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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我亲爱的孩子：
我想你们已经收到了我于本星期二［注：8月11日。——编者注］寄给恩格斯的信。如果没有收到，就要向邮局声明，因为不能对这种混乱现象置之不顾。
龙格根本不应该让你为我长了一个痈而感到不安。昨天早晨所谓脓塞终于出来了，因而不再化脓，于是我立即敷上了促使愈合的硬膏，它马上就开始见效。我亲爱的女儿，现在你看，这方面一切都很好。
至于国籍的问题[120]，我的律师到昨天晚上为止还没有从内务部得到任何消息。我今天再去找他一次。无论情况如何，明天下午我就动身。[122]大不了让我从卡尔斯巴德［注：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返回汉堡，当然，因此花费的钱是很可惜的。非常有趣的是，关于“国际”和我，已经很久完全没有人说起了，可是恰好现在，我的名字又出现在彼得堡和维也纳进行的诉讼案中，而意大利的滑稽可笑的暴动[669]被认为不仅与“国际”、而且与我有直接的关系（见今天《每日新闻》上驻罗马记者的报道）。罗马记者暗示说，国际的暴动者的行动有利于教皇，这种说法强烈地散发着俾斯麦的气味。
在昨天的《旗帜晚报》上刊登了一篇不长的社论，一开头就说：“国际已经负伤，但是没有被击毙。”这是指马赛八十人被捕一事而说的，仿佛这件事与意大利的这场滑稽剧有着潜在的联系，尽管事物的逻辑在这里十分清楚：巴赞溜掉了[111]；因此，作为对麦克马洪的补偿，在马赛逮捕了八十名公社社员。《旗帜报》和《每日新闻》是一路货，也象警察一样厚颜无耻，它接着写道，这些革命者一旦能弄到哪怕极少的财产，就会变得非常保守，他们全是些穷光蛋，云云。在同一天的报纸上，还刊载了来自马赛的电讯，说被捕者当中有一个人是百万富翁。这些“世界上最自由的新闻界”的英国先生竟是这样一些家伙！同样令人奇怪的是，我看到的各种法国（巴黎的）报纸——其中也有很保守的——却丝毫没有把意大利的滑稽剧与“国际”联系起来。
现在来谈谈另外一件事。昨天晚上，弗兰克尔和吴亭到我这里来了。吴亭告诉我，托马诺夫斯卡娅女士结婚了。（他不清楚，她将要生的孩子是什么时候怀的，——此事绝对只在我们之间说说，——是在结婚前，还是在结婚后。此外，他也根本不了解那位新郎的情况。）弗兰克尔由于受这次意外的打击，感到非常痛苦。
赛西利亚将军先生前天打扰了我三四个小时。他告诉我（其实当时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即他和孔·马丁的信徒）为法国流亡者的孩子办了一所学校。他说，那里也要上卫生课和政治经济学课，问我是否能够按英国的范例，编写一本政治经济学的初级教程！他还非常愤怒地向我谈到，《费加罗报》在最近一号上提出了一个荒谬见解，似乎共和国以它自己造就的四位将军把法国毁灭了，这四位将军的名字是克莱米约、格累-比祖安、赛西利亚和利沙加勒！当天晚上我就把这个赞语悄悄地告诉了利沙加勒。
我唠叨地谈了这么多事情，因为我不大敢谈那件唯一使你关心的事情。从小天使［注：燕妮·龙格的儿子沙尔。——编者注］不再使我们家活跃的时候起，这个家就变得死气沉沉了。没有他我处处感到寂寞。想起他来，我心如刀割，这样可爱、这样迷人的小家伙难道能使人忘记吗！不过，我的孩子，为了你的父亲，我希望你坚强起来。
再见，我亲爱的黑丫头。
你的忠实的 老尼克
［注：马克思在家里的绰号。——编者注］
注释：
[120] 1874年8月初，马克思试图取得英国国籍，并向内务部提出相应的申请。但申请遭到拒绝，借口是“马克思对普鲁士君主不忠”。——第115、636、641页。
[122] 马克思按照医生的指示，于1874年8月15日同爱琳娜一起赴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在那里从8月19日呆到9月21日。在返回途中，马克思曾在德勒斯顿、莱比锡、柏林和汉堡停留。在莱比锡，他会见了李卜克内西和布洛斯，以及莱比锡党组织成员，并就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以及同拉萨尔主义斗争的必要性，同他们进行了谈话。——第122、124、631、635、636、639、640、641、646、649页。
[669] 指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1874年8月想在博洛尼亚和阿普利亚举行起义的尝试。——第641页。
[111] 法国元帅巴赞在普法战争期间于1870年10月把麦茨要塞放弃给德国人，因此被控叛国而交付法庭审判。审判从1873年10月6日至12月10日在巴黎进行。军事法庭庭长是奥马尔公爵。巴赞被判处死刑，两天以后又改为无期徒刑。巴赞在极其舒适的条件下度过八个月监禁生活以后，于1874年8月轻而易举地逃到了西班牙。——第109、6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