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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如果说有某种外来的事件使马克思的健康又有所恢复的话，那末这就是选举了。无产阶级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表现得如此出色。在英国，1848年大失败[223]以后，工人消极起来，最终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剥削，仅仅保持了工联为提高工资的斗争。在法国，无产阶级在12月2日[224]以后就从舞台上消失了。而在德国，三年当中迫害闻所未闻，压迫有加无已，根本不可能有公开的组织，甚至根本不可能自由交换意见，但是在这以后，我们的小伙子们不仅保存了自己原先的全部力量，而且还更加壮大起来了。并且恰恰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壮大起来了，即运动的重心由半乡村的萨克森地区转到了大工业城市。
在萨克森，我们的基本群众是手工纺织工人，他们注定要被蒸汽纺织机所淘汰，他们仅仅靠一点点微薄的工资和副业（种菜、雕刻木头玩具等等）来勉强维持生计。这些人的地位在经济上是反动的，他们代表着衰亡的生产阶段。因此，他们无论如何不象大工业工人那样是革命社会主义的天然代表。这并不是说，他们天生是反动的（例如这里手工纺织工人的残余——“保守工人”的核心终于变成了的那样），不过，他们毕竟不太可靠，特别是由于他们处于极其贫困的状况，比城市工人的反抗能力小得多，同时由于他们的散漫性，比大城市居民更容易受政治上的奴役。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报道的那些事实[225]以后，这些不幸的人们还能英勇地保持这么大的数量，这种英勇精神实在令人惊叹。
但是，他们不能成为全国性的大运动的真正核心。贫困使他们在某种情况下——例如在1865—1870年时期——比大城市居民更易于接受社会主义观点。但也正是这种贫困本身使他们较不可靠。溺水者抓稻草，他等不及打救他的船离岸。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稻草就是保护关税和国家社会主义。值得注意的是，那里，在我们的一些老的区里，几乎只有保守派有过战胜我们的机会。如果说凯泽尔那时候能够在保护关税问题上这样胡说八道[226]，而其他的人又不敢给以适当的反驳，那末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象倍倍尔给我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岂不正是那些选民，尤其是选凯泽尔的那些选民！
现在这一切都起了变化。柏林、汉堡、布勒斯劳［注：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莱比锡、德勒斯顿、美因兹、欧芬巴赫、巴门、爱北斐特、佐林根、纽伦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哈瑙加上开姆尼斯［注：现在称作：卡尔·马克思城。——编者注］和厄尔士山地区——这构成一种完全不同的基地。按其经济地位来说是革命的阶级，成了运动的核心。并且运动已均衡地扩展到德国的一切工业区，正是现在它从局限于少数地方性中心的运动，变成了全国性的运动。这是最使资产者感到害怕的。
对于候选人，我们愿寄于很大的希望，虽然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我觉得很难这样指望。但如果倍倍尔再次落选[222]，那就是真正的不幸。只有他能以其真正的机智驾驭住大批新的和确实怀有形形色色新打算的成员，并防止出丑。
至于法国人，那末最好目前不要去触动马隆和布鲁斯先生，看看他们能够干什么。但这点未必能做到。《平等报》日内即将出版；布鲁斯会照旧悄悄地进行诽谤，在《无产者报》上不指名地攻击，而对方沉不住气，会去上当，首先对他进行公开抨击，然后就会被宣布为捣乱分子、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和妄图实行独裁的人。这真是毫无办法。这些人怎么也等不及对手自己去碰一鼻子灰，而对手正需要用论战来延长其生存。马隆，尤其是布鲁斯，如果被置之不理，也许在半年之内就会自己把自己（也许是相互）毁掉。否则这就会延长时间。
兰斯代表大会[227]几乎象所有这种代表大会一样，堪受外界颂扬，但一经仔细分析，却是个骗局。大会所代表的许多“联合会”当中，只有中部、北部和东部三个“联合会”是实际存在的，其他的都只是纸上的东西。阿尔及利亚联合会选出了资产者昂利·马雷（一个激进派议员）做代表！！这就说明马隆的同盟者是些什么人。盖得要求在全国委员会里仅仅有实际组织的联合会才能有代表，但是被否决了。《无产者报》上的公报撒了谎，对此只字未提。可见，代表大会的半数代表和全国委员会的半数委员不代表任何人，最多不过是“未来的音乐”[228]。已经完全被马隆和布鲁斯抓到手的《无产者报》，之所以如此匆匆忙忙地被宣布为正式机关报，就是因为他们想用这种方法来事先同不久就要出版的《平等报》捣乱。关于组织问题的一切决定，照例都不是出于内在的合理的动机，而是根据派别的机会主义的考虑作出来的。
今春，拉法格在巴黎的时候，马隆请他设法给他的新版《社会主义史》搞到一篇马克思的序言，这件事情是很能说明马隆对马克思的恐惧病的。当然，拉法格讥笑了他，说他大概是对马克思很不了解，才会认为马克思能做出这种荒唐的事情。
乔·豪威耳，这个在斯泰福幸运地落选了的“工人候选人”，当然是这里会耍政客手腕的前工人中最坏的坏蛋。他不久以前是工联议会委员会的书记（当然是一个领薪水的职务），在此期间他亏空了公款，虽然这件事情勉强掩饰过去了，但他还是被赶走了。
关于波兰人的事情[229]，我近日一定写信告诉卡·考·冯·克兹堡［注：考茨基的绰号，克兹堡原文为K?sburg，K?se意为干酪，同Kautsky（考茨基）的发音近似。——译者注］。现在请向他转达衷心的问候。
马克思还很虚弱，目前不让他到室外去，不让他多干事，不过他毕竟明显地在恢复健康。他夫人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坏。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注释：
[222]恩格斯指的是1881年10月27日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三十一万二千票和十二个议席（克雷克尔、凯泽尔、狄茨、里廷豪森、施托累、布洛斯、哈森克莱维尔、李卜克内西、弗罗梅、格里伦贝格尔、福尔马尔、盖泽尔）。倍倍尔在被提为候选人的三个选区（德勒斯顿、莱比锡、柏林第四区）的任何一个选区中都没有当选，在美因兹区12月15日的复选中也没有当选。——第227、230、257、315、451页。
[223]指1848年4月10日伦敦发生的事件。当时宪章派决定举行群众性的游行示威，这次游行示威本应前往议会大厦去呈递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第三封请愿书。政府禁止游行示威，为了防止举行游行示威，往伦敦集结了军队和警察。宪章派的领导人——其中许多人表现了动摇——决定取消游行示威，并说服示威者解散。游行示威的失败曾被反动势力利用来进攻工人和镇压宪章派。——第228页。
[224]指1851年12月2日法国的路易·波拿巴政变。——第228页。
[225]恩格斯指的是登载在1881年11月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上的报道，题目是《为什么我们在格洛高（萨克森）遭到了失败？》（《Warum sind wir in Glauchau （Sachsen） unterlegen？》）。——第229页。
[226]指1879年5月17日社会民主党议员凯泽尔在整个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同意下为政府的保护关税草案辩护的发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谴责了凯泽尔在帝国国会中为这个对大工业家和大地主有利的提案作辩护，同时也尖锐地谴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领导人对待凯泽尔的错误立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78—182页）。——第229页。
[227]法国工人党兰斯代表大会于1881年10月30日至11月6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四十四名代表，其中绝大多数是马隆和布鲁斯机会主义集团的走卒。代表大会确认了由马隆和布鲁斯发起于1881年10月中旬建立的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见注31）。
在兰斯代表大会上马隆和布鲁斯设法就“最低纲领”（见注32）通过了一个互相矛盾的决定。最低纲领被代表大会认为“不完全”符合“劳动人民的意向”，而且由于每一个选区的社会主义委员会都被赋予制订自己的纲领的权利，它实际上是被取消了。但是另一方面，代表大会决定，在通过新的纲领以前，这个纲领仍然有效。这个决定是用来反对团结在由茹尔·盖得领导的《平等报》周围的马克思派小组的。机会主义派的首领们进行反对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斗争，是想迫使盖得派首先公开反对他们，然后指责盖得派搞分裂活动，并把他们作为分裂分子开除出党。——第230页。
[228]“未来的音乐”一语是从1850年发表的理查·瓦格纳《未来的艺术作品》一书而来的；反对理·瓦格纳的音乐创作观点的人们赋予这个用语以讽刺的含义。——第231页。
[229]在库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见注145）上暴露了波兰各社会主义小组之间的严重的意见分歧。考茨基在1881年11月8日信中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恩格斯，就《社会民主党人报》在这个问题上应采取什么立场征求他的意见。恩格斯在1882年2月7日给考茨基的信（见本卷第260—265页）中作了答复。——第231、244、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