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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79年1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在关税问题上，您的 信恰恰证实了我所谈的看法。[1]既然事实上发生了意见分歧，那就要考虑到这种意见分歧，而在表决时正好应当弃权。没有这样做就只是考虑了一部分意见。不过实在看不出，为什么主张保护关税的那部分意见应当比主张自由贸易的那部分意见更受到重视。您说，您不能在国会里采取单纯否决的立场。可是，既然他们最后全都投票反对那项法律，那也就是采取了单纯否决的立场。我只是说，一开始就应当知道该采取什么态度；应当使行动同最后的表决一致。
社会民主党议员可以在哪些问题上超出单纯否决，这个范围是很有限的。这全是些直接涉及工人和资本家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工厂立法，正常工作日，企业主的责任，以实物发工资等等。其次是具有进步性质的纯粹资产阶级的改良：统一币制和衡制，迁徙自由，扩大个人自由等等。您暂时还不会为这些问题所困扰。对于所有其他的经济问题，如保护关税、铁路和保险业的国有化，社会民主党议员必须始终遵循一个基本原则：不投票赞同加强政府对人民的权力的任何措施。由于党内在这些问题上经常发生意见分歧，自然而然地要求在表决时弃权和否决，这一点就更加容易做到。
……我主要指的是报告[2]中的这几处：（1）有一处认为争取舆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好像舆论这个因素反对谁，谁就要失掉活动能力似的；生命攸关的问题是“把这种仇恨变成同情”云云（同情！从不久前在恐慌时期〔409〕表明自己是恶棍的人们那里来的同情！）。根本不需要走得这么远，尤其是因为恐慌早已过去了。（2）另一处说，党谴责任何形式的战争（就是说也谴责它本身必须进行的战争，它尽管这样做却仍要进行的战争）并以一切人的博爱作为自己的目的（在口头上，这是一切政党的目的，而实际上没有一个政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不打算和资产者讲博爱，只要他们还想当资产者），这样的党不会主张国内战争（就是说，即使在国内战争是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个论点也可以理解为：党谴责任何形式的流血，它就不会主张放血，也不会主张切除坏疽的肢体，也不会主张科学上的活体解剖。讲这样的话干什么？我并不要求你们把话说得“很厉害”，我批评这个报告，不是因为它讲得太少，相反，是因为不该讲的话讲得太多了。后面的要好得多，因此，汉斯·莫斯特幸好忽略了几处他能够从中捞到一点油水的地方。
……顺便说一句，我们决不否认，我们在这里，如人们所说的，评论容易，你们的处境比我们要困难得多。
小资产者和农民的加入的确证明，运动有了极大的进展，但是同时这对运动也是危险的，只要人们忘记，这些人是被迫而来的，他们来，仅仅是因为迫不得已。他们的加入表明，无产阶级已经确实成为领导阶级。但是，既然他们是带着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思想和愿望来的，那就不能忘记，无产阶级如果向这些思想和愿望作出让步，它就会丧失自己在历史上的领导地位。
致以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1] 见本卷第439—440页。——编者注
[2] 指《社会民主党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的报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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