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多少有些了解,就不会不知道,这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提倡过
从平均主义方面(即从社会主义方面)应用李嘉图的理论。我们可以给蒲鲁东先生举出如下一些著作:霍吉斯金的《政治经济学》
[6](1822年版)、威廉·汤普森的《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版)、托·娄·埃德蒙兹的《实践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经济学》(1828年版)等等,这一类著作的名称还可以写上四页。现在我们且来听昕一位英国共产主义者布雷在他的出色的著作《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1839年利兹版)中是怎么说的。”100单是从布雷的著作中引用的几段话,就把洛贝尔图斯要求的优先权取消了很大一部分。
那时候,马克思还从来没有到过不列颠博物馆的阅览室。除了巴黎和布鲁塞尔图书馆的书籍,除了我的书籍和札记以外,他只是在我们于1845年夏天一起到英国作六星期的旅行的时候,浏览了在曼彻斯特可以找到的书籍。可见,有关的书籍在40年代并不像现在这样很难找到。尽管这样,洛贝尔图斯如果还始终不知道有这些书籍,那完全要怪他的普鲁士的地方局限性。他是普鲁士所特有的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奠基人,而现在也终于被公认为这样的人了。 “如果一个产品的交换价值等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一个工作日的交换价值就等于一个工作日的产品。换句话说,工资应当等于劳动的产品。但是实际情形恰好相反。”
[8]马克思对此加了下面的注释:“经济学家
[9]方面对李嘉图的这种非难,后来被社会主义者方面抓住了。他们假定这个公式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责备实际与理论相矛盾,要求资产阶级社会在实践中贯彻它的理论原则的臆想的结论。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至少就是用这种方式把李嘉图的交换价值公式倒转过来反对政治经济学。”
[10])同一条注释还要求读者参看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这本书当时在任何地方的书店里都可以找到。
因此,洛贝尔图斯有充分的机会来亲自确定,他的1842年的发现究竟是不是新的。他没有这样做,反而一再宣告他的新发现,把他的新发现看成是无与伦比的,以致根本想不到,马克思也能像他洛贝尔图斯本人一样,独立地从李嘉图的理论中引出自己的结论。决不可能!马克思“剽窃”了他——然而,正是这个马克思向他提供过一切机会来让他确信,这些结论早在他们两人之前很久,至少是以洛贝尔图斯还保持着的那种粗糙形式,在英国有人就已经说过了! “至于第二个条件,那么,要使票券上注明的价值真正在流通中存在,必要的措施是,只有真正交出一件产品的人才能取得一张精确标明生产那件产品的劳动量的票券。谁交出了一个两天劳动的产品,谁就取得一张标明‘两天’的票券。只要严格遵守这条规则来发行票券,第二个条件也一定能实现。因为照我们的假定,财物的真正价值总是同制造这个财物所耗费的劳动量—致的,而这个劳动量的尺度就是普通的计时单位,所以谁交出一件耗费两天劳动的产品,得到注明两天的票券,那么他得到的这一纸票券上注明或证明的价值不多不少恰恰就是他实际交出的价值。——并且,因为
只有真正把一件产品投入流通的人,才能取得一个这样的证明,所以,毫无疑问,累券上注明的价值也就一定存在着,足以满足社会的要求。不论我们把分工的范围想象得多么广阔,只要严格遵守这条规则,
实际上存在的价值总额必定恰恰尊于禀带上注明的价值总额。可是因为票券上注明的价值总额恰恰等于被证明的价值总额,所以后者
也必然会与实际存在的价值相符,一切要求都会得到满足,清算也会正确地进行。”(第166—167页)
[14]
如果说,洛贝尔图斯以前的不幸是他的新发现总是来得太迟,那么,这一次他至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