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三十八卷
47.
致劳拉·拉法格
亲爱的小劳拉：
昨天，无论从天气或是从游行来看，都好极了。路易莎、赛姆·穆尔和我，是两点钟去的[108]，许多讲台在公园［注：海德公园。——编者注］里排成一个大弧形。游行队伍两点半开始入场，四点一刻还没有结束，直到五点仍有新的队伍陆续到来。我和赛姆在爱德华的讲台上，路易莎在杜西的讲台上。人很多，大致同去年一样，也许还要多些。
现在谈一谈示威游行的筹备经过。这次游行几乎完全是爱德华和杜西努力的结果；他们自始至终都得为此进行斗争。当然，发生过不少摩擦，但是由于去年9月在利物浦举行的工联代表大会[91]和已经起了变化的多数（赞成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事情就好办多了。希普顿对爱德华非常客气，但在许多小事情上却从中刁难，并威胁说，如果有人对他充任游行总指挥的（神圣的？）权利提出异议，他便什么也不管了。好吧，他们就让他干了；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耀武扬威”了。
最主要的是，决议按照我们的人提出的那样通过了，并且成立了联合委员会（工联理事会[73]五人，示威游行筹备委员会五人）。
再来讲一讲有关社会民主联盟[9]的可笑的事。最初，他们派了三名代表参加爱德华担任主席的示威游行筹备委员会。但是过了不久，他们就不出席该委员会的会议了，因而被除了名。后来，社会民主联盟要求工联理事会象去年一样，给它提供两个讲台。然而，希普顿自己建议联合委员会无论如何不要答应，于是这一要求便遭到拒绝，理由是：如果那样，每个工联都可以要两个讲台。这时社会民主联盟便在他们办的通报［注：通报，即正式机关报。这里是指《正义报》。——编者注］上宣称，他们要举行自己的集会，设四个讲台，并布置红旗。[109]可惜的是，他们的队伍不得不从滨河路就并入我们的行列，以便有秩序地、有声势地进入公园；但是一进去，他们便到离我们一百码的地方去举行他们所说的集会——但没有象样的讲台；我们有大板车，他们只有椅子。他们离我们刚好近到可以指望我们这里容纳不下的人到那里去凑数，同时又相当远，以至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拉去的人是多么的少。
对他们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示威游行筹备委员会的一项决议：凡参加委员会的团体，应为自己的每一分部交纳五先令以应付总的开支。这样一来，社会民主联盟要么就得为他们在《通报》上吹嘘过的许多假分部每个交纳五先令，要么就得承认这些分部是假的。这就决定了他们最终不得不退却。
人们让他们感觉到了他们所处的实际地位，是德国人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中的那种地位，即一个宗派的地位。他们的地位就是这样，尽管他们是本地英国人。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及其独特的发展方式来说，非常突出的是，在这里和美国，凡是或多或少懂得一些正确的理论——这是就其条文而言——的人，都只能成为一个宗派，因为他们不能理解活的行动理论，即同工人阶级在其每个可能的发展阶段一道工作的理论，而只把理论当作一堆应当熟记和背诵的教条，象魔术师的咒语或天主教的祷词一样。因此，真正的运动是在这个宗派之外进行的，而且离它越来越远。联盟的坎宁镇分部不顾海德门的反对，支持爱德华和杜西，同我们的人一道前进，而且这是他们最强大的一个分部。码头工人罢工[74]以来，社会民主联盟一度从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高涨中得到了好处，但是现在这已成为过去了。他们难以支付滨河路新址的费用，于是又走下坡路了。由于他们的朋友以及同盟者——可能派[30]正力图尽快相互吞并，所以连它那可观的对外联系也无从夸耀了。
赛姆·穆尔对他离开两年期间这里取得的巨大进展，感到十分惊异。顺便告诉你，他的身体很好。他非常喜欢那里的气候和安逸的生活。可以肯定，不久他就会怀念非洲的。
在我们的讲台上（第六号，爱德华的讲台，请看《纪事报》[110]），我见到肯宁安-格莱安；但是关于巴黎的情况，他能告诉我的比保尔星期五［注：5月1日。——编者注］下午来信讲的多不了许多。总之，希望委员会组织的晚间游行没有象格莱安所说的布鲁斯派的示威游行那样，是一个失败。尽管我们不能一致行动，但都希望把示威游行搞得尽可能的好。
事情既已发生，惋惜是没有用的，但我还是不能不想到，法国人往往容易对力量的对比做出错误的估计，我们的朋友也因此犯了一个不大的错误。尽管这有时表现为勇敢的精神，“但这还不是作战”[111]。我们还是想和布朗基派象往常一样合作的，而他们不受在加来和利尔通过的决议[107]的约束。这些决议只能约束我们的人；布朗基派本来也可以通过一些有关庆祝五一节的决议，然后宣称受那些决议的约束。我们为什么要不顾自己仅有的同盟者，事先自行决定在我们目前显然处于少数的巴黎怎样进行示威游行呢？为什么要这样得罪我们仅有的同盟者呢？尤其是，为什么要提出派代表团到区政府去并召集所有的市参议员到那里同代表们会面的计划，提出这种他们显然不能同意的计划来得罪他们呢？因此，他们后来投进阿列曼派[33]的怀抱，我丝毫也不感到惊奇。至少，我根据现有的材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也许事情还有另一方面，那我就不知道了。
来自德国的消息，我们今天得到的还很少。汉堡举行了一次出色的游行，据《每日电讯》报道，有八万人参加。柏林没有什么消息，柏林哈瓦斯通讯社的沃尔弗奉政府之命，任何消息不予透露，而伦敦的记者们都受自由思想党[112]的影响，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
昨晚，回到家里，我们以畅饮五月混合酒结束了这一天，酒里的车叶草是派尔希从赖德寄来的。用了四瓶摩塞尔酒、两瓶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我们、伯恩施坦夫妇、杜西和她丈夫［注：爱·艾威林。——编者注］，都给喝光了。夜晚，肯宁安-格莱安来了，他也喝了两三杯——看来，他在丹吉尔就已经不戒酒了。今晚，我们喝了一瓶比尔森啤酒，保持着一种相当舒适的醉意。
保尔为什么没有来？格莱安说他太疲倦了；他的名字列在第八号讲台的讲演人名单上，同约翰·白恩士在一起。
路易莎向你多多问好。
你的 老弗·恩·
注释：
[9]恩格斯指的是斯·门德尔森同他妻子出席了社会民主联盟一个分部的会议，1891年1月3日《正义报》第364号对此有一篇报道，标题是《门德尔森在伦敦》。
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长期把持了联盟的领导。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为建立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而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组成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即使在九十年代，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该党在1911年同独立工党（见注339）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它的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第10、25、29、33、45、61、73、92、98、130、252、254、291、302、309、327、371、395、399、409、418、423、435、443、472、475、511页。
[18]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在1876年费拉得尔菲亚统一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它的建立是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合并的结果。大多数党员是移民（主要是德国人），同美国本地工人联系很差。党内发生了以拉萨尔派为主的改良主义领导同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弗·阿·左尔格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之间的斗争。该党曾宣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自己的纲领，但是由于党的领导采取宗派主义政策，轻视在美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组织中的，首先是在工会中的工作，党未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国家主义者”，即“贝拉米派”，是对八十年代末一种社会运动的代表人物的称呼，这种社会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爱·贝拉米的空想小说《一百年后》（1887年出版）的影响下产生的。“国家主义者”建立了自己的宣传性组织——“国家主义者俱乐部”，其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第一个这样的俱乐部1888年成立于波士顿，1891年，全国就有了一百六十多个。1889年，《国家主义者》在波士顿创刊。“国家主义者”利用该报宣传生产和分配的国有化是使社会摆脱资本主义弊端和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唯一手段。“国家主义者”的宣传，在《社会主义者报》——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上得到反响；该党的一个领袖德·莱昂同意他们的观点。
恩格斯在自己的信中，经常把美国的“国家主义者”同英国的费边社分子相提并论，强调他们观点和策略的一致。——第15、74、93、369、434页。
[30]恩格斯指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派别。
茹·盖得（因此又有盖得派之称）和保·拉法格领导的马克思派，以1879年成立的工人党为代表。一开始，这一派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因而使党于1882年在圣亚田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盖得派和可能派（即布鲁斯派）。盖得派仍保留工人党的名称。党以在马克思参与制定、并于1880年在哈佛尔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依据来进行活动。盖得派依靠的是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大工厂的无产阶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而斗争。八十至九十年代，工人党在向法国无产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派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由于保·拉法格参加竞选，党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拉法格在1891年被选入众议院，这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大成就。法国工人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联系，为了揭露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本质，特别是1891—1893年的法俄联盟，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党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执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他们有时也犯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例如，九十年代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制定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布鲁斯派，即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他们在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即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可能派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见注33），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建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9、29、44、45、62、68、70、74、90、94、98、101、117、121、135、140、150、154、174、207、209、260、266、278、287、290、303、325、345、409、448、452、462、501、541、554、570、572页。
[33]恩格斯把阿列曼派——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让·阿列曼的追随者——称为反布鲁斯派。由于可能派（见注30）发生分裂，阿列曼派在1890年10月9—15日夏特罗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命名为“工人社会革命党”。阿列曼派仍然坚持可能派那一整套思想的和策略的立场，不同的是阿列曼派重视在工会（工团）中的宣传活动，认为工会（工团）是组织工人的主要形式。阿列曼派宣布经济总罢工是斗争的主要手段。阿列曼派同可能派一样，也反对统一的集中的党，他们极力坚持自治原则，对夺取市镇参议会的席位极为重视。——第19、62、70、74、90、97、98、174、323、345、462、474、493、554、556页。
[73]工联伦敦理事会是于1860年5月在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它的成员是代表工人贵族的最大的工联的领袖们。在六十年代前半期它曾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九十年代初期，伦敦理事会主要是把旧工联联合了起来；它对已开展起来的、建立新工联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持反对态度。但是，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该理事会被迫参加了九十年代的历次五一节示威游行。后来，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该理事会成了自由工联主义的堡垒，并抵制社会主义思想进入英国工人运动。——第56、61、73、92、242、291、302、309、327、570页。
[74]伦敦码头工人罢工发生在1889年8月12日至9月14日，是十九世纪末英国工人运动中最大的事件之一。参加罢工的有码头工人三万，其他行业工人三万以上。他们之中大多数是没有参加任何工联的非熟练工人。罢工工人由于自己的坚定性和组织性而使自己的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得到了满足。码头工人的罢工加强了无产阶级的团结（捐来的罢工基金约有五万英镑），并进一步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性：成立了码头工人工会及其他联合了大批非熟练工人的工会；次年工联的总数即增加了一倍多（见注47）。——第57、94页。
[91]英国工联利物浦代表大会于1890年9月1日至6日召开。出席的代表约四百六十人，代表着一百四十万以上加入工联的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国社会主义者影响的新工联的大批代表第一次参加了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不顾旧工联领袖的反对，通过了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决议，同时认为工联参加国际工人团体的活动是适宜的。会上通过了关于派遣代表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见注77）的决定。——第73、92、145、163页。
[107]这里所指的五一节示威游行的方式，是1890年10月11—12日在利尔举行的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决议确定的，这一决议后来得到1890年10月13—18日在加来举行的法国工会（工团）代表大会的支持。——第90、94页。
[108]1891年5月3日，伦敦举行庆祝五一节的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时，恩格斯以《新时代》记者的身分在第六号讲台上。本卷第95页上发表的恩格斯的记者证可以证明。——第92页。
[109]社会民主联盟的这项声明，包含在《正义报》的一篇题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示威游行，1891年5月3日（星期日）》（《Eight Hours’Demonstration，Sunday May，3rd，1891》）的通讯中，该通讯载于1891年5月2日《正义报》第381号。——第93页。
[110]1891年5月4日《每日纪事报》刊登了关于1891年5月3日伦敦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的报道。——第94页。
[111]恩格斯在这里套用了“这是壮观的，但这还不是作战”（《c’est magnifique，mais ce n’est pas la guerre》）这句话。据说，这是法国将军比埃尔·博斯凯（后升元帅）说的一句话。他似乎是在克里木战争期间，评论英国骑兵旅在巴拉克拉瓦近郊之战中所表现的匹夫之勇时说的。——第94、514页。
[112]指德国自由思想党，该党是进步党（见注160）同民族自由党（见注248）左翼于1884年合并而成。它的领导人之一是帝国国会议员李希特尔。他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统治集团持一定的反对态度。——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