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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杜塞尔多夫
1854年6月1日于伦敦索荷区第恩街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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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拉萨尔：
近两三个星期我病得很重，而且三个孩子［注：燕妮·马克思、劳拉·马克思和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都出麻疹，现在才好，弄得整个家变成了诊疗所。我开始出去走动才两天，因为头痛特别厉害，任何谈话都使我感到难受，所以这段时间我没有接待任何客人。因此对流亡者的活动和意图，我几乎一无所知。你大概已经知道，马志尼现在化名呆在瑞士。我从华盛顿来信中得知，流亡者象以往一样抱着很大的幻想。这些先生们从这里寄往美国的秘密消息，又从华盛顿的一条渠道流回到我这里。在下封信里我也许能把你感兴趣的有关流亡者活动的详情告诉你。
维尔特现在在加利福尼亚。传闻他准备同汉堡一个姓沃尔布斯或沃尔姆斯的姑娘结婚，她是他以前一个上司的女儿。
甚至《泰晤士报》也在一定程度上讽刺在伦敦的“科伦骗子”，这些骗子用千百种调子号叫，他们的哭诉使英国人厌烦：
“一阵甜蜜的钟声，
轻轻掠过我的心房。”［注：海涅《新春集》第6首。——编者注］
或者是
“我孤单，但不是一人”［注：庇·亚·沃尔弗的剧本《普莱齐奥莎》第二幕第二场中的一行（韦伯的同名歌剧，根据该剧内容改编）。——编者注］
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至于《帕麦斯顿》，——他现在正用一切力量要把全部军事管理权抓到手，但是碰上了皮尔分子纽卡斯尔公爵这个对手，——我为《论坛报》写的文章只有前几篇在这里翻印成了小册子。［注：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第三篇、第四篇和第五篇（后两篇编成一册）。——编者注］我自己曾经阻止这些文章继续发表，因为就在同一套《政治评论集》381中，除了我的文章外，还有乌尔卡尔特的抨击文，而我不愿意被列为这位先生的战友，我同他只在一点上，即在对帕麦斯顿的评价上是一致的；其他一切方面，我都抱着截然相反的意见，这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就清楚了。［注：见本卷第324—325页。——编者注］他是个浪漫的反动派，十足的土耳其人，想用土耳其的方式和照土耳其的制度来改造整个西方。我决定不把这几本小册子寄给你，因为寄小件邮包的费用贵得不成比例。至于问题的本质，那你有充分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直到它被完全不可辩驳的事实改变为止。我的观点不是根据这个或那个个别的事实，——须知每一个个别的事实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而是根据这个人的全部行为，根据他1829年以来的总的活动情况。在他的活动中，我发现有一个统一的协调一致的计划，这个计划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和往往表面上相互矛盾的形式，但永远是引向同一个目标，而且总是以同样高度的技巧来实现的。
对于你特别提到的几点，我作如下的说明：
（1）保护帕西菲科的远征。[225]在帕麦斯顿过去派驻雅典大使馆的一个秘书（1836）的一本书里，即在帕里什先生的著作《希腊外交史》里，你首先会看到一个证据，证明1830年以后，帕麦斯顿千方百计要把希腊变成俄国的一个省。保护帕西菲科的远征最终把希腊完全抛入了俄国的怀抱。这次远征提高了帕麦斯顿在英国的声望，同时使他有可能在这一年同布隆诺夫签定了根据俄国利益草拟的关于丹麦继承程序的条约，这个条约直到1852年才最后定下来。[571]如果说在希腊这件事上，帕麦斯顿使法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而没有向法国猛扑过去，那他的这种让步只是对英国人民耍的一种“外交手腕”。与他敌对的报纸已经开始强调，在1840年他就把英国变成了俄国的盟友和法国的敌人。
（2）承认政变［注：指1852年12月2日法国的波拿巴政变。——编者注］。这是为笼络波拿巴所必需的。以前，由于西班牙发生内讧，他曾同样地搞过四国同盟[572]，使路易-菲力浦遭殃。[483]
（3）1839年6月19日的训令完全证实了我的看法。主张在任何情况下不许俄国实现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顺便提一句，这个条约是帕麦斯顿搞出来的）的提议，并不出自伦敦，而是出自巴黎。苏尔特1839年5月30日给布尔克奈男爵的急电证明了这一点，1839年6月17日的急电等等也可证明。帕麦斯顿装出一副样子，似乎他认为苏丹希望履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并使俄军进抵君士坦丁堡，他在6月19日给巴黎的格兰维耳伯爵发去一份急电，并附去他同一天的“给海军上将罗伯特·斯托普福德爵士的训令初稿”，他在其中除提出一系列模棱两可和荒唐的提议以外，还命令海军上将在必要时“用武力强行通过达达尼尔”。苏尔特的判断很正确（见格兰维耳伯爵1839年6月28日从巴黎给帕麦斯顿子爵的急电），他要帕麦斯顿注意，他们的敌人不是苏丹而是俄国，因此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是荒谬的，只要英法两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要求苏丹——这正是苏丹所希望的——允许联军舰队通过达达尼尔，就已经完全够了。帕麦斯顿对此不能作任何反对，但提出了一个更加荒唐的建议，对此，苏尔特向他写道：
“看来，高贵的勋爵过于轻易地容忍俄军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前景了。”
事态本着同样的精神继续发展，而且帕麦斯顿一直阻挠法国反对俄国，他装出一副样子，似乎只要布隆诺夫还不到伦敦来，他还没有同他签订1840年的条约，他的全部怒火就要发泄在穆罕默德-阿利身上。后来，这个条约在1841年关于达达尼尔的条约中找到了归宿，1841年条约只是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一个欧洲批准书。[323]
如果你能经常和详细地把德国的情况，特别是普鲁士的情况写信告诉我，我将非常感谢。
你的 卡·马·
注释：
[225]希腊辩论是指1850年6月英国议会关于英国希腊冲突问题的讨论，这次冲突是由所谓英国籍葡萄牙商人帕西菲科事件引起的。帕西菲科在雅典的房屋于1847年被焚，这就成了当时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后来派英国舰队到希腊沿岸并向希腊政府提出最后通牒的借口。在下院讨论冲突问题时，帕麦斯顿发表了侵略性的演说，为自己的行动辩护。
民军法案——见注33。
关于答辞的辩论是在1850年议会冬季会议上发生的。起草国王演辞答辞的通常程序，成了广泛批评帕麦斯顿所参加的罗素的辉格党政府的导火线。——第221、616页。
[323]指1840年7月15日英、俄、奥、普就援助土耳其苏丹以反对埃及的穆罕默德-阿利帕沙所签订的伦敦公约（法国因支持穆罕默德-阿利，未参加），以及1841年7月13日以俄、英、法（它参加会议就证实自己已放弃对穆罕默德-阿利的援助）、奥、普为一方，以土耳其为另一方在伦敦签订的有关黑海海峡的公约。公约规定，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在和平时期禁止列强的军舰通过。
马克思关于写抨击文《帕麦斯顿勋爵》最后几篇的没有实现的计划，见注307。——第315、617页。
[483]在罗素政府里任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于1851年12月辞职，这是由于如下情况引起的，即在法国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政变后，他与法国驻伦敦大使会谈时赞成路易·波拿巴在法国的篡位行动，而没有取得辉格党内阁其他阁员的同意。但是在原则上英国政府同帕麦斯顿的观点并没有分歧，它在欧洲首先承认了法国的波拿巴政体。——第502、616页。
[571]1852年5月8日，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瑞典等国代表一起，同丹麦代表签定了关于丹麦君主国领土完整的伦敦议定书，议定书规定丹麦王国包括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在内的领地不可分割的原则。伦敦议定书中提到俄国皇帝是丹麦王位的合法追求者之一（作为以彼得三世为号统治过俄国的霍尔施坦—哥托尔普公爵卡尔-彼得-乌尔利希的后裔。）这些王位追求者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把它让给克里斯提安·格吕克斯堡大公，他被宣布为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继承人。这就为俄国沙皇将来在格吕克斯堡王朝中止时要求丹麦王位开了先例。——第616页。
[572]四国同盟——是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在1834年4月签订的条约。这个条约表面上是反对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些专制政体的强国，实际上是使英国借口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进行军事援助以反对葡萄牙王位追求者唐·米格尔和西班牙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从而巩固它在这两个国家的地位。这就成为英法关系恶化的原因。——第616页。