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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82年10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终于可以给你写信了。马克思又在这里住了约三个星期，他后天要去怀特岛，因此我一直没法安静地做点事。
福尔马尔的两篇文章，我非常喜欢的是第一篇〔457〕因为它给了“右翼”先生们的哀怨以应有的回击，这些先生们甚至不惜接受那些对党来说要比反社会党人法408本身还要坏的条件，来争取废除反社会党人法，这无非是想借此重新筹办像《审判报》之类的报纸，以便回到旧日的写作方面的“埃及的肉锅"〔458〕。我认为，向这些先生们——文章就是针对他们的——指出下面的一点，是完全正确的，即：如果反社会党人法被自愿废除，就很容易出现使党的处境更加恶化的条件；应当强调指出，靠屈膝乞求的办法我们是很难摆脱反社会党人法的。
其实，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也是纯理论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法律将会被那些导致革命而且不久就会到来的事件〔459〕一扫而光。
第二篇文章我相当匆忙地看了一遍，当时有两三个人一直在旁边谈话，否则我就会从作者对革命的看法看出法国的影响，同时大概也就认清了我们的福尔马尔。你在这方面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460〕“只是反动的一帮”〔461〕这种说法终于在长久期待之后被实现了。这边是所有的正式党派纠合在一起，那边是我们社会主义者组成严整的队伍；一场大决战，一举获得全线胜利。实际上事隋并不那么简单。恰好相反，实际上，正如你也指出过的，革命是在绝大多数人民和正式党派联合起来反对因此而遭到孤立的政府并要推翻它的时候开始的；而且只有在那些还能继续存在下来的正式党派在相互斗争中一个促使一个和一个接着一个地垮台以后，只有在这以后，才会出现福尔马尔所谈的彻底分裂，与此同时，我们取得统治权的时机也就来临了。假如我们和福尔马尔一起立刻从革命的最后一举开始革命，那对我们将是非常不利的。
末尾论及新策略的那一段话，我当时没有怎么重视，——无论如何，要是对照一下刑法典，就可以在这里发现许多能使人坐牢的东西。但是，如果有人偶尔向这方面偏了，那也不是了不得的事，因为偏向另一方面的人也不少。如果说我把这一点看得太轻了，那么我认为你则看得太重了。你看看菲勒克在《南德意志邮报》上那种兴高采烈的样子，就可以知道，右翼在怎样想方设法利用你的反驳。〔462〕我不认为我们在德国的同志会由于福尔马尔的文章就真的立即接受他的说法。不过，对他要求宣布“我们要秘密组织起来”这一点，应当断然拒绝。
我焦急地等待关于俾斯麦的材料，但是现在你们两人[1]正在坐牢〔463〕，我大概得再等一些时候。不过，如果我那时要埋头于另外的、也是我早该动手的长篇文章[2]，那我就不能把它中途搁下，而不得不把俾斯麦往后推了。[3]
在法国，早已预料到的分裂发生了。〔451〕在建立党的时候，盖得和拉法格同马隆和布鲁斯之间的最初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幻想这种合作能够长期维持下去。争论的问题完全是原则性的：是应当把斗争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呢，还是应当像机会主义者（翻译成社会主义者的语言就是：可能派）那样，只要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支持者”，就可以把运动的阶级性和纲领都丢开不管？马隆和布鲁斯赞成后一种做法，从而牺牲了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并且使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这也好。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也不例外。在德国，我们已经走过了这种内部斗争（同拉萨尔派）的第一阶段，其他阶段还摆在我们面前。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谁要是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做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我希望这封信能在你入狱以前到达你手里。马克思和杜西向你表示衷心的问候。马克思的健康正在完全恢复，如果胸膜炎不再犯，明年秋天他的身体将会比近几年以来都好。如果你在“塔笼”[4]（在伯尔尼的叫法）碰到李卜克内西，请代我们大家问候他。
你的 弗·恩·
[1] 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编者注
[3] 恩格斯曾打算撰文评论俾斯麦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该计划没有实现。参看恩格斯1882年9月13日给爱·伯思施坦的信。——编者注
[4] 指监狱。——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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