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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德累斯顿—普劳恩
1884年11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本想写信把洛贝尔图斯的欺诈行为告诉你，但现在《新时代》要发表我为《哲学的贫困》写的序言[1]，你可以从那里找到全部最必要的说明，这要比我在信里讲得好。更进一步的论述将放在《资本论》第二册的序言[2]里。
但是，还有一个在我看来是迫切的问题，我想对你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所有自由派庸人们都对我们如此尊敬，他们异口同声地喊道：“是呀，如果社会民主党人愿意守法，放弃革命，那么，我们是赞成立即废除反社会党人法〔408〕的。”由此看来，毫无疑问，在国会里会立即向你们提出这种要求。你们的答复，对德国不如对外国那么有意义，因为在德国，我们的可爱的小伙子们在选举中已经作了答复。要是作出顺从的答复，就会立即失去选举49 7所造成的全部巨大影响。在我看来，情况如下：整个欧洲现有的政治制度，都是革命的产物。法制基础、历史权利、合法性到处都遭到千百次破坏或彻底颠覆。但是所有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或阶级，就其本性说，都要求由革命创造的新的法制基础得到绝对承认，并被奉为神圣的东西。革命权原先是存在的，否则现在的执政者就是不合法的了，但是后来这种权利被取消了。
……各政党的情况如何呢？
1848年11月，保守党人毫不犹豫地破坏了1848年3月确立的新的法制基础〔492〕。他们认为立宪制度只是暂时的，他们对于任何封建专制政变都会深表欢迎。
各种色彩的自由派都参加了1848—1866年的革命，即使今天他们也不会放弃这样的权利：用暴力对付以暴力颠覆宪法的尝试。
中央党〔484〕认为教会是居于国家之上的最高权力，因而也是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责成它进行革命的权力。
而这些政党却向我们提出要求，要我们，而且仅仅是要我们发表声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诉诸暴力，而要屈从于任何压迫和任何暴力，不仅在它们形式上是合法的（在我们的敌对者看来是合法的）时候要这样，而且在它们完全不合法的时候也要这样！
任何一个政党，要是不撒谎的话，都不曾否认过在一定的情况下有进行武装反抗的权利。从来没有一个政党会放弃这种非常的权利。
但是，如果就一个政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保留这种权利发生了争论，那对我们是有利的。那时争论就会越扯越远。何况是一个被宣布为非法的党，因而是一个被当局逼迫得只能进行革命的党。我们每天都可能被宣布为非法，就像已经被宣布过了一次那样。要求这个党作出这种无条件的声明，简直是荒谬极了。
不过，这些先生们可以放心。在目前的军事情况下，当武装力量还在反对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同军队发生战斗。我们可以等待，直到武装力量本身不再是反对我们的力量。在此之前所发生的任何革命，即使取得了胜利，也不会使我们掌握政权，而会使最激进的资产者即小资产者掌握政权。
总而言之，选举已经表明：对敌对者采取顺从和让步的办法，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只有通过顽强的抵抗，我们才能迫使人们尊重我们，才能成为一支力量。只有力量才能赢得尊重，只有当我们有力量时，庸人们才会尊重我们。向庸人让步的人，庸人是瞧不起的，这种人在庸人看来不是一支力量。可以让人透过丝绒手套感觉到钢手铁腕，但必须让人感觉到它。德国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党，愿它的代表人物无愧于这个阶级！
（邮班快截止了。）
你的 弗·恩·
[1] 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编者注
[2] 指恩格斯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3—25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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