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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齐格弗里德·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特
纽约
1870年4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迈耶尔和亲爱的福格特：
……后天（4月11日）我将把我刚刚拿到手的一些国际的文件寄给你们。（今天已经来不及送邮局了。）同时，我将再补寄给你们一些“巴塞尔”〔283〕的材料。
在我寄给你们的材料中，还有几份你们所知道的总委员会11月30日就爱尔兰大赦通过的决议（由我起草的），以及一本关于被囚禁的芬尼社社员所受待遇的爱尔兰文小册子。
我曾打算再提出几个关于必须把现在的这种合并〔239〕（即对爱尔兰的奴役）变为同大不列颠的自由平等的联盟的决议案。由于我无法出席总委员会，这件事J隋就暂时搁置起来，未能作出公开的决议。总委员会里没有一个委员可以在这方面代替我，因为他们对爱尔兰问题没有足够的了解，而且在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中也没有足够的威信。
可是时间并没有白白地过去，我请你们特别注意下列各点：
对爱尔兰问题作了多年研究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是在英国，而是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而这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
1870年1月1日[1]总委员会发出一个由我用法文草拟的秘密通告[2]（就对英国的反作用而言，重要的仅仅是法文报纸，而不是德文报纸），其中阐述了爱尔兰的民族斗争和工人阶级解放的关系，从而也就阐述了国际工人协会对爱尔兰问题应该采取的态度。
在这里，我只简略地把要点告诉你们。
爱尔兰是英国土地贵族的堡垒。对这个国家的剥削不仅是他们的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而且也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力量。英国土地贵族事实上代表着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所以，爱尔兰是英国贵族用来保持他们在英国本土的统治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如果英国军队和警察明天从爱尔兰撤走，那么爱尔兰立刻就会发生土地革命。而英国贵族如果在爱尔兰被推翻，其后果就是他们在英国也必然会被推翻。这就为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前提。因为在爱尔兰，土地问题一向是社会问题的唯一形式，因为这个问题对绝大多数爱尔兰人民来说是一个生存问题，即生或死的问题，同时它又是同民族问题分不开的，所以，在爱尔兰消灭英国的土地贵族比在英国本土要容易得多。何况爱尔兰人比英国人更热情，更富于革命性。
至于英国资产阶级，它首先是和英国贵族有着共同的利益，都想把爱尔兰变成一个纯粹的牧场，向英国市场提供最廉价的肉类和羊毛。他们也都想用驱逐佃户和强制移民的办法使爱尔兰的人口尽量减少，少到能够让英国资本（租佃资本）“安全地”在这个国家里发挥作用；他们都想清扫爱尔兰领地，就像过去清扫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农业区一样。此外，现在每年流入伦敦的在外地主〔284〕的收入和其他从爱尔兰得到的收入6000—1O000英镑，也应当计算在内。
但是，英国资产阶级在爱尔兰当前的经济中还有更重要得多的利益。由于租地日益集中，爱尔兰就不断为英国的劳动市场提供自己的过剩人口，因而压低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工资，使他们的物质状况和精神状况恶化。
而最重要的是：英国所有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现在都分裂为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做会降低自己生活水平的竞争者。英国工人在爱尔兰工人面前觉得自己是统治民族的一分子，正因为如此，他们就把自己变成了本民族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从而巩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统治。他们对爱尔兰工人怀着宗教、社会和民族的偏见。他们对待爱尔兰工人的态度和以前美国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对待黑人的态度大致相同。而爱尔兰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加倍地报复英国工人。同时，他们把英国工人看做英国对爱尔兰统治的同谋者和愚笨的工具。
报刊、教堂讲坛、滑稽小报，总之，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都人为地保持和加深这种对立。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持它的权力的秘密所在。这一点资本家阶级自己是非常清楚的。
祸害还不止于此。它还越过了大洋。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对立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的隐秘的基础。它使两国工人阶级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认真的和真诚的合作。它使两国政府能够在它们认为合适的时候用互相恐吓的手段，必要时用两国之间的战争去缓和社会冲突。
英国作为资本的大本营，作为至今统治着世界市场的强国，在目前对工人革命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同时它还是这种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因此，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重要的目标。而加速这一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爱尔兰独立。因此，“国际”的任务就是到处把英国和爱尔兰的冲突提到首要地位，到处都公开站在爱尔兰方面。伦敦中央委员会的特殊任务就是唤醒英国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
这个通告的几个要点大致就是这样，同时，通告借此说明了中央委员会就爱尔兰大赦作出的决议的理由。此后不久，我寄给《国际报》（设在布鲁塞尔的我们的比利时中央委员会[3]的机关报）一篇论述英国人对芬尼社社员及其他人的待遇并反对格莱斯顿等人的措辞激烈的匿名文章[4]。我在这篇文章中还同时谴责了法国的共和派《马赛曲报》登载了居住在这里的可怜的塔朗迪埃所写的论述爱尔兰的一篇乌七八糟的东西），说他们由于民族的自私心，而把自己全部的愤怒都蓄积起来准备对付帝国。
这篇文章发生了作用。我的女儿燕妮用“燕·威廉斯”的笔名（她在给编辑部的私人信中自称燕妮·威廉斯）给《马赛曲报》写了一系列文章，并且还公布了奥顿诺凡—罗萨的一封信。[5]由此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格莱斯顿多年来一直无耻地拒绝对被囚禁的芬尼社社员的待遇问题进行议会调查，最后他也因此不得不同意了。燕妮现在已经是《马赛曲报》在爱尔兰问题方面的正式通讯员了。（这一点当然不要对外人说。）英国政府和报刊感到非常恼火的是，爱尔兰问题目前在法国成了关注的中心，而且整个大陆正在通过巴黎来监视和揭露这些坏蛋。
还有一个附带的收获：我们已经迫使在都柏林的爱尔兰领袖和新闻工作者等等同我们建立了联系，而这一点是总委员会至今没有做到的！
在美国，你们有广阔的天地来按同样的精神进行工作。使德国工人同爱尔兰工人（当然，也同那些愿意联合的英国工人和美国工人）联合起来，这就是你们现在能够从事的最重要的工作。这必须以“国际”的名义去做。必须把爱尔兰问题的社会意义解释清楚。
下一次，我将专门谈谈英国工人的情况。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尔·马克思
[1] 手稿上是：“1869年12月1日”。——编者注
[2] 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编者注
[3] 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
[4] 马克思《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社社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编者注
[5] 燕·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附录。——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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