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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早年生活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来源：《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
编者注：这篇文章是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在1896年为编辑出版《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英文单行本而写的序言。《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的一组文章，1851—1852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时，署名是马克思，后来查明，这组文章是恩格斯写的。
以下这些文章是在四十五年以后第一次集中单独印刷成书的。这些文章可以说是马克思的那部论拿破仑第三政变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姐妹篇。二者都属于同一时代，都被恩格斯称之为“……马克思的天才的著作，他在伟大历史事件正在开始或刚刚完成的过程中，就能明瞭该历史事件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的结果”。
这些文章写于1851年至1852年，当时马克思来英国已经有十八个月了。他和夫人，三个年幼的孩子以及他们的终身之友海伦·德穆特一同住在索荷区第恩街的两间房子里，就在皇家戏院的对面。他们已经过了将近十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1843年，普鲁士政府封闭马克思编辑的《莱茵报》，马克思就和他的新婚夫人燕妮·冯威斯特华伦一同到了巴黎。不久，普鲁士政府又要求将他驱逐出境，据说在这件事上亚历山大·冯洪堡是普鲁士的代理人，基佐先生当然只好答应这个要求。马克思被驱逐后就到了布鲁塞尔。普鲁士政府再一次要求驱逐他；比利时政府因为法国政府已有例在先，自然不便拒绝。马克思于是又接到了出境令。
但是就在这时，驱逐马克思的法国政府也象法国历届政府一样倒台了。新的临时政府通过斐迪南·弗洛孔邀请“正直忠诚的”马克思重返这个国家，“专制暴君虽把他从这里赶走，他在这里一定会象为神圣事业即为全体人民的兄弟情谊而斗争的人一样”受到欢迎。马克思接受了邀请，在巴黎住了好几个月。后来他为了在科伦创办《新莱茵报》，又回到了德国。《莱茵报》的撰稿人过的是惊险的日子。马克思两次被控告，因陪审官无法定罪，普鲁士政府干脆封闭了该报。
马克思全家又回到了仅仅几个月前才向他“敞开大门”的国家。天变了，政府也变了。在我找到的我母亲的一篇自传体的杂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月。然而，就是在这里我们也得不到安宁。有一天，天气很好，一个面孔熟悉的警官带着命令又来到我们这里：‘卡尔和他的妻子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巴黎。’他们还好意地建议他到莫尔比昂的瓦讷去避难。我们当然不同意这样的驱逐。我又收拾起自己简单的行李，想在伦敦找一个可靠的安静住所。卡尔比我们先到伦敦。”这里的“我们”是指我的母亲、海伦·德穆特和三个小孩子：燕妮（龙格夫人），劳拉（拉法格夫人）和埃德加尔，他在八岁时就死了。
这里的确是一块安全的避难之地，但是也有惊涛骇浪。当时在伦敦有数百名流亡者，他们几乎都是十分贫困的。接着又过了好几年十分贫穷、万般艰苦的日子，这种艰苦只有身居异乡又身无分文的异乡客才能深有体会。如果这些人没有信仰和坚强的HUMOR〔气质〕，这样的苦难简直是难以忍受的。我用这个德语词汇，因为我不知道英文中哪个词同样能表示既幽默又乐天，既有无畏的勇敢又有高尚的情操。
读者在读这些文章时可以想象马克思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工作的，这些文章和《雾月十八日》是在什么情况下写成的，是在什么条件下准备他的第一部经济学巨著《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出版）的。我再引一段我母亲写的杂记。搬家后不久，第二个男孩诞生了，大约活了两岁就死了。后来第五个孩子，一个小女孩也出世了，一岁多时也因病死亡。我的母亲写道：“可怜的孩子与死亡搏斗了三天，受了许多痛苦……小躯体停放在后面的小房间里，我们”（即我的父母，海伦·德穆特和三个大孩子）“都搬到前面房间，晚上我们睡在地板上，三个活着的孩子同我们睡在一起，我们都为停放在邻室的冰冷而苍白的小天使痛哭。这个可爱的孩子在我们生活上最穷困的时期死去了。我们的德国朋友们这时候无力帮助我们；恩格斯在伦敦找不到能维持生活的写作工作，动身到曼彻斯特去了，迫不得已只好在他父亲的公司里当了一名办事员。当时经常来我们家的厄内斯特·琼斯曾答应帮助我们，但连他也没有办法……当时我迷惘地跑到一个住在附近、常来拜访我们的法国流亡者那里，求他接济我们。他立刻极友善而同情地给了我两英镑，这样才把我的可怜孩子现在安然躺睡的小棺材的钱付清。她出世时没有摇篮，死后也好久得不到安息的一席之地。”……李卜克内西写信告诉我（编者），“那是一段可怖的日子，但也真是一段光荣的日子。”
马克思就在第恩街的那个“前面房间”里工作，孩子们在他身边玩耍。我听说孩子们在他后面堆了一些椅子，作为马车，把他拴起来当做一匹马，即使在他伏案写作时，也要“用鞭子抽他”。
马克思被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介绍给《纽约论坛报》的总经理查·安·德纳先生［注：查·安·德纳先生当时还同情社会主义。布罗克农场派的影响尚未消失。——作者注］，他最初寄往美国的稿件就是在这本小册子里重行刊印的这一组关于德国的通讯。看来这些文章引起了轰动，这一组文章还没有写完，马克思就受聘为常驻伦敦的通讯员了。1852年3月12日德纳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也许你会高兴听到，许多人读了它们”（即关于“德国”的这些通讯）“都很满意，它们已经广泛转载了”。从此以后，除了一个短暂的间断，马克思不仅按时给这家纽约报纸写通讯，而且还为它写了大量的社论。在1853年，有这样一段编者按语：“马克思先生有他自己的非常明确的见解，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我们决不能赞同，但是，不读他的文章的人，在获得现代欧洲政治的重大问题的消息方面，将失去一个最有教益的来源。”
在这些稿件中，论述帕麦斯顿勋爵和俄国政府的文章也是值得注意的。马克思说：“乌尔卡尔特关于俄国的著作，使我感到兴趣，但没有使我信服。为了取得对这个问题的确定看法，我仔细地分析了《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和1807—1850年的外交蓝皮书。这一研究的最初成果就是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一系列社论。在这些文章中我……证明了帕麦斯顿与俄国政府有联系。此后不久，我把这些文章转载于由厄内斯特·琼斯编辑的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上……同时，《格拉斯哥哨兵》也转载了这些文章中的一篇。一部分文章被伦敦的塔克尔先生印成小册子”［注：《福格特先生》1860年伦敦版第59、185页。——作者注］。设菲尔德的外交事务委员会感谢马克思，因为《纽约论坛报》和《人民报》发表了他的对“卡尔斯文件”的卓越叙述，说这是“对公众的一个巨大贡献”。另外，有关这个主题的许多论文也被马克思的老友查·多·科勒特转载在《自由新闻》上。我希望能重新出版这些文章以及另外一些文章。
至于《纽约论坛报》，它是当时一份备受赞扬的报纸，有许多知名人士，包括美国和欧洲的，为它撰稿［注：包括布鲁诺·鲍威尔、贝阿德·泰勒、里普利和布罗克农场派。编辑是霍拉斯·格里利。——作者注］，这家报纸积极反对奴隶制度，主张“必须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组织”，认为“我们的弊病”是“社会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下院尤其是约翰·布莱特，经常谈到这家报纸，特别是马克思的文章。
也许读者想知道马克思的这些文章得到什么样的报酬——许多文章比这里收集的通讯长得多。每一篇稿子他只得到一英镑，这真算不上什么优厚的稿酬。
附带说明，在第十九章中答应要写的第二十章并未发表。也许已经写了，但是肯定没有印出来。可能是由于稿件拥挤。德纳先生写道：“我不知道你的这组文章还要写多长时间，一般情况下，我倒是很愿意尽可能连续刊登。但目前我们正在准备总统竞选，这需要占我们报纸很大的篇幅……我建议你，假使可能的话，把你的述评压缩成六、七篇”（德纳已经收到十一篇了），“在结束以前，务必把目前在德国所进行的工作和未来的活动准备，作一番说明”。这段“说明”见关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那篇文章，我已把它附在论“德国”这组文章中了。这次审判确实反映了面临着猖狂的反革命势力的德国全貌。
马克思从来没说过他的这组通讯还没有写完，尽管他偶尔也提到它们。如在关于科伦案件的通讯中，他曾提到这些文章，他在1853年写道：“读过我在大约两年前为《论坛报》写的关于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文章并且想对革命有一个具体的认识的读者们，不妨看一看现在陈列在纽约的哈森克维尔先生的绘画；这幅画描绘了1848年工人向杜塞尔多夫市政当局递交请愿书的情景。作家只能加以剖析的东西，杰出的艺术家以丰富的戏剧性和生命力再现出来了。”
最后，我想提醒英国读者们，这些文章都是马克思在英国十八个月中写出来的。他没有时间看校样。而我也觉得好像不需要再作什么改正了。所以，我只是修改了几处明显的印刷上的错误。
每一章开头的日期指的是《论坛报》发表这篇文章的日期，末尾的日期指的是写作的时间。我在这本小册子中只给每篇通讯增加了标题。
载于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于1896年在伦敦出版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英文单行本
译自《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伦敦安温图书出版公司1971年第V—IX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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