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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敦
1882年5月8日于蒙特卡罗“俄罗斯”旅馆

亲爱的弗雷德:
  在我(五月初)离开阿尔及尔[47]以前两三个星期,气象台已预告海上有暴风雨。果然,我在非洲的最后几天,不停地刮着猛烈的西洛可风,同时天气酷热。不过,阵风,尘柱和突如其来的、虽然有时是很快就过去了的气温下降,破坏了酷热的天气。这期间我的支气管卡他加剧了,至今还没有完全消除。由于海上有暴风雨(5月4日至5日的夜里),船舱里也感觉到有穿堂风;我在大雨中到达马赛(5月5日早晨),并且一直到尼斯雨都没停。我又把一个雨天(昨天)带到了蒙特卡罗;今天天气非常好。你看,我和雨有不解之缘,因为在我到来之前,不论是尼斯,还是蒙特卡罗都几个月没有下过雨。不过这次的雨只是捉弄了我一下;没有什么严重影响,不象在阿尔及尔那样。
  5日和6日我在尼斯逗留,很快就感到那里的风变化无常,根本不能指望气温稳定。今天,在这里和我在同一旅馆下榻的一个(在英特拉肯居住的)外科医生德拉肖博士肯定了我这个短时间的经验。他利用假期旅行的机会,游览过尼斯及其近郊和里符耶腊一些最著名的地方,同时他还有业务上的考虑:他想弄清楚什么地方最适宜于推荐给患肺病、慢性支气管卡他等等的病人。他坚决反对尼斯,主张蒙特卡罗,认为甚至比门顿还强。德拉肖博士今天就要返回自己的祖国瑞士去。
  你通过亲身的观察[48],或者通过书报和绘画,对于这里极为优美的风景是很熟悉的。它的许多特色使我鲜明地回想起非洲的自然景色。
  至于“温暖干燥的空气”,那末,一般说来,这样的空气不久之后到处都会有。太阳的黑子预示着辐射的强烈作用,所以法国恐怕会有干旱。
  为了做到心安理得,我明天去听听这里的一位德国医生库奈曼的意见。我把斯蒂凡医生(只是从他的名片上我才知道了斯蒂凡还是阿尔及尔医学院的代课教授)的诊断书带在身边,这就使我不必多讲废话。——斯蒂凡医生刚一宣布胸膜炎已消失,我就立即开始按他(斯蒂凡)的规定在胸部和背部(左侧)的最上面的部位涂擦碘酊。从上船的时候起一直到今天,我没有再做这件事,况且用自己的手在自己的背上做这件事很“费劲”,虽然德拉肖医生建议我借助镜子试着做。走着瞧吧。无论如何我想先和库奈曼医生谈谈。我打算尽可能多地在新鲜空气中走走。
  在蒙特卡罗娱乐场的阅览室里,法国和意大利的一切报纸几乎都有;德国报纸陈列的情况还不错,英国报纸很少。我从今天的《小马赛人报》上知道了“卡文迪什勋爵和伯克先生被刺杀”[49]。这里的人们,譬如在“俄罗斯”旅馆中一起进餐的人们,对于娱乐场赌博厅里的情况(轮盘赌桌和trente-et-quarante[注:“三十和四十”又名“红与黑”,是一种赌博。——译者注]赌桌上的情况)倒是更感兴趣。特别使我开心的是一个大不列颠的后代,他愁眉苦脸,怨天尤人,暴躁易怒,为什么?因为他绝对相信他能“捞到”一些金币,结果却输掉了一些金币。他不懂得即使用不列颠式的粗鲁也不能“制服”福图娜。
  必须结束这封信了,因为这里的信件先得派人送到摩纳哥去投寄。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的 摩尔




  注释:
  [47]按照医生的建议,马克思于1882年5月2日离开阿尔及尔,经过马赛和尼斯到达蒙特卡罗,马克思在这里住到6月3日,约住了一个月时间。——第57、309、394页。
  [48]马克思指的是恩格斯在地中海海岸热那亚的逗留。恩格斯从瑞士赴英国的途中曾于1849年10月5—6日在热那亚停留,当时由于法国政府禁止他经过法国领土,他被迫取道意大利。——第58页。
  [49]新任爱尔兰事务大臣卡文迪什勋爵和原任副大臣托马斯·亨利·伯克于1882年5月6日在都柏林的凤凰公园被小资产阶级的恐怖组织“不可战胜者”的成员所刺杀,该组织中有过去的芬尼亚社社员。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赞成芬尼亚运动仿效者的无政府主义恐怖策略(关于这一点见本卷第335页恩格斯的信)。他们的意见是,这些无政府主义行动对改变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政策不会产生丝毫影响,结果只会使爱尔兰革命者遭受不必要的牺牲,使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遭到破坏。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起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间,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出现了一个芬尼亚社社员的秘密组织——爱尔兰革命(或共和)兄弟会,开展了争取爱尔兰独立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的斗争。芬尼亚社社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按其社会成分说来,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其密谋策略、宗派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芬尼亚社社员们脱离了爱尔兰人民的广大阶层;并且没有把自己的活动和当时进行的英国的一般民主运动联系起来。在六十年代后期,在芬尼亚社社员长期准备的1867年2—3月武装起义失败之后,此组织的活动逐渐消失。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了芬尼亚运动的弱点,但对它的革命性作了很高的评价,并竭力使它走上群众性发动并和英国工人阶级共同行动的道路。——第59、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