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三十三卷
67．
恩格斯致卡洛·卡菲埃罗
亲爱的朋友：
我相信，您已收到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注：卡·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编者注］，我是按您留下的地址寄到佛罗伦萨的。另一份，为了安全起见，过一两天将放在信里给您寄到巴累塔。
收到您从巴累塔寄来的信，我很高兴，本想早些回信，但是宣言给我们带来了工作，因为报刊猛烈地攻击它，我们就得回答各种报纸。我还要把宣言译成德文，供给我们莱比锡的报纸（《人民国家报》）。荷兰译文登在海牙的《未来报》上。如果您能组织一下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工作，那末这将大大有助于您进行宣传，使意大利工人有可能迅速知道总委员会的立场，知道我们协会的行动原则和做法。
经过对这个问题的考虑，我认为，最好还是给佛罗伦萨的卡斯特拉佐寄两份我们的宣言，并请他在信中转寄给您一份。我将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和他经常通信[241]。您应当原谅我没有及早给他写信，但是除了意大利之外，我还必需同西班牙和比利时通信。现在谈谈关于那不勒斯的情况和卡普卢索。此人出席过一次我们的代表大会［注：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年）。——编者注］，但是从来没有和总委员会保持经常的通信，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应当谈一谈某些详细的历史情况。卡普卢索和他的朋友们属于俄国巴枯宁的宗派。巴枯宁有他自己的理论，这种理论是由共产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某种混合物构成的；他想把这两种理论合而为一，这说明他对政治经济学完全无知。另外，他从蒲鲁东那里借用了关于无政府主义是社会最终状态的词句，同时他反对工人阶级的任何政治行动，因为这种行动似乎就是承认现存的政治状况，此外还因为一切政治行动，按照他的意见，都是“权威的”。至于他希望怎样消灭现存的政治压迫和资本的暴虐，他打算如何不用“权威的行动”来实现自己最喜爱的关于废除继承权的思想，他没有说明。在被武力镇压的1870年9月里昂起义期间，巴枯宁在市政厅下令废除国家，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对付国民自卫军中的一切资产者，后者便非常从容地开进市政厅，赶走了巴枯宁，不到一小时的工夫就恢复了国家[156]。不管怎样，巴枯宁在自己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宗派，参加这个宗派的有一小部分法国和瑞士的工人，有许多我们在西班牙的人，有在意大利的某些人，其中包括卡普卢索和他的朋友们，这样，卡普卢索证明自己的名字是起得正确的——他的上司是俄国的［注：双关语：意大利语《capo》音“卡普”，意即上司，《russo》音“卢索”，意即俄国的。——编者注］。
我们协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协会章程第一条）［注：《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编者注］。由于巴枯宁及其朋友们的特殊理论不违反这一条，所以没有反对接受他们作为会员，没有禁止他们用一切可以接受的方式和尽一切可能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在我们协会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共产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工联主义者、合作社派、巴枯宁主义者，等等，甚至在我们总委员会中也有观点极不相同的人。
假如协会成了宗派，那它就会灭亡。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用以说明章程第一条的那种广泛性，这就是说，一切被接受加入协会的人都竭力谋求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可惜，象一切宗派主义者一样，思想狭隘的巴枯宁主义者们不满足于这一点。他们硬说，总委员会是由反动分子组成的，协会的纲领过于含糊不清。按照他们的意见，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这是巴枯宁自己从我们德国人这里剽窃的）应当是必须遵守的义务，废除继承权和国家等等应当成为我们纲领的一部分。但是要知道，马克思和我本来差不多就象巴枯宁一样，是老早的和坚定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差不多我们所有的会员也都是这样的。关于上述继承权是毫无意义的东西这一点，我们也象巴枯宁一样，知道得很清楚，虽然我们与他不同，认为把废除继承权描绘成摆脱一切祸害的出路是不重要的和不适当的。至于“废除国家”，这是旧的德国哲学用语，这个用语，只是在我们年青的时候曾多次使用过。但是把这一切列入我们的纲领，那就等于使自己脱离我们广大的会员，那就等于分裂欧洲无产阶级，而不是团结它。当这种硬要把巴枯宁主义的纲领当作协会的纲领的努力没有得逞的时候，他们就试图把协会推上歧途。巴枯宁在日内瓦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组织要成为与我们协会不同的国际性组织。我们一些支部的“最激进的人们”，即巴枯宁主义者们，要在各地成立这个同盟的支部，而这些支部要服从在日内瓦的另外一个总委员会（即巴枯宁），并且要有单独的全国委员会，来与我们的全国委员会相对抗。在我们全体代表大会上，同盟上午要同我们一起开会，下午则要召开它自己单独的代表大会。这个绝妙的计划是在1868年11月向总委员会提出来的。但是1868年12月22日，总委员会宣布废除这些违反我们协会章程的规章，并且声明，同盟的支部只能个别地接受，同盟应当或者是自行解散，或者是不再加入国际［注：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编者注］。1869年3月9日，总委员会通知同盟说，“因此，没有任何障碍会阻挡同盟各支部变成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如果解散同盟以及同盟各支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问题最后决定了，那末，根据我们的条例，必须把每一个新支部的所在地及其人数通知总委员会。”［注：这段引文曾被警察翻译人员歪曲了，漏掉了字，因而句子丧失意义。这里已按照文件原文更正，见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编者注］这些条件从来也没有完全履行过，但是同盟本身除了法国和瑞士之外在各地都消失了，而在法国和瑞士，它终于把事情弄到分裂的地步：约一千名巴枯宁主义者——不到我们的拥护者的十分之一——退出了法国和瑞士的联合会，并向总委员会要求承认它们作为单独的联合会，总委员会对此大概不会加以阻挠。由此您可以看出，巴枯宁主义者们活动的主要结果在于给我们队伍带来分裂。谁也没有为他们的特殊信条设置障碍，但是他们不满足于此，而想发号施令，把自己的学说强加给我们全体会员。我们按照我们的职责所要求我们的，给了他们以回击，但是如果他们同意平静地和我们其他的会员并肩存在，那末，我们既没有权力也不打算将他们开除出去。问题在于，把这样的分子提到首位是否适宜，而如果我们能够把没有沾染这种特殊宗教狂热病的意大利支部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那末，我们自然会更好地同他们一起工作。您可以根据您将在那不勒斯看到的情况，自己判断此事。在为了反对我们而发表的茹尔·法夫尔通告中当作国际纲领引用的那个纲领，实际上就是上述巴枯宁主义者的纲领。[242]我们对法夫尔的回答，您可以在6月13日伦敦《泰晤士报》上找到。［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的声明》。——编者注］
1864年，马志尼企图利用我们的协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他没有得逞。他的主要工具是一个加里波第的拥护者沃尔弗少校（他的真名是图尔恩-翁特-塔克西斯公爵），提巴尔迪现在已经揭发他是为法国警察机关服务的间谍[243]。当马志尼看到，国际不能作为他的工具时，他便开始疯狂地攻击国际，并利用各种机会诽谤它，但是，正象您所说的，时代在变化，“上帝和人民”的口号已经不是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口号了。
我们很清楚，租佃制或“分成制”，是从罗马时代起到现在为止意大利农业的基础。无疑，这个制度总的说来使得租佃者较之无产者得到的政治独立性，比他们在英国所享有的更为广泛。但是，如果相信西斯蒙第和对这个问题有所著述的近代作者，那末，在意大利，土地所有者对租佃者的剥削，象各地一样，也是很重的，而下层农民的交租负担则特别沉重。在伦巴第，地产是很大的，当我在那里的时候[244]，租佃者都相当富裕，但是，除了他们之外，还存在着受租佃者雇用的农村无产者阶级，这个阶级事实上担负了一切工作，而从这个制度中却得不到任何利益。在租佃者较少的意大利其他地方，根据从远处可以作出的判断，“分成制”不会使他们免遭法国、德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小租佃者常常遭受的那种贫困、愚昧和落后。我们对待农业居民的政策整个说来是：凡是有大地产的地方，租佃者按其和工人的关系来说是资本家，我们就应当采取维护工人利益的行动；凡是地块不大的地方，租佃者虽然名义上也是小资本家或小私有者（如象法国和德国部分地区那样），但是实际上，他们通常也落到象无产者一样贫困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当采取维护他们利益的行动。无疑，这种情况也必然存在于意大利。如果您能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问题以及意大利有关土地所有制和其他社会问题的最新法律的情报，总委员会将非常感谢您。
经过多次的中断，于7月3日才写完这封信，劳驾请您快些回信。我今天就给卡斯特拉佐写信。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注释：
[241] 恩格斯想同鲁·卡斯特拉佐通信（恩格斯从卡菲埃罗那里得到他的地址）的意图，没有实现，因为1871年6月28日卡菲埃罗告诉恩格斯，卡斯特拉佐和佛罗伦萨“国际民主协会”（卡菲埃罗曾打算吸收该协会加入国际）遭到了警察机关的迫害。——第241页。
[156] 里昂起义是由于色当战败的消息传来而于1870年9月4日爆发的。巴枯宁于9月15日来到里昂，企图把运动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并实现他的无政府主义纲领。9月28日无政府主义者企图实行政变。这一企图遭到了破产。——第163、241页。
[242] 指法国外交部长1871年6月6日向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发出的通告（见注 235）。通告中利用了警察机关伪造的材料和同盟的文件。——第244页。
[243] 在1871年7月4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巴黎公社的参加者鲍洛·提巴尔迪揭发沃尔弗是法国警察机关的间谍，他说，他在财政部秘密基金簿上看到关于每月发给沃尔弗一千法郎的记载；沃尔弗的收据证明领了这些钱。这个揭发曾发表于1871年7月8日《东邮报》第145号。——第244、254页。
[244] 恩格斯于1841年底至1842年初在伦巴第旅行。——第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