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的年数字在我们这里多少可说是合乎常规的，而且是周期性的，它应当被看作是我们的社会这个不完善的机体的一种症状；因为在工业萧条和发生危机的时期，在生活必需品昂贵的时期以及在隆冬季节，这种症状就更加明显并具有流行病的性质。这时卖淫和盗窃也按同样的比例增加。尽管自杀的最大根源是贫困，但是我们发现，在所有的阶级中，在无所事事的富人以及在艺术家和政治家中间，都有自杀。自杀原因的多样性似乎在嘲弄道德家们的单调而冷酷的指责。
　　现代科学并不重视而且无力医治的肺结核，友谊被损害，爱情被欺骗，名利未遂而灰心丧气，家庭的痛苦，竞争狂热受挫，厌弃单调的生活，热情被压抑等等，毫无疑问是促成多种多样性质的自杀的原因，而对生活的热爱这种强大的个人动力，又常常驱使人去了结可厌的生命。
　　斯塔尔［注：这里以及下面的引文中的着重号都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夫人的最大功绩在于使老生常谈别具一格，她试图指出，自杀是一种反常的行为，不能把它看作是一种勇敢的行动；她首先认定，值得嘉许的不是屈服于绝望，而是同绝望作斗争。但是，诸如此类的理由很难使那些为不幸所压倒的人回心转意。如果他们相信宗教，那就寄希望于美好的世界；相反，如果他们相信虚无，那就在虚无中寻求安宁。在他们看来，哲学上的长篇大论毫无价值，而是对痛苦作一番言之无物的安慰。首先，断言如此频繁地发生的行为是一种反常的行为，这是荒谬的；自杀决不是反常的行为，因为我们每天都亲眼看到。反常的现象是不会发生的。许多自杀现象的出现倒是由于我们社会的性质，而鞑靼人就不自杀。因此，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都有同一种产物，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以便为改造我们这个社会而工作并把它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至于谈到勇敢，如果说，把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始终令人惊心动魄的战场上的临死不惧看作是勇敢的行动，那么，没有东西能证明：一个人由于凄惨孤独而一死了之就必定是缺乏勇气。这样一个有争论的问题，用侮辱死者这种方法是解决不了的。
　　关于自杀所说的一切就在同一个思想范围内转来转去。人们针对自杀提出了天命，但自杀的存在本身是对这个不可理解的天命的公开抗议。人们跟我们大谈其对这个社会应尽的义务，对我们在这个社会中的权利，却避而不谈，也不付诸实现，最后还言过其实，认为克服痛苦比屈服于痛苦功大千倍，而这种功绩同它所展示的前景一样，是令人沮丧的。总而言之，自杀被看成是一种胆怯的行为，是对法律、社会［注：“社会”一词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和荣誉的犯罪。
　　尽管有这么多的谴责，人还是要自杀，这是为什么？因为在绝望者的血管里血液并不象有暇侈谈这类空话的冷酷无情者的血液那样流动。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来说似乎是个谜；人们只知道去责备他而不了解他。当你看到统治着欧洲的制度怎样轻率地对待人民的鲜血和生命，当你看到文明的司法机关为了使它们没有把握的判决得到承认而怎样滥用监狱、惩罚和死刑刑具等设施，当你看到那些全面陷于贫困之中的阶级，其人数之多达到前所未闻的地步，看到人们也许是嫌麻烦，不愿把社会贱民从卑贱地位拯救出来，而以极端轻蔑和防范的态度对待他们，当你看到所有这一切的时候，你就会无法理解：根据哪一项条款竟能命令一个人去珍视被我们的习惯、偏见、法律和一般风俗横加践踏的生命。
　　有人以为用凌辱性的制裁、给罪犯死后的名誉打上侮辱性的烙印就能制止自杀。侮辱已经死去的、不能为自己的事辩护的人是多么不足取，这还用得着说吗？然而，不幸的人对此是没有顾忌的；如果自杀要归罪于谁，那首先是活着的人，因为在这批人中间没有一个人值得别人为他而活下去。人们想出来的幼稚而又残酷的措施能战胜使人走绝路的念头吗？一个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才不在乎人们会不约而同地对着他的尸体辱骂呢！他只是把这种做法看作是活人的又一胆怯表现。一个人生活在千百万人之中竟感到极端孤独，一个人竟能被不可动摇的自杀念头所征服而无人察觉，象这样的社会实际上是个什么东西呢？这种社会不是个社会，正如卢梭所说，它是野兽栖身的荒漠。我在从事警察局行政工作时所担任的职务中，自杀事件［注：在珀歇的著作中，这里是：“对自杀案的审讯”。——编者注］是我的职权范围的一部分；我想知道，在某些自杀的原因中是否能找出一些原因从而使我们能防止其后果呢？我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发现，除了彻底改革现存的社会制度外所有其他的尝试都将是徒劳的。［注：这句话是马克思加的。在珀歇的著作中是这样说的：“我不谈理论，而是引证事实。”——编者注］
　　绝望是促使神经脆弱的即狂热的和多愁善感的人去寻死的原因，我发现其中绝大多数事实是严厉的父母和长者对依附于他们的人的虐待、不公和暗罚。革命没有消灭所有的暴虐行为；任意施加暴力的恶劣做法还在家庭中存在；它在此引起了类似革命的危机。
　　实际上在我们中间必须先建立利益和情感之间的关系，个人之间的真正关系，而自杀只是普遍的、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的社会斗争的一千零一种征兆中的一种。有那么多斗争着的人放弃了社会斗争，因为他们不愿被列为牺牲品，或者是因为他们一想到可能在刽子手中间占有一个荣誉地位就反感。如果需要例子，我可以从真实的记录中摘列一些。
　　1816年7月，一个裁缝的女儿同一个屠宰工，一个品德优良的年轻小伙子订了婚，他勤劳节俭，非常钟情于他的漂亮的未婚妻，她对他也十分眷恋。年轻的姑娘是裁缝，她受到所有认识她的人的尊重，她的未婚夫的父母对她也极为钟爱。这两个善良的人从未放弃过任何机会使她早日成为他们的儿媳妇；他们想出种种娱乐性的聚会，在会上她成了王后和偶像。
　　举行婚礼的日子临近了；两家已把一切准备就绪，婚约也都订好了。在约定到市政局去的当天晚上，年轻的女儿和她的父母应该到未婚夫家赴晚宴；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小小的事件意外地发生了。裁缝和他的妻子为了向他们的一家有钱主顾交付订货要呆在自己家里。他们请求谅解；但是屠宰工的母亲亲自前去接儿媳妇，后者经父母许可后就跟她走了。
　　尽管两位主要客人没有出席，但宴会充满了欢乐气氛。人们尽情地说了许多只有在参加婚礼时才许可说的有关家庭的玩笑，他们喝啊，唱啊。他们把未来作为话题谈开了，非常热闹地议论美满婚姻的乐趣。直至深夜，筵席未散。年轻小伙子的父母出于一种容易理解的温情，不去注意这对未婚夫妇的默契了。他们手拉着手，爱情和亲昵行为使他们陶醉了。而且，人们认为这个婚姻已经圆满结束，何况两个年轻人来往已久，对他们也无可非议。未婚夫的父母的激动情绪，夜幕沉沉，两个年轻人由于陪席者的温情而彼此无拘无束的眷恋之情，通常总是笼罩着这种宴会的尽情欢乐，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以及现成的良机和冲人头脑的葡萄酒等等，都促成了一个可以预料的结局。灯火熄灭后，一对爱人又在黑暗中会合了。人们装作什么都没有注意到，什么都没有预料到。他们的幸福在这里只引起人们的赞助而没有一个人忌妒。
　　年轻姑娘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回到她父母那里。她是单独一人回来的，这已证明她是多么相信自己没有过失。她悄悄走进自己的房间，梳洗换装；但是，她的父母一看到她就勃然大怒，用最下流的称呼和恶言秽语冲着她大骂起来。闹得没完没了，这一点邻居是见证。由于羞愧和自己的秘密被人无礼地点破，这个女孩子所受的刺激是可以想象的。不知所措的姑娘徒劳地向她的父母诉说：是他们弄得她名誉扫地，她承认自己没有理，糊涂，不听话，但这一切都是可以改正的。她的理由和痛苦并没有使裁缝夫妇息怒。

　　好管闲事的男男女女都闻声赶来，一齐叫骂。这种令人极其难堪的场面所引起的羞耻感使这个女孩子下狠心去断送自己的生命。她飞快地跑下楼梯，穿过正在谩骂、诅咒她的那些好管闲事的人群，她神思恍惚，奔向塞纳河［注：“奔向塞纳河”这句话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投入河中；船夫将她从水中打捞起来时，她已经死了，身上仍穿着她的婚礼服。不出所料，起先冲着女儿叫嚷的那些人现在又马上转向她的父母了；这场灾难吓坏了他们的空虚的灵魂。几天以后，这对父母到警察局去索取女孩子所戴的金项链——她未来的公公的一件礼物，一只银表和另外好几件珠宝饰物，所有这些物品都存放在办事处。我不放过机会去狠狠谴责这种人的不明智和残暴。要求这样的疯子向上帝陈述他们那样做的理由，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因为他们具有那种在低下的打小算盘的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狭隘偏见和独特的宗教信仰。
　　驱使他们前来的是贪心，而不是想要有两三件纪念品；我认为，由于他们的贪心，可以惩罚他们。他们要索取年轻女儿的珠宝饰物；我拒绝给他们，扣下了他们从通常存放东西的出纳处领取物件时所需要的证件。只要我担任这个职务，他们的请求都会落空，而我觉得抵制他们的侮辱是一种快乐。
　　同年，在我的办事处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克里奥洛人，他容貌俊秀，出身于一个最富裕的马提尼克家族。他坚决反对把一位少妇即他的嫂嫂的尸体移交给申请人即他的哥哥、死者的丈夫。她是投水自尽的。这种自杀最为常见。尸体是由被派去打捞尸体的人员在离阿尔让台的堤岸不远的地方找到的。出于大家所熟悉的、甚至处于完全绝望状态下的妇女也具有的害羞的本能，溺死者谨慎地用自己衣服的下摆系住双脚。这种怕难为情的预防办法十分清楚地证明她是自杀的。死者被找到后马上送往陈尸所。她的美貌、她的年轻和奢华的服装，成了人们对这场灾难的原因作出许多猜测的根据。首先认出她的是她的丈夫，他的绝望是没有尽头的；他不理解自己的不幸——至少有人对我这样说；我本人同他素不相识。我告诉这位克里奥洛人说：她的丈夫要马上为他不幸的妻子建造一座华丽的大理石墓碑的请求应当首先考虑。克里奥洛人大声叫嚷：“在他杀害了她之后，这个恶魔！”同时怒气冲冲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从这位年轻人的激动和绝望，从他希望能满足自己的愿望而提出的恳切请求，从他的流泪来看，我认为可以断定他是爱她的，而且我把这一点对他说了。他承认他爱她，但是，他激动地断言，他的嫂嫂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他发了誓。只要能挽回他嫂嫂的名誉——而舆论照例都把她的自杀归结为男女私情——，他就要把他哥哥的野蛮行为公之于众，哪怕他自己会坐上被告席。他请求我给予支持。我从他断断续续的、激动的表白中所知道的是这样：Ｍ先生即他的哥哥是一位富裕而爱好文艺的人，喜奢侈，爱同上层打交道，大约在一年前同这个年轻女人结了婚——看来是出于互相爱慕；他们是人们能看到的最美满的佳偶。结婚后，一种血病，也许是一种遗传病在年轻丈夫的身上突然而且十分厉害地发作了。这个以前为自己漂亮的外貌、文雅的举止，为无人匹敌的十全十美的身材而十分自豪的人，突然染上一种不知名的疾病，它的破坏力科学尚无能对付；他从头到脚都可怕地变了形。他的头发脱落，脊梁也弯曲了。憔悴和皱纹使他每天都在发生最显眼的变化，至少在别人看来是这样的，因为他的自尊心使他试图否认这一最明显的事实。不过，这一切并没有使他瘫痪在床，铁的毅力好象战胜了这种疾病的袭击。他拚命地使自己被损坏的病躯活下去。身体虽已残废，精神却是振作的。他继续举行宴会，参加狩猎，照样过着富裕豪华的生活，这似乎成了他的性格和本性的规律。然而，当他骑着马在大道上兜风时，学生和街上的顽童对他进行侮辱、挖苦和嘲弄，他热衷于对女人献殷勤而闹了许多笑话，因而引起朋友们不礼貌的讥笑、善意的告诫——所有这一切终于使他的幻想破灭了并促使他对自己采取谨慎的态度。一当他承认了自己的畸形模样，一当他明确了这一点，他的脾气粗暴了，他变得沮丧起来。他似乎很少有热情带自己的妻子去参加晚会、舞会、音乐会，他移居于他在郊外的住宅；停止一切邀请，找种种借口避免同人们接触；就连他的朋友对他妻子略进恭维之词——这种情况在高傲感使他确信自己优越时他尚可容忍——也使他忌妒、疑心和冒火。他把所有坚持来看望他的人一概视为抱着顽强的决心来征服他妻子的心，而他的妻子是他仅存的最后的骄傲和最后的安慰。在这个时候，这位克里奥洛人从马提尼克来办事，事情办成就能促使波旁王朝在法国复位。他的嫂嫂优礼相待；在她中断了与人们频繁来往的情况下，新到的客人有一个优越的条件，在Ｍ先生看来他作为弟弟而具有这一优越条件是十分自然的。我们的克里奥洛人预料到，无论是他的哥哥同许多朋友发生直接口角，还是无数次用间接的方式对来访者下逐客令，使他们不敢登门，都必然会使他哥哥的家庭与外界隔绝。克里奥洛人正是在没有认清使他自己也变得忌妒起来的爱的动机的情况下，对这种与外界隔绝的想法表示赞同，甚至还用自己的劝告去促成它。Ｍ先生终于完全退居帕西的一所豪华住宅，这个地方不久就门庭冷落了。忌妒以最微小的事情为食料，当它不知道去纠缠什么的时候，就吞食自己并变得富有发明创造能力；一切都成了它的食料。这位少妇也许在渴望她这种年龄所应有的娱乐。高墙挡住了眺望邻舍的视线；窗户从早到晚都紧闭着。

　　夜间，Ｍ先生携带武器围绕住宅来回走动，带着狗巡逻。他想象在沙土上发现了足迹；一架梯子被园丁移动了一下位置，他就想入非非，作了种种古怪的假设。园丁是个年近六旬的酒鬼，被派去看守大门。这种容不得外人的情绪毫无节制地任其发展下去并达到愚蠢的地步。这个弟弟，这个无罪的但参与了这一切的同谋者，终于意识到，他促成了这位少妇的不幸：她每天都受到监视、凌辱，被剥夺了一切可以使她消愁的丰富而幸福的幻想。她以前是多么自由和快乐，而现在又是多么凄惨和忧伤！她饮泣吞声，又要掩泪藏悲，然而泪痕仍斑斑可见。克里奥洛人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他决定坦率地向嫂嫂解释一下并把一个确实是由于隐而不露的爱情所造成的错误改正过来。一天早晨，他钻进了这个被监禁的女性经常来呼吸新鲜空气和照料她的花草的小丛林。显然，她知道她在利用这点有限的自由的时候受到好忌妒的丈夫的监视，因为这位少妇一看到她的小叔子第一次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她面前就惊愕万状，她攥紧自己的双手，害怕地对他喊道：“你走吧，看在上帝的面上，你走吧！”
　　实际上，当Ｍ先生突然出现的时候，他刚刚来得及躲进花房。这个克里奥洛人听见叫嚷声，便想仔细听听；但他的心脏怦怦跳动，使他听不清声音很低的申辩，要是他的躲避被丈夫发觉，那就有可能使申辩产生可悲的结局。这件事使小叔子深感不安，他在这时看到有必要从这一天起做受害者的保护人。他决心不再对爱情保持任何沉默。爱情可以牺牲一切，唯独不能牺牲它的保护权，因为后一种牺牲是胆小鬼的牺牲。他一直继续去看望他的哥哥，准备坦率地同他谈一谈，开诚相见，倾诉一切。在这方面，Ｍ先生还没有起疑心，然而，他弟弟的这种坚持性倒使他疑惑不解了。Ｍ先生尚未完全弄清这种关心的原因，就开始不信任他的弟弟了，并预先估计到这会导致什么后果。克里奥洛人不久就发觉，他的哥哥并非经常不在家，而他哥哥后来却坚持说，人们常常在帕西住宅门前按门铃而不见开门，是因为他不在家。有一个锁匠的学徒，仿照他师傅为Ｍ先生铸造的大门钥匙的模型，给克里奥洛人做了一把钥匙。十天暌违之后的一个夜间，被恐惧所激怒、被狂想折磨够了的克里奥洛人，翻过围墙，拆开大院的篱笆，用梯子爬上房顶并顺着水落管滑到一个贮藏室的窗户下。狂叫声提醒他悄悄地躲到一扇玻璃门后面。他一眼望去，心如刀绞。灯光照亮了卧室。帐幔下，Ｍ先生头发凌乱，由于发怒而脸色铁青，半裸着身体，蜷伏在床上他妻子身边。她尽管竭力躲避他，但还是不敢离开床。他尖刻地对她大声呵斥，好似一只猛虎准备将她撕得粉碎。他对她说：“对，我非常难看，我是一个怪物，这一点我知道得非常清楚，我使你产生了恐惧。你希望有人把你从我的手中解脱出去，不再为我的外貌而苦恼。你渴望使你获得自由的时刻到来。你用不着反驳我；我从你的恐惧、你的反抗中猜出了你的心思。你为我自己招来的卑鄙的讥笑而面红耳赤，你打心眼里恨我啊！毫无疑问，你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计算着流逝的时光，直到我不再以我的身体缺陷和我的在场缠住你。够了！一种可怕的愿望和狂想支配着我，我要把你变得丑陋不堪，变得跟我一样，使你不能由于不幸结识了我而指望用情夫作自我安慰。我要把这房子里所有的镜子统统砸碎，使它们不能再照出你的容貌来反衬我，使它们不再能助长你的骄傲。我应该把你带到社会上去，或者放你一个人去，眼看着每一个人都怂恿你来憎恨我，对不对？不，不，在你把我杀死之前你离不了这所房子。你杀死我吧！你先下手干我每天想干的事情吧！”这个野蛮的人在床上，在这个为他浪费了最温柔的爱抚和最感人的哀求的不幸妇女身边打滚，大叫大嚷，呲牙咧嘴，口角喷沫，一派发疯的症状，并且由于狂怒而捶胸顿足。最后她制服了他。毫无疑问，怜悯代替了爱情，但这对这个变得如此可怕的男人来说是不够的，他的情欲还方兴未艾呢！此情此景使得这个克里奥洛人看得呆若木鸡；继之而来的是长时间的闷闷不乐。他感到恐惧不安，不知道去找谁才能把这个不幸的人从致命的折磨中解救出来。显然，这种情景每天都得重现，因为Ｍ夫人在他接着发生痉挛时就求助于为此准备的药瓶，使她的刽子手稍微安静一会儿。在巴黎，当时只有这个克里奥洛人是Ｍ先生的家庭的唯一代表。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应该受到诅咒的是诉讼程序拖拉迟缓，是丝毫未打破周密的陈规旧套的法律冷酷无情，特别是在问题只涉及一个妇女即涉及很少得到立法者保护的人时更是冷酷无情。一纸逮捕令或另一种强制的措施也许就能预防曾经目睹这种发疯行为的人所准确地预料到的不幸。然而，他决心不择手段地冒险一试并承担一切后果，因为他的财产使他有可能承担巨大的牺牲，不怕为冒险行动负责。在他的朋友中有几个象他本人一样坚决的医生，正准备闯进Ｍ先生的住宅，以便查明这种疯狂行为的原由并且立即强制这对夫妇离婚，可是自杀事件证明为时太晚的预防措施是正确的，并且把问题解决了。
　　不用说，任何一个不局限于从字面上理解一个词的整个含义的人都认为这次自杀是丈夫进行的［注：“丈夫进行的”这几个字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谋杀；但它又是忌妒心大发作的结果。忌妒的人需要一个奴隶，忌妒的人可以爱人，可是爱对他来说只是忌妒心的华丽陪衬［注：这句话和下面一句由马克思加了着重号的话，是马克思摘自珀歇对另一个自杀事件的描述。——编者注］。忌妒的人首先是私有者。我阻止了这个克里奥洛人去做不仅无益而且危险的蠢事，说它危险，首先是指他所爱慕的女人死后的名誉而言的，因为闲得无聊的公众会控告牺牲者同她丈夫的弟弟私通。我参加了葬礼。除了这个弟弟和我以外，谁都不明真相。我听到四周的人对这次自杀表示怀疑的低声议论，我不予理会。但是你面对着眼前这些人的满面愠色和肮脏的猜测，不禁会因这种舆论而脸上发热。舆论由于人们的不相往来而分歧太大，太无知，也太肮脏了，因为每个人对自己是陌生的，所有的人彼此也是陌生的。［注：这句话由马克思摘自珀歇对另一个自杀事件的描述并加以自由表述；“因为每个人对自己是陌生的，所有的人彼此也是陌生的”这两句结尾的话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
　　附带说一下，几乎没有一个星期不给我送来类似这样的揭露材料。同年，我登记了一起由于父母不同意而以两枪结束生命的恋爱事件。
　　我同样也记下了一些由于壮年时期阳萎而自杀的上流社会的人物，恣意享乐使他们陷入不可自拔的忧郁症。
　　许多人结束自己的生命是由于这种思想的支配：在有害无益的处方使自己长期经受无效的折磨之后，他们感到医学无能将他们从病痛中解救出来。
　　用著名作家的引文和绝望者以铺张的手法来安排自己之死而写的诗歌，也许能编辑一部出色的文集。在寻死的决心下定之后接着来到的奇妙的冷静时刻，一股富有感染力的灵感从内心流露出来，跃然纸上，甚至在被剥夺了一切受教育机会的阶级中也是如此。他们一心只想牺牲，深得牺牲之奥妙，他们集中自己的全部精力，以便用一种鲜明、独特的表达方法倾吐一番。
　　这些诗歌有一部分收藏在档案馆，都是杰作。一个把自己的心思都用在自己的生意上、把商业奉为自己的上帝、头脑迟钝的资产者会认为，这一切都是十分浪漫的，而且也许会对他所无法理解的苦楚冷嘲热讽；不过，他的蔑视态度并不使我们感到惊奇。

　　然而，关于那些自以为是虔诚的、有教养的而又不断重复这种可恶行为的好人能说些什么呢？毫无疑问，极端重要的是使穷苦人忍受这样的生活，尽管这只对这个世界的特权阶级有利，因为贫民的普遍自杀也许会使它们倾家荡产；但是，除了凌辱、冷嘲热讽和说几句漂亮话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使这个阶级的生活勉强过得去吗？此外，大概这类一贫如洗的人具有某种伟大的灵魂，因为他们一旦下决心去死，就自己毁灭自己，而不是去选择一条经由断头台来达到自杀的道路。是的，我们的商业时代［注：在珀歇的著作中是：“无信仰的时代”。——编者注］越是向前进，穷人的这种高尚的自杀就越是少见，取而代之的是有意识的敌对，穷人毫无顾忌地走上盗窃和谋杀的道路。得到死刑比得到工作要容易得多了。
　　我在翻阅警察局档案的时候，在自杀事件登记表上仅仅找到一个独一无二的明显的胆怯事例。问题涉及一个年轻的美国人威尔弗里德·拉姆赛，他是为了不与人决斗而自杀的。
　　对各种不同的自杀原因进行分类，就是对我们社会本身的缺陷进行分类。有的人自杀，是因为阴谋家盗窃了他们的发明，而发明人由于必须长期从事学术研究而陷入极端的贫困，甚至连发明专利特许证也买不起。有的人自杀，是为了躲避巨额开支以及在经济拮据时免遭屈辱性的迫害，而经济拮据又频频发生，以致受托管理公共利益的人对此都无动于衷了。还有的人自杀，是因为他们在长期遭受我们中间那些可以任意分派工作的人的凌辱和盘剥之后，仍然不能找到工作。
　　有一天，一个医生跟我谈论一起死亡事件，他认为，在促成这个事件上，自己是有罪的。
　　一天晚上，他返回住地伯利维尔的时候，在他家门前的一条小街上被一个头戴面纱的妇女在黑暗中拦住了。她用颤抖的声音请求听她诉说。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在踱来踱去，这个人的面容他看不清楚。她是被一个男人监视着的。她对医生说：“先生，我怀孕了，这件事一旦被发觉，我就会名誉扫地。我的家庭、社会舆论和那些规规矩矩的人是不会原谅我的。被我骗取了信任的那个女人会发疯的，而且肯定会同她的丈夫离婚。我不为自己的事情辩护。我是丑事的根子，我只有一死才能不让这件丑事败露。我想一死了事，但有人要我活下去。他对我说，您是有怜悯心的人，这使我相信，您是不会做杀害一个婴儿的同谋者的，尽管这个婴儿还没有出世。您知道，这是指流产。我不会低三下四到哀求别人掩饰在我看来是最不体面的罪过的地步。我只是对别人的请求作了让步才来见您的，因为我知道怎么去死。我自己去死，我不需要任何人帮忙。我可以造成在花园里浇花取乐的假象：为了浇水趿拉着木屐，选择一个人们每天都来取水因而容易滑跤的地方，这就为落入水塘作好安排，然后人们会说，这是‘不幸事件’。先生，我一切都想好了。我打算这件事就在明天早晨做，我会一心一意地去做。为此一切都准备好了。有人要我把这事告诉您，我就对您说了。您必须决定，是杀害一个还是杀害两个。由于我的怯懦，有人让我发誓：我无保留地听从您的决定。请您决定吧！”
　　医生继续说：“二者必须择一，这使我大吃一惊。这个妇女的声音听起来清晰悦耳；她那被我握住的手纤细柔嫩；她那坦率而坚定绝望的念头显示出一种超群的气质。但是事情涉及的是确实使我害怕的问题，尽管在许多场合下，例如碰到难产时，外科医生的问题是救母亲还是救婴儿，这时他总是毫不踌躇地自己酌情决定，或者随机应变或者坚持人道主义态度。”
　　我说：“你逃到国外去吧！”她回答说：“不可能，用不着往这上面想啦！”
　　“请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吧！”“我不可能采取预防措施，我同那个被我背叛了友谊的女人睡在同一个房间里。”“她是你的亲戚吗？”“恕我不再回答您了。”
　　医生继续说：“为了挽救这个女性，使她不自杀或不犯罪，或者使她在没有我帮助的情况下能避免这场纠纷，我本来可以贡献出最大力量的。我责备自己残忍，因为我害怕参与谋杀。斗争是激烈的。后来，魔鬼来指点我了：乐意去死还不等于自杀；只有剥夺了名誉不好的人做坏事的权力，才能迫使他放弃自己的恶习。根据她袖口上刺绣的花边，我猜出她是奢侈的，根据她风雅的谈吐，我猜出她是富有的。有人认为，对富人不应当给予同情。我的自尊心使我反对那种以金钱作诱饵的思想，尽管对方当时并没有提到这件事，这是多余的审慎态度，也是尊重我的人格的证明。我作了不同意的回答。女士迅速离去了，二轮马车的声音使我确信，我已经不可能将做了的事改正过来了。
　　十五天后，报纸给我解了这个谜。巴黎一个银行家的年轻外甥女在维尔蒙布勒她监护人的庄园中，失足跌入水塘，淹死了；她年纪不到十八岁，母亲死后，舅母不忍让她离开自己，便成了她舅母所钟爱的养女。她的监护人极端沮丧；这个胆怯的诱奸者只能以舅舅的身分在世人面前表示自己的悲哀。”
　　我们看到，在缺少一个更好的办法的时候，自杀是逃避私生活纠纷的最后一着。
　　我常常见到的自杀原因有：被罢官，被拒绝工作，突然减薪，以致家庭弄不到必需的生活费用，因为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现挣现吃。
　　在宫廷裁减卫队的时候，有一位正直的人也象其余的人一样被毫不留情地解职了。他年龄大了，再加上无人保荐，使他不能重新入伍；由于没有知识，也进不了工业部门。他试图进入民政部门，可是，这里同别处一样，竞争者比比皆是，他的这条路又被堵死了。他内心苦闷、悲观失望，终于自杀了。在他的衣袋里，发现有一封陈述自己的遭遇的信。他的妻子是个贫苦的裁缝；他们的两个女儿，一个十六岁一个十八岁，同她一起做活。塔尔诺，我们的这个自杀者，在他的遗书中说：“因为他对他的家庭已不再是有用的人，他勉强活着就成了他妻子和孩子的负担，为了减轻这种额外负担，他认为有义务剥夺自己的生命；他将自己的孩子委托给昂古莱姆公爵夫人照顾；他希望这位公爵夫人慈悲为怀，对她们如此不幸予以垂怜。”我写了一份报告呈交警察局长昂格勒斯，在经过必要的手续之后，公爵夫人给塔尔诺的不幸的家庭寄去六百法郎。
　　在遭受到这样的损失之后，这种赈济无疑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如果全面考虑，目前整个法国尚且不能把所有不幸者养活，一个家族［注：在珀歇的著作中是：“皇族”。——编者注］对他们又何济于事呢！即使我们整个民族都信仰宗教，靠富人行善也还是不够的，何况我们整个民族离全部信教还远着呢！自杀解决最严重的困难，而刑场则解决其余部分。只有改革我们的整个工农业体系，才可望获得收入的来源和真正的财富。在羊皮纸上颁布宪法是很容易的：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受教育、工作、首先是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的权利。但是，把这些慷慨的愿望写在纸上并不等于全部都做到了，真正的任务是把这些自由的思想变为物质的和理智的，变为社会的［注：“社会的”一词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设施。
　　古代世界，异教把伟大神奇的万物播撒到人间，现代的自由会落后于自己的对手吗？谁来把力量的这两个强大因素结合起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