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今天被认为是几个过激的狂人的狂妄行为的东西，曾经是全体人民共同的情感，而且可以说是他们的生存方式！”（第21页）
　　“后来，分歧使民族分裂了；但是，在1788年还没有这种情况：在法国凡是不靠营私舞弊生活的人都为砸烂专制制度这个共同愿望联合起来；凡是不盗窃公共财产的人都希望把管理公共财产的权力委托给人民的代表；凡是不属于特权等级的人都希望法律对人人一视同仁，公民人人承担相同的义务。”（第27页）
　　“宪法〈在国王逃跑后〉修改了，它的民主精神比原先制订的少了：更改的不是重要的，但是足以使议会完全丧失其民众性，使宪法失去其最希望得到的批准——全国的批准。”（第32页）
　　“立法议会的历次会议只是民权反对王权的一场很不隐蔽的战争。这是一场敌对双方轮番把宪法作为矛或盾来使用的战争。战争是激烈的，双方都不断援引对他们说来只不过是一纸谁也不相信的空文的宪法。其实，这个受宪法束缚的无能的议会，不能作出任何有益的事情……所以，在它存在期间发生的许许多多事件，都不是由它产生的。从宪法的观点或从自己的法定权限来看，宫廷和议会都不能、也没有作出任何事情。这两个庞然大物默默地互相注视，企图通过秘密勾结得到它们从法律上无法得到的东西。”（第37、38页）
　　“不论这一或那一〈方〉都缺乏诚意……所以，在制宪议会给法国造成的危机中，出路只有两条：或者推翻君主制，或者恢复旧秩序。因此，对双方来说，都是生死存亡的问题。”（第38页）
　　“1791年至1792年这个决定法国命运的伟大时代，其标志不是那个引人注目的议会斗争。在人民和政权之间，战争继续着。6月20日、佩蒂昂7月14日的胜利以及成为马赛义勇军进入巴黎的借口的运动——这些事件产生了重大后果[129]，虽然议会丝毫没有参与其事。代表们在议会中扮演的角色是阴谋家，而不是代表。甚至宣战的决定——这一时期的主要事件——也是在雅各宾俱乐部[130]通过的。”（第39页）

　　“在8月10日取代了一切权力机关的起义还在继续……这是积极的力量，它镇压了自由的敌人。”（第43页）
　　“在法国从8月10日开始的空位时期[133]存在的唯一力量便是人民的热情、起义、无政府状态……因此，剩下的最后的拯救方法就是利用无政府状态提供的那些手段，并用无政府状态掀起的粗暴力量来对准我们的敌人。”（第43、44页）
　　“它〈立法议会〉颁布的法令没有任何效力。由这个无能的议会产生的内阁也没有实际的权力……因此，行政管理权转入那些能够同它们脱离的人手中，即转入人民团体和市参议会手中。但是，这些临时成立的行政管理中心是无政府状态本身的产物，没有任何法律上或宪法上的根据，它们仅仅是在它们限于指导人民运动的方向、实现人民的意志对拥有权力的人民代表；一旦它们同人民发生矛盾并试图把法律的约束加在人民头上，那么，它们便不能使人听从了。”（第44、45页）
　　“脱离我们的正是吉伦特派。比佐放弃了他在制宪议会的席位；维尼奥放弃了他不久前在立法议会还占据着的席位〈即左边的席位〉。”（第49页）“我们远不想制造分歧，佩蒂昂被几乎一致地推选为[国民公会]主席；执行委员会[134]的其他成员都从上一届议会有影响的代表中选出。”（第49页）

　　“在我们开会期间，[国民公会的]新代表（占山岳派大多数）甚至不知道存在两个阵营，也不知道并非所有共和派都具有同样的感情和愿望。”（第51页）
　　“组成核心的是那些一向惯于附和得势的党派的人和那些在采取某种立场以前先要看一看他的名誉会不会受到损害、他能不能安然坐待事态发展的人。这样的代表起先隐藏在核心里，后来成为热心的山岳派，其后又成为更热心的反动分子。他们之中也有……一些天才的活动家：巴雷尔……西哀士、杜洛尔……布瓦西－当格拉斯。”（第52页）
　　“唯一在参加国民公会时有现成的办法和事先制订好的行动计划的党派，在右边的席位上就座〈吉伦特派〉。”（第52页）“成群地涌向我们对面的席位，意味着他们甚至在认清我们以前便自我们宣战了。”（第53页）
　　吉伦特派的主要演说家是波尔多律师界的律师；吉伦特派在立法议会中占多数，权力极大；同时，他们控制着雅各宾俱乐部，也就是说，左右着公众舆论；在8月10日起义时，他们认为法国是在他们的掌握中，因此，在召开国民公会时，他们认为，不可能形成一个不取决于他们的多数。但是，四十二天的空位时期使情况发生变化。立法议会，因而也就是吉伦特派，在反对王室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股劲头，8月10日后消失了。“一旦国家政权顺利地转入他们手中，他们便变得软弱无力、优柔寡断”……由于[求助于]发表演说和宣言，蔑视公众舆论，无力制止混乱，他们“使自己失去了可以支配的对事件因势利导的手段。当时雅各宾俱乐部是公众舆论的晴雨表。极少出现大多数法国人反对它的决议的情况。”长期以来吉伦特派在这里发号施令，甚至在制宪议会解散前夕，他们还驱逐了拉梅特兄弟俩，把立宪派赶到“斐扬派[135]的不得人心的穹窿下”。8月10日以后，他们落到后头了，转入了反对雅各宾派的立场。由吉伦特派在8月10日授予行政权的临时内阁，“一当它所依附的党派不得人心”，就显得软弱无能了。“行政权实际上操在各个公社，特别是由朝气蓬勃、为人民爱戴的人组成的巴黎公社手中了。首都的选举是在巴黎公社的影响下进行的，公社最著名的成员都被选入[国民公会]”（第53、54页）。于是吉伦特派采取了敌对立场。“所有多少以刚毅和爱国精神著称的代表一来到巴黎，就被吸收进受巴黎公社巨大影响的雅各宾俱乐部。这些代表坐在左边的席位；单是这个举动就足以使吉伦特派坐到右边的席位上去了。雅各宾派由于排挤了他们的权力”，便同那些跟巴黎代表一道站在公社一边的代表一样，“成了他们的敌人”。（第55页）
　　“因此，在开会之初，国民公会并没有分裂成党派……只是在其内部产生了一个沽名钓誉的集团，它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大会，并且准备进行一场战争，为其自尊心受到的创伤复仇，也为了泄私愤。”（第55页）

　　“大多数吉伦特派并不是变节分子，但是，他们中间隐藏了变节分子。不，他们并不想要毁灭共和国，但是，他们的理论导致这个后果。”（第59页）吉伦特派是进攻的一方，山岳派起初处于守势。（同上）
　　1792年9月21日国民公会开幕。主席：佩蒂昂。

　　根据丹东的提议通过的最初两项法令是：（1）“不能有未经人民批准的宪法［注：马克思摘录时译成德文。——编者注］”；（2）“国家保障人身和财产不受侵犯。”根据格雷哥里的提议，一致[通过]废除王权。

　　9月24日克尔森借口首都国民公会面临危险，提议从外省调进军队（第63页）。吉伦特派反对巴黎公社，因为它自8月10日起使他们的影响化为乌有；同时也反对丹东，因为他控制着执行委员会（第64页）。在国民公会召开以前，几乎所有的巴黎代表都加入了8月10日成立的巴黎公社（第63页）。
　　因此，吉伦特派疯狂“反对这个危险的公社，尤其反对巴黎的代表。”（第63、64页）

　　“这样的人〈马拉〉，如果不是吉伦特派想从他身上追求毅力原则本身，因而夸大了他的作用，让他有机会至少是展示出标志着真正的信念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品质——镇定、坚毅、冷静和蔑视凌辱的话，这种人就连最微小的作用都起不了。”（第65页）
　　9月24日间接指责巴黎公社和许多巴黎代表“力图建立专政”。

　　冲突每天都在继续：“罗兰和丹东两位部长之间的分裂、对巴黎公社非法活动的指责、马拉的海报是这些无谓冲突的借口”（第69页）。看来胜利几乎总是偏向吉伦特派（第70页）。还未有效组织起来的多数人处在动摇不定的状态中。“因此，相当数量的坚决的共和派长期同右派一起投票，其中有菲力波、康邦、康巴塞雷斯等人。”（第70页）
　　9月29日。选出的松姆省代表罗兰向国民公会声明，他辞去内政部长的职务。比佐提出“请部长留任，全体吉伦特派都支持他”的议案。菲力波提议“此挽留亦适用于丹东”；丹东表示反对，[声称]：“唯一能够使罗兰留任的方法是宣布他的当选无效。”

　　“每天双方都怒气冲冲地互相指责：右派总是先发动攻击，援引国民公会开幕前的旧事，并且总是利用马拉给大会造成的反感来指摘整个山岳派。”（第78页，参看第79页）“……党派纠纷，它使人民推选出来的人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他们应当全部地、充分地用来同法国的敌人作斗争的力量。”（第79页）

　　“……他〈卢韦〉和巴巴鲁毫无疑问是他们党内仅有的实干家。”（第81页）
　　“后者〈罗伯斯比尔〉的模糊不清而又啰嗦的口才。”（第82页）[138]
　　“国民公会的各个委员会和国民公会本身从事各方面的行政管理工作，并且通过各种法令履行了行政权的大量的、经常性的职能。另一方面，各市参议会也给自己揽了相当部分的行政职权。不论民政方面，或是军事方面，以至司法方面的权力都没有定出规章……只要根据某个倡议召开公民大会来处理某件公共事务，它便会同时干预与委托给它的使命毫不相干的事情……如果事实上存在着许许多多权力机构，那么，从法律上说，一个集体机构，国民公会，统一了社会机体的全部权力，它经常使用这个权力，它通过它的法令行使立法权，通过它的各个委员会行使行政权，通过对公诉法的广义解释行使司法权。”（第85页）
　　“作为被消灭了的君主制和正在建立的共和制之间的过渡状态，作为反对贵族、侨民和国外敌人的战争的工具，这种一切权力的集中是个良好的征兆，我甚至想说得更重一些，这种集中是必要的。”（第86页）
　　“就是他们〈即吉伦特派〉要求颁布对自己的同事提起公诉的法令，就是他们将马拉提交革命法庭审判，从而破坏了当选的人民代表的不可侵犯权。”（第87页）［注：见本卷第386—387页。——编者注］

　　“卢韦、罗兰、加代、佩蒂昂、让索内尽管对我们抱有成见，却是真正的、真诚的共和派。”（第90页）

　　“妨碍国民公会工作的分歧，不久在执行委员会也开始感觉到了。塞尔旺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不得不辞去陆军部长的职位，因此，国民公会便根据罗兰的推荐，毫不犹疑地任命在内政部供职的公民帕希接任。新部长和他的保护者无论爱憎或观点都不相同。”（第91页）
　　“在发生这些无休止的纠纷期间，国民公会的各个委员会并不象公会本身那样消极；全国保卫委员会在卡诺的影响下支援了我们的军队，为我们的胜利准备了条件；财政委员会（其报告人通常是康邦）通过发行称为阿西涅的经常大幅度贬值的纸币以及出卖国家财产来筹集资金。”（第92、93页）
　　“1793年1月末……山岳派放弃了他们或许保持得过久了的守势，转而对吉伦特派采取攻势。”（第100页）
　　在米歇尔·勒佩莱蒂埃－德圣法尔若……牺牲后，“吉伦特派已不再拥有多数了”（第101页）。

　　“这时，巴黎公社派出公民去守卫边界。信号炮每小时都在轰鸣，通报着共同的危险。所有的公民都在各区登记，准备去打敌人。”

　　人们鄙视吉伦特派，因为他们没有勇气调动公民同外国军队作战，完全不能有力地反击违法行为；吉伦特派诅咒违法行为，却利用它作为反诬自己强大对手的根据。

　　“立法议会，因而也就是吉伦特派，在反对王室的斗争中表现出一定的劲头。一旦国家政权顺利地转入他们手中，他们便变得软弱无力、优柔寡断。他们没法制止8月10日迸发出来的那股洪流，他们是如此笨拙，竟用演说来抗拒潮流。他们蔑视公众舆论，无力制止混乱。他们自己使自己失去了可以支配的对事件因势利导的手段。当时雅各宾俱乐部是公众舆论的晴雨表。长期以来吉伦特派在这里发号施令。甚至在制宪议会解散前夕，他们还驱逐了拉梅特兄弟俩，把立宪派赶到斐扬派的不得人心的穹窿下。8月10日以后，他们也落到后头了；他们的声誉下降了。他们几乎全部离开了这个团体，可是，过去当这个团体还赞同他们的观点的时候，他们曾经大肆宣扬过它的功绩；而一旦它的想法跟他们不同，它在他们眼中便成为一窝叛乱者了。
　　此外，8月10日吉伦特派把行政权授予临时内阁。这个在国民中得不到支持的内阁，一当它所依附的党派不得人心，就显得软弱无能了。行政权实际上操在各个公社，特别是由朝气蓬勃的人民代表组成的巴黎公社手中了。首都的选举是在巴黎公社的影响下进行的，公社最著名的成员都被选入[国民公会]。”

　　“所有多少以刚毅和爱国精神著称的新代表一来到就被吸收进受公社巨大影响的雅各宾俱乐部。这些代表坐在左边的席位；单是这个举动就足以使吉伦特派坐到右边的席位上去了。雅各宾派[……]成了他们的敌人[……]——因此，他们把他们的新对手也叫做雅各宾派[……]起初，他们只是敌视巴黎公社和巴黎的代表，后来，他们的仇视扩及所有坐在雅各宾派通常坐的那一边的、狂热的共和派。因此，在开会之初，国民公会并没有分裂，它是由结成一体的共和派组成的，他们虽然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但被一种共同的感情团结起来。只是在其内部产生了一个沽名钓誉的集团，它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大会，并且准备进行一场战争，为其自尊心受到的创伤复仇，也为了泄私愤。”

　　“在等待决定性事件以及罗兰和丹东之间的分裂到来期间，虚构的巴黎公社违法活动和马拉的海报是这些无谓冲突的借口。看来，胜利几乎总是偏向吉伦特派。在这些最初的冲突发生时，多数人还没有组织起来；他们还处在动摇不定的状态中；相当数量的坚决的共和派长期同右派一起投票，其中有菲力波、康邦、康巴塞雷斯等人。”

　　右派每天都在攻击巴黎公社；巴黎代表则为公社辩护。后来终于发布了解散这个革命政权机构的命令，要求它提出总结报告。出现了新的争论点。公社警戒委员会宣布他们截获了清楚说明王室叛变阴谋的重要文件，而且，某些代表的名誉将受到损害。该委员会要求不要将这些文件取走，并让它在利用这些文件的适当时机到来以前继续行使职能[……]吉伦特派把这看作是巴黎公社的[委员会]想无止境地继续其活动的公开愿望，山岳派则认为对方是一些热衷于扼杀真理的人。每一派都从各自的成见出发进行辩论[……]最后，这些文件转交到一个由二十五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其中既无巴黎公社的成员，也无巴黎的代表，也无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代表。

　　“每天双方都怒气冲冲地互相指责：右派总是先发动攻击，援引国民公会开幕前的旧事[……]当左派代表要发言时，言论自由总是受到压制。罗伯斯比尔被一阵阵嘘叫声和辱骂声赶下讲台。”

　　“各方面都要求转而讨论当前的问题；甚至维尼奥、加代、佩蒂昂也支持这一点。赞同卢韦的只剩下萨尔、巴巴鲁、朗瑞奈、拉里维埃尔……几乎一致通过转入讨论当前问题。巴巴鲁仍然要求发言以支持指责[……]后来，他下到栏杆前，想作为一个请愿人，甚至作为一个被告来发言。这个难堪的场面持续相当久，结果象通常那样，不了了之，——大会没有通过任何决定。”（第60—83页）

　　“当卢韦发言指责罗伯斯比尔时，国民公会决定公布指责和辩护的发言。罗兰下令广泛散发卢韦的发言，并加上‘根据国民公会决议刊印’字样，可是规定罗伯斯比尔的发言只发给国民公会的成员。这样一来，在广大群众中势必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作出了某种不赞成罗伯斯比尔的决定。在驱逐波旁家族的法令上又采取了这种欺诈作法。在确认法令被通过的记录宣读以前，即法令条文按照通常的规定由大多数批准以前，罗兰已下令迅速把它刊印出来并发给八十四个省；与此同时，对于推迟就菲力浦－埃加利泰的命运作出决定一事却没有那样公布。因此，人们可能以为，奥尔良公爵的亲信们第二天以突然的行动取消了针对他的法令。”

　　“人们感到，从此以后，只要两派中的一派没有被完全消灭，就不可能着手组织什么共和国。
　　米歇尔·勒佩莱蒂埃－德圣法尔若的惨遭杀害，导致一场辩论和两个极端党派的公开决裂。”

　　“吉伦特派有一个习惯：宁可断送机构，也不让它在对方手中兴旺发达。”（第84—103页）

　　“巴黎3月10日的骚动是各个党派引起的，因为所有的党派都参与鼓动人民的情绪，他们煽动这种情绪，是要把人民推向极端。3月10日的那些场面就是这种过分激动的必然产物。出席会议的只有山岳派，它在几个小时内使具有威胁性的骚动平息下来。帕希和桑泰尔[……]由于热心工作而受到赞扬。马拉和杜布瓦－德克朗塞使两个俱乐部——雅各宾俱乐部和科德尔俱乐部情绪安定下来，说服他们放弃了他们那阴暗的计划。马拉第一个站出来反对3月10日骚乱的倡导者；他敦促通过一个指责首倡者之一美国人富尼埃的法令。拉苏尔斯——一个狂热的吉伦特派——在3月12日的会议上大受赞扬。最后[……]不顾通常对‘人民之友’所表现的可憎的偏见[……]一致通过了对一个右派代表（正是此人在这次会上侮辱了马拉）进行谴责的决议并记录在案。”[第122—123页]

　　“急风暴雨式的会议已成为国民公会的家常便饭。吵吵嚷嚷的场面[……]旁听席上的听众常常卷入这类使会议中断的吵闹。吉伦特派于是开始大叫大嚷，说他们在巴黎已感到不安全；他们向外省的军队求援。山岳派方面则指责对方鼓吹内战。日日夜夜就在这种可悲的辩论中消逝了。”[第127页]
　　不过，到目前为止，所有各方都曾承认代表的不可侵犯性。右派首先背离这条规定。加代带头对马拉提出控告。立法委员会起草了起诉书[……]并事先定罪。革命法庭一致宣告马拉无罪，人民大众凯旋般地把他护送回国民公会[第127—129页]。

　　“尽管他身居山岳之巅，但在一定程度上是沼泽派的领袖。他经常责怪山岳派狂热，反对罗伯斯比尔猜疑；他公开谋求吉伦特派支持山岳派，以便通力拯救共同事业，而不是同吉伦特派交战。就在拉苏尔斯攻击他的前几天，丹东还在同右派主要领袖磋商；他们达成协议要一致行动并且只考虑同外国人和贵族作斗争。整个山岳派都爱丹东，但是多数人认为，他打算使山岳派同吉伦特派结盟是错估了形势。”[第143页]
　　“4月底5月初，辩论具有了严重得多的性质。这已经不是在讲台上的唇枪舌战，而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了。双方为了胜利，都开始到会外寻求支持。但是[……]尽管有这些内部纷争，山岳派仍认真从事法国的事业，而吉伦特派想的只是消灭它的政敌，完全放弃了行政管理权。在这两个月中，研究了最高限价问题[146]。[……]右派采取诋毁的办法反对这个措施。它指责说这侵犯了财产私有权并威胁到私有主的生活。这种振振有词的声明目的在于挑动中产阶级起来反对山岳派……最高限价通过了。”[第147、150页]

　　就这样，在问题涉及导致人民起义的利益的时刻，响起了内战的警钟。有人想挑动人民的两个阶级互相残杀。山岳派同人民群众的党派并肩前进，在人民群众中有的是强劲的双手、坚毅精神和矢忠矢诚[第152—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