒建造得像建筑物一样高。不论男人、女人还是孩子，都在安静但迅速地行动着，准备战斗。〔4〕
政府觉得返回巴黎太危险，留在了巴黎西南方向的波尔多，从这里发布的一连串法令怒火中烧的巴黎人火上浇油。3月13日，政府宣布，所有由于战事未能及时收取的11月以来到期的欠款，必须马上缴纳。这意味着巴黎人即便因为围城而无法工作，为了买猫肉或鼠肉充饥而花光了每一分钱，也要马上交齐之前几个月的欠租、税款和数不清的其他款项。还有传言称国民卫队的薪俸将被取消。〔5〕债务法令发布的同一天，政府还下令关闭另外6家报社，将包括弗路朗斯和布朗基在内的去年10月带头袭击市政厅的人判以死刑。〔6〕
巴黎用各种色彩来回击。没有报纸传递消息，贴在墙上的各种颜色的海报成了传递信息的渠道，每有新的海报贴出来，周围都会聚集大批市民观看。〔7〕弗路朗斯也贴了一张海报回应自己受到的死刑判决。
面对判决，我有权用最积极的方式表示抗议，因为宪法授予我的权利遭到了破坏。……另一方面，我早就明白，自由需要用殉难者的血来浇灌……如果我的血能洗去法兰西的污浊，巩固人民的团结和自由，我自愿把自己交给国家的谋杀者和一月的凶手。〔8〕
巴黎满是这样的人——比如近30万民兵，以及250个国民卫队营的士兵。〔9〕此外，还有拿着刀和棍棒坚守在门口的市民。当保卫巴黎的战斗打响时，他们将发挥巨大作用。
3月18日凌晨3点，法国政府派25000名士兵进入巴黎。在全城居民的熟睡中，军队夺走了国民卫队的重炮。到早上6点，政府军控制了起义者所有的大炮，但不管是运气、宿命、还是无能的原因，军队没有带马匹来，他们无法把这些武器拖走。在他们等着马匹到来时，巴黎的妇女们醒了。每天早上给全城送牛奶的女工告诉各家：政府士兵正试图拖走大炮。很快，鼓声响起，警讯向各家传递。〔10〕
在巴黎北部的蒙马特，克劳德·勒孔特将军正受到妇女和孩子们的质问——他的人想做什么？为了表达对她们的无视，他命令部队向人群开火，但妇女们面对拿着枪的年轻士兵，喝问：“你们要对我们开火吗？”他们不会。〔11〕他们并不想与法国同胞战斗，更何况是妇女。有些士兵去年7月便参加了战争。有些对政府的厌恶之情并不比对巴黎人少。他们开始加入反抗的人群，勒孔特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被国民卫队俘虏，他不得不签署命令，让部队放下大炮撤退。〔12〕
到中午，除了10门大炮未能找回外，所有大炮又回到了巴黎人手中。〔13〕不幸的是，之前一直都能约束自己的民众变得残暴起来，他们处决了勒孔特和另外一名将军克莱芒特·托马。〔14〕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政府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借口来发动全面进攻。
在政府的报复到来前，巴黎人在3月26日选出了自己的政府。第二天，大约20万民众聚集到市政厅，面见新领袖。兴奋的人群安静下来，看着选出的领袖系着醒目的红围巾陆续走上阳台，听着他们的名字被庄严地念出来。当巴黎政府成立，一名成员喊道：“以人民的名义，公社宣告成立。”欢腾的庞大人群站起来，高呼“公社万岁！”帽子被抛向空中。大炮鸣响，彩旗在窗口和屋顶飘起，成千上万双手挥舞着手帕。〔15〕
这期间，法国国民政府已经搬到距离巴黎更近的凡尔赛，决定4月1日武力夺取巴黎。为动员不愿参战的士兵，军队指挥官把巴黎的抵抗描述为受到外国人煽动的暴乱，所以战斗打击的不是法国同胞，而是外国渗透分子。〔16〕渗透分子的首脑已经确定：3月起，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报纸就开始刊登报道指控马克思指挥的国际工人协会在巴黎的活动，借以影响巴黎街头运动。其中一篇标题为《国际的最高首脑》的文章写道：“众所周知，他是德国人，更糟的是，是普鲁士人。”文章（错误地指出马克思住在柏林）说，马克思指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如何在巴黎开展活动的一封信被警察截获了。〔17〕
这样的报道只要不会影响到巴黎局势，不会分裂法国和德国工人一直以来保持的团结，马克思就并不特别在意，他只是公开声明说，这封所谓的信是警察伪造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把国际工人协会往暴力上扯。〔18〕马克思虽然发表了声明，类似的文章仍不断在报上出现。4月，劳拉寄给马克思一份法国报纸的剪报，内容让人透不过气来：“来自德国的揭发在这里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应。现在可以完全有把握地确定，卡尔·马克思这个最有国际影响力的领袖之一，1857年曾是俾斯麦伯爵的私人秘书，而且从未同其过去的保护人断绝关系。”〔19〕这样，马克思既是共产主义领袖，又是西欧最有权势的反动派的知己。换言之，不管站在哪一边，他都是个威胁。〔20〕
4月2日凌晨1点，法国政府军向巴黎开火，大炮的轰鸣声把民众从睡梦中惊醒。守城的民兵冲向阵地，市民爬上街垒，鼓声响起传递警讯。到早上8点，20000人坚守右岸，17000人坚守左岸，准备迎接政府军的进攻，并伺机反攻。抵抗者虽有武器，也都动员了起来，但缺乏指挥，被指望制定作战计划的巴黎指挥官什么计划都拿不出来。〔21〕
弗路朗斯没有气馁，4月3日，他带领大约1000人向政府军发动进攻，但未能成功；防守的民兵一受到攻击，便阵形大乱，溃散而逃。在战斗中累得精疲力竭的弗路朗斯对战友的懦弱感到诅丧。在副官的劝说下，他停在一家旅店进行休整，但旅店老板背叛了他们，通知政府有反叛头领入住。警察和政府军冲进旅店，当场杀死了副官。他们将弗路朗斯抓住，并根据他口袋里装着的一封他母亲的来信确定了他的身份。据当时在场的一名英国游客说，一名警察大声喊道：“他是弗路朗斯！”“这次抓住他，他再也别想跑掉。”的确，弗路朗斯都没能走出旅店的院子。英国目击者称，弗路朗斯在20个全副武装的敌人面前依然镇定自若的模样让审问他的警察大为恼怒，举起佩剑砍在了他的脑袋上。他的尸体倒在了地上，另一名警察把手枪对准他的眼睛，扣动了扳机。〔22〕
对法国政府而说，弗路朗斯的死是在巴黎取得的第一个战利品。他的尸体被装上马车，和他的副官的尸体一起运到凡尔赛，展示给先生女士们看——这些做过皇帝的朝臣又做新政府的朝臣的男男女女看到后居然欢呼起来。〔23〕在巴黎，海报没有传递弗路朗斯死亡的消息，而是说他去了凡尔赛。所有人都以为这意味着胜利，第二天，民众知道了真相，弗路朗斯死了，另外9名被抓的士兵也已被处死。〔24〕
利沙加勒认为，巴黎战斗的性质在4月3日后改变了。巴黎人不再期待领袖来带领他们冲锋，而是把防御抓在了自己手中。〔25〕4月5日，这样一张海报出现了：“如果你已经厌倦生活在无知中，挣扎在苦难中；如果你希望你的儿子将来能够成为男人，让他能够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而不是继续给工厂和战场做牛做马；如果你不想你的女儿因为你没能给她提供好的教育而成为有钱人的玩物；如果你还想要公正；醒醒吧，工人们，站起来！”〔26〕
第二天，巴黎民众举行了一场巨大的葬礼，好像要埋葬的不仅是牺牲的人，还有破碎的希望。人们制作了三个巨大的架子，上面插上红色的旗子，每个上面放着35口棺木，抬着向拉雪兹公墓行去。利沙加勒描述说：“今天的寡妇在明天的寡妇的搀扶下，”一起向为死者准备的巨大墓园走去。“在林荫大道上，我们有20万人，还有10万张苍白的脸庞透过窗户看着我们。”〔27〕
弗路朗斯第二天被埋在拉雪兹公墓。〔28〕
4月5日，弗路朗斯死亡的消息传到伦敦。《每日电讯报》报道说：“据说，星期一的胜利因为一个人的死亡而显得更加辉煌，他就是古斯塔夫·弗路朗斯，他是最为强硬和决绝的叛乱首领之一。他的尸体在凡尔赛。”〔29〕马克思一家人极为悲伤，尤其是女人们，她们把弗路朗斯称为“勇者中的勇者”。〔30〕小燕妮尤其愤怒：这样一个人竟然被一个小资产阶级店主出卖，被屠夫一样的同胞杀害。〔31〕
第二天，马克思告诉李卜克内西说，杜西和小燕妮决定去法国。〔32〕她们几个星期以来不断听到巴黎形势恶化的报道，现在又得到弗路朗斯死亡的消息，决定有所行动。马克思的女儿们也像他和燕妮年轻时一样，无法在起义面前无动于衷，即便不能加入战斗，也要靠得近一些。此外，还有急迫的个人原因：劳拉刚生下的男孩身体也不是很好。保尔倒是很高兴地来信说劳拉在自己照顾孩子，但一家人听到这个消息极为担心：他们知道劳拉也病着，燕妮肯定会想起自己竭尽全力照顾小福克斯时的情形。〔33〕
弗朗斯瓦·拉法格死后，保尔继承到了原本结婚时就该拿到的10万法郎，但大多是房产、股票或债券。〔34〕因此，一家人担心，劳拉在经济条件和个人精力上都不足以撑过这次危机。保尔的来信满是政治评论和宣言，他显然急着要离开波尔多，因为政府已经搬去凡尔赛，巴黎已经建立公社。劳拉坦白地说：“我已经习惯了自己一个人。保尔几个月来都极少在家，我已经有六个月或八个月没有出过屋子了。”〔35〕
当小燕妮得知保尔已经去了巴黎后，马克思对于她和杜西去法国不再有任何犹豫。就在俾斯麦释放6万名法国俘虏，让他们帮忙平叛首都时，保尔起身去了巴黎。4月初，劳拉写信说，保尔离开后就没了消息，而且：
更糟糕的是，我可怜的小宝宝近8天以来，一直病得厉害，我差不多每时每刻都担心他会死去。他这一两天好了一些，希望能继续好转。上星期，我几乎整天抱着他在屋里走来走去，夜里也给他摇个不停。……关于保尔，我真不知该怎么想。他去的时候，当然没打算待这么久。他或许是想回来却无法办到，或许是看到街垒后，想留下战斗。对这我并不奇怪，要是我跟他在一起，我也不会反对，因为我也会去战斗。〔36〕
小燕妮决定马上去法国，她向库格曼说，如果父母不同意，她就偷偷走。（37）
但安排行程时，小燕妮和杜西遇到了各种挫折。伦敦出发的轮船装满发往法国的货物，不肯载人。唯一的选择是从利物浦坐小船，但4月29日才有船，这样久的等待让小燕妮觉得极为难熬。接下来，她发现到法国后还有麻烦等着她：从港口出发的铁路线或者被切断，或者被政府军控制。〔38〕此外，去法国需要护照，她和杜西必须使用假证件，才能赶到劳拉身边帮她驱走可怕的孤独。
拉法格去巴黎的原因无从得知。有人说，他是去研究一本书；有人说，他是去获取公社社员的支持，在波尔多发动起义。〔39〕不论原因为何，他在4月18日前后回到波尔多，巧合的是，在波尔多紧接着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警察密探被扣押，步兵营被人投掷石头，有人高喊“巴黎万岁”。〔40〕当地警察指责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煽动了这些行为，拉法格没有隐藏自己的政治倾向，张贴海报支持公社，作为协会会员参加市选举（落选）。〔41〕
警察开始调查需不需要马上逮捕这个他们眼里的政治狂，有人提供消息说，拉法格为协会招募会员，每天晚上都参加协会会议。但波尔多警方不确定这是否足以实施逮捕，便向相邻区域的上级埃米尔·德·凯腊特里咨询。〔42〕
在这种背景下，小燕妮和杜西化名威廉斯家的女儿，经过4天艰难的海上旅程，在5月1日抵达波尔多。小燕妮途中一直病着，16岁的杜西却把这次旅行看作一次冒险，极为兴奋。小燕妮写信告诉父母说，杜西从早到晚待在甲板上与水手聊天，和船长一起抽烟。恩格斯建议她们在船上举止要像英国中产阶级家的女孩，她们装得很出色。“我们在船上像公主一样对待，”小燕妮笑着说。“男旅伴和服务生抢着为我们拿毯子、凳子和靠垫，一有东西可看，船长就把望远镜给我们用，还把他那巨大的扶手椅抬到甲板上给我坐。”到法国后，她们被当作了巴黎人，并不需要出示证件或装出中产阶级的模样。
她们抵达时，波尔多平静得难以想象：咖啡馆人满为患，人们玩骨牌和撞球的兴致丝毫不减，餐馆里的食客更是兴致盎然。但表面之下却是另一番景象：像其他有鼓动者活动的省份一样，这里所有具有起义倾向的人都处在监视之下，列入嫌疑名单。〔43〕凡尔赛政府正忙着找出起义的领导者，以便在发动最后袭击将起义粉碎之后，把他们——加以逮捕和处死，各省政府也是如此。
巴黎围城初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赞成起义，他们认为结果只会是失败。但到了4月，他们在公社身上看到了真正的英勇品质，为巴黎人欢呼——虽然他们依然预测结果会是失败。马克思赞叹说："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忍受了六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徒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在普鲁士军队的刺刀下起义了，好像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像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44〕
5月初，巴黎天气良好，虽然大炮的轰鸣声和炮弹落地的爆炸声仍在提醒着巴黎人自己在遭受攻击，但他们还是在巴士底广场举办了持续一周的姜饼盛会。荡秋千的孩子们的欢笑声飘在空中；男人女人们把未知的未来放在一边，转动财富的车轮；小商人忙着把便宜的日用品卖给已经把家里的锅碗瓢盆捐出去熔化制作子弹的家庭主妇。〔45〕5月16日，在公社文化部门任职的艺术家古斯塔夫·库尔贝，在杜伊勒里宫北侧塞纳河右岸的旺多姆广场安排了另一场愉悦的盛会：随着乐队进行演奏，民众越聚越多，男人们花费数小时将拿破仑一世为纪念法军1805年奥斯特利茨战役胜利而建造的巨大圆柱锯倒。当圆柱倒下，波拿巴的头像滚落在地上，便如掉落在断头台上一般。民众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46〕
5月21日星期日下午，杜伊勒里宫花园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女人们穿着耀眼的春装——利沙加勒说，她们点燃了皇家花园巷陌间的绿意。在附近的协和广场，政府军的炮弹为音乐会提供了意外的（也是不受欢迎的）打击乐。但足有数千民众没有四散而去，他们好像已经意识到这将是他们短期内能够参加的最后一次盛会。〔47〕的确，在他们未曾察觉的情况下，政府军已经准备大规模进攻。下午3点，多达7万政府军从5个城门同时进城，准备对全城进行扫荡，装备着重武器的炮舰也已在塞纳河上就位，准备开火。〔48〕
在公社新闻部门工作的保罗·魏尔兰说妻子最先告诉了自己政府军已经进城的消息——她梦到的。（魏尔兰不愧是一名诗人。）〔49〕随着消息传开，男人、女人和孩子纷纷冲向街垒、大炮和阵地，准备迎接政府军顺着奥斯曼修建的大马路发动的进攻。接下来，便是后来所说的“血腥一周”。
5天里，巴黎除了战争，再无其他。战斗在每一个角落上演。男人们赤膊上阵，浑身大汗，满是炮灰，双手拿着火柴，同伴装好弹药后，他们马上点燃。〔50〕在一处地方，1500名妇女聚在一起缝沙袋，加强防御，其他妇女在街垒上战斗，双手被火药熏得漆黑，肩膀被步枪磨破。男孩们在父亲战死后，拿起父亲的枪，继续战斗。〔51〕没人能置身事外，没人能避免战斗。
在蒙马特，为了给3月时被杀的勒孔特将军和托马将军复仇，政府军处决了42个男人、3个女人和4个孩子。这里成了行刑的场所，每天，都有被俘的公社社员被带到这块俯瞰巴黎的高地，绑在满是弹孔的墙前，被射杀，然后被扔下俯瞰圣丹尼路的斜坡。〔52〕但公社社员同样也在施以暴行。5月25日，国民卫队处决了巴黎大主教和5名神父，但他们的枪法太差，五轮射击后仍没能把大主教杀死，最终用刺刀将他肢解。〔53〕（国际工人协会被指控从伦敦下达了残杀的命令。）〔54〕
这一周，巴黎多处陷入火海：杜伊勒里宫、皇宫、立法大楼以及卢浮宫的一部分。城内虽然没有煤气灯，但在可怕的火苗的映照下，夜里亮如白昼。〔55〕（据说，8000名妇女用炸药和汽油瓶等能找到的一切东西点燃了这场大火。但这只是这个狂乱的城市无数的传说中的一个。）〔56〕由于之前已经连续一周干燥，火势极为迅猛，但在战斗打响的第5天，天降大雨。很快，战斗也停止了，结束了。已经有太多人死去，巴黎已经被毁坏得太多。〔57〕政府军指挥官麦克马洪元帅在5月28日宣布：“巴黎居民，我们已经占领巴黎。”〔58〕
这期间，马克思一直忙于公社相关的工作。库格曼写信给恩格斯说担心马克思的健康，但恩格斯让他放心：“马克思的生活方式还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不正常。战争使他的情绪激昂起来，从那时起他没有再研究那些复杂的理论问题，生活方式相当合理。”〔59〕实际上，有了恩格斯在身边，马克思的负担轻了很多。他们一起与国际工人协会在欧洲和美国的会员通信，一起在处理协会的事宜。这个之前由马克思主导的组织现在由他们两人共同经营。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通过两个人了解巴黎局势：一名频繁往返于伦敦和法国之间的德国商人；〔60〕以及优秀的俄国年轻姑娘伊丽莎白·德米特里夫·托马诺夫斯卡娅，她经常被马克思派去巴黎执行任务，后来留在了巴黎参加战斗。〔61〕马克思还有一个与俾斯麦很接近的消息来源——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的一名伙伴，他经常告诉马克思德国方面的动作。〔62〕小燕妮也从波尔多写信到伦敦——以女儿燕·威廉斯的名义写给父亲阿·威廉斯。（马克思曾告诉一个通信人说阿·威廉斯是住在自己家里的一个朋友。）〔63〕小燕妮告诉父亲说自己要赶紧离开波尔多，再待下去，保尔可能会被逮捕。据邻居说，已经有可疑的人在打听保尔。“如果警察知道他是马克思的女婿，他早就被关起来了。我亲爱的摩尔，您在法国资产阶级眼里，可是极其可怕的人物！”〔64〕
虽然马克思（以及冒着他的名做的事情）被与革命震动和暴力反抗联系起来，他依然坚信这样的行动是愚蠢的，只会导致失败。小燕妮对此很清楚，她写信给他说：“目睹了（1848年）6月时的那些日子，又看到20多年后现在的情境，您一定很痛苦。……您是否觉得这样的屠杀会毁掉革命者多年的人生？”〔65〕她写这封信给父亲时，以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但实际上，才刚刚开始。
虽然麦克马洪在5月28日宣布了公社的结束，但杀戮并未停止。同一天，被杀的大主教的尸体在拉雪兹公墓被发现。政府的反应极为残忍：拉雪兹公墓附近街区超过5000名俘虏被分成两部分：能活的和不能活的。从星期日到星期一，数千人在拉罗屈埃特监狱和巴黎军校等处被杀。目击者说行刑的枪声好像一直没有停歇。〔66〕市政厅10月动乱中被捕的让—巴蒂斯特·米利埃被带到万神庙行刑，在行刑队准备开枪时，他大喊“人民万岁！人性万岁！”但行刑的士兵回答说“去你妈的人性！”米利埃被击毙。〔67〕
很多巴黎人已经因为战争和恐惧而疯狂，在被俘之前选择了自杀。穿着丝绸衣服的年轻女人拿着手枪在街上四处开火，向可能对她们行刑的士兵大喊：“现在就杀了我！”〔68〕伦敦《旗帜晚报》的一名记者说：“公社的太阳在血海中降落。我们不知道，可能也永远无法知道真实的死亡人数。但我们知道，那个数字一定骇人听闻。”〔69〕该报引用一位了解政府军务的官员说，两个军事法庭一天处决的人数就有500人，尸体用敞篷马车拉去居民区，让民众知道他们的失败有多彻底。〔70〕利沙加勒写道：“最后，屠杀的气味让最疯狂的人都已经无法忍受。……无数苍蝇在腐烂的尸体上蝇蝇盘旋。……成堆的尸体到处可见，上面撒着白色的石灰。在理工学校，尸堆长达一百码，三英尺深。……在特罗卡代罗墓地，很多尸体埋葬得太浅，手和胳膊都露在外面。”〔71〕最终，就连一直坚决反对公社的报纸都对政府的过分行为表示了厌恶。之前数周一直在斥责起义者的伦敦《旗帜报》在6月2日刊登了其巴黎撰稿人的一篇报道：
远处仍有零星的枪声响起，可怜的伤者无人理会，散躺在拉雪兹公墓的墓碑间等待死亡的到来，六千名胆战心惊的起义者带着极端的绝望在死亡面前徘徊，数不清的可怜人被急匆匆拉去枪决；但同时，咖啡馆里的食客照样喝酒、玩撞球、打牌，没了依靠的妇女在林荫大道上游荡，时髦的餐厅里的欢声笑语在静寂的夜空中清晰可闻。这无法不让人感到憎恶。任何人都会以为巴黎在庆祝喜事，根本无法想象这座城市刚刚经历过绝大多数公共建筑被毁、足足两千家庭的房子倒塌、超过两万名法国人失去生命，很多人却已开始公开享受喜悦。〔72〕
在这血腥一周和之后恐怖的几天里，200万市民中有4万人被抓做俘虏：不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外省人还是巴黎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被戴上枷锁，或者被押送到监狱，或者被赶到港口驱逐。〔73〕愤怒的资产阶级以及认为公社社员导致了巴黎过去9个月来的不幸的人们对他们大声辱骂，要求把他们当场枪毙。对死亡人数的估计虽有不同，但当时的编年史家（以及现在的史学家）普遍认为，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巴黎有大概25000名男人、女人和儿童被杀。〔74〕另外，还有3000人死于监狱，将近14000人受到终身监禁，7万名孩童或老人由于家人或被杀或坐牢而无依无靠。〔75〕
对公社社员及其支持者的追捕并未局限在巴黎。法国官员在法国各个角落甚至国外搜寻与暴力起义相关的人。指责的声音越来越指向国际工人协会和马克思。讽刺的是，马克思一生甚至在他死后，由于总被人把没做过的事情强按在头上，他真正做过的事情以及应得的功绩，反而模糊了。这次，他被描述成一个遥控巴黎起义的邪恶幕后者。
马克思受到牵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一次讲演——后来编成35页的小册子《法兰西内战》出版。像他的所有著作一样，这本书也晚了：马克思计划在4月底完成，但直到5月30日才交给协会伦敦总委员会，此时，公社已经彻底结束。〔76〕但延迟并未影响它的威力和反响。马克思在文中高度赞扬巴黎人的精神，虽然并不赞成他们的暴力方式：“当普通工人第一次敢于侵犯他们的‘天然尊长’的执政特权……旧世界一看到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便怒火中烧，捶胸顿足。”〔77〕对于协会，他写道：
无论在何处、在何种形式或何种条件下，只要进行着阶级斗争，总是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产生这个协会的土壤就是现代社会本身。无论屠杀多少人，都不能把这个协会铲除。要铲除它，各国政府必须铲除资本对劳动的专横统治，即铲除它们自身寄生虫生活的条件。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扼杀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78〕
《法兰西内战》卖出成千上万本，两个月内出了三版，被翻译为各种欧洲语言，是马克思到这时为止最为成功的著作，比他关于普法战争的演说还要成功。〔79〕有早期马克思传记作家称：巴黎公社以前，国际工人协会法国会员中很少有人知道马克思这个名字，更不要说普通人；在伦敦，他的名字基本上无人知晓。〔80〕但在公社后，马克思已经为世界所知：公社的邪恶缔造者，革命之父。因为这本小册子，有人给他寄来死亡威胁，甚至远在芝加哥的报纸都对他进行批判：
《派尔—麦尔新闻》（伦敦，1871年5月）：“根据我面前这份关于这个组织的详细记载来看，虽然成立只有短短九年它却拥有足足250万会员……这个组织的中央委员会……在伦敦，领袖是一个德国人。”〔81〕
《纽约世界报》（6月3日）：“已经发现，公社的真正领袖是卡尔·马克思。……截获的文件显示，这些人在伦敦，正进行新的谋划，打算在里昂、马赛、马德里、都灵、罗马、那不勒斯、维也纳、莫斯科和柏林制造混乱。”〔82〕
《芝加哥论坛报》（6月5日）：“另一位知名起义者声称烧毁巴黎算不得什么，以后伦敦码头和上面的所有财富都会消失，给欧洲中产阶级一个巨大的教训。……发现的文件显示，共产主义者的行动从伦敦接受指令。”〔83〕《旗帜晚报》（伦敦，6月23日）：“对欧洲不幸的是，一个新的、比以往都更加可怖的革命党正在形成。……面对凄惨的境地，它已经把巴黎当作首个战场，但它很可能轻松地在其他任何首都城市制造同样恐怖的混乱。”〔84〕
如果谁还有任何疑虑的话，路易·勃朗作为反对派内部的人也说话了：公社社员中有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协会总委员会分发了大炮和弹药，并控制着革命的所有物资。〔85〕
实际上，公社领导层中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很少：92名公社委员会成员中，只有17人来自协会。〔86〕但为了修补遭到严重破坏的法国社会，把动乱责怪到外人头上总是容易些。6月6日，法国外交部长说，国际工人协会是“家庭、宗教、秩序和财产的敌人”，建议欧洲各国政府合力将其摧毁，追捕其会员。〔87〕
马克思很享受官方的愤怒，他写信给库格曼自嘲说："我目前荣幸地成了伦敦受诽谤最多、受威胁最大的人。在度过二十年单调的沼泽地的田园生活之后，这的确是很不错的。”〔88〕
随着马克思被大肆渲染为“赤色分子”，他的女儿们、女婿和外孙必须离开波尔多。保尔向西班牙申请到护照（他出生在古巴，因此获得了批准）后，他们一行人向西南方向走，最后到了法国比利牛斯地区的巴涅尔—德—吕雄，这里因其矿物温泉而在法国闻名。在这里，他们少与人交往，使用化名（拉法格一家姓“莫拉”，小燕妮和杜西姓“威廉斯”）。除了女仆、女房东和医生，他们不让任何人进家门。劳拉的小儿子马克·罗朗已经4个月大，依然病得厉害。〔89〕
他们虽然小心翼翼，马克思还是在6月得到消息，保尔被发现了，即将被逮捕。马克思用加密的语言，写信告诉他们赶快离开吕雄：
总的说来，现在在征询了著名医学专家的意见和获得全面的情况之后，我认为，你们都应当离开法国的比利牛斯地区，搬到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地区。那里的气候要好得多，而你们在那里也会更加强烈地感觉到你们所需要的那种变迁。这对于图尔尤其如此，假如他今后还不接受那些精通医学、深知他的身体情况、并向他以前在波尔多等地的医生征询过的人们的忠告，那么他的健康状况将会恶化，甚至可能有很大的危险。〔90〕
但小燕妮写信给恩格斯说，他们短期内无法离开。她也采用了马克思的加密语言：“由于一直比较小心注意，图尔的身体已经好多了，不用再换环境。”事实上，小马克·罗朗病得太重，承受不了颠簸，为了能让他好起来，他们必须留下。〔91〕但孩子没能好起来，在7月26日死去，这是劳拉在两年内失去的第二个孩子。〔92〕他们只能把孩子埋在吕雄，让他永远孤零零一个人留在这里，这让他们尤其感到伤心。
拉法格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小心，但在8月4日，还是有人找上门了。据恩格斯描述，那人说：“我是警察，但也是一名共和主义者。我们已经收到对你的逮捕令，你被认定负责波尔多与巴黎公社间的联络。你只有一个小时时间越过边境。”〔93〕拉法格听从了这名警察的建议偷偷离开吕雄，到了大概25英里以外的西班牙小镇博索斯特。〔94〕他离开后不过几个小时，警察便来到劳拉、3岁的施纳普斯、小燕妮和杜西所住的房子，一番搜查之后，他们找到一些被认定与拉法格相关的国际工人协会招募会员的文件和信件。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几个女人牵涉在内，但她们所住的房子开始受到监视。〔95〕很快，她们被软禁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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