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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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海牙

1881年2月22日于伦敦西北区
　　梅特兰公园路41号

尊敬的同志：
　　我长时间没有回信，是因为我想在答复您1月6日的来信时附上一份修正表，这些修正也许是您在再版《资本与劳动》^〔425〕时必须做的。由于家务事忙乱以及一些预料不到的工作和其他的干扰，这份表我还没有完成，因此暂且先寄给您这封短信，没有附表，因为我再继续沉默可能会引起您的误会。我认为必须修改的地方都是一些细节，主要的东西，问题的实质，已经讲清楚了。
　　感谢您的友好的献辞；您用这一献辞亲自向我们的资产阶级敌人提出了挑战。
　　《伟人传》^〔426〕的作者^[1]是一个学校视察员之类的人，他曾写信请我把我的传记材料寄给他，此外，他还让他的出版者找我的妹夫尤塔，要尤塔说服我答应他的请求，因为我通常对这类请求都加以拒绝。这位先生——《伟人传》的作者——给我写信说，他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承认这些观点的重要性，并对我表示尊敬等等。就是这个人后来厚颜无耻地把声名狼藉的普鲁士间谍施梯伯的诽谤谰言写入了他的小册子，即硬说——大概是在某一个波恩讲坛社会主义者^〔422〕的怂恿下——我有意捏造引文，然而这位正人君子甚至都没有花点力气去读读我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的同尊敬的布伦坦诺论战的文章^〔427〕，如果他读了我的文章，他会看到布伦坦诺起先是在《协和》杂志（工厂主的刊物）上责备我“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进行了伪造”，后来又作狡辩，说他对此不是这样理解的等等。一家荷兰杂志愿意向我提供版面来驳斥那个“学校视察员”，不过我对这种臭虫的叮咬原则上是置之不理的。即使在伦敦，我对这种文坛上的谎言也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的。要是采取相反的做法，那我就不得不花费我的大部分时间从加利福尼亚起到莫斯科止到处辟谣。在我还年轻的时候，我有时会给以迎头痛击，但是，人上了年纪也就学聪明了，不去徒劳无益地浪费精力了。
　　您告诉我的要在即将召开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问题”428，在我看来提得不正确。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而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这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不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就无法解这个方程式。此外，一个由于人民的胜利而突然产生的政府陷入窘境，这决不是什么特别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恰好相反。胜利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由于自己的“胜利”立刻感到束手束脚，而社会主义者至少可以无拘无束地采取行动。有一点您可以深信不疑，这就是，如果在一个国家还没有发展到能让社会主义政府首先采取必要的措施把广大资产者威吓住，从而赢得首要的条件，即持续行动的时间，那么社会主义政府就不能在那个国家取得政权。
　　也许您会向我指出巴黎公社；但是，且不说这不过是在例外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公社中的大多数人也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而且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然而，只要懂得一点常理，公社就可能同凡尔赛达成一种对全体人民群众有利的妥1炉—_—；塞是当时唯一能做到的事情。只要夺取法兰西银行，就能吓住凡尔赛分子，使他们不敢再自吹自擂，如此等等。
　　法国资产阶级在1789年以前所提出的一般要求，除了必要的改变之外，大体上同无产阶级当前提出的最基本的直接要求一样明确，而无产阶级的这些要求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里大致相同。但是，在18世纪有哪一个法国人曾经事先、先验地哪怕是极模糊地意识到用什么方式实现法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呢？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世界末日日益临近的幻梦曾经煽起原始基督徒反对罗马世界帝国的火焰，并且给了他们取得胜利的信心。对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所必然发生而且也一直在我们眼前发生着的解体过程的科学认识，被旧时代幽灵的化身即各国政府折磨得日益激I贲的群众，以及与此同时生产资料大踏步向前的积极发展—一所有这些就足以保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旦爆发，革命的直接的下一步的行动方式的种种条件（虽然决不会是田园诗式的）也就具备了。
　　我确信，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关键性的形势还不具备；因此，我认为，任何工人代表大会或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只要它们不和这个或那个国家当前的直接的条件联系起来，那就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它们只能在没完没了的翻来覆去的陈词滥调之中化为乌有。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1] 阿·凯迪伊克。——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