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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博肯
1894年11月10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左尔格：
……这里的运动至今仍然同美国的运动相似，只是多少走在你们前面一点。群众本能地感到，工人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来同两个官方的政党相对抗，这种本能日益增强，而且在11月1日的市政选举中又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但是由于各种陈旧的传统观念以及缺乏能把这种本能变成自觉行动并在全国范围内把它联合起来的人，运动停滞在思想不明确和各地分散行动的早期阶段上。盎格鲁撒克逊宗派主义在工人运动中也很盛行。社会民主联盟〔584〕同你们那里的德国人的社会主义工人党〔516〕完全一样，竟把我们的理论变成了正统教派的死板的教条·它目光短浅，故步自封，而且由于海德门的缘故，它在国际政策中固守着腐朽透顶的传统，这种传统固然时有松动，但是还远远没有被彻底打破。独立工党〔612〕在策略上十分含糊，它的领袖基尔·哈第是一个极其狡猾的苏格兰人，对他的蛊惑人心的诡计是丝毫不能相信的。他虽然是一个出身于苏格兰煤矿工人的贫民，却创办了一家大型周刊《工人领袖》，要是没有一大笔钱，这是办不到的，毫无疑问，这笔钱是他从托利党〔71〕或自由党人合并派〔613〕即从反对格莱斯顿和地方自治〔535〕的人那里弄来的。他在伦敦文坛上臭名昭著的交往和一些直接资料以及他的政治态度都能证实这一点。因此，他很可能由于爱尔兰选民和激进派选民的背弃而在1895年的普选中失去他的议席，〔614〕这将是幸事，因为这个人目前是一块最大的绊脚石。他只是在有益惑人心的机会时才在议会中出现：说几句关于失业者的空话来抬高自己，却不去为他们争得任何东西，或者在某个王子[1]诞生的时候向女王[2]说一些蠢话（这种做法在这里是极其陈腐和一钱不值的），等等。不过，无论是在社会民主联盟内，还是在独立工党内，特别是在地方上，都有一些很好的人，但是他们很分散，当然，他们至少使得领袖们唆使这两个组织互相倾轧的一切企图每次都遭到了失败。约翰·白恩士在政治上相当孤立，他受到海德门和基·哈第的猛烈攻击，表现出一副似乎对工人的政治组织失去信心、仅仅对工联还抱有希望的样子。的确，他同这两个人打交道是有惨痛教训的，如果机械工人联合会不给他支付议会津贴，他就会饿死。他爱慕虚荣，完全让自由派即激进党人“社会派”牵着鼻子走，他无疑过分重视他所争得的许多个别的让步，虽然如此，在整个运动中，即在领袖们中间，他是唯一真正诚实的人，并且具有真正无产阶级的本能，我认为，比起其他人的狡猾和自私打算来，这种本能在紧要关头是能够引导他走向比较正确的道路的。
在大陆上，随着各种成果的取得，渴望获得更大成果的心理也在增强，而名副其实的争取农民的活动也就风行起来了。起初，法国人在南特通过拉法格不仅声明说〔615〕：通过直接干预去加速小农的破产，这不是我们的事情，这一点资本主义会替我们操心（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写信和他们谈过[3]），而且还说：必须直接保护小农，使他们不受国库、高利贷者和大地主的剥削。但是这一点我们是不能赞同的，因为第一，这是愚蠢的；第二，这是不可能的。接着，福尔马尔又在法兰克福发表演说〔616〕，他打算收买全体农民，但是他在上巴伐利亚要收买的农民，不是莱茵地区的负债累累的小农，而是剥削男女雇工并大批出卖牲口和粮食的中农甚至大农。除非我们放弃一切原则，否则是不能同意这一点的。我们要把阿尔卑斯的农民以及下萨克森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大农争取过来，就只有把雇农和短工出卖给他们，而这样做，我们在政治上就会得不偿失。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617〕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作出决定，不过也好，这个问题现在可以深入研究。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对农民和各省的根本不同的土地关系了解太少，所以他们除了胡说一通以外，不能作出什么决议。不过，这个问题迟早总是要解决的。
……在中国进行的战争[4]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被迫离乡背井，移居国外，他们甚至会移居到欧洲，而且是大批的。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规模大起来，就会给你们那里和我们这里迅速地造成极端尖锐的形势，这样一来j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
[1] 爱德华·阿伯特，约克亲王。——编者注
[2] 维多利亚。——编者注
[3] 参看恩格斯1894年8月底给保·拉法格的信。——编者注
[4] 指1894年发生的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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