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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9年11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这个星期我感到不太舒服，臂下的毛病总还是一个累赘。因此，我没有及早地对你寄来的关于凯里的评论表示感谢，他的书我昨天也收到了。
在我还完全接受李嘉图的地租论时所写的反对蒲鲁东的著作中，我就已经分析了其中即使从他的（李嘉图的）观点看来也是错误的东西。[1]
“尽管李嘉图已经假定资产阶级的生产是规定租的必要前提，但是他仍然把他的租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这就是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当做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蒲鲁东先生当然立刻把李嘉图的理论转变为平等的道德词句，并因此在李嘉图所确定的地租里看到：
“所有者和租佃者……为了更高的利益而从相反的角度编成的一份巨大的地籍册，其最终结果将是土地使用者和产业家平均占有土地。”
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其他方面，我还指出：
“只有在当代社会的条件下，租所造成的某种地籍册才可能有实际意义。但是，我们已经指出，租佃者向土地所有者交纳的租金只是在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里才多少正确地表现为租。而且这租金里面往往也还包含向所有者支付的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土地的位置、靠近城市以及其他许多情况都影响着租金，使租发生变化…… 另一方面，租不能作为表明一块土地肥力程度的固定指标，因为化学在现代的应用不断改变着土质，而地质科学目前又在开始推翻过去对相对肥力的估价。……肥力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是一种天然素质，它和当前的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
至于美国本身的耕作的进步，凯里先生忽略了人所共知的事实。例如，英国农业化学家约翰斯顿在他的关于美国的札记[2]中分析道：新英格兰的农业移民迁往纽约州，是离开较坏的土地去找较好的土地（所谓较好，不是指凯里所说的那种尚待开发的较好的土地，而是在化学意义上，同时也是在经济学意义上较好的土地），纽约州的农业移民最初是住在大湖的彼岸，例如住在密歇根，他们是离开较好的土地去找较坏的土地的，如此等等。弗吉尼亚的移民由于滥用无论从位置上或土地肥力上来说都是对他们的主要产品即烟草最有利的土地，以致不得不迁到对于同一种产品（虽然不是对于小麦等等）来说土地要坏一些的俄亥俄州去，如此等等。移民的国籍在他们定居的问题上也是起作用的。来自挪威和我们的高山森林地区的人们选择威斯康星的未开垦的北方森林地带，而美国北方人却住在同一个地区的大草原上，如此等等。
大草原，无论是美国的或澳洲的，实际上都是凯里的肉中刺。按照他的意见，一块不完全布满森林的土地，是天然不肥沃的，所以一切自然草原也都是这样。
最妙的是，凯里的两大结论（关于美国的）是与他的信条直接矛盾的。第一，因为这些人是受了英国的恶魔般的影响，他们不在新英格兰优良的开发好的土地上去从事社会性的耕作，却分散到西部较坏的（！）土地上去。这样就出现了从较好的土地向较坏的土地的转移（此外，附带说一句，凯里的与协作相对立的分散完全是从韦克菲尔德那里[3]抄袭来的）。第二，在美国南部，不幸的是，奴隶主（凯里先生是个和谐论者，在他过去的一切著作中总是替他们辩护的）过早地把较好的土地拿去耕种，而把较坏的土地抛开不管。就是说，不应该从较好的土地开始！既然凯里根据这个例子确信，真正的耕种者（在这里是奴隶）的活动既不是由经济原因也不是由他们自身的其他原因决定的，而是由外界的强制决定的，那么，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证明，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中也存在着。
根据他的理论，欧洲的耕作应该从挪威的山地开始，从那里再扩展到地中海各国，而不是从相反的方向进行。
凯里企图用一种极端荒谬的和幻想的货币论来驱除这样一种使人不愉快的经济状况：同其他一切经过改良的机器相反，在他看来，不断改良的土地机器没有使自己的产品——至少在某个一定时期——降低价格，反而使价格提高了（这是左右了李嘉图的一种状况，他所看到的也不过是大约1780—1815年的英国谷物价格史）。
作为和谐论者，凯里首先证明，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没有什么对抗。第二步是证明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和谐，并且是这样做的：在土地所有权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地方就把它看做正常的现象。在殖民地和老的文明国家之间的巨大的、有决定意义的区别是，文明国家的民众因为土地所有权而被排除在土地之外，不论这种土地是否肥沃，是否耕种过，而殖民地的土地，相对说来还能为耕种者自己所有_这种f青况在凯里看来根本不该提及。这种1青况根本不该在殖民地的迅速发展中起什么作用。这种令人不愉快的“所有权问题”（而且它还具有令人极不愉快的形式）会破坏和谐。
另外，在生产发达的国家中，土地的自然肥力对于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一个重要的情况（或者像李嘉图所说的，影响利润率），而凯里却由此反过来得出结论说，在天然最肥沃的地带，也必定有最丰富的和最发达的生产，例如墨西哥的生产一定高于新英格兰，关于这种有意的歪曲，我已经在《资本论》第502页及以下几页[4]中作了答复。
凯里的唯一功绩是，他同样片面地主张从较坏的土地向较好的土地转移，李嘉图则与此相反，而实际上肥沃程度不同的各种土地总是同时被耕种的，因此，在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凯尔特人当中，各种小块土地都很细心地分配给公社成员，这种分配给后来公有地的划分带来了许多困难。至于说到耕作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有时——根据各种不同情况——是同时沿着两个方向发展，有时是一个时期这个方向占优势，一个时期那个方向占优势。
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之所以成为级差地租的组成部分，正是由于土地所有者得到了不是由他，而是由租佃者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这种整个欧洲都知道的事实，凯里竟想把它说成在经济学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在美国租佃制度还没有发展起来。可是，这种事隋已经在那里以另一种形式发生了。不是租佃者，而是土地投机者最后在土地价格中取得租佃者消耗掉的资本。美国的开拓者和土地投机者的历史的确常常使人想起那些例如在爱尔兰发生过的最丑恶的事情……
[1]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44—646页。——编者注
[2] 詹·约翰斯顿《北美农业、经济和社会问题札记》1851年爱丁堡—伦敦版。——编者注
[3] 爱·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两国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比较》1833年伦敦版。——编者注
[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页码。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87页及以下几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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