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ⅩⅧ］“为了使劳动存在，必须有一定数量的食品和从事劳动的人所使用的其他一切物品。”（第8页）“一般地说，人们不能以从事少数几项操作所练出来的速度和技巧来从事多项不同操作。因此，尽可能地限制每个人的操作项目，总是有利的。”（第11页）
　　“为了最有利地进行分工以及分配人力和机器力，在多数情况下，必须从事大规模生产，换句话说，必须大批地生产财富。这种好处是促使大制造业产生的原因。”（同上）

　　“土地具有不同程度的肥力。有一种土地，可以看作是什么也不生产的土地。”（第15页）“在这种土地和最肥沃的土地之间有一些中等的、即中等肥力的土地。”（第16页）“最肥沃的土地也不会同样轻而易举地提供它所能生产的一切。例如，一块土地每年能提供10夸特或者比这还多两、三倍的谷物。但是，它提供第一个10夸特是由于投入了一定的劳动量，而提供第二个10夸特则由于投入了更大的劳动量，等等，而且生产每一个新的10夸特都要求比生产前一个10夸特付出更多的费用。”（第16—17页）“当还没有在全部较好的土地上进行耕作并对这种土地的耕作投入一定量的资本时，所有投入农业的资本都会带来同等数量的产品。可是每当达到一定的阶段，在同一块土地上，如果追加产品不相应地减少，就不会投入任何追加资本。因此，在任何国家，人们从土地上获得一定数量的谷物之后，只有相应地付出更大的费用才能获得更大数量的谷物。”（第［17］—18页）“当农业需要一部分只能带来较少产品的资本时，对这部分资本的使用可以有两种办法：把资本或者投入一块初次耕作的具有二等肥力的土地，或者投入一块具有一等肥力的土地——在这上面已经投入了全部资本，并且在这块土地上能够使用这笔资本而不减少产品。至于把资本投入具有二等肥力的土地还是投入具有一等肥力的土地，这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取决于这两类土地的性质和质量。同一资本，如果投入较好的土地只生产8夸特谷物，而投入具有二等肥力的土地可生产9夸特谷物，那么人们就会把它投入后一种土地，反之亦然。”（第18—19页）
　　“当土地什么也不生产的时候，就不值得费力去占有它。当只需要把一部分较好的土地投入耕作的时候，所有未经耕作的土地就什么也不生产，也就是没有价值。因此，这后一部分土地就没有所有者，谁着手使它具有生产能力，谁就可以把它变为自己的财产。在这个时期内，土地不支付地租”，这就是说，不存在对土地的生产能力的支付，而只是付利息，即为开垦这块土地所投入的资本的利润。（第19—20页）“但是，必须耕种二等土地或者在一等土地上投入追加资本的时候到来了”，如果投入二等土地的资本带来8夸特，而投入土地№1的追加资本带来10夸特，那么投入这笔资本的人就可以为获准耕种土地№1而付出2夸特：“这种支付就是地租，即土地租金。”（第20—21页）“因此，地租按连续投入土地的资本的效力降低的比例而增加。”（第21页）“如果人口增长到这样的程度，即耕种了所有的二等土地，而且不得不耕种只能生产6夸特而不是8夸特的三等土地”（这种情况同在较好的土地上投入带来较少产品的追加资本一样），那么土地№2就带来2夸特租金，而土地№1就带来4夸特租金。（第［21］—22页）“因此，无论是把资本投入具有各种不同肥力的土地，还是分批地连续投入同一土地，以这样的方式投入的资本的某几个部分会比其他部分提供较多的产品。提供产品最少的那些部分只提供为补偿和报酬资本家所必需的一切。资本家每次新投入的资本所得到的东西不会多于这种公平的报酬，因为其他资本占有者的竞争妨碍他得到更多的东西。土地所有者可以把超过这种报酬的一切东西据为己有。因此，地租是对土地投资效力最小的那一部分资本所带来的产品同所有其他投资效力较大的那一部分资本所带来的产品之间的差额。”（第［22］—23页）有这样的情况：甚至肥沃土地的土地租金即地租也根据投在这块土地上的各种资本的总产品减去这些资本的利息和利润后的余额来计算。萨伊把这种情况同文明国家的每块土地都要缴纳地租这一实际矛盾（见萨伊等人的著作）作了对比。可是，除此之外，租地农场主正在使用并且能够使用这样一部分资本，它只给他带来通常的资本利润，而支付不出任何土地租金。（第30—31页）

　　“生产是劳动的结果；可是劳动从资本那里得到它要加工的原料以及帮助它加工原料的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劳动从资本那里得到的这些东西就是资本本身。”（第32页）在文明社会，“工人和资本家是两类不同的人”（第32—33页）。“人们发现，对工人说来，更加方便的是以预付的方式把工人的份额付给工人，而不是等到产品生产出来和产品的价值得到实现的时候。人们发现，适合于工人取得其份额的形式是工资。当工人以工资的形式完全得到了产品中他应得的份额时，这些产品便完全归资本家所有了，因为资本家事实上已经购买了工人的份额，并以预付的方式把这个份额支付给工人了。”（第［33］—34页）
　　§1．“产品按什么比例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或者，工资水平按什么比例调节？（第34页）“确定工人和资本家的份额，是他们之间的商业交易的对象，讨价还价的对象。一切自由的商业交易都由竞争来调节，讨价还价的条件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第34—35页）“假定有一定数目的资本家和一定数目的工人。假定他们分配产品的比例也通过某种方法确定了。”如果工人人数增长了而资本量没有增加，增加的那一部分工人“就会试图排挤原来在业的那一部分。他们只有按较低报酬提供自己的劳动，才能作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水平必然降低”（第35—36页）。“假定情况与此相反，工人人数保持不变而资本量增加了；资本家拥有用以雇用劳动的大量资金，拥有一笔他们想从中获得利润的剩余资本；因此资本家就需要增加工人。可是所有这些工人都被其他雇主雇用了，要把工人吸引到自己这里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提供较高的工资。而其他雇主也处在同样的情况下，并且为了留用这些工人，他们给工人提供更高的工资。这种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必然结果是：提高工资水平。”（第36页）所以，人口增加而资本量不增加会引起工资下降，在相反的情况下，工资则会提高。“如果这两种量以不同的比例增加，那么结果就是这样：一种量不增加，而另一种量的增加额等于双方实际增长额之差。”例如，人口增加2/8，资本量增加1/8，那么结果就是这样：资本量没有增加，而人口增加1/8。（第36—37页）因此，“如果资本量同人口的比例不变，工资水平也就保持不变；资本量与人口相比增加了，工资水平就提高；人口与资本量相比增加了，工资水平就下降”（第37—38页）。“根据这个规律，就很容易发现那些决定每个国家人民中绝大多数群众的处境的条件。如果人民的处境安逸、舒适，那么只要促使资本象人口一样快地增长或者阻止人口比资本增长得快，就足以保持这种状况。如果人民的处境恶劣，那就只有加速资本的增长或者减少人口，才能改善这种处境；这就是说，使民族就业资金同构成这一民族的单个人的人数之间的比例增大。”（第38页）“如果资本增长的自然趋势比人口增长快，那就很容易保持人民的安乐处境。相反，如果人口增长的自然趋势比资本量增长快，那就会有极大的困难；工资就不断趋于下降。工资的下降将使人民越来越贫困，使他们染上恶习，使他们死亡。不管人口按什么比例比资本更快地增长，生活在这种条件下的人也会以同样的比例死亡，这样，资本的增长和人口的增长之间的比例将保持不变，工资水平也就会停止下降。”几乎所有国家里广大人民群众的贫困都证明人口比资本增长得快是一个自然趋势。没有这种情况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贫困。“人类的普遍贫困是一个事实，它只能用下述两个前提之一来加以说明：或者是人口具有比资本增长得快的趋势，或者是人们以某些方式阻碍了资本具有的增长趋势。”（第［38］—40页）
　　§2．“可以从以下几点推论出人口增长的自然趋势”：
　　第一，妇女的生理构造。妇女最低限度在二十岁到四十岁期间至少每两年能够生一个孩子。因此一个妇女的自然生育数是十。（第［40、42］、43页）我们把一切不幸事故、不生育等情况都考虑在内，假定一对富有的夫妇只能培育五个孩子。（第44页）即使根据这一假定也很清楚，“过不了几年人口将增长一倍”（第44页）。
　　第二，可以把官方的人口统计表、尤其是出生率和死亡率统计表与这个结论相对照。（第44页）然而这些统计表证明什么呢？证明人口的增长。即使这些统计表表明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处于不兴旺状态，这也证明不了什么。部分地是贫穷使得大多数在贫苦环境中出生的人口过早死亡，部分地是理智阻止许多婚姻的缔结或者阻止婚后生育的子女超过一定的数目。（第45—46页）
　　§3．资本的增长趋势较小，因为“资本的任何增长都来源于储蓄。任何资本都是”年产品的一部分。“要把这部分产品留下来作为资本使用，它的所有者就必须放弃自己对它的消费。”（第46—47页）
　　年产品必然按两种方式分配。“或者是把一切维持生活和供享受的必需品充分地供给广大人民群众，而把较小部分的年产品用来增加富人的收入；或者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供给严格地限制在绝对必需品上，这样，当然就会形成一个收入可观的阶级。”（第48页）在后一种情况下，平民阶级“不可能进行储蓄”（第［48］—49页）；同时“四周都是穷人的富人阶级是不喜欢节约的”；富人非常“渴望立即得到享受；他们何必为了对他们来说没有多大实用意义的积蓄而放弃眼前的享受呢？”（第49页）在前一种情况下，无论是穷人阶级还是富人阶级都“没有要节约的强烈动机”；穷人阶级中大多数没有这样的动机，因为他们没有仔细考虑过要为了将来而牺牲现在，即使有例外，有仔细考虑的人，他们也没有这种动机，因为他们有顾虑，怕放弃了眼前的享受而将来得不到补偿。（第50—51页）

　　“人口增长的趋势不论是大还是小，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均匀的。只要是在同样良好的条件下，人口在某个时期不论以什么样的比例增长，在其他任何时期也将以同样的比例增长。相反，资本增长得越多，增长的困难就越大，直到最终不能增长为止。”（第55—［56］页）
　　［ⅩⅩ］因此，“无论人口增长得多么慢，由于资本增长得更慢，工资将降低到这样的水平，以致有一部分人口经常由于贫困而死亡”（第56—57页）。
　　§4．“惩罚和奖励是立法的权力借以改变人类活动进程的两种主要手段，然而用这两种手段来抑制人类繁衍和增长的趋势是不太适宜的。”（第57—［58］页）
　　“立法在不直接起作用的情况下，往往能通过间接的作用而获得很大的效果。”如果立法促使人口增长，那么“如此有害的立法就需要修改”（第58—59页）。“在这种情况下，也象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一样，利用人民制裁的巨大影响也许有很大的好处，对那些由于自己的不慎行为和由于建立人口很多的家庭而陷于贫困和依赖地位的人不遗余力地给予公开谴责，而对那些由于明智的节制态度而保证自己免于贫困和堕落的人给予公开赞扬，这样做也许就够了。”（第59页）“通过教育人民、改进立法、破除迷信将解决这个难题。”（第59页）至于加速资本的增长，则立法拥有反奢侈浪费法这一手段，立法可以把节俭提上议事日程而认为浪费是可耻的。（第60页）立法可以直接起作用，把每年的纯产品的一定部分提出来，使它变成资本。可是怎么提取呢？——通过所得税。“对于用这种方式取得的资本，立法可以采取两种使用办法：借给要使用资本的人，或者留下自己使用。”（第61页）“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它借给能够保证偿还的资本家和工厂主。每年由这些债款获得的利息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在下一年当作资本使用。假定每年获得的份额以这样的方式构成复利，并且保持较合理的利息率，那么资本在很短时间内就可以增加一倍。如果发现工资下降，那就到了提高所得税的时候了。如果工资的提高超出了必须使工人的状况但求温饱的水平，那就可以降低所得税。”（第61—62页）这样做的结果是“人口迅速地增加；而把资本投入质量越来越低的新开发的土地或分批地连续投入产品一次比一次少的同一块土地的必要性，也同样快地增加”（第62页）。“如果资本带来的产品逐年减少，资本家得到的收入也会按相同的比例减少。经过一定的时间，资本的收入减少到只有拥有大量资本的所有者才能从中取得生存资料；这就是”上述做法的“最后结果”（第62—63页）。“假定工资水平保持不变。所有不靠劳动生活的人都靠资本的收入或者地租生活。上面所假定的情况的趋势是使靠资本为生的人变穷”，使土地所有者通过不断提高地租而变富。“除了土地所有者以外，社会上所有其余的人，工人和资本家，几乎是同样的贫穷。每当有土地出售时，人们为了获得它，总要付出巨额资本；因此每个人只能购到数量很有限的土地。”（第63页）“在这种情况下，出售土地可能是经常的，也可能是不多见的。如果是经常的，那么土地就被分成很小的地块，为数量众多的居民所占有，其中哪一部分人的状况都不比工人好多少。如果自然灾害使得一年或几年的产品大大低于正常年景，那么一场普遍的和无法补救的灾难就会蔓延起来，因为只有在大部分人的收入多于靠工资为生者的收入的国家，才能靠这些富人建立巨大的储备来减轻亏空所造成的后果。”（第［63］—64页）“人类追求完善化的能力，或者说，不断地从科学和幸福的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更高的阶段的能力，看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样的人所组成的阶级：他们是自己时代的主人，也就是说，他们相当富有，根本不必为取得能过比较安乐的生活的资财而操心。科学的园地就是由这个阶级的人来培植和扩大的；他们传播知识；他们的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准备担任最重要的和最美好的社会职务；他们成为立法者、法官、行政官员、教师、各个领域的发明家、人类赖以扩大对自然力的控制的一切巨大和有益的工程的领导者。”（第65页）“最幸福的人是拥有中等财产的人。”他们不依赖于人，“他们必然享受全人类所应享受的种种乐趣”。因此，“这个阶级应当成为社会的尽可能大的组成部分。为此，决不容许人口由于加紧资本积累而增长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投入土地的资本的收入非常之少。资本的收入应当大到足够使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能够享受余暇所提供的好处”。如果人口超过了必要的数量，那么这种情形“就会减少社会幸福在很大程度上所依赖的剩余产品储备，而不是增加年产品中减去必须用来补偿所消耗的资本和维持工人生活之后的剩余产品额”（第67页）。

　　“在研究所有用来调节工资和利润的东西的时候，可以把地租除外。因为它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必须进行分配的那些产品减少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第76页）“如果某种东西在两个人中间分配，那么很明显，能调节一个人的份额的东西也能调节另一个人的份额，因为从一个人那里拿走的东西必定给另一个人。”（第76页）“可是，因为资本家和工人各自的份额之间的比例取决于人口数和资本量之间的比例，并且因为前者的增长趋势比后者快，所以，这种变化的能动的本原［ⅩⅪ］是在人口方面，而且可以把人口数，也可以说是把工资，看作调节者。”（第76—77页）“因此，利润——资本家在劳动和资本的共同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取决于工资”，并与工资成反比例。（第77页）“利润不仅取决于占有者所得到的分配物的份额，而且也取决于分配物的总价值。”（同上）“随着投入农业的资本的利润减少，投入工场工业和所有其他各种工业的资本的利润也会减少。”（第81页）“前一种减少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以这种方式使用的资本的利润率决定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的资本的利润率，因为如果在其他方面投资能获得更大的利益，那就没有人愿意继续把他的资本投入农业。因此，所有的利润都必定降低到农业利润的水平。”（第81—［82］页）
　　“要经过哪些阶段才达到这个结果呢？当对于额外数量的谷物有了需求，而这个数量的谷物只有通过耕种低质量的土地或者在同一块土地上投入带来利润较少的几份新资本才能生产出来时，耕作者对于以生产成效比以前小的方法来使用自己的资本是否合适，自然是犹豫不决的。这样一来，对谷物的需求就在这种商品的生产没有相应增加的情况下日益增长。其结果自然是谷物的交换价值提高，而且当它提高到一定程度时，耕作者生产的谷物比以前少，却能够从自己的资本中获得和其他的资本所有者同样多的利润。在此之后，不是他的利润保持在原有的水平上，而是所有其他的利润降低到他的利润已经降到的水平上。由于谷物价值的增大，劳动价值也随之增大。工人必须消费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而不论它们的价钱高还是低。如果它们的价钱比以前高，工人的劳动的价值也就比以前高，虽然他们所消费的生活资料和其他物品的数量一点没有变。因此，可以认为工人的工资提高了，虽然他们的劳动的实际报酬并没有增加。这样，所有的资本家就被迫付出较多的工资，他们的利润也就减少了。由于同一原因，农场主的处境也是如此。因此，随着人口逐渐增多以及必须把资本投入越来越不肥沃的土地，所有资本的利润也逐渐减少。”（第82—［83、84］页）

　　§1．交换是以自己生产的产品的剩余和对他人生产的产品的需求为基础的。交换的代理人“是承运者和商人”（第85页）。
　　§2．“如果一种产品和另一种产品相交换的数量取决于供求关系”，那么要问，“这个关系取决于什么”（第89页）。这个关系“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费用”（第［91］—92页）。这个生产费用就是劳动。“因此，劳动量决定产品互相交换的比例。”（第99页）
　　§3．直接劳动；资本：积累劳动。（第100页）“关于这两种劳动应当指出：（1）它们并不是始终按照同样比率取得报酬的；（2）它们不是始终按照同样比率参加所有商品的生产。”（第100—101页）
　　“劳动和资本参加生产的过程是不同的，用三种情况就足以说明。两种极端情况和一种中间情况：（1）产品只由直接劳动生产，没有资本参加；（2）产品一半由直接劳动生产，一半由资本生产；（3）产品只由资本生产，没有直接劳动参加。”（第102—103页）
　　“如果在生产中两种劳动都使用，如果在一种劳动的价格上涨时另一种劳动的价格下降，那么在第一种劳动的价格上涨时，大量使用这种劳动生产的商品，同少量使用这种劳动生产的商品相比，其交换价值就提高了。提高的比例每次都取决于两种情况：（1）取决于一种劳动的价格在另一种劳动的价格上涨时下降的比例；（2）取决于生产上述第一种商品所使用的第一种劳动的量同生产另一种商品所使用的这种劳动的量之间的比例。”（第［103］—104页）
　　因此，首要的和唯一的问题是：“如果工资提高，利润以什么样的比率下降？生产各种商品时所使用的两种劳动的比率取决于每个特殊情况的条件。”（第104页）
　　“我们把上述三种情况用№1、№2、№3来表示。如果所有商品都是在№1——只用劳动来生产，而资本仅仅用于支付工资——的情况下生产的，那么资本的利润就丝毫不差地按工资提高的比率下降。”（第104页）“假定所使用的资本是1000镑，利润是10％。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价值等于1100镑，因为这笔款项将补偿资本连同它的利润。这些产品可以看作是由1100个相等的部分组成的，其中1000属于工人，100属于资本家。”如果工资提高5％，那么资本的利润就下降5％，因为现在资本家必须付给工人1050镑，而不是1000镑，也就是说，留给资本家的只有50镑，而不是100镑。“他的产品的价值也不会为了补偿他的损失而提高，［ⅩⅫ］因为我们已假定所有商品是在同一种情况下生产的；这些产品的价值始终为1100镑，其中留给资本家的只有50镑。
　　如果所有商品的生产都处在№2的情况下，那么利润下降量只有工资提高量的一半。假定1000镑资本用于支付工资，另外的1000镑用作固定资本；假定利润象以前一样是支出总额的10％；那么产品的价值是1200镑，因为这笔款项将补偿所消耗的资本连同10％的利润。假定工资提高5％，那么资本家就要付出1050镑的工资，而不是1000镑；留给他自己的利润是150镑”；因此他的每一百个单位资本的利润只减少2．5％，即工资提高率（5％）的一半。“如果没有用来支付工资的那1000镑资本以一定的比例作为流动资本在生产操作的过程中消耗掉并且以后得到补偿，那么情况也完全一样。例如，在把1000镑用于支付工资的同时，可以把500镑作为固定资本用于供长期使用的机器，500镑用于购买原料和作其他费用。根据这样的支出预算，产品的价值等于1700镑，即应该补偿的资本总数连同其10％的利润。在产品的1700个部分中有1000是工人的份额；700是资本家的份额，其中200代表利润。如果工资上涨5％，那么在1700个部分中有1050是工人的份额，650是资本家的份额，他在补偿了自己的500镑流动资本之后，只有150镑的利润。这就是说，他的利润减少了2．5％，与以前一样。”（第106—107页）
　　“如果所有商品的生产处在№3的情况下，那么，因为在这里不支付工资，工资的提高就不可能改变利润的数量。显而易见，这些商品的生产越接近这种极端情况，利润量就越不会由于这种提高而发生变化。”（第107页）
　　“如果我们假定，实际上发生了同样多的从中间到一个极端的情况以及从中间到另一个极端的情况（这是很可能的），那么，行将发生的互相补偿的结果自然就是：利润下降量恰好为工资上涨量的一半。”（第［107］—108页）
　　“如果随着工资上涨，所有的利润下降了，那么很清楚，使用比资本小的劳动份额生产的所有商品，同使用较大劳动份额生产的商品相比，其价值就下降了。例如，如果把№1情况作为标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所有商品的价值保持不变，而在其他任何一种情况下生产的所有商品的价值则下降。如果把№2这种中间情况作为标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所有商品的价值保持不变；而生产条件接近于第一种极端情况的所有商品的价值则提高；生产条件接近于后一种极端情况的所有商品的价值则下降。在№1的情况下生产商品的资本家，承担了5％的追加支出；可是他们用自己的产品去交换在其他情况下生产的商品。如果他们用自己的商品去交换在№2的情况下（这里资本家只承担2．5％的追加支出）生产的商品，那么他们就从这些商品中多得到2．5％。这样，他们由于换得了在№2的情况下生产的商品，就得到了一定的补偿，而且工资提高的结果只使他们的利润减少2．5％。在这种交换中，对于在№2的情况下生产商品的资本家来说，结果就完全相反。他们在生产自己的商品时已经多支出了2．5％的费用，并且他们由于用自己的产品换取了在№1的情况下生产的商品，他们的利润就减少了2．5％。”（第108—109页）“因此，总的结果是：所有的生产者，不管他们是通过生产还是通过交换占有在№2的情况下生产的商品，都得承担2．5％的损失；其中［ⅩⅩⅢ］生产条件接近后一种极端情况的商品的占有者，承担的损失较少；最后，如果第一种极端情况的数目和后一种极端情况的数目相等，那么所有的资本家总的说来都承担2．5％的损失；这个损失是可以预料到的、利润的减少在实际上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第110页）“根据这些原则，很容易估计工资的提高对于各种产品的价格所产生的影响。所有的产品通常都同货币或者贵金属相比较。如果假定，货币是在№2的情况下即使用等量的劳动和资本的情况下生产的（这大概很接近于实际情况），那么在类似条件下生产的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不会由于工资的提高而发生变化；生产条件接近于第一种极端情况的商品的价格将提高；接近于后一种极端情况的商品的价格将降低；最后，对商品总量起作用的是补偿：价格既不提高也不降低。”（第110—111页）
　　§4．互相交换产品对各国有利：
　　（α）如果“被正确理解的分工”要求互相交换；（β）如果由于某些地方有较便宜的生活资料、较多的燃料，或者有能推动机器的充足水源，商品“只能或者更便于在这些地方生产”（第112—113页）；（γ）“一般说来，如果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相比，用等量的劳动所生产的两种商品中的一种商品量比另一种商品量大，那么进行交换对两国是有利的”（第119页）。
　　§5．“人们从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的交换中获得的利益，总是来源于所获得的、而不是所提供的商品。因此，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进行贸易所获得的利益都来源于进口的商品；国家通过进口而不是通过其他办法获取利益。”（第120页）“如果一个人拥有某种工业品或食品，那么他不可能由于简单地把自己的商品脱手而获利。他只有把自己的商品脱手，换得了另一种商品，才能从获得的商品中得利：要知道，如果他认为自己的商品比他要换取的商品价值高，那他是会把自己的商品保留着的。宁要另一种商品而不要自己的商品这一事实，证明另一种商品在他看来具有更高的价值。”（第121页）各个国家的情况也是这样。“任何国家的利益都不在于简单地把自己的产品脱手，而在于用它来获得的东西。”（第121页）

　　§6．“交换的媒介是这样一种商品：为了实现其他两种商品之间的交换，首先在同其中一种商品交换时获得它，随后在同另外一种商品交换时把它付出去。”（第125页）金、银、货币。
　　§7．“货币的价值等于货币同另外的商品进行交换的比例，或者在同一定量的其他东西交换时付出的货币量。”（第128页）
　　这个比例是由一个国家现有的货币总量确定的。（同上）“如果假定，一方面把一个国家的所有商品集中起来，另一方面把所有的货币集中起来，那么很清楚，在双方进行交换时，货币的价值”，即与货币进行交换的商品量，“完全取决于货币本身的量”（第128—129页）。“实际上情况完全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的商品总量不是一下子同货币总量进行交换的：商品的交换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往往是小量地，而且是在一年的各个时期中进行的。同一块铸币，今天用作这种交换，明天可以用作另一种交换。一部分货币用于交换的次数很多，另一部分用于交换的次数很少，第三部分被积蓄起来，不用于交换。在这种纷繁复杂的情况中，假定所有铸币都进行了次数相同的交换，那么就可以找到一个以每块铸币用于交换的次数为基础的平均数。我们可以把这个平均数确定为任意数，例如10。如果国内现有的每块铸币都已用于十次购买，那么这就如同货币总量增到十倍而每块铸币只用于一次购买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的所有商品的价值等于所有货币价值的十倍，因为每块铸币的价值等于它能换取的商品量的价值，因为每块铸币在一年之内用于十次交换。”（第129—130页）
　　［ⅩⅩⅣ］“如果不是每块铸币在一年之内用于十次交换，而是货币总量增到十倍，并且每块铸币只用于一次交换，那么很清楚，货币总量的每次增加都会引起这些铸币中的每一单个铸币的价值相应降低。因为我们假定，所有货币能换取的商品量保持不变，所以，货币总量的价值在其总量增加之后不会变得比以前大。如果我们假定货币量增加1/10，那么它的每个部分（比如说1盎斯）的价值就得减少1/10。如果货币总量为一百万盎斯并且增加1/10，那么不管整体的价值怎样减少，这种减少必然相应地反映在整体的每个部分上；一百万的1/10与一百万之比如同1盎斯的1/10与1盎斯之比一样。”（第130—131页）“如果货币总量只有假定数的1/10，而它的每个部分在一年之内用于十次购买，那么这就同货币总量与商品总量的1/10进行了十次交换一样。可是如果假定数的1/10，即货币总量，以某种比例增加，那么这就同整体或者假定数以这个比例增加一样。因此，不管货币总量增加或者减少的程度如何，只要其余东西的数量保持不变，那么这个总量的价值和总量的每个部分的价值就相应地减少或者增加。很清楚，这个原理是绝对真理。每当货币的价值提高或者下降，而货币所能换取的商品量以及流通速度保持不变，价值变化的原因就必定是货币量的相应增加或减少，决不能归于其他原因。如果商品量减少而货币总量保持不变，那么这就同货币总量增加一样。反之亦然。类似的种种变化是流通速度的每一变化的结果。流通速度可理解为在一定时间内完成的购买次数。购买次数的任何增加所起的作用同货币总量的增加所起的作用一样；购买次数的减少则起相反的作用。”（第131—132页）“如果年产品的一部分——例如，生产者自己消费的部分或不同货币交换的部分——根本不用于交换，那么这部分产品就不能计算在内，因为不与货币相交换的东西对于货币来说就象根本不存在一样。”（第132—133页）
　　§8．用什么来调节货币量呢？“制造货币可以在两种情况下进行。政府要么给予增加或减少货币的自由，要么自行调节货币量，随自己的意愿使之增加或减少。”
　　在第一种情况下，“政府把它的造币厂向公众开放，并为所有要求把自己的金银条块变成货币的人铸造货币。拥有金银条块的人只有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当变成货币的金银条块比其原来的形式具有更高的价值时，才要求把金银条块变成货币。而这种情况只有当货币具有异常的价值时、只有当用同量的铸成货币的金属所换得的其他商品的数量比用同量的条块形式的金属所换得的更多时才能发生。因为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它的量，所以货币少时价值就高”。于是就把金银条块变为货币；然而，正是由于这样的增加又恢复了原先的比例。因此，如果货币超过了金银条块的价值，那么在事情自由进展的情况下，私人就直接干预，通过增加货币量使平衡恢复。（第134—136页）“如果流通中的货币量太大，以致货币的价值低于金银条块的价值，那么就还用同一方式立即把铸币变为金银条块的办法恢复原先的比例。”（第136页）
　　［ⅩⅩⅤ］“因此，只要货币量可以自由地增加或者减少，这个量就由铸币金属的价值调节，因为，是增加货币量还是减少货币量对私人有利，这要看铸币形式的货币价值是大于还是小于金银条块形式的货币价值。”（第137页）“可是，如果货币量由铸币金属的价值决定，那么什么东西来调节这个价值呢？金和银都是商品，是需要使用劳动和资本的产品；因此，金和银的价值，象所有其他产品的价值一样，由生产费用调节。”（同上）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说：“社会是一系列的相互交换……它恰好也是这个相互结合的运动。”亚当·斯密说：“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它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商人。”[7]

　　现在假定有这样一个情况：政府想把货币的增加量或减少量固定下来。“如果它力求把货币量保持在能保证物的自由流通的限度内，那么，它就提高已铸成货币的金的价值，因此，大家都愿意把自己的金块变成铸币。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私造货币的事，于是，政府不得不用惩罚的方法加以制止。如果政府要把货币量保持在必需的水平之上，那么，它就压低货币的价值，这样，每一个人都竭力把货币铸成金块，对此政府只好又采用惩罚的办法。但是，利欲胜过对惩罚的恐惧。”（第137—138页）
　　§9．“如果两个人各欠对方100镑，他们就不必相互支付这笔款项，而只要相互交换他们的债券就行了。两个国家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就有了汇票，这在实行不文明的政策的时期尤为必要，因为这种政策禁止并严惩贵金属出口。”（第142、［143—144］页）
　　§10．通过纸币来节省非生产性消费。（第146页及以下各页）
　　§11．“使用纸币的弊端表现在：（1）发行纸币的人逃避履行自己的义务。（2）伪造。（3）外汇行市，行市变化。”（第149页）
　　§12．贵金属是商品。“人们只出口那些输出国比输入国价廉的商品，而只进口那些输入国比输出国价贵的商品。”这样，“贵金属应该进口还是出口，取决于该国贵金属的价值”（第175页及以下各页）。
　　§13．“贵金属的价值相当于用来同贵金属相交换的其他物品的数量。”（第177页）这个比例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甚至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也是不同的。“‘生活费用不高’的意思是：在某个地方能用较少的货币买到生活资料。”（第177页）
　　§14．国家之间的关系同商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它们总是尽量设法贱买贵卖”（第215页）。

　　“生产、分配、交换只是手段。谁也不为生产而生产。”所有这一切都是中间的、中介的活动。“目的是消费。”（第237页）
　　§1．消费分为：（1）生产性消费。它包括为了生产物品所花费的一切，也包括工人的生活资料；其次是生产操作所需的机器、工具、厂房、牲畜；最后是原料——“或者是直接用以制成产品的东西，或者是可以从中提取产品的东西”（第238—239页）。“只有第二类物品在生产操作的过程中不完全消费掉。”（第239页）
　　（2）非生产性消费
　　“仆役的工资，凡不是为了产品、不是为了借助一物品而生产另一等价物的消费，都是非生产性消费。”（第240页）“生产性消费本身是一种手段，即生产手段；非生产性消费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是通过消费得到的享受，是消费前的一切活动的动机。”（第241页）经过前一种消费一无所失，而经过后一种消费则失去一切。（同上）“生产地消费的东西总是资本。这就是生产性消费的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属性。生产地消费的东西”就是资本，并且通过消费才“成为资本”（第［241］—242页）。“一国的生产力在一年中所创造的全部东西构成年总产品。其中绝大部分用于补偿消费掉的资本。总产品中补偿资本以后剩余的部分构成纯产品；它只作为资本的利润或地租进行分配。”（第［242］—243页）“它是一种基金，国民资本的一切追加部分通常都来源于这种基金。”（第243页）与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相应的是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第244页）
　　§2．“在一年内生产的一切，在下一年就消费掉”——生产地消费掉或非生产地消费掉。（第246页）
　　§3．“消费随着生产的扩大而扩大，一个人进行生产只是由于他需要占有。如果所生产的物品就是他想要的东西，那么在他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数量后，他就停止劳动。”如果他生产出多余的物品，那么这是因为他想在交换中用这种“多余的物品”去换取任何其他的物品。他生产这种东西，是因为他渴望占有另一种东西。这种东西的生产对他说来是获得另一种东西的唯一手段，而他获得这另一种东西要比他被迫自己去生产时便宜。在分工的情况下，他只限于生产某一种东西或这种东西的一部分；他自己只使用自己产品中的一小部分，其余部分则用来购买他所需要的所有其他的商品；如果一个人只限于生产某种单一的东西，并用自己的产品去交换所有其他的东西，那么他就会发现，他从他所渴求的各种东西中得到的要比他自己［ⅩⅩⅪ］生产这些东西时得到的多。“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生产，那就不会有交换。这种人不需要购买什么东西，也不提供什么东西去出售。他占有一种物品，他生产了这种物品，但不打算把它们脱手。如果在这种场合拿‘供给和需求’这一用语来作比喻，那么供给和需求在这里是完全符合的。至于可卖物品的供给和需求，我们完全可以把年产品中每个生产者消费掉的部分——不管是他生产的或是购买到的——撇开不谈。”（第［249—250］、251页）
　　“我们在这里谈论供给和需求，也只是就总的情况来说的。如果我们谈到某个国家在某个时期的供给等于它的需求，那么我们谈的并不是一种或两种商品，而是想说，该国对所有商品的需求整个说来等于该国能够提供交换的所有商品。尽管总的说来供给和需求相等，但是完全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某种或几种单个商品的生产多于或少于对这些商品的需求。”（第251—252页）“构成需求必须有两个条件：要有得到某种商品的愿望和拥有可以提供交换的等价物品。‘需求’这一用语意味着购买愿望和购买手段。如果缺少其中之一，购买就不能实现。拥有等价物品是任何一种需求的必要基础。一个人想占有某些物品，但是又不提供什么东西来换取这些物品，那这种希望是徒劳的。一个人所提供的等价物品就是需求的工具。他的需求量就是用这个等价物品的价值来衡量的。需求和等价物品是两个可以相互代替的用语。我们已经看到，每个从事生产的人都力图占有不同于他所生产的物品的另一些物品，而这种意图即这种愿望的大小是以他不想留下供自己消费的产品总量来衡量的。同样明显的是，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生产的而又不想自己消费的物品拿出来同其他物品相交换。可见，他的购买愿望和购买手段是相等的，或者说，他的需求，正好等于他不想供自己消费的产品总量。”（第252—253页）

　　（3）“显然，每个人加在产品总供给量上的，是他生产出来但不准备自己消费的一切东西的总量。无论年产品的一定部分以什么形式落到这个人的手里，只要他决定自己一点也不消费，他就希望把这一部分产品完全脱手；因此，这一部分产品就全部用于增加供给。如果他自己消费这个产品量的一部分，他就希望把余额全部脱手，这一余额就全部加在供给上。”（第253页）“可见，因为每个人的需求等于他希望脱手的那一部分年产品，或者换一种说法，等于他希望脱手的那一部分财富，并且因为每个人的供给也完全是一样的，所以每个人的供给和需求必然是相等的。供给和需求处于一种特殊的相互关系之中。每一种被供给的、被运往市场的、被出卖的商品，始终同时又是需求的对象，而成为需求对象的商品，始终同时又是产品总供给量的一部分。每一个商品都始终同时是需求的对象和供给的对象。当两个人进行交换时，其中一个人不是为了仅仅创造供给而来，另一个人也不是仅仅为了创造需求而来；他的供给对象、供给品，必定给他带来他需求的对象，因此，他的需求和他的供给是完全相等的。但是如果每一个人的供给和需求始终相等，那么，一个国家的全体人员的供给和需求，总起来说，也是这样。因此，无论年产品总额如何巨大，它永远不会超过年需求总额。有多少人分配年产品，年产品总量就分成多少部分。需求的总量，等于所有这些部分产品中所有者不想留下供自己消费的东西的总额。但是，所有这些部分的总量，恰恰等于全部年产品。”（第253—255页）
　　人们对此提出异议：“同需求相比，生活资料和商品经常大大过剩。我们并不否认这一事实，然而它也否认不了我们观点的正确性”（第255页）。
　　“虽然每一个到市场上去进行交换的人的需求等于他的供给，但是仍然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他在这里碰不到他想找的那一类买者；可能没有一个人愿意要他想用来交换的那种物品。尽管如此，严格地说，需求还是等于供给，因为他想用他提供的物品去换取某种物品；因为货币本身是一种商品，除了把它用于生产性或非生产性消费，谁也不想把它用于其他目的。”（第256页）“既然每个人的需求和供给彼此相等，那么当市场上有一种商品或生活资料超过需求时，就会有另一种商品或生活资料低于需求。”（同上）如果个人的供给和需求相等，那么总的供给和需求就始终相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年产品怎样多，也不会有任何商品过剩。现在假定，需求和供给的完全一致被部分地破坏了，例如，对谷物的需求不变，而呢绒的供给却显著增加。这时，呢绒就过剩了，因为对呢绒的需求并没有增加，但是必然会发生另一些商品的相应短缺，因为所生产的呢绒的追加量只能靠一种方法获得，即从其他一些商品的生产中抽出一笔资本，因此这些商品的产量减少了。但是，如果某一商品的数量减少了，而需求的量仍然较大，那么这种商品就会短缺。因此，在同一个国家中，一种或几种商品的量，在另外一种或几种商品的量不低于其需求量的情况下，是决不可能相应地超过其需求量的。”（第256、257—258页）
　　“需求和供给之间的不一致所造成的实际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供给过剩的商品跌价，而短缺的商品则涨价。前一种商品跌价，很快会由于利润减少而把一部分资本从这类商品的生产中抽出来。短缺商品涨价，就会把一部分资本吸收到这个生产部门。这种运动一直要进行到利润平均化为止，就是说，一直要进行到需求和供给一致为止。”（第258页）“可以用来证明年产品能够比消费增加得更快这一论断的最强有力的论据，是这样一种情况：每个人只消费最必需的物品，因而年产品的全部剩余就会节约下来。但是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与人类天性的原则是不相容、不符合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研究它的结果，以便证实产品和对产品的需求之间的平衡。（第258—259页）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获得的部分年产品——除去他消费的最必需的物品——就用于生产。整个国民的资本用于生产原料和小量的日用品，因为这就是唯一需求的商品。既然每个人在年产品中所占的份额，除去他所消费的，都用于生产，这一部分年产品就花费在供原料生产和某些日用品生产所需的物品上。但是这些物品本身恰恰就是原料和日用品，因此不仅每个人的需求完全包括在这些物品之中，而且全部供给也包括在这些物品之中。已经证明：总需求等于总供给，因为年产品中超过消费部分的余额成了需求的对象，而这全部余额又成了供给的对象。可见，同需求相比，生产决不会提高太快。生产是需求的原因，而且是唯一的原因。生产只有在创造需求时才创造供给，是在同一时间内创造的，并且使二者相等。”（第259—260页）
　　（4）“所有的消费都是由个人或政府进行的。政府消费的东西，没有作为资本被消费掉，没有以产品的形式得到补偿，它仅仅被消费掉，并不生产任何东西。但是，这种消费是保护任何生产得以进行的原因。不过，如果其他东西不是以不同于政府消费的方式来消费，那就根本没有产品了。”

　　“国家收入是从土地租金或地租，从资本的利润或从工资中抽取的。”（第262页）“国家收入按什么比例并以何种方式从这三种来源〈在斯卡尔培克看来，利息有：（1）货币利息，（2）地租，（3）作为地租特殊形式的租金。〉［注：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　〉内的话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之一中抽取呢？这就是这里唯一使我们感兴趣的问题。”（第262页）抽取国家收入的方式有直接的和间接的两种。我们先考察第一种。（第262—263页）
　　（5）如果国家的支出从地租中支付，那就不“影响国家的工业。土地的耕种取决于资本家，他投身于这一事业是因为它会给他的资本带来通常的利润。对于资本家来说，把剩余的产品以地租的形式支付给土地所有者，还是以赋税的形式支付给政府税吏，这是无所谓的”（第264页）。以前，君主靠归属于他的地产（领地）支付他的绝大部分日常费用，而军费则靠他的贵族支付，也只有在这个明确的条件下才把地产分封给贵族。“可见，在那时，政府的全部支出，少数除外，都是从地租中支付的。”（第［264］—265页）因此，国家的支出从地租中支付，有很大的好处。“资本占有者可以从这里获取利润，工人可以得到自己的工资而没有任何扣除，每个人可以用最有利的方法使用自己的资本，而不会由于捐税的有害影响，被迫把自己的资本从国内生产效率较高的领域转到另一个生产效率较低的领域。”（第266页）

　　“人们买和卖现存的地租，做买卖的人是把希望寄托在地租上的。因此，它应当不计入任何特别税之内”，或者至少应当给它以可望有所提高的前景。人们做买卖的念头是不会超出这个范围的。“现在我们假定，在立法机关的支配下，借助于它制定的法令，并在一切其他因素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土地纯产品的数量增加一倍。在这种场合，没有任何法律根据去阻碍立法机关行使权力，而是有许许多多理由让它来行使权力”，以便“从这种新的来源中支付国家的支出，免除公民们对支付这些支出的任何负担。这样的措施不会给土地所有者带来不公正。他所得到的地租额，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由于农业上的某种改良可望得到的地租额，仍然会保持不变，而社会的其他成员得到的好处却很大”（第268—269页）。
　　“立法机关实际上具有我们所设想的权力。它采取一切措施增加人口，从而增加对生活资料的需求，这样，它就迅速地增加了农业的纯产品，就象出了奇迹一样。如果立法机关实际上有步骤地去做它想象中会通过某种直接的行动完成的事情，那么这也不会使现状有什么改变。”（第269—270页）“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在土地上或多或少更有效地使用资本，在一国农业的纯产品中就有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进入地租，而资本的利润则相应地减少。由社会而不是由土地所有者的私人行动所创造的条件使地租不断增多，看来，这会形成一种基金，这种基金对于满足全国需要来说，其适应程度不小于从未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的土地收入。”保持原有收入的土地所有者，收租人，“没有权利对并没花费他什么东西的新收入来源成为供国家之用的基金这一点发怨言”（第270—271页）。
　　（6）“资本利润的直接税，只由资本家负担，不能转嫁给社会的其他部分。”此外，“一切物品的价值都会保持不变”（第272—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