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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恩格斯致卡洛·卡菲埃罗〔326〕
巴列塔
1871年7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希望您已收到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1]，我是按您留下的地址寄到佛罗伦萨的。另一份，为了安全起见，过一两天将放在信里给您寄到巴列塔。
收到您从巴列塔寄来的信，我很高兴，本想早些回信，但是宣言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工作，因为它受到报刊的猛烈攻击，我们不得不回应各种报纸。我还要把宣言译成德文，供给我们莱比锡的报纸《人民国家报》）。荷兰译文登在海牙的《未来报》上。如果您能组织一下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工作，那将对您的宣传工作大有帮助，可以使意大利工人迅速了解总委员会的立场，了解我们协会的原则和做法。
经过仔细考虑，我认为，最好还是给佛罗伦萨的卡斯泰拉佐寄两份我们的宣言，并请他在信中转寄给您一份。我将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和他经常通信〔327〕。您应当原谅我没有及早给他写信，但是除了意大利之外，我还要同西班牙和比利时通信。现在谈谈关于那不勒斯的情况和卡波鲁索。此人出席过一次我们的代表大会[2]，但是从来没有和总委员会保持经常的通信，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应当谈一谈某些历史细节。卡波鲁索和他的朋友们属于俄国人巴枯宁的宗派。巴枯宁有他自己的理论，这种理论是共产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某种混合物。巴枯宁想把这两种理论合而为一，这说明他对政治经济学完全无知。另外，他从蒲鲁东那里借用了关于无政府主义是“社会最终状态”的词句，同时他反对工人阶级的一切政治行动，因为这种行动似乎就是承认现存的政治状况，此外还因为一切政治行动，按照他的意见，都是“权威的”。至于他希望怎样消灭现存的政治压迫和资本的暴虐，他打算如何不用“权威的行动”来实现自己最喜爱的关于废除继承权的思想，他没有说明。1870年9月里昂起义爆发时，巴枯宁在市政厅下令废除国家，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对付国民自卫军中的一切资产者，后者便非常从容地开进市政厅，赶走了巴枯宁，不到一小时的工夫就恢复了国家。不管怎样，巴枯宁借助自己的理论建立了一个宗派，参加这个宗派的有一小部分法国和瑞士的工人，有许多我们在西班牙的人，有在意大利的某些人，其中包括卡波鲁索和他的朋友们，这样，卡波鲁索证明自己的名字是起得正确的——他的上司是俄国的[3]。
我们的协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工人阶级得到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协会章程第一条）[4]。由于巴枯宁及其朋友们的特殊理论不违反这一条，所以没有反对接受他们为会员，也没有反对他们用一切可以接受的方式尽可能地宣传他们的思想。在我们的协会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共产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工联主义者、合作社派、巴枯宁主义者，等等，甚至在我们总委员会中也有观点极不相同的人。
假如协会成了宗派，那它就会灭亡。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用以说明章程第一条的那种广泛性，这就是说，一切被接受加入协会的人都竭力谋求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可惜，由于一切宗派所共有的狭隘陛，巴枯宁主义者们不满足于这一点。他们硬说，总委员会是由反动分子组成的，协会的纲领过于含糊不清。按照他们的意见，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这是巴枯宁自己从我们德国人这里剽窃的）应当是必须遵守的义务，废除继承权和国家等等应当成为我们纲领的一部分。但是要知道，马克思和我本来差不多就像巴枯宁一样早就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差不多我们所有的会员也都是这样的。关于继承权是毫无意义的东西这一点，我们也和巴枯宁一样，知道得很清楚，尽管我们在对待废除继承权的重要性和作用上，也就是在能否把废除继承权描绘成摆脱一切祸害的出路这一点上与他的看法不同。至于“废除国家”，这是旧的德国哲学用语，我们在年轻幼稚的时候曾多次使用过它。但是把这一切都列入我们的纲领，那就等于排斥我们广大的会员，那就等于分裂、而不是联合欧洲无产阶级。当这种要把巴枯宁主义的纲领强加给国际的努力失败以后，他们就试图把协会推上歧途。巴枯宁在日内瓦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289〕，这个组织要成为一个与我们的协会分立的国际性协会。我们一些支部的“最激进的分子”，即巴枯宁主义者们，要在各地成立这个同盟的支部，而这些支部要服从在日内瓦的另外一个总委员会（即巴枯宁），并且要有单独的全国委员会，来与我们的全国委员会相对抗。在我们全体代表大会上，同盟上午要同我们一起开会，下午则要召开它自己单独的代表大会。这个绝妙的计划是在1868年11月向总委员会提出来的。但是1868年12月22日，总委员会拒绝接受这些违反我们协会章程的规章，并且声明，只能个别地接纳同盟的支部，同盟应当自行解散，或者是不再加入国际。[5]1869年3月9日，总委员会通知同盟说，“没有任何障碍会阻挡同盟各支部变成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如果解散同盟以及同盟各支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问题最后决定了，那么，根据我们的条例，必须把每一个新支部的所在地及其人数通知总委员会。”[6]这些条件从来也没有得到完全履行，但是同盟本身在各地都遭到反对，只有在法国和瑞士，它终于把事情弄到分裂的地步：约有1000名巴枯宁主义者——不到我们的拥护者的十分之一——退出了法国和瑞士的联合会，并向总委员会要求承认它们为单独的联合会，总委员会对此很可能不会加以阻止。由此您可以看出，巴枯宁主义者的活动的主要结果就是给我们队伍造成分裂。谁也没有为他们的特殊信条设置障碍，但是他们还是不满足，他们想发号施令，想把自己的学说强加给我们全体会员。我们义不容辞地予以回击，但是如果他们同意与我们其他的会员和平共处，那么，我们既没有权力也不打算将他们开除出去。问题在于，把这样一些人提到首位是否适宜，而如果我们能够把没有沾染这种特殊狂热病的意大利支部吸引过来，那么，我们自然会更好地同他们合作。您可以根据您在那不勒斯看到的情况，自己判断此事。在为了反对我们而发表的茹尔·法夫尔通告〔328〕中当做国际纲领引用的那个纲领，实际上就是上面提到的巴枯宁主义者的纲领。我们对法夫尔的回答，您可以在6月13日伦敦《泰晤士报》上找到。[7]
1864年，马志尼企图利用我们的协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他没有得逞。他的主要工具是加里波第的一个拥护者沃尔弗少校（他的真名是图尔恩—塔克西斯公爵），蒂巴尔迪现在已经揭发他是法国警察机关的间谍〔329〕。当马志尼看到，国际不能作为他的工具时，他便开始疯狂地攻击国际，并利用各种机会诽谤它，但是，正如您所说的，时代在迅速变化，“上帝和人民”的口号已经不是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口号了。
我们很清楚，租佃制或“分成租佃制”，是从罗马时代起到现在为止意大利农业生产的基础。无疑，这个制度总的说来使得租佃者较之无产者得到的政治独立性，比他们在英国所享有的更为广泛。但是，如果相信西斯蒙第和近代著作家对这个问题的著述，那么，在意大利，土地占有者对租佃者的剥削同各地一样，也是很重的，而最底层农民的负担是最重的。在伦巴第，地产是很大的，当我在那里的时候[8]，租佃者都相当富裕，但是，除了他们之外，还存在着受租佃者雇用的农村无产者阶级，这个阶级事实上担负了一切工作，却从这个制度中得不到任何利益。在租佃者较少的意大利其他地方，根据我从远处可以作出的判断，“分成租佃制”不会使他们免遭法国、德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小租佃者常常遭受的那种贫困、愚昧和屈辱。我们对待农村居民的政策整个说来就是：凡是有大地产的地方，租佃者对于农业工人来说就是资本家，我们就应当采取维护农业工人利益的行动；凡是地产不大的地方，租佃者虽然名义上也是小资本家或小私有者（像法国和德国部分地区那样），但是实际上，他们通常也落到和无产者一样贫困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当采取维护他们的利益的行动。无疑，这种情况也必然存在于意大利。如果您能给我们提供关于这个问题以及意大利有关农村所有制关系和其他社会问题的最新法律的情况，总委员会将非常感谢您。
经过多次的中断，我于7月3日才写完这封信，请您快些回信。我今天就给卡斯泰拉佐写信。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1]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编者注
[2] 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编者注
[3] 双关语：意大利语“capo”音“卡波”，意即上司，“russo”音“鲁索”，意即俄国的。——编者注
[4] 参看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227页。——编者注
[5] 参看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编者注
[6] 参看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394页。——编者注
[7]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7卷。——编者注
[8] 恩格斯1841年5月中旬至7月底曾在瑞士和意大利作过一次商务旅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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