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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58年11月12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真是历尽艰险！由于可恶的牙痛，耽搁了对你最近来信的答复。你从法兰克福寄来的信，我没有复信是因为你没有告诉我通讯处。
　　总之，首先：不被人用科斯特尔的眼睛看，而自己用科斯特尔的眼睛看的“人才是幸福的”［注：贺雷西《抒情诗集》第2首第1节。——编者注］。我和弗莱里格拉特曾详细地对科斯特尔本人讲过，由于肝病严重，我几乎整个夏天不能工作。至于我的“光辉的处境”，弗莱里格拉特和我都认为，用最光辉的图画去迷惑这个平凡的德国资产者而把一切阴暗面遮掩起来的做法，是适当的，因为我们俩都认为，哪怕这类比较好的资产者，如果了解到“亡命之徒”的真实生活条件，也一定会幸灾乐祸。以上说的是科斯特尔。
　　至于手稿［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寄迟一事，起初是病耽搁了，后来我为了稿酬必须赶写其他著作。但是，主要的原因是：材料我已经搞好了；所差的只是给它一个形式。然而，在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中，我从文体上感觉出了肝病的影响。而我有双重理由不允许这部著作由于医疗上的原因而受到损害：
　　1．它是十五年的、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
　　2．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因此，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东西受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的呆板的笔调所损害。
　　我所追求的不是优美的叙述，而只是写出我平素的风格。我在患病的这几个月中至少在这个题目上未能做到这一点，虽然我在这期间不得不写文章，而且还写了至少两大本关于各种各样事情的英文社论。我想，即使是不如你机灵的人把这个情况告诉敦克尔先生，他也只会同意我的作法；要知道，对于他这个出版商，我的这种作法，简单说来，是我给他头等商品，他给我钱。
　　大约过一个月，我才能完成，因为实际上我刚刚开始写。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但是，只要稿件一寄到，你就会就此情况提出问题）：第一篇《资本一般》很可能一下子就占两分册，因为我在定稿过程中发现，这里正是叙述政治经济学的最抽象的部分，写得过于简短，读者不易理解。但是另一方面，这两分册必须同时出版。内部的联系要求这样做，整个的效果也取决于这样做。
　　顺便提一下。你从法兰克福写来的信，根本没有向我提起你的经济学著作[225]。至于谈到我们的竞争，我不认为德国读者是苦于这方面的东西过于丰富了。政治经济学，作为德国意义上的科学，实际上还有待建立，为此不仅需要我们两个人，而且需要一大批人。我希望，我这本书的成就至少应当表现在它会吸引一定数量的优秀思想家来参加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
　　如果你能不时来信谈谈普鲁士的情况并寄来有关这一方面的剪报，我将非常感激。
　　我的妻子要我转达对你的问候，并耽心科斯特尔对“她的美丽”估计错了，就象对她的丈夫的健康估计错了一样。
　　弗莱里格拉特也向你问好。他正埋头于自己的银行业务。因此，对他的沉默你不应当从坏的方面去解释。
　　祝好。

你的　卡·马·



　　注释：
　　[225]指拉萨尔打算写的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后来该书第一版于1864年在柏林出版，书名是《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Herr　Bastiat - Schulze　von　Delitzsch　der　ökonomische　Julian，oder：Kapital　und　Arbeit》）。——第264、494、5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