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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恩格斯致弗兰茨·梅林
柏林
1893年7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梅林先生：
直到今天我才有机会感谢您惠寄的《莱辛传奇》。我不想仅仅是正式通知您书已经收到，还想同时谈谈这本书本身——它的内容，因此就拖延下来了。
我从末尾，即从《论历史唯物主义》这篇附录[1]谈起。在这里主要的东西您都论述得很出色，对每一个没有成见的人都是有说服力的。如果说我有什么异议，那就是您加在我身上的功绩大于应该属于我的，即使我把我经过一定时间也许会独立发现的一切都计算在内也是如此，但是这一切都已经由眼光更锐利、眼界更开阔的马克思早得多地发现了。如果一个人能有幸和马克思这样的人一起工作40年之久，那么他在后者在世时通常是得不到他以为应当得到的承认的；后来，伟大的人物逝世了，那个平凡的人就很容易得到过高的评价一在我看来，现在我的处境正好是这样。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人正轨，到那时那个人已经幸运地长眠于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
此外，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保尔·巴尔特就是个明显的例子[2]。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或者从他自己的思维中，或者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引出的。他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他毫不迟疑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进一步研究这些材料的较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而且他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一切行动既然都以思维为中介，最终似乎都以思维为基础。
历史方面的意识形态家（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简单概括）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当然，属于本领域或其他领域的外部事实对这种发展可能共同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种事实本身又被默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而这种思维仿佛顺利地消化了甚至最顽强的事实。
正是国家制度、法的体系、各个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观念的独立历史这种外观，首先迷惑了大多数人。如果说，路德和加尔文“克服了”官方的天主教，黑格尔“克服了”费希特和康德，卢梭以其共和主义的《社会契约论》间接地“克服了”立宪主义者孟德斯鸠，那么，这仍然是神学、哲学、政治学内部的一个过程，它表现为这些思维领域历史中的一个阶段，完全不越出思维领域。而自从出现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永恒不变和绝对完善的资产阶级幻想以后，甚至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克服重商主义者，也被看做纯粹的思想胜利；不是被看做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想上的反映，而是被看做对始终普遍存在的实际条件最终达到的真正理解。如果狮心理查和菲力浦一奥古斯特实行了自由贸易，而不是卷入了十字军征讨，那我们就可以避免500年的贫穷和愚昧。
对问题的这一方面（我在这里只能稍微谈谈），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不应有的疏忽。这是一个老问题：起初总是为了内容而忽略形式。如上所说，我也这样做过，而且我总是在事后才发现错误。因此，我不仅根本不想为此对您提出任何责备一我在您之前就在这方面有过错，我甚至没有权利这样做——，相反，我只是想让您今后注意这一点。
与此有关的还有意识形态家们的一个愚蠢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做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们常常几乎是故意地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例如在您的书中第475页上巴尔特讲到教士等级和宗教的地方，就是如此。我很高兴您收拾了这个平庸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家伙。而他们还让这个人在莱比锡当历史教授呢！那里曾经有个老瓦克斯穆特，这个人头脑也很平庸，但对事实很敏感，完全是另一种人！
此外，关于这本书，我只能再重复一下那些文章在《新时代》上发表[3]时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讲过的话；这是现有的对普鲁士国家形成过程的最好的论述，我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出色的论述，对大多数事情，甚至各个细节，都正确地揭示出相互联系。令人遗憾的，只是您未能把直到俾斯麦为止的全部进一步发展也包括进去，我不由地希望您下一次会做到这一点，连贯地描绘出自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到老威廉[4]为止的整个隋景。您已经做过准备性的研究工作，至少在主要问题上可以说已经完成了。而在破马车散架以前这件事无论如何是必须做好的。打破保皇爱国主义的神话，这即使不是铲除掩盖着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度（因为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在德国还没有产生出来就已经过时了）的必要前提，也毕竟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最有效的杠杆之一。
这样您就会有更多的余地和机会把普鲁士的地方史当做全德苦难的一部分描绘出来。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在某些地方不同意您的意见，不同意您对德国的割据局面和16世纪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先决条件的见解。如果我有机会重新改写我的《农民战争》[5]的历史导言（希望这能在今年冬季实现），那么我就能在那里阐述有关的各点。〔608〕这并不是说我认为您列举的各种先决条件不正确，但是除此之外我还要提出其他一些，并加以稍许不同的分类。
在研究德国历史（它完全是一部苦难史）时，我始终认为，只有拿法国的相应的时代来作比较，才可以得出正确的标准，因为那里发生的一切正好和我们这里发生的相反。那里是封建国家的各个分散的成员组成一个民族国家，我们这里恰好是处于最严重的衰落时期。那里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贯穿着罕见的客观逻辑，我们这里则表现出不可救药的，而且越来越不可救药的紊乱。在那里，在中世纪，英国征服者是外国干涉的代表，帮助普罗旺斯族反对北法兰西族。对英国人的战争可说是三十年战争309，但是战争的结果是外国干涉者被驱逐出去和南部被北部制服。随后是中央政权同依靠国外领地、起着勃兰登堡—普鲁士所起作用的勃艮第藩国的斗争，但是这一斗争的结果是中央政权获得胜利和民族国家最后形成。609在我们这里，当时恰好是民族国家彻底瓦解（如果神圣罗马帝国317范围内的“德意志王国”可以称为民族国家的话），德国领土开始大规模被掠夺。这对德国人来说是极其令人羞愧的对照，但是正因为如此就更有教益，自从我们的工人重又使德国站在历史运动的前列以来，我们对过去的耻辱就稍微容易忍受了。
德国的发展还有一点是极其特殊的，这就是：最终共同瓜分了整个德国的两个帝国组成部分，都不纯粹是德意志的，而是在被征服的斯拉夫人土地上建立的殖民地：奥地利是巴伐利亚的殖民地，勃兰登堡是萨克森的殖民地，它们之所以在德国内部取得了政权，仅仅是因为它们依靠了国外的、非德意志的领地：奥地利依靠了匈牙利（更不用说波希米亚了），勃兰登堡依靠了普鲁士。在最受威胁的西部边境上，这类事情是根本没有的，在北部边境上，保护德国不受丹麦人侵犯一事是让丹麦人自己去做的，而南部则很少需要保卫，甚至国境保卫者瑞士人自己就能从德国分立出去！
我已经天南地北地扯得太远了；让这些空话至少给您作个证据，证明您的著作使我多么兴奋吧。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和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1] 弗·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附录收入《莱辛传奇》1893年版。——编者注
[2] 指保·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1890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3] 弗·梅林《莱辛传奇》1891—1892年在《新时代》杂志上连载。——编者注
[4] 威廉一世。——编者注
[5]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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